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資人成為科技圈代言人的弊端

01-27

文/Sarah Lacy 翻譯/ONES Piece任寧
譯者按：這篇文章除了提到風投的角色變化這一有趣的話題，還有一點是國內的創業者不太注重的：多樣性。多樣性包括國際、性別、種族、年齡、文化等等範疇。一個富有多樣性的團隊才是真正有生命力的團隊。根據我個人有限的觀察，在這點上，上海的創業團隊是全國範圍內做得最好的。

這周早些時候，科技新聞網站The Information發布了它搞了三個月的、一項關於風險投資行業多樣性的研究結果。

結果你用腳趾頭也能猜到：毫無多樣性。風險投資界的多樣性比科技創投圈的整體多樣性低得太多了。

在風投基金Social+Capital的網站專欄里，Chamath Palihapitiya（Social+Capital合伙人，前Facebook副總裁）寫了一些令人稱奇的東西：他向整個行業大聲疾呼。不是匿名，不是向記者偷偷泄露消息，不是說「某些風投」，而是與整個行業正面交鋒。

他寫道：

「曾經的風險投資人自己都是創業者，都是些傳統社會裡離經叛道的怪人。而現在入投資這行的都是變成是些有家世背景的墨守陳規的傢伙。他們討厭風險，驅動他們內心的並非熱情或事業，而是混圈子出風頭。」

而且，當有流言說凱鵬華盈會在某個時刻收購Social+Capital來重振它的品牌，事情就變得尤為有意思——凱鵬華盈是Palihapitiya和The Information的提到的那種「典型的」風險投資公司。

凱鵬華盈內部曾經充滿了「傳統社會裡離經叛道的怪人」，而且幾成行業標誌。但是他們最近投的幾個大案例——比如Twitter和Facebook——都是在項目成型上了軌道很久以後才投的。他的許多員工的年齡都不在「能量谷」里（即35歲到46歲，這段時間是風險投資人事業的巔峰）。另外，由於鮑康如（Ellen Pao）一案審判（她曾在凱鵬華盈擔任初級合伙人，離開後對前東家提起訴訟稱凱鵬華盈前合伙人Ajit Nazre曾對她有性騷擾行為，後敗訴），許多人（且無論對錯）把這個公司與性別歧視聯繫了起來。

但是凱鵬華盈還遠不是Palihapitiya所說的那些公司里最糟糕的。最近幾年，投資業里的事情變得有些越來越讓人看不懂了。朋友們變成某基金合伙人；失敗的創業者變成某基金合伙人；連失敗的創業團隊中層也tmd變成某基金合伙人。有時甚至大公司里的高管也會變成某基金合伙人。

問題在於：他們對於創業公司屁都不懂。

投資人總是說，合夥就像結婚，只有相互非常了解的人才能一起合夥把事情做成。但是，照Palihapitiya說的，你看看回報率就知道他們在瞎扯：

「事實擺在眼前，不做點改變真的是不行了。風投的平均回報很令人沮喪——你真的還不如把錢投到一些理財產品里去——風險更低、回報差不多，而且流動性更好。」

導致風投業沒什麼性別與種族多樣性的最大的原因，可能是他們的整個招聘過程更多的是關於「你圈子裡有些什麼人」。

他們招聘時更多找的是「我們在酒吧／某會議／TED演講上認識而去聊得很不錯」那些人，也從來不開除那些年歲已高、已經沒啥工作能力的白人男性，這樣下去，當然會越來越單一。

但是我認為，還有另一件導致風投墨守成規的事兒沒引起足夠的討論：風投已經變成了科技圈的代言人。

最近新進入創投圈的人可能會覺得這沒什麼可說的。但是這是我15年在創投圈摸爬滾打所見證到的最大的文化變遷。互聯網泡沫（指自1995年至2001年間的投機泡沫）之前，公眾大多對「風險投資」是個什麼玩意兒沒啥概念。雖然那時候也有些投資人享受搖滾明星般的待遇，但大多數風投公司還是情願深藏功與名，用成績來說話。

而且就算泡沫過去，情況好轉的時候，許多風投公司還是會「遵祖制」：讓聚光燈打在創業者身上。這句話曾被紅杉基金奉為處世金針，就差沒裱好掛到他們的辦公室牆上。所以當風投公司開始為它的合伙人做品牌推廣，這背後發生的文化改變不是一星半點。

