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名特朗普，美國 「藥丸」？

特朗普獲共和黨提名，小夥伴們都驚呆了！據說這是因為美國 "政治衰敗"。

完全沒有執政經驗，又頻頻語出驚人，特朗普在黨內及全美都飽受爭議。阻止外國穆斯林進入、向中國進口產品征重稅、在美墨邊境造牆阻擋 「毒販、強姦犯」，這些都是特朗普公開宣稱的政策。此外，他還頻頻以性別歧視語言攻擊女性，在競選中做出輕浮之舉，並不時對其他候選人人身攻擊。這樣都能在各州黨內初選獲勝，小夥伴們都驚呆了。

特朗普的 「秘方」 是啥？全在那一句競選口號里——「讓美利堅再次強大」。他準確地意識到美國民眾對當前社會政治狀況的不滿和憂慮。《紙牌屋》第四季中的弗蘭克 · 安德伍德對恐怖分子開戰，利用民眾對現狀的恐懼和不安，緩解自己的內外交困、穩固其個人權力寶座。現實生活中，美國政治問題沒那麼驚恐，但切實存在，也就是政治學者口中的 「政治衰敗」（political decay）——社會經濟情況與政治制度不匹配。

「政治衰敗」：經濟與政治的不協調

「政治衰敗」，最先由薩繆爾 · 亨廷頓提出，旨在反駁上世紀中期廣為流行的觀點，即經濟增長會使得其它各項政治和社會發展指標同時上升。他觀察到，隨經濟發展、市場不斷擴張、勞動分工程度加大，新生社會階層會產生新的利益訴求；但當政者可能缺乏意願，甚至缺乏能力，調整現有制度。長此以往，這些新階層對政權的不滿程度與日俱增，就會觸發政治衰敗。

根據亨廷頓的觀點，政治衰敗最有可能發生在發展中國家，而不是像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畢竟發達國家早已經歷了市場擴張和新生中產階級對政治權力的要求，因而當今的制度或多或少應該是穩定的。同理，政治衰敗也不太可能發生於最不發達的國家。

然而，20 世紀 70 年代後，很多國家的發展逐漸偏離了亨廷頓的推論：政治和社會不穩定的情形往往還會在中東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最不發達國家發生。學者逐漸發現，就像亨廷頓所說，政治衰敗的確來自於社會經濟情況與政治制度的不協調，但這種不協調不僅存在於發展中國家，同時也會在其它社會形態中發生。

運作失調：美國政治的衰敗之路

從另一個角度看，發達國家是否也可能出現政治衰敗？弗朗西斯 · 福山近來的研究明確給出了肯定回答。在 2014 年出版的《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中，他用相當篇幅討論當代美國政治問題，首次將政治衰敗理論運用在當下美國的政治局面分析中，論證美國政府運作失調的根源。

以醫保為例，長期以來，美國是全球極少數無法提供全民平價醫保的發達國家之一。2009 年，政府試圖推行 「奧巴馬醫改」 時，儘管參眾兩院多數均為執政的民主黨把持，但共和黨依然採取各種阻撓行動，延緩法案通過；民主黨人亦不得不同眾多利益團體協商，將其核心利益逐一囊括於最終提交國會的法案版本之中。法案最終於 2010 年通過，但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依然無法執行——直至最高法院 2012 年判決《平價醫保法》合憲，「奧巴馬醫改」 才得以推進。

福山在論證政治衰敗機制時提出多個術語，其中 「否決制政體」 和 「家族制復辟」 兩者非常具有代表性。「否決制政體」 是指政府無法執行政策的情況；「家族制復辟」 是指利益團體為其一己之私，從國家體制中攫取利益。

美國政治衰敗的緣由就歸結在福山提出的這兩個概念。以醫保為例，國會政治僵局延宕 「奧巴馬醫改」 的立法以及最高法院代替行政機關行使決策權力，兩者都體現了美國 「否決制」 程度的深化。同時，強有力的遊說團體以犧牲公眾利益的代價謀求私利，恰恰體現了 「家族制復辟」。

由此看來，特朗普在角逐黨內初選時的言行舉止，恰恰精準回應了對美國政治衰敗的不滿和擔憂，及時而直接地利用美國人民對於 「家族制復辟」 和 「否決制政體」 的焦慮，並借力打力，將自己描述為拯救美利堅於水火的偉大救星。

「為自己代言」：威權特朗普

一方面，特朗普不斷強調自己 「足夠富有」，成功塑造了完全不受利益集團資本制約的獨立形象，與很多同華爾街金融機構糾葛不清的候選人形成鮮明對照；同時，他作為地產商，毫無政治經驗，這一點本身即為他提供了 「反建制派」 的身份，與華盛頓職業政治家所代表的建制派——尤其是像布希這樣的政治家族——劃清界限，給選民呈現了一種打破 「家族制復辟」 的希望。

