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政黨歷史系列(三): 向左走，向右走的兩個政黨

本文作者林垚，2016年3月27日首發於騰訊大家欄目。

美國政黨歷史系列(一)：民主黨最初叫共和黨？

伴隨著內戰的結束與南方重建的中止，美國進入了馬克·吐溫筆下的「鍍金時代（Gilded Age）」。1869年，橫貫北美大陸的「太平洋鐵路」竣工通車，一舉替代驛站加馬車的傳統長途交通，帶動了西部人口與經濟的迅速增長，也令真正的全國市場得以可能。此後美國鐵路建設繼續高歌猛進，僅到1880年，全國鐵路長度就已經比1860年增加了三倍。同時，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到來，造就了電力、鍊鋼、石油、機械、化工、信息等領域突破性的技術進展，顛覆了舊有的產業結構與資本運作模式。美國從農業國轉型為世界第一大工業國；產業工人作為階級興起，成為政治上不可忽略的一股力量；基礎教育普及，識字率提高，城市中產階層逐漸壯大；鐵路、鋼鐵、石油、糖業、肉製品等行業的雄厚資本通過托拉斯（即商業信託）模式實現整合與壟斷，並在金融市場以及政策遊說中發揮巨大影響。

這是最好的年代，也是最壞的年代。這是科技與經濟迅猛發展、美國夢觸手可及的年代，也是社會政治弊病叢生、底層民眾近乎絕望的年代。所有這些衝擊，和對其的回應，構成了整個鍍金時代以及此後「進步主義時代（Progressive Era）」的主旋律，徹底改變了共和、民主兩黨以及整個美國的面貌。

公務系統的改革

鍍金時代最迫在眉睫的問題之一，是愈演愈烈的腐敗。自傑克遜起，「恩庇制（patronage system）」或者說「分肥制（spoils system）」就成了美國公務員任命的慣例：政黨或候選人在勝選後，可以明目張胆地將看不順眼的政府部門僱員——從海關人員到土地測量員到郵遞員——任意清洗，把騰出的職位分配給本方的支持者（尤其是出資者）甚至親朋好友。許多重大的歷史事件，像林肯促成第十三修正案的通過、約翰遜以一票之差免於彈劾等等，幕後都有著總統利用手中肥缺與國會議員進行政治交易的身影。

分肥制導致政府部門中充斥著腐敗無能的佞幸之徒。早從1840年代眾議院書記員麥克納爾提（Caleb McNulty）貪污國會款項的醜聞開始，就有人呼籲改革公務員選拔制度。但恩庇關係在各政黨及黨內派系中盤根錯節，牽一髮而動全身；而且當時維持政黨運作的絕大部分經費來自於對公務員強行徵收的「競選贊助費」，推行公務改革等於掐斷政黨財源，因此阻力重重。

1867年聯邦政府對南方實行軍管後，順勢染指南方各州政府職務的分肥，令南方民主黨忿忿不平，也給格蘭特政府帶來了一連串醜聞，造成共和黨內的分裂。共和黨溫和派主張把工作重點轉移到反腐敗與公務改革上，為此不惜儘早終止重建、與南方民主黨人和解，而被激進派斥為吃裡扒外的「混育派（Half-Breeds）」；相反，激進派則堅持將南方重建擺在第一位，認為分肥制不過是癬疥之疾，力主提名格蘭特競選第三任總統，而被溫和派嘲笑是對格蘭特亦步亦趨的「扈從派（Stalwarts）」。與此同時，民主黨內也因為地方上的派系鬥爭——比如紐約的「波旁民主黨（Bourbon Democrats）」對受當地「大佬」威廉·特威德（William Tweed）一手操縱的政黨機器「坦慕尼社」的反抗——而逐漸產生支持與反對公務改革的路線分化。

