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伯益：想在中國科學諾獎破題之後

文｜秦伯益（中國工程院院士）

- 半個世紀以來我的一個疑問 -

為什麼上個世紀60年代以前的新葯都能說得清楚是誰發明的，而上個世紀60年代以後出現的新葯都很難說清楚是誰發明的了？

這個問題是我經過認真地梳理和總結後發現的，困擾了我很長時間。今天我們來嘗試探討一下，這究竟是為什麼？

來源：秦伯益演講PPT

上圖中的內容，不是我為今天的演講去臨時查詢的，而是在我的腦子裡存在了很長時間。上世紀60年代以前的新葯，比如新凡那明是德國科學家埃里克·霍夫曼Erich Hoffmann發明的，消毒素是法國微生物學家、化學家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發明的，磺胺葯是德國病理學家與細菌學家格哈德·多馬克（Gerhard Johannes Paul Domagk）發明的，青黴素是英國細菌學家、生物化學家、微生物學家亞歷山大·弗萊明（ Alexander Fleming ）和英國病理學家弗洛里（Howard Walter Florey）發明的，麻黃素是中國科學家陳克恢發明的，而鏈黴素是原籍烏克蘭的美國生物化學家、土壤微生物學家賽爾曼·瓦克斯曼（Selman A. Waksman）從鏈黴菌中析離得到，是繼青黴素後第二個生產並用於臨床的抗生素。

我們在大學課本上都能看到這些人的名字，很明確是這些藥物的發明者。

可是，上世紀60年代以後的新葯，就說不出是誰發明的了。那時至今50多年，全世界發明的新葯不少，而且有些藥物開啟了疾病治療史上的新篇章，比如抗精神障礙葯之前是從來沒有的，從最早的氯丙嗪發展到奮乃靜、氟西汀，一直到今天普遍使用的安定，我們都很難確切說出是由誰發明的。

與此類似，抗高血壓葯、抗菌素、抗毒藥等等也有同樣的情況，雖然它們總歸是由人來發明的，但很難在科學史上找到確切的答案，告訴我們這些藥物的發明者。

- 青蒿素是半個世紀內唯一獲得諾貝爾獎的人用新葯 -

那麼再來看看因為發明新葯而獲得諾貝爾獎的情況，做這個統計我花了一些苦功夫。

來源：秦伯益演講PPT

來源：秦伯益演講PPT

從1901年到2015年的115年間，諾貝爾獎總共有11項頒給了發明新葯的科學家，有一些新葯是多位科學家共同發明的。

1927年，奧地利科學家Julius Wagner-Jauregg因發明抗瘧葯奎寧獲得諾獎，這也是第一次因為藥物發明而被授予諾獎。在此之前，有關瘧疾的研究已經兩次摘得諾獎，一次是因為發現瘧原蟲，另一次是因為發現瘧原蟲的作用機理。

我們看到，在因為新葯發明而獲得的諾獎中，1966年之前得獎的佔了一大半，即便是1988年獲獎的美國科學家Black和Hitchings，他們發明新葯的工作也都是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完成的。

還有，2015年與屠呦呦一同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的美國科學家坎貝爾、日本科學家大村智，他們兩位發現的阿維菌素是為了防治兩種絲蟲病，這種葯並非人類服用，而是通過殺滅環境中絲蟲的方式達到防治目的。通過以上兩個方面的分析，我們發現，因為諾貝爾獎必須授予具體的個人，可是又因為60年代以後的新葯很難說出確切發明人，所以1966年之後因為發明新葯而獲得諾貝爾獎的科學家人數明顯減少。

1988年之後，過了27年，諾貝爾領獎台上才出現了中國科學家屠呦呦，因為發現青蒿素而獲此至高榮譽。再與2015年的另外兩位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對比，你會發現屠呦呦取得了一項了不起的成就，因為青蒿素是上世紀60年代以後完成的、半個世紀內唯一獲得諾貝爾獎的人用新葯。

- 為什麼新葯獲得的諾獎越來越少? -

接下來要問，為什麼會這樣？半個世紀以來，科技在進步、新葯發現也在不斷進步，可是為什麼新葯獲得的諾獎卻越來越少？

我們知道，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在1962年公布《藥品法修正案》，規範了新葯審批要求，規定新葯必須做到有效、安全、可控。

新葯要達到這一標準並不簡單，這對藥物研發的化學和工藝、藥理和毒理、臨床和上市後的監督都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

屠呦呦的工作，是在青蒿植物中找到了有效抗瘧單體，命名為青蒿素。而在屠呦呦發現青蒿素之後，與藥理毒理分析、臨床試驗等相關的一系列工作，並不是屠呦呦能夠一個人完成的。事實上，今天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夠完成有關新葯研發的全套工作，都需要大協作。