這一點不僅在共和黨黨內奏響，在民主黨黨內也引發 「回聲」——反建制派代言人，自稱 「民主社會主義者」 的伯尼 · 桑德斯，一路抨擊華爾街，提倡財富分配公平，迅速在 45 歲以下選民中積累了極高的人氣和聲望，使得建制派代表希拉里 · 柯林頓問鼎白宮的道路舉步維艱。

另一方面，與桑德斯不同，特朗普不時發出驚人之語，為選民提供了挑戰 「否決制政體」 的出口——不論是在美墨邊境建牆，還是禁止外國穆斯林入境，抑或針對中國實施重稅，基本邏輯都是突破美國現有制度對總統權力的制衡，以簡單粗暴和政治不正確的手段強力推行 「對美國人民有利」 的舉措。

有評論家認為，從特朗普近年來公開場合和接受採訪時的發言看，他本人很可能具有威權主義傾向。不過，對那些不少無法忍受白宮和國會山長期僵持的選民來說，這種敢於打破 「否決制」、強力推進行政決策的執行力，恰恰是他們所期盼的。

同時，特朗普深諳操縱媒體之道，非常清楚何種言論更容易吸引媒體曝光。他的很多爭議言論無關政策，如性別歧視，原本不值一駁，但各類媒體的輪番轟炸，客觀上讓全國選民進一步深化了心中特朗普的形象，也令其參選行為本身更受關注。那些最初對政治並不關心的選民，在粗略了解特朗普的主張後，很可能會認為，特朗普對 「家族制復辟」 與 「否決制政體」 的回擊說出了自己長期以來的心聲，因而轉變成為特朗普的支持者。

當然，這並不是說，將票投給特朗普的支持者全都沒有經過深思熟慮，但媒體在其中推波助瀾的作用之大，也無怪乎奧巴馬在今年的白宮記者協會晚宴中，特地以開玩笑的口吻指出，特朗普從 「為自己的商業做廣告宣傳」 而宣布參選總統，一舉成功晉陞為共和黨的領先候選人，媒體 「功不可沒」。

破解衰敗：特朗普是解藥嗎？

善於利用民眾的不滿和恐懼，並不代表特朗普真正有能力解決政治衰敗的根本問題。如果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他很可能發現，出於美國分權制衡制度的限制，自己當下大肆宣揚的政策，多半最終無法付諸實施，而特朗普縱使真的具有威權主義的人格，也無法憑一己之力掙脫制度的牢籠。因此，認為特朗普可能成為下一個希特勒，進而擔憂美國「藥丸」，未免杞人憂天。

不過，這不代表如果特朗普當選，且一心堅持當前的態度和舉止，不會對美國造成傷害。

破解當前的政治衰敗，真正行之有效的途徑在於政治改革。單單制度本身具備分權和制衡未必會阻礙政策正常推進。美國建國以來，分權制衡的制度基礎從未發生改變，而在二戰後到上世紀 80 年代前，長時間內不存在如此劇烈的政治僵局。可見，核心問題在於，當前民主黨代表的自由派和共和黨代表的保守派分歧極大，處於政治譜系的兩個極端，這種政治極化將很有可能真正滋生 「否決制政體」。

奧巴馬提名梅里克 · 加蘭德擔任最高法院大法官後，儘管許多共和黨人都曾公開或私下表示，加蘭德完全可以勝任，但共和黨控制的議會堅持不予批准，而決定將大法官提名擱至下任總統當選之後。這一事件就是把制度上的否決點（veto point）轉化為真正的否決行為，降低政府工作能力的典型例證。

同樣，「家族制復辟」 也必須同時具備兩項前提條件：一是存在影響力巨大的利益團體；二是社會氛圍允許利益集團其將金錢轉化為巨大的政治影響力。

2010 年，最高法院在 「聯合公民訴聯邦選舉委員會案」（Citizens United v.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中以 5∶4 宣判，金錢介入選舉，屬於言論自由的一種形式，不應當加以限制。各類利益團體從而得以更加為所欲為地影響政治，進一步從政治體制中攫取利益。但很多人指出，此項判決本身就是政治極化的產物——自由派大法官約翰 · 斯蒂文斯更是直指判決結果為 「對民主的威脅」。

因而，若想從本質上破除政治衰敗的局面，必須抓住改革機遇、減緩政治極化的程度。你覺得，特朗普上台後，真的會有能力和意願推行這樣的改革嗎？

參考文獻曹起曈（2016）。美國政治衰敗:經驗事實與理論溯源。江海學刊。2。134-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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