在我的記憶里，其它基金都鬧哄哄的時候，Benchmark基金曾經是最安靜的。但有點諷刺的是，同一個Benchmark已經變了。他們的王牌選手Bill Gurley現在又上電視又上平媒，天天嘮叨他的投資組合，解釋為什麼他的競爭對手都註定會完蛋。Bill Gurley自己說過，投資人一張開嘴，他就是在推廣自己。好吧——至少他還算實誠地承認了。

但是Bill Gurley投過Snapchat和Uber以及不少其它的好項目——他至少的確是個不錯的投資人。社交媒體的興起，使得許多不咋地的投資人（你看看他們的投資回報率就知道了）也變得有名而且有一大堆粉絲。

過去的幾年裡，所有風投公司（就算是最牛的那些）都已經不太情願地承認，基金的品牌推廣和市場營銷是吸引這一代創業者的必備良方。投資人們都開始玩這一套了。他們都雇了「營銷合伙人」，都開了推特，博客也寫得勤了，有記者打電話過去他們肯定會接。投資人們都走上了舞台和熒幕。

是什麼讓我們到了這一步？這是件壞事么？有人說，投資人往往有著更廣闊的行業視野，說的話也比有直接利益相關的創業者要客觀，不是么？

讓我們先考慮下第一個問題：這情況是怎麼發生的？在我看來有幾個因素：

社交媒體與個人博客的興起。在這些平台上，哪怕非頂尖的風投也有了直接向市場發聲的機會。有的人嚴肅講乾貨，有的人激動吐真情，比如Union Square Ventures共同創始人Fred Wilson和Upfront Ventures（2013年前叫GRP Partners）的合伙人Mark Suster。也有人像天使投資人Jason Calacanis那樣容易跟人打嘴仗，也有人像Dave McClure（500Startups創始人）——他總愛爆粗口。他們都有吸聚粉絲的天賦和能力。

專業科技創投博客的興起。科技圈每天都會發生很多事，所以科技博客總不愁沒內容。比起傳統媒體，博客的內容毋需那麼嚴謹，消息源也相對單一，所以他們總是追逐一些關於融資的小道消息（而且多半還真能說中）。老牌媒體公司要想不被博客們的成功甩得望塵莫及，就不得不接受這個新的標準。風投常常匿名為專業的科技博客提供消息，作為回報，科技博客會幫助他們發軟文塑造自己的光鮮形象並且說點兒競爭對手的壞話。

Andreessen Horowitz（江湖昵稱A16Z）的興起。A16Z請的第一批人當中，就有科技圈頂級公關公司The OutCast Agency聯合創始人Margit Wennmachers。不過她不是被僅僅請來替創業公司做公關的。A16Z請她來當合伙人，來妥善管理兩位老大的公眾形象——Marc Andreessen（利益相關：他是Pando的投資人）是個大嘴巴，並且愛狂發一連串兒的推特；Ben Horowitz（《創業維艱》的作者）一樣是個大嘴巴，而且說話總喜歡引用饒舌音樂的歌詞……他倆對她的話言聽計從，哪怕那些建議跟他們自己的判斷有些出入。結果，不到一年時間，A16Z已經躋身矽谷知名頂尖風投行列。我很快接到許多風投的電話，來問我認不認識類似Margit Wennmachers那樣的人，他們也想找一個。現在幾乎所有的基金都在玩兒這套了，哪怕他們內心覺得不以為然。

整體形象的複雜性。隨著品牌推廣和對外發聲的重要性的增加，精明的投資人對於形象包裝是越來越熟練了。他們曾經「欺負」創業者，堅持要用更年長的CEO，玩政治操縱董事會，甚至要創業者把錢吐出來然後連續創業。這些事現在已經不太可能會出現了，哪怕投資人心裡覺得這麼乾沒什麼不對。為啥？Peter Thiel（《從零到一》作者。利益相關：通過Founder』s Fund，他也是Pando投資人）說過，一旦一個項目已經糟糕到你想更換CEO，那它多半是沒救了，還是讓創業團隊繼續搗鼓下去吧。除了這個邏輯之外，風投做這些干涉還會影響到自身整體形象。如果一個項目大勢已去，那就讓它自己慢慢迎接死亡，投資人只要公開表示支持就好。做更多的事不會有力挽狂瀾的效果，反而讓你有「創業者公敵」的負面口碑。（也就是紅杉基金合伙人Mike Moritz就通訊錄應用Plaxo跟Sean Parker鬧翻時的「Sean Parker問題」。）這個策略本身並不怎麼壞，但它顯示了風投基金是如何為了打造整體形象和保全投資組合而不惜放棄單個項目的。