共和黨溫和派總統海斯在「1877年妥協」中走馬上任，隨即從南方撤軍，試圖以此為契機啟動公務改革，卻遭到激進派與民主黨主流派系的同時抵制，無功而返。1880年當選總統的加菲爾德（James Garfield）同屬支持改革的「混育派」，但他上任未久就被求官不得者刺殺（參見表一）。此事對政壇造成了巨大的震動，本屬「扈從派」的副總統阿瑟（Chester Arthur）繼承加菲爾德遺志，與民主黨改革派聯手制定了1883年《彭德爾頓公務改革法案》，引進公務員考試錄用制度，並禁止出於政治原因將公務員解僱或降職。

《彭德爾頓法案》儘管用「考績制（merit system）」取代了「分肥制」，卻並未自動覆蓋所有的政府公職，而是授權每任總統用行政令擴大考績制的覆蓋範圍。這使得公務改革在此後二十年間繼續成為大選焦點（參見圖一），直到接連幾次政黨輪替後，絕大多數聯邦公職都被考績制覆蓋，這個議題才塵埃落定。另一方面，分肥制的終結雖然提高了政府部門的行政效能，卻也導致政黨無法再像以往那樣，通過賣官鬻爵來維持收支平衡，只好轉向企業、財團、工會等大金主尋求資助，拿人手短吃人嘴軟，政策立場愈來愈受利益組織與遊說團體的左右。金權政治對美國民主的挑戰，由此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參見拙文《金錢與選舉》及《卡爾·羅夫的失態》）。

圖一 「聖象」

（註：托馬斯·納斯特（Thomas Nast）1884年的作品，呼籲大象（共和黨）維護自身聖潔、繼續推進公務改革。當年大選中，由於共和黨候選人布雷恩（James Blaine）反對公務改革且捲入經濟醜聞，黨內一部分改革派便把票投給了民主黨候選人克利夫蘭（Grover Cleveland），致其當選。這些「超然派（Mugwumps）」後來大多在共和黨中無法立足，只能忍著其它政見分歧、加入民主黨。）

民主實踐的演進

分肥制只是鍍金時代政治腐敗的肇因之一。公務改革之後，其他政改議程立刻擺上了檯面，首當其衝的是投票舞弊問題。當時法律對選票的印製和收發尚未加以規範，選民們可以自己撕紙填名提交，也可以從報紙上剪下競選廣告當選票，甚至有些地方連選票都免了，只需到投票站高聲唱名即可；不過絕大多數時候，是由地方的「政黨機器」自行印刷只寫著本派候選人名字的、五顏六色大小不一的選票，派人到社區分發，讓居民在黨工們監視下填寫和投票。對選民的威脅恐嚇自不必說，賄選也蔚然成風，發展出僱傭成群結隊的「殖民票人（colonizers）」到競爭激烈的選區投票、不同黨派競價收買多為地痞流氓的「漂流票人（floaters）」、給「重複票人（repeaters）」換衣換妝讓其多點多次投票、收買對方派系的印刷工人把選票上的候選人名字「狸貓換太子（knifing）」等日新月異的舞弊套路。政黨機器也正是通過這些不光彩的手段，才得以牢牢把持地方大權。

解決這些問題的辦法是「匿名投票制（secret ballot）」，即由政府統一印製分發列出所有候選人姓名、在外觀上沒有區別的選票，以保證選民在投票時免受旁人窺視、干擾和脅迫。澳大利亞從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就開始採用這種制度，英國國會也在1872年立法加以施行。美國雖然也有呼籲的聲音（比如1876年大選兩黨就互相指控舞弊、主張改制），但真正觸發改革的，是1888年大選中的「五人一組（Blocks of Five）」事件：共和黨全國財務主任達德利（William Dudley）寫信提醒印第安納州黨部將收買到的「漂流票人」分成五人一組，派出心腹黨工帶隊投票，以保證這些人不會半途被民主黨截獲收買。不想這封信本身卻被民主黨截獲，爆出大丑聞。

