中國人是否能內省？

文 / 孫隆基

選自 / 《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三輝圖書/中信出版集團出版

標題為編輯所加

題圖 / 馬康《天壇01》，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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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之為「人」，有很大的成分是由自己四周的人來下定義的。因此，一個堅強的「自我」基地就難於出現，也很少能夠出現建立在這個基地之上的內省，亦即是說，對自己四周的人——尤其是「人情」方面——較傾向於採取一種身不由己的反射態度。

這種情形，當然是中國人的「人情味」的基礎。中國人較西方人更具有對他人「承擔義務」的傾向。這種「承擔義務」，有一部分是由「人我界限不明朗」造成的「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傾向；有一部分是基於自己對別人的需要，因為中國人在感情上常常需要和別人「在一起」的。然而，總有一部分是違反自己的意願的，因為他們從小養成「承擔義務」的「做人」方式，除非「撕破面子做人」，否則就很難直接拒絕別人。

中國人這種「做人」的態度，使他們覺得在文化上優於「人情味」淡薄的西方人。然n而，一位路德教背景的挪威留學生卻對我說：「大家都說中國人是一個很道德的民族。但是，據我看，道德牽涉到自我的選擇。一種從來也沒有出現自我選擇的狀況n並不能算是道德的狀況。」這種道德觀點很典型地表達了基督教的「自由意志」觀念，亦即是個人憑自己的自由意志決定得救與否——他必須在上帝與魔鬼之間做出n選擇；在得救這一點上，即使萬能的上帝也不能插手。

這種「自由意志」與「選擇」的觀念，對中國文化來說是陌生的。對n中國人來說，「做人」總有「做人的道理」，人如果脫離了它才是不會「得救」的呢！出於一個很少超越的因素，因「社群」就是「上帝」，而在名分變成「名教」n的文化中，得出這樣的結論，是很順理成章的。因此，一個可以對外在的人際關係做出內省的強大的「自我」基地，就難於出現。然而，這是否等於說中國人「做n人」缺乏「內省」的因素呢？

有人曾指出：對中國人影響最深巨的儒家思想是認為人必須先「修身」，然後才推己及人，因此中國人之為「人」，也是經由內省過程的，而不是純粹由於外鑠的。

然而，在任何文化中，少數知識分子都會具有內省的行為，亦即是站在超然於世俗的立場上並對之加以批判。因為，知識階層幾乎無例外地脫胎於古代的僧侶集團，而後者是專門管理與世俗對立的「神聖」原則的。儒家思想是中國士大夫階層的義理，自然也會具有這種「超越」的因素。

雖然如此，但是我們必須指出：中國文化中的「超越」因素是比世界上任何文化都要少的。例n如，中國人沒有超越世界之上的上帝觀念，也沒有來世的觀念。因此，中國的知識階層中縱使有對世俗採取批判的態度，也只是用一個放在古代的被理想化了的人間n關係，來批判眼前的世俗關係。換言之，他們可以與「古代」或「道」——兩者實為一物，因為「道」只有在「古代」實行過——認同，來試圖將眼前的世俗關係凈n化。因此，士大夫階級可以將對一般人來說是外鑠的人間關係內省化，由「格物」「致知」出發，到「正心」「誠意」「修身」，然後才到「齊家」「治國」與「平天下」。但是，顯然地，士大夫階級並沒有推翻按等級與層次「做人」的方式，只是透過內省的過程，給予它一個理論基礎而已。

因此，孔子說：「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論語·顏淵第十二》。顯然地，這種「由己」而不是「由人」出發的「為仁」，仍然是為了成全「仁」這個「二人」關係的。

這種情形，與站在「自我」的基地上超越外鑠的世俗關係的情形是不同的。後一種情形的最典型例子，莫如易卜生在《玩偶之家》一劇中讓娜拉說的：「在我是女兒與妻子之前，我先是一個人。」易卜生是具有新教文化背景的，因此才會產生個人可以超越世俗和超越為世俗所負累的舊「自我」的思想。

中國文化卻是反其道而行的。個人只有進入世俗關係中，才能成其為「人」。他如果要做自我提升，也必須通過同樣的渠道去進行，亦即是用由內而外的「致良知」的方式，去將這種世俗關係重新肯定一遍，並使它更臻於完善。

當然，士大夫階層的思潮中還有逃遁這個世俗的傾向，例如，孔子即說：「道不行，乘桴浮於海。」這個傾向到了道家的手中就變成了全面性的生活形態——然而，後n者亦不能使「個體」在世俗中做全面盛開，它只提供了有限的個人天地，其表現方式主要是「獨善其身」的超脫飄逸狀態以及在藝術方面的靈感。至於道家思想的其n他功能，例如「退隱終南」的仕宦之術，在不測的世道面前的「明哲保身」之術，在人情的磁力場中「利吾身」的陰謀術，則基本上仍然是適應這個世界的態度。

事實上，士大夫階層的絕大部分都是適應這個世界的，只有絕少一部分人是透過內省的方式去批判它的。因此，如果我們要回答「中國文化中是否有內省式的人格」，答案是：有的，但是只是在一個很局限的程度上，而且也只限於極少數有「靈性」的或講究「大是大非」的人。

「 孫隆基 」

孫n隆基，1945年生於重慶，在香港長大，在台灣受大學教育，獲台灣大學歷史學碩士學位。後赴美國深造，於明尼蘇達大學專攻俄國史，獲碩士學位，轉赴斯坦福n大學專攻東亞史，獲博士學位。曾在美國、加拿大等多所大學任教。80年代，其作品《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成為一代知識分子的戰鬥檄文。

一張棄而未用的題圖：王寧德《有一天，第23號》，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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