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亡漢興：帝國的崩塌與重構

戰爭是熱血的，英雄橫出，縱橫風流。而這背後的體制，是冷漠無趣的。只有深經世事的熱血少年，才會漸漸明白，軍事從屬於政治。移風易俗，要遠比殺伐爭霸，更為波瀾壯闊，深刻透骨。

秦漢交替之際，是政治思想急劇變化的時代。法家成就了秦國的強大，是否註定了帝國的崩塌？大漢王朝在治國方略上，又該何去何從？

這背後，秦一統天下的方略，和劉邦帝王之才幹，可見前文帝王書：秦滅六國韜略 - 興亡錄和漢高祖韜略：楚漢爭霸君王論 - 興亡錄。本文正是繼承如上兩篇，探究軍事外交之下，帝國興衰的真正根源。

一、圍爐夜話君王事：帝國政略總覽

在封建王朝中，君王作為帝國的核心，驅動著帝國的運轉。背後的體制結構，如大體下圖所示。

1、皇室圈：國之利器，不可示人

在皇城內，最接近皇帝的有三類人，太子、宦官、後宮外戚。這類人相比大臣而言，有著天然的政治優勢，極容易藉助親密關係，居高位，結朋黨，進而威脅皇權。

太子作為皇儲，君王廢長立幼，必然造成高層政治權利動蕩。趙武靈王一世英名，毀於太子廢立一事。外戚是皇族至親，運用得當，則衛青、霍光一般的外戚能臣，將成為帝國柱石，忠心不二。一旦皇帝庸弱，他們將順勢奪權，恣意枉法。大漢一朝，呂氏、竇氏，皆如此。宦官，雖是皇宮之中最卑賤之人，卻遠比大臣更能得到皇帝寵幸。每逢昏庸之主，宦官憑藉生活起居的便利，逐步掌權，禍亂朝政。如果秦二世賢明，哪容趙高撒野。但宦官掌權也並非一無是處，漢和帝即位時，朝政被竇氏外戚把持，漢和帝藉助宦官鄭眾的力量，最終清掃了外戚勢力。說到底，宦官不過是帝國的工具，如何利用，在於君王。

2、中央圈：皇權落，權臣出

朝廷百官中，猶以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最為高貴。其中御史大夫掌管監察，太尉主管軍事，丞相則是百官之首，統領帝國政事。御史大夫是個狠角色，糾察百官，但並無軍政實權；太尉雖為名義的軍事首領，但帝國最高軍事權被君王持有，超過五十人的軍隊徵調，都必須由君王審批同意。將領沒有君王虎符，也無法調動軍隊。太尉，只是君王的軍事顧問。真正有可能和皇權產生衝突的，是丞相。朱元璋開國後，廢棄了丞相，皇權獨攬，也辛勞異常。這樣的極端，難以效仿。漢武帝即位後，有感於相權掣肘，於是設立中朝，建立屬於自己的決策班底。皇權落，權臣出，歷史往往在君權臣權的此消彼長中不斷演進。

3、地方圈：官吏與生民百姓

秦漢時期，帝國實行郡縣制，地方的軍政要事，由郡守執行。從中央對地方的掌控，可以窺探王朝的興衰。秦國時期，行郡縣不分封；軍事力量集中中央，對地方行使強有力的督察考核；到了東漢末年，中央腐朽，州郡紛紛招募軍隊，不聽中央，殺伐作亂。

體制本無錯，錯的是，體制里的君王和群臣。

中央和地方，除了權利的制衡，還有兩出一進的關係。兩出是政令和教化，自中央傳至州郡萬民。一進，是地方人才進入中央的上升通道。在這三方面，儒家和法家的治國理念，大相庭徑。

帝國政事，無論賢君或者昏君，不過如上範疇。政治家，每每針對如上框架，展開政治變革。在皇室圈，誓死捍衛嫡長子制度，勒令宦官不得掌權，避免政治動蕩；在中央圈，三公九卿，督察制衡，以實現皇權掌握，群臣效忠的願景；而在地方圈，廢分封，為郡縣，舉人才，施教化。舉措多樣，卻無不服務於帝國最高國策。