敗選的民主黨總統克利夫蘭以受害者形象到全國巡迴演講，呼籲選票改革，各州紛紛響應。1888年全美只有一個州（馬薩諸塞）加一個城市（肯塔基州路易斯維爾市）採取匿名投票制，而到1892年大選時，全國44個州已有38個實行了這種辦法；同年克利夫蘭也再登大寶，成為美國歷史上唯一一位兩屆任期不連續的總統（參見表一）。1925年，美國國會又制定法律，將賄選定為刑事罪，厲行嚴打，選舉舞弊才漸漸成為過去時（儘管並未完全消失，比如1960年大選中肯尼迪在芝加哥的可疑得票）。

與公務改革一樣，選票改革雖然解決了舊問題，卻也帶來了新的挑戰。選票印製權收歸地方政府後，很容易就成為了地方強勢黨派公器私用、打擊政敵的手段。尤其是民主黨控制的南方州，一方面通過在選票上印列密密麻麻的文字，以阻止當時識字率偏低的黑人參加投票，另一方面立法設定高得離譜的「政黨門檻」，讓本來在南方處於劣勢的共和黨因為達不到門檻而無法在選票上出現。二十世紀以後，又出現了所謂「輸不起法」，限制脫党參選的獨立候選人列名選票，既固化了兩黨制，又推動了兩黨內部的極端化（參見拙文《「輸不起法」與美國政治的兩極化》）。除此之外，匿名投票制也削弱了選舉的社會壓力與參與感，導致投票率從十九世紀的平均80%，迅速降低到二十世紀初的60%左右，伏下未來「政治冷感」的隱憂。

匿名投票制的推廣還為另一項政治改革鋪平了道路：國會參議院直選。聯邦憲法規定國會參議員由各州議會推舉，用來制衡理論上直接代表民意的眾議院。早在傑克遜時代，就有人呼籲將參議院也改為民選，以使國會更加體現民主精神，但地方政黨機器對選民投票的種種操縱，令這樣的呼籲顯得有氣無力。

到了世紀之交，選票改革令大眾選舉的面貌煥然一新，對比之下，反倒顯得州議會推舉參議員的過程腐敗不堪。比如1899年，商業巨頭威廉·克拉克（William Clark）就靠著賄賂蒙大拿州議會而當選國會參議員。與此同時，許多州的議會因為黨爭激烈，而在推舉國會參議員時怠工僵持：像特拉華州的一個國會參議院席位就從1899年一直空缺到1903年。此外，參議院中的阻撓議事也令民眾愈發反感（參見拙文《美國參議院程序性阻撓議事》）。進入二十世紀後，除了參議員們自己以外，已經沒有人認為參議院旨在制衡民意所以不能民選。1913年，憲法第十七修正案頒行，國會兩院選舉權全數落到普通選民手中。

參議院直選並非孤立的訴求，而是洶湧壯闊的時代大潮的支流。十九世紀中後期，農運、工運此起彼伏，從一開始的抗議經濟不平等、反對官商勾結，逐漸自然延伸到要求在政治上給予普通民眾更大、更直接的發言權。九十年代應運而生的「人民黨（People』s Party）」運動，在政改方面，除呼籲實行匿名投票制與參議院直選外，還提出過將代議制民主改為公投制民主、聯邦法官交由民選（之前已有一些州將州法官交由民選）、總統限定一屆不得連任等更為激進的主張。批評者斥之為反智、煽動庸眾、偽民主，造出「民粹分子（populists或populites）」一詞貶之。人民黨支持者則採取拿來主義，欣然自稱「民粹派（Populists，也有人譯作『平民派』特指，以便與廣義的民粹主義相區別）」，因為在他們看來，由平民而非精英主導政治恰恰是民主的真諦（參見拙文《民粹主義》）。「民粹主義」一詞由此進入英文政治語彙。