屠呦呦發現有抗瘧作用的單體，是青蒿素藥物研發的啟動，是獨特而領先的，沒有她的這項工作，後來有關青蒿素結構測定、藥理毒理、臨床試驗、生產工藝和青蒿素衍生物等工作就不可能開展。同樣，如果沒有後來各專業的協作，青蒿素就只是一個化合物，而不是新葯。

所以看過有關青蒿素髮現歷史的大量材料之後，我的第一個感覺就是——屠呦呦是很幸運的。

屠呦呦的幸運來自多個方面，第一是中醫古籍的啟示，1700多年以來，凡是中醫古籍中談到抗瘧疾的，基本沒有丟掉過青蒿；第二是從中央領導到每個基層人員的支持，當時正處於「文革」之中，很多科研人員都被打倒了，可謂「百花凋零、一枝獨秀」；第三是「523」任務組強有力的領導和多學科龐大隊伍的支撐；第四，屠呦呦所在單位中醫研究院當時擁有的地位，他們的領導者有足夠的智慧和謀略，將中藥篩選工作交給了中醫研究院，而不是把針灸、化學合成等工作給他們，否則難度會大很多，智慧還體現在任務分工、藥物命名、貢獻者排序、獎項申報等多個方面；最後，當然還離不開屠呦呦本人的細緻和執著等，以及屠呦呦在發現青蒿素過程中所作的貢獻，正好符合諾貝爾獎的評審標準。

- 最深刻的悲劇，往往就發生在好人之間 -

屠呦呦的獲獎是幸運的，但更應關注的，是青蒿素獲獎後給我們帶來哪些思考？

第一是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應該考慮的問題。諾貝爾獎始評於1901年，當時是小科學時代，那麼小科學時代科學研究的規律和評審規則，是否能夠適應今天大科學時代的科研現實？我把這個問題提出來，請大家一起思考。

我也看到，上世紀60年代以來得諾獎的研究工作越來越深、越來越專，固然諾貝爾獎只獎勵原創工作，但這些工作對人類健康或社會進步帶來哪些好處，有時並不清楚。

暫且不論諾獎本身的問題，更應該思考的重點，是我們國家的科技組織工作究竟從青蒿素獲獎中得到了哪些啟示。

比如，青蒿素的成功是特例還是常態？青蒿素的大協作，究竟是可複製的還是不可複製的，抑或是有時可以複製的？

另外，青蒿素的成功是否意味著中國的「諾貝爾獎情結」已經解除？一般來說，一個好的國家，建國50年內總會有本土的諾貝爾獎獲得者，可是我們沒有，於是盼啊盼，而且總盼總沒有，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盼出了「諾貝爾獎情結」。今天，我們終於實現了中國本土科學家榮獲諾獎「零的突破」，可這是「曇花一現」，還是意味著中國科學將「漸入佳境」，進而未來我們國家能成為「諾獎大國」？

如果我們不希望今年的獲獎是「曇花一現」，那麼就要深思中國的科研政策到底要如何改革，才能既符合國情又能融入世界規則？

回答好這個問題是何其之難啊！以我國的教育改革為例，我們總在說不要走老路、邪路，我們主觀上總想走正路，但實際上時不時都在走彎路。

以教育為例，教育改革30年，出台的教育產業化、應試教育、大學擴招、高校合併、學校升級，這五項措施沒有一項符合教育規律。

教育的目的從古至今其實沒有變化，就是教書育人，傳授知識和技能的同時，教會大家做人做事做學問的道理。現代教育有一個很大的進步，就是應該按照人的自然生理、心理、心智發育成長的過程，給予他適當的教育支持。人生下來對這個五彩繽紛的世界一無所知，所以學前階段要鼓勵孩子的探究欲和好奇心；小學階段，他的社會生活範圍擴大了，那麼就應該培養其愛心和公德；中學階段，應該培養他們的理性和誠信；到了大學的時候，最應該注重培養智慧和人格。

我們過去常引用弗朗西斯·培根所說的「知識就是力量」，他完整的表達是說知識能夠引起思維、產生智慧、進行實踐、付諸行動，產生力量。也就是說，知識到力量之間有很多傳遞和放大的環節。如果只說知識就是力量，那就會沒完沒了地灌輸知識。

其實，從教育管理者到學校校長師生再到家長學生，沒有一個人不想把教育搞好，大家都是好人。可是這些好人因為價值觀不同、思維不同、社會影響不同，最終造成了教育的悲劇。

最深刻的悲劇，往往就發生在好人之間，大家都想把事情搞好，但最終沒有搞好。我們現在仍面臨著很多這樣的悲劇，那麼科研政策的改革將如何走出這悲劇怪圈呢？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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