二、盛世而亡：法家社會崛起與崩塌

秦國盛世而衰，留給後人極大的震撼，欲分析秦國滅亡，必先看清它的興盛。

對秦國而言，商鞅變法立軍功爵、設郡縣、壓制貴族勢力，加強君主集權。這些是六國變法都做之事，真正讓秦帝國搖身成為虎狼之國的，是背後體制背後的社會倫理——一個去私行，行公法的法家社會。

越是激烈的競爭，越是催發極端的體制。戰國時代，是個激進血性的年代，殺伐不斷，英雄疊出。縱如吳起、孫臏一類的軍事奇才，也不能以一己之力定乾坤。雄主想要一統天下，非變革一國體制不可。在體制變革方面，商鞅走得最為深刻，也最為功用。此後，雖然六國在軍事、外交上，有時能勝過秦國，但在長久國運氣數方面，已遠遠落後。

從邊陲之國，到虎狼之國，商鞅是如何做到的？

1、商鞅法家的三大政治原則

在構建法家社會關係之前，要先了解商鞅的政治哲學：鐵律制人；舉國體制；利出一孔。基於這三大哲學觀點，商鞅的一切政治變革，都是理所應當，水到渠成。

鐵律制人：是法家的道德律。在看待人與人關係方面，儒家提倡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銀律），君子要忠恕仁義，甚至以德行感化眾生（金律）。以仁義道德約束百姓，境界高遠，但在戰國時代，卻十分不切實際。法家因此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完全拋棄仁義，從人性最惡的角度，來構建整個價值體系。君王不擔心臣子不忠，而讓他不得不忠；不怕萬民作亂，而讓其無法作亂。教化方面，選擇暴力威懾而不是禮義教化，輕罪重罰，刑罰於將過。

舉國體制：極端的競爭，需要極權體制。秦要爭霸，那爭霸必須成為舉國目標。君王的理想，必須徹底貫徹在每一位國民之上。國民可能有他獨有的理想：做個手藝人，演說家……但在秦國霸國夢之下，都被無情碾壓。舉國耕戰，圖強爭霸，是國民不二的理想。六國之中，戰爭固然是常態，但能達到秦如此徹底的舉國體制，或許只有趙武靈王時期的趙國吧。

利出一孔：舉國體制，能調動巨大的體制力量，但力量如果分散使用，也是徒勞無功。在這一點，商鞅極富有政治遠見，把舉國力量，集中在耕戰二事上。正所謂，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對工商業極度打壓，對儒生說客極盡驅趕，對詩書禮樂極數廢棄，對農業和戰爭極端追求！

於是，造就了一個虎狼之國。

2、法家倫理是實踐

聖人之為國也，壹賞，壹刑，壹教。——《商君書·賞刑》

商鞅法家的倫理實踐，體現在如下五各方面。

於國：以一統六國為終極目標，舉國耕戰為基本國策。六國呢？有幾國能做到舉國體制，又能做到代有雄主，為霸業孜孜以求？

於君：王之所以成為王，不是因為仁義道德，而是君王依仗的地位權勢。君王駕馭臣下，靠的是刑賞兩大權柄。賞有功，誅有過。但僅做到執法賢明，還不夠。春秋戰國數不盡的子弒君，臣犯上。君王必須以極端的利益關係，來看待君臣、家庭關係。而法術勢，就是其中的手段。

於臣：法家從來不幻想臣子會絕對效忠，它深刻地看到了臣子君王利益的不一致。臣子都有私心，只是君王把私慾控制住罷了。所以，秦國體制下，從來都是不遺餘力重用人才，同時又不遺餘力制衡權臣。

於民：秦國對待民眾，是極為粗暴的驅使。秦國的目的，從來不是經世濟民，而是王霸之業。為了提高百姓之間的行政效率，商鞅強行改變秦國風俗，讓兄弟分家，增加生產；讓鄉鄰連坐，相互監督。對於百姓而言，帝國只留有一個上升空間，就是軍功爵。無功不封爵，帝國的社會等級，全然和戰爭關聯了起來。

於法：法律方面，秦國是有名的嚴苛繁重。輕罪要重罰，不求公正平等，只是為了法律的震懾；有犯罪動機，縱然無罪也罰，那樣就沒人再敢作亂。亂世用重典，亂世中的嚴刑峻法，雖然無情，但卻是極為功用實效。