儘管人民黨本身很快式微，其激進政改主張也多停留在紙面，但其動員起的力量後來大都加入更廣泛的進步主義運動，為二十世紀初黨內初選制度（俄勒岡州於1910年首用黨內初選而非傳統的州代表大會提名總統候選人，到1920年時採納此法的已有20個州）、參議院直選、女性投票權——憲法第十九修正案早在1878年就由共和党參議員薩金特（Aaron Sargent）草擬，但直到1919年才在國會通過、1920年獲足夠州數批准生效、1922年被高院裁定合憲（Leser v. Garnett）——等重大改革奠定了基礎。

民主黨的左轉

如果說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對公務系統與民主程序的改革重塑了美國政黨政治的形式，那麼同一時期社會經濟議題上的喧嘩與騷動則重塑了政黨政治的內容。經過一番合縱連橫之後，民主、共和兩黨所代表的意識形態、選民群體、利益集團，與第二政黨體系末期兩黨對峙格局剛形成時相比，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內戰結束後，種植園經濟解體，加上印度、埃及等新興產地對棉花出口的競爭，導致南方棉農生計日窘；同時，西進拓荒的自耕農受地方銀行、種子農具公司、以及壟斷穀物運輸的鐵路公司的層層盤剝，債台高築。六十年代中後期，中西部一些地方出現名為「穀倉會（Granges）」的秘密組織，最初只是向農民傳授農業知識、提供低息貸款等，但很快發展成為全國性的公開運動，主張打擊鐵路等大公司的壟斷地位，並在各州推動立法對穀物運輸存儲的費用實行封頂。1877年最高法院裁定此類法律合憲、政府有權出於公共利益干預企業產品定價（Munn v. Illinois），穀倉會運動獲得了重大勝利。

不過這時農民們的鬥爭焦點已經轉移到了貨幣政策上。戰時聯邦政府為措置軍費，發行了大量與金銀脫鉤的「綠背（Greenback）」紙幣，造成通貨膨脹。戰後共和黨國會計劃回收紙幣、恢復金本位，以便抑制通脹、打擊偽鈔、穩定金融，但深受1873年經濟危機打擊的自耕農與勞工則希望政府繼續發行綠背紙幣，借貨幣貶值來減輕自己的債務負擔，與支持通貨緊縮的銀行等大債權人發生激烈衝突。「綠背黨（Greenback Party）」迅速蓋過了穀倉會的聲勢，1878年又與「勞工改革黨（Labor Reform Party）」合併為「綠背勞工黨」，除了支持通脹與低關稅、反對金本位與國家銀行系統外，也將徵收個人所得稅、反壟斷、交通信息行業國有化、八小時工作制、工廠安全規範、禁止童工、支持女性投票權等議題加入政綱，以期建立廣泛的工農聯盟。八十年代中葉綠背運動衰落後，起而代之的人民黨運動在社會經濟議題上繼承了其絕大部分政綱，只將具體的通脹政策由發行紙幣改為恢復金銀複本位制度。

由於共和黨上承輝格黨親工商業的傳統，而民主黨自傑弗遜起便有推崇自耕農神話的傳統，因此鍍金時代的農民運動與通脹主義更容易在民主黨一方引起共鳴：穀倉會發起人凱利（Oliver Kelley）正是民主黨出身；共和黨激進派議員巴特勒（Benjamin Butler）因為反對停發綠背紙幣而退出共和黨，成為民主黨與綠背黨的雙料黨員，並代表後者征戰總統大選；金銀複本位的鼓吹者布萊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則於1896、1900、1908年三次獲得民主黨內的大選提名。

其中1896年大選被認為是第四政黨體系——也就是進步主義時代——的開端（參見表二）。布萊恩此次提名獲得人民黨的擁戴，將人民黨運動的力量幾乎完全吸納、整合到民主黨中，逼得包括時任總統克利夫蘭在內、曾在民主黨中顯赫一時的「波旁派（Bourbon Democrats）」另行組建「國家民主黨（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獨立參選。儘管波旁派在1904、1912年兩度迴光返照，奪回黨內初選的主導權，但已無法抵擋民主黨在社會經濟議題上左轉的大勢。1912年大選，出身波旁派的威爾遜採納了黨內進步主義者的大部分政綱，並任命布萊恩為國務卿以示妥協，標誌著波旁派的徹底覆沒。