所以，為什麼上面的任何一點會是件壞事呢？我是說，我做記者這麼多年，也曾花過不少時間跟風投基金套近乎推杯換盞，就為了積累行業資源，也為了從他們那裡打探到點什麼消息。如果這麼幹什麼用都沒有，我也不會去做了，對吧？

其實作為記者，我不太容易適應的一個變化是，從以前的「拉——主動尋找信息」到現在的「推——拒絕過剩信息」。從前要從風投嘴裡挖內容，現在他們個個都恨不得朝著各路媒體（包括我在內）大聲嚷嚷。風投發表言論本身沒啥問題，問題是他們已經成了科技圈的傳聲筒，大眾對於創業本身的關注度倒是反而少得可憐。

風投基金作為科技圈和創業公司的代言人，會帶來一些弊端：

他們也許完全不知道現在正發生些什麼——哪怕在他們自己投的公司里。我跟無數創業者聊過，他們都抱怨過有些來自「朝陽群眾」的信息報道與他們的現狀嚴重不符。但是由於記者覺得創業者應該不會回答那些問題，他們也就不去自討沒趣了。他們轉頭去跟投資人打聽。有的時候投資人會替項目稍微吹吹牛，有的時候就隨便滿嘴跑火車了。也許有時他們覺得自己的信息是準確的而且自己是在幫項目團隊的忙，但創業者看到那些消息反正已經是醉了。

如果一個信息是從投資人口中說出來，無知群眾總是願意相信那是真的。我們曾報道過虛擬助理服務Zirtual的詭異自爆（一夜之間同時解僱了全體400名員工）。Jason Calacanis在Zirtual（這是他投的項目）崩潰前幾個小時還在那裡夸夸其談——雖然本質上他就是在公開鼓勵別的基金來當接盤俠投資Zirtual——但人們還是覺得投資人拋頭露面聊這些沒什麼，然而若創業者來講就有自吹自擂之嫌。真是想想就後怕，要是有什麼人根據這些風投基金的華麗辭藻來判斷要不要加入或者投資一家公司，那該有多危險。

「忠誠」。就算所投的項目捅了個大簍子或者過得很拮据，大多數風投還是主動會在媒體面前幫他們粉飾。為什麼不呢？畢竟我也不希望Pando的投資人說我們的壞話。但有的時候創業者就是想低調地熬過難關而不是展示自己那筆爛帳。對於投資人而言，幫助所投項目做公關是日後投資新項目時可以拿來誇耀的一點，但在懂行的媒體眼中，其實投資人對項目的評價跟項目本身自賣自誇沒啥兩樣——投資人恨不得把所有自己投的項目都捧上天去。

當然，要是談及關於「多樣性」的問題……就像The Information指出的那樣，風投基金自己做得還比不上科技創業公司。在這類話題上他們差不多應該閉嘴。

話說回來，讓我們再看看Palihapitiya關於人云亦云、千人一面和缺乏冒險精神的批評：風投們花了太多時間打理自己的羽毛而不是努力尋找項目，這最終會導致所有基金看上去都差不多。他們有意混淆了「牌子過硬」和「表現過硬」，有了「形象包袱」。而大多數背著「形象包袱」的人都不願意冒摔個狗吃屎的風險，不願意唱白臉，不願意當惡人。

Palihapitiya建議風投基金應該更多地嘗試解決那些世界性難題，比如攻克癌症、普及教育或者環保和可持續發展。然而John Doerr（凱鵬華盈合伙人，著名天使投資人）以前試著涉足過這些領域，結果是搞得公司命懸一線，他自己在創投圈的金字招牌也蒙了塵。所以，現在沒有一個會在意媒體看法和Twitter上的言論的基金公司會下注在這上面，無論它的投資人是什麼性別。

本文原載於Pando，由ONES Piece任寧編譯。ONES Piece是一個由ONES Ventures發起的非營利翻譯計劃，聚焦科技、創投和商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