於教：秦國教化，冷漠粗暴，一切以耕戰為導向，道德僅僅成了點綴。商君書中，明確聲明儒士、縱橫家、商人等，是社會的蛀蟲。如果他們在秦國得到重用，那百姓就會爭先效仿，而不是從事辛苦的耕戰。

由此可見，商鞅變革後的秦帝國，已然是一個極權主義的軍國體制。深刻強大、強大得讓人恐懼。

3、亢龍有悔：法家體制的崩塌

有多大的破壞，就得有多大的剋制。在我們看到秦帝國強盛的時候，必須看到這個體制背後的巨大風險。法家思想，為了追求效率，讓君臣關係、君民關係，走向了絕對的利益面。君王既然無義，臣子何必有情？這樣的體制，猶如快速運轉的機器，極富力量，也極難駕馭。但始皇不怕，他是千古雄主，大權獨攬，剛毅明斷。趙高縱然有私心，不敢亂為；陳勝、吳廣就算那時起義，必然被迅速鎮壓；始皇時期，六國反抗勢力不強烈嗎？遠比秦二世時還要兇猛：荊軻、高漸離刺殺，博浪沙襲擊……始皇雄霸，能穩穩把控住動蕩的時局。

在平和穩固的體制下，萬曆皇帝可以袋政三十年，帝國安穩如常。但對於秦而言，一個飛奔的法家社會，任何差池，都講以百倍的後果呈現。秦孝公之後，秦惠王、秦昭襄王，秦始皇，個個雄才大略。持有國之利器，能不被利器所傷。然而，秦二世，他太年輕，太庸弱，卻急欲效仿秦始皇的功業。寵幸宦官、誅殺大臣、將士離心、不理朝政……他把庸主，演繹出了一流水準。帝國的急劇崩塌，變得不可逆轉。

三、歷史輪迴：儒法社會的重建

秦帝國的崩塌，百姓歡呼雀躍。劉邦入關後，約法三章，秦地百姓夾道歡呼，唯恐劉邦不做秦王。漢朝開國後，如何吸取秦國教訓，重建社會，就成了漢代思想家縈繞於胸的宏大命題。

肉體和土地的征服，是容易的。但思想的征服，卻異常艱難。

1、外儒內法的波折歷程

（外儒內法的歷程）

歷史總是在正反合的波折中緩慢前進，競爭鑄就了極端的法家社會，劉邦並非不知道法家社會在行政方面的巨大執行力，但對於久經戰亂的百姓而言，休養生息才是最渴望的啊！漢朝開國初期，便在這樣的背景下，奉行黃老哲學，無為而治。所謂的無為而治，並非無所作為，而是息兵生聚，緩和吏治。對外和匈奴和親，對內重用厚重長者治理鄉民。道家追崇小國寡民的政治理想，希望擯棄仁義道德，回到返璞歸真的社會。這樣政治理念，雖然有些理想不切實際，但是在西漢初期，卻是那個時代最好的政治理念。

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道德經》

然而物極必反，經過六十餘年的積累，百姓已從戰亂中走出。漢帝國開始遇到新的危機，對內財富累積，貪腐滋生；對外匈奴強盛，大軍壓境。一代有為雄主漢武帝，於是奮然振興，加強中央集權，連年作戰，開疆拓土。名義上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武帝一朝本質上就是法家社會的典範，只是相比秦而言，披上了一層儒家薄薄的外衣。司馬遷評論其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可謂精闢。武帝一朝，重用武將、酷吏，儒生雖然在意識形態上漸漸佔據主流，但依然沒有實現儒家社會的政治理想。這樣的非理性慾望，在王莽時期達到了巔峰。王莽被當世儒生寄予了重大的政治期望。在新朝，奉天法古，希望實現烏托邦式的儒家社會。他和秦國一樣，走了極端。經歷了此般大躍進式的跌宕，儒法兩條橫流開始真正融合。儒生開始研習法律，文吏開始研讀經文，兩者的界限變得模糊，深諳儒家思想的士人，不再僅僅是博士、學者，漸漸成為掌握政事的士大夫階層。