波旁派屬於民主黨內主張經濟自由放任主義、反對政府干預市場的一脈。他們一方面抵觸人民黨式的政綱（比如通脹、反壟斷、勞工保護等），另一方面對當時共和黨主流的貿易保護主義關稅政策大為不滿。共和黨承祧亨利·克萊的「美利堅體系」，主張以高關稅保護本國製造業發展，大受工商界領袖歡迎；但高關稅會導致日用品價格上漲，令普通消費者不滿，同時可能招來貿易夥伴國的報復，損害本國出口商（當時主要是農業界）的利益。1887年，波旁派民主黨總統克利夫蘭在國情咨文中公開向貿易保護主義宣戰，令關稅政策一躍成為十九世紀最後十幾年的黨爭重頭戲，引發政權頻繁易手，關稅也隨之忽高忽低，令人無所適從。

自美國建國時起，除內戰期間國會短暫徵收過戰時個人所得稅外，關稅一直是聯邦財政收入的最主要來源。波旁民主黨既然想降低關稅，就不得不將個人所得稅制度化，以填補財政缺口。這使他們不得不與黨內的進步主義派聯合——後者同樣支持個人所得稅，理由卻截然不同：關稅是劫貧濟富的累退稅，改用累進位的個人所得稅才能體現分配正義；並且個人所得稅的稅基遠比關稅深厚，可以極大增加聯邦收入、提高公共服務能力。1894年民主黨國會制定新稅法，對年收入超過四千美元者（相當於2010年的八萬八千美元，占當時人口不到10%）開徵個人所得稅。

但第二年最高法院就判稱（Pollock v. Farmers Loan & Trust Co.）個人所得稅違反了憲法關於「直接稅額按州人口分配」的規定，令新法案成為一紙空文。不過此時1893年經濟危機對東北部城市勞工階層的打擊，使得共和黨內以老羅斯福為代表的新生代進步主義力量迅速壯大，加入到支持個人所得稅的行列。在多方合力下，1913年憲法第十六修正案通過，賦予國會直接徵收個人所得稅的權力。關稅從此不再成為聯邦財政的掣肘，逐漸從政爭中淡出，而個人所得稅率的高低及累進度，則開始被左右兩翼所矚目。

共和黨的右轉

與民主黨內的進步主義力量脫胎於鍍金時代的農民運動不同，共和黨其實有著更為悠久深厚的親進步主義傳統。早在國家共和黨與輝格黨時代，亨利·克萊的擁躉們就相信，政府絕不能滿足於做一個對貧窮、愚昧、貪婪、歧視等社會問題袖手旁觀的消極「守夜人」，而應當在基礎設施建設、公共教育、社區道德等方面扮演更為積極主動的角色；像蘇厄德就曾在擔任紐約州長時，頂著本土主義者的壓力，力主為天主教移民子女提供平等的公立教育機會。共和黨成立後繼承了對政府公共服務功能的強調，並由激進派在南方重建過程中發揮得淋漓盡致。這與鍍金時代盛行的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以及民主黨從早期直到波旁派的小政府主義傳統，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南方重建草草收場後，共和黨激進派勢力衰落，積極政府的主張者多將精力集中在兩個領域。一是禁酒運動。當時的許多社會改革家認為，酗酒是引發道德敗壞與社會墮落的重要原因，故而大力推動各州及聯邦政府立法禁酒。其中一些共和黨元老甚至退出共和黨另創「禁酒黨（Prohibition Party）」，與留在黨內的禁酒勢力裡應外合。反對酗酒最早只是少部分新教教派的主張，但隨著天主教移民潮的來臨，禁酒成為新教徒本土主義情緒的載體，得到越來越廣泛熱烈的響應。1884年大選中，共和黨候選人布雷恩（James Blaine）本來指望靠著自己母親的愛爾蘭移民身份，將本屬民主黨陣營的天主教選民爭取到共和黨一方。不料一名支持布雷恩的長老會牧師佈道時口無遮攔，指控民主黨犯有「朗姆酒、羅馬教、叛亂（Rum, Romanism, and Rebellion）」三大罪（指其反對禁酒、接受天主教移民、挑動內戰），徹底激怒了天主教選民，也令共和黨在禁酒問題上再無回頭路。與此同時，由於鄉村的禁酒俱樂部往往交由女性操持，為其提供了參與公共生活的機會，因此追求參政權的女性多視禁酒主義者為同盟。

禁酒運動在1919年達到輝煌的頂點，由憲法第十八修正案實現全國範圍內禁酒。但其結果卻是非法釀酒與販酒業的昌盛，並導致城市黑幫的崛起及其與官場的勾結。數年之間，禁酒主義便成了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第十八修正案也在1933年被第二十一修正案廢除。

二是市場監管。共和黨推崇製造業立國，為此一方面堅持以貿易保護主義扶持本國工業發展，另一方面在鍍金時代鐵路、鋼鐵、石油等行業的壟斷財團興起後，制定以1890年《謝爾曼反托拉斯法》為代表的反壟斷措施，以保證市場的充分競爭，維護中小企業與消費者的利益。同時，在十九世紀下半葉的工運浪潮中，共和黨內的進步主義派儘管反對某些在他們看來過於激進的工會，卻認同工人有組織工會與集體談判的權利，並主張政府參與調解勞資糾紛、改善勞工待遇。憑藉著與企業界領袖的良好關係，進步派共和黨牽頭成立的「芝加哥公民聯盟（Chicago Civic Federation）」、「全國公民聯盟（National Civic Federation）」等私立勞資仲裁機構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甚至到了1932年，共和黨內的進步主義勢力已經開始衰落時，仍然主持制定了禁止僱主干預工人加入工會的《諾里斯-拉瓜蒂亞法案》。

然而共和黨與工商業界的淵源，也同時構成了對黨內進步主義力量的反制。尤其在公務系統改革之後，政黨無法再通過分肥制籌集經費，日益仰仗組織化的政治獻金。民主黨與工會逐漸發展出密切的聯繫，而共和黨則越來越受大財團的影響。1908年老羅斯福從總統任上急流勇退（參見表二），欽定塔夫特（William Howard Taft）為接班人，本來指望後者扛起進步主義的大旗，不料塔夫特上任後向黨內保守派靠攏，與進步派分道揚鑣。到了1912年大選，老羅斯福重新披掛上陣試圖撥亂反正，然而儘管他的黨內支持者多於塔夫特，但黨代會關鍵席位被保守派控制，令其無法獲得提名。他一怒之下率領支持者從共和黨分裂，另立「進步黨（Progressive Party）」參選。鷸蚌相爭漁翁得利，民主黨的威爾遜藉機撿走了白宮。

儘管老羅斯福在1916年帶領支持者回歸共和黨，但他三年後突然去世，令黨內進步派大受打擊。此後保守派的哈丁（Warren Harding）當選總統，而在其死後繼任的柯利芝（Calvin Coolidge）早年雖是進步主義者，此時卻已改奉小政府主義。1924年，進步派參議員老拉弗雷特（Robert La Follette, Sr.）又從共和黨中拉走一批人獨立參選，所幸民主黨當年也發生了分裂，才令柯利芝得以連任。柯利芝雖然繼承了共和黨反對南方種族主義的傳統，不斷呼籲國會制定反私刑法案（anti-lyncing laws）保障黑人的人身安全與法律權益（這些法案因在參議院中受南方民主黨議員的阻撓而從未通過），但他囿於小政府主義意識形態，在1927年密西西比洪災中拒絕提供聯邦援助，導致二十萬黑人流離失所，餓殍遍地。此事令黑人與共和黨之間產生罅隙，使得大蕭條後小羅斯福打造囊括黑人在內的民主黨「新政同盟（New Deal Coalition）」、開啟「第五政黨體系」（參見表三）成為可能，也給民權運動期間共和黨在種族問題上的立場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埋下了伏筆。