2、儒家對社會倫理的重建

儒家對法家社會的倫理關係進行了幾乎全盤的否定。從法制轉向德治，並由此重構了君臣、君民、家庭鄰里之間的倫理關係。這樣的轉變，是有社會背景的。商周從宗族社會走來，那個時期的君王、諸侯本是一家，君王諸侯各以嫡長子繼承地位。宗法就是國法，君權就是父權。基於這樣的血緣親情產生的禮儀規範，和現在的法律有同樣的效用。春秋戰國，經濟逐步發展，小家庭代替了宗族經濟；同時，士卿士祿逐步瓦解，平民之人也能身居高位。在這樣的禮崩樂壞大背景下，法家選擇了對禮制的極端否定，事實證明，全然不顧禮儀親情，對當時社會而言過於激進。與法家相對的儒家，並不愚蠢。他們知道全然復古，推行宗族式『親親』必然違逆潮流。士大夫和君王之間，根本沒有血緣關係。如何建立臣子對君王的效忠？如何在理論上，承認君王地位的合法性？這成為漢代儒生孜孜以求的宏大命題。西漢鴻儒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東漢白虎觀會議所成的《白虎通》，極為精妙地解答了如上兩大問題。並藉由三綱六紀，構建起的儒家倫理，實行千年。

何為三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君為臣綱。君王之上，是天。君王作為天子，撫育萬民。君王替天履行養育萬民的義務，進而享有合理化的帝王權利。君臣關係，在這裡，可以理解成一種擬化的父子關係。子隨父，妻隨夫之間的孝道，可以推演到臣隨君。這在後人看來愚拙的推論，在當時，卻奉為圭臬。漢帝國在百姓群臣中，大行孝道，唯孝是舉。舉薦到帝國中央的能人，必是謹遵三綱六紀之人。百姓之間，不再是督察檢舉的緊張，而是由來已久的親情鄉俗；君臣之間，不再是赤裸裸的利益，而是忠孝道德。可以說，此般變革，雖然降低了法制效率，卻給帝國體制更大的適應性。

在治理民眾方面，儒家並不是完全摒棄法制，而是德主刑輔。主要體現在春秋決獄。在處理案件方面，用孔子的思想來對犯罪事實進行分析、定罪。藉此提倡孝道，緩和社會矛盾。罪犯如果動機是好的，可以減輕罪行；親屬之間可以相互隱匿罪行；准許私人為父報仇……這些在法家看來，極其荒謬的決斷，在那個時代，未必合理，卻是合適的。

3、專制的窠臼：聖王理想的幻滅

從商周禮治，經歷秦國專制，文景無為，漢武復霸，再到王莽法古，歷史在儒法道之間徘徊跌宕，最終三教合流，形成了儒家為首的內聖外王的人格理想和政治理想。

內聖外王是儒生對君王的理想期望。希望君王對外建立王業事功，對內修行聖人品性；王業事功是聖人地位的保障；聖人品行，是對王業的制約。但實際上，王業能保證聖王地位；聖王道德，卻制約不了王霸之心。有功之主，是否道德，完全出乎自覺。而道德聖人，卻未必能在鬥爭中，存活下來。朱棣和朱允炆，就是這樣的例子。

因此，歷代儒生，在規勸君王方面，往往捨身取義，大義凜然。他們是無奈的，在君權至上的時代，道義規勸，終究抵不過君主強權。或許死諫，才能見證他們的終其一生的政治信念。

兩千年封建王朝，儒法兩家，都無法超越君主專制的窠臼。法家推崇法制治國，執法嚴明，但君主卻是逃離法治之外的執法人；儒家推崇內聖外王的政治理想，但對君權的絕對服從，無法從根本上約束君王的道德。王朝的氣數，由此也就飄落在了君王頭上。

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這樣一句讖語，猶如揮之不散的陰魂，吹拂在君王的陵寢，飄蕩在京城的上空。

從春秋到東漢，浩蕩一千年。歷史從波峰走向波谷，又從波谷走向波峰。國人思想從百家爭鳴，到獨尊儒術。浩大的思想變革，遠比一場場戰爭，更加深刻，讓人震服。其中的豪雄，在千年變遷背景下，不過如一螻蟻。每每念此，一股男兒的血性，不由摶化為壓抑。

後記

夢裡，我來到一個癲狂的時代，

物慾浮走，思想橫流；

混沌顛破，長歌不休……

不要醒來，不要醒來。

讓那軀體，留與世俗附和！

2016年03月06日

雲中書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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