種族主義的幽靈

私刑（lynching）是奴隸制廢除後南方白人暴民對黑人（以及白人共和黨員）的慣用恐怖主義手段，將膽敢參加投票的、或者謠傳犯罪卻未經法律審判的黑人酷刑折磨、鞭死、弔死、燒死。其實這種做法早已在西部流行，美墨戰爭後蜂擁到加州淘金的白人，眼紅於當地墨西哥裔金礦工人的小康生活，就常聚眾對其私刑泄恨。華人同樣從淘金熱時期（1848-1855）開始陸續抵達美國西部，並在1868年《蒲安臣條約（Burlingame Treaty）》鼓勵下形成移民潮，為建設太平洋鐵路等立下汗馬功勞，但也因此遭到白人本土主義者的恐慌與忌恨，成為排華騷亂與私刑殘害的新對象。

諷刺的是，鍍金時代排華最力的，是本身受到本土主義新教徒歧視的愛爾蘭移民後裔，比如加州著名的工運組織者丹尼斯·吉爾尼（Denis Kearney）。這一方面是因為愛爾蘭裔與華裔同為底層勞工，存在直接的競爭關係，而且廉價華裔勞工的大量湧入也削弱了工會面對企業時的談判籌碼。另一方面則是因為飽受歧視的愛爾蘭裔渴望躋身「新晉白人」的心理，令其迫切地找尋能夠讓自己與主流社會「同仇敵愾」的靶子——就像如今某些「高等華人」擠破腦門想要成為「榮譽白人」，因此比白人更起勁地歧視黑人和拉美裔一樣。在愛爾蘭裔選民的鼓噪下，民主黨推動制定了1882年《排華法案》等一系列專門針對華裔的種族歧視政策；而共和黨中的一些人，比如1888年當選總統的本傑明·哈里森（Benjamin Harrison，輝格黨總統威廉·哈里森的孫子），為了爭奪愛爾蘭裔選票，也在競選中打出過「趕走所有華工」的口號。

即便如此，愛爾蘭裔（以及其它天主教移民）受歧視的現象——特別是在美國南部——並未有大的改觀。二十世紀初，第二波三K黨運動興起，在凌辱黑人之外，又加上了反猶、反天主教的新花樣。由於北方民主黨已經吸納了大量天主教選民，因此民主黨內部南北雙方的矛盾又變得尖銳起來，並在1924年的全國代表大會上來了一次總爆發。

威廉·麥卡杜（William McAdoo）是威爾遜總統的女婿兼財政部長，也是後者任內進步主義改革的領軍人物之一。由於麥卡杜是堅定的禁酒派，遭到北方反禁酒的民主黨人抵制，在1920年民主黨總統提名大會上經過44輪投票敗給了黑馬詹姆斯·考克斯（James Cox）。1924年麥卡杜捲土重來，與信仰天主教的紐約州長阿爾·史密斯（Al Smith）難分軒輊。其時正值第二波三K黨運動的高潮，絕大多數南方民主黨人（包括與會的南方代表）都加入了三K黨，他們堅決反對提名天主教徒，集體支持麥卡杜，愈發加劇了北方民主黨對後者的反感。史密斯等人試圖在會上將譴責三K黨的條款加入黨綱，但被南方代表阻撓，以三票之差未能通過。全國的三K黨徒聞訊大喜，趕到會場的河對岸舉行兩萬人大遊行，焚燒史密斯頭像，對周圍的黑人和天主教徒極盡暴力恐嚇襲擊之能事。大會在緊張的氣氛中進行了16天共103輪投票，所有人都筋疲力盡，麥卡杜與史密斯雙雙退選，南北方代表才達成妥協另擇其人。

這場「三K黨盛宴（Klanbake）」極大地損害了民主黨的聲譽，令其在大選中一敗塗地，只拿了不到30%的普選票。不過禍兮福之所倚，它也使黨內的反三K黨力量獲得了廣泛的輿論支持，為民主黨此後逐步掙脫南方種族主義者的挾持奠定了基礎。同時，幾年前因癱瘓而不得不退出政壇的小羅斯福，由於在這次大會上堅定支持史密斯，而再次積攢起政治資本，為重出江湖鋪平了道路。

其實早在1912年威爾遜競選總統時，就有一部分黑人對民主黨的進步主義派寄予厚望，期待威爾遜能夠推動黑人狀況的改善。但威爾遜不僅沒有做到這一點，反而變本加厲，解僱了大量聯邦黑人職員，並將種族隔離制度引入聯邦政府部門。羅斯福建立「新政同盟」並四任總統後，北方反種族隔離的民主黨人有了說話的底氣。1948年，杜魯門通過行政令廢除了軍隊內部的種族隔離以及聯邦公務員錄用中的歧視；同年，在漢弗萊（Hubert Humphrey）激情四溢的人權演說後，民主黨全國大會第一次將「推動種族平等、廢除種族隔離與吉姆·克羅法」的主張寫進了黨綱（參見圖二）。南方種族隔離派對此離場抗議，以「州權民主黨（States』 Rights Democratic Party）」或「迪克西民主黨（Dixiecrats）」自居，在此後數次大選中，都推出自己的總統候選人與全國黨部抗衡。

（註：美國國會圖書館館藏，種族隔離時期德克薩斯州「孤星餐館協會（Lonestar Restaurant Association）」專門製作發放給下屬餐館懸掛的銘牌。）

不過在時人心目中，共和黨仍舊是反種族主義的旗幟。1952年大選時，兩黨競相拉攏戰爭英雄艾森豪威爾成為本方候選人，而他最終拒絕民主黨、答應共和黨的理由正是自己長期以來對民主黨種族主義的反感。艾森豪威爾任上宣布種族歧視威脅國家安全，推動建立民權委員會（Commission on Civil Rights）調查阻撓黑人投票問題，並動用軍隊執行最高法院在布朗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中的判決、護送黑人學生入讀白人學校。這些舉措為六十年代的進一步改革鋪平了道路，也堅定了黑人對共和黨的信任。

情況到1960年大選突生驟變。馬丁·路德·金在喬治亞州的一次民權遊行中被捕，民主黨候選人肯尼迪立即致電地方警署將其保釋，而共和黨候選人尼克松卻從頭到尾不置一詞。最終黑人選民大多將票投給了肯尼迪，助其當選。肯尼迪遇刺後，約翰遜不顧南方民主黨人的反對，簽署了1964年《民權法案》，導致南方數州在大選中紛紛倒戈。與此同時，極端小政府主義者戈德華特（Barry Goldwater）戰勝北方溫和派代表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獲得了共和黨的總體提名。戈德華特儘管私下支持黑人的民權訴求，卻認為種族隔離是地方事務、聯邦不應干涉，所以投票反對1964年民權法案。三K黨也因此在當年大選中破天荒宣布支持共和黨候選人。

1968年民主黨繼續分裂，支持種族平等的副總統漢弗萊，與在白人藍領工人中大受歡迎的種族隔離主義者喬治·華萊士（George Wallace）各自為戰，「新政同盟」土崩瓦解。在共和黨方面，尼克松則採取「南方戰略（Southern Strategy）」，主動討好白人種族主義者，令南方各州從此成為共和黨的基本盤。就這樣，曾經極力捍衛奴隸制與種族隔離的民主黨，一步步成為民權運動的同路人；而共和黨卻背棄了林肯等先烈的理念，遭到包括黑人在內的少數族裔選民拋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