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離任的美國亞太主管麥艾文如何剖析中國外交

01-27

近日，美國白宮亞洲政策團隊發生重要人事變動——國安會亞洲事務高級主任麥艾文（Evan Medeiros）宣布離職，接替他的是美國駐華使館公使康達（Daniel Kritenbrink）。國安會亞洲事務高級主任在美國亞太政策制定中位置重要，他的辭職也引發外界對美國相關政策調整的猜測。

麥艾文是美國「旋轉門」機制的產物。在進入國安會前，他曾在蘭德公司工作7年，並成長為知名中國問題專家。賓夕法尼亞大學政治學教授金駿遠（Avery Goldstein）去年在接受「政見」團隊採訪時，就將麥艾文看作美國新一代中國問題專家的代表。

離開白宮後，麥艾文將重新回到蘭德公司，繼續從事研究工作。但輿論普遍認為，這不會是他公職生涯的終點。事實上，麥艾文在奧巴馬總統任期接近尾聲、兩黨總統初選即將開始之際重新回到研究機構，也把自己放在了進入下屆政府的有利位置：他豐富的學術和行政工作經歷，對於任何一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而言都極具吸引力。因此，如果下一任白宮主人依然來自民主黨，麥艾文很有可能重回前台，繼續在美國的亞洲政策中發揮作用。

麥艾文重點關注中國的外交、戰略以及安全等議題，比如他進入國安會前在蘭德公司的最後一篇報告《中國的國際行為》（China』s International Behavior）中，就深入剖析了中國外交。

什麼在影響中國的國際行為？

所謂「中國的國際行為」，指的是中國的對外關係，以及用來實現對外關係目標的政策的集合。中國的國際行為受三條「歷史透鏡」（historically determined lenses）影響，不僅影響了中國國際行為的世界觀，也決定了中國的對外政策走向以及自身在國際事務中的定位。

第一，中國希望「恢復」自身的大國地位。但中國決策層和學者們並沒有明確定義何為「大國」，也很少討論大國具體應承擔何種義務。從實踐中看，中國對於「大國」的看法，似乎意味著任何影響到中國利益的重大國際決定，中國都必須參與。而來自其他大國的尊重，也是中國追求「大國」地位的重要內涵。

第二，中國在國際行為中有著強烈的「受害者心態」， 認為自己是西方列強以及日本等外國強權欺凌的受害者。因此，中國對於「外國強權打壓」，或者「主權受到侵犯」的事件（無論是事實發生的還是中國認為的），都顯得格外敏感，反應也更為激烈。

第三，中國的安全觀總體呈現防禦性。中國領導人習慣公開表明「中國從未尋求霸權和進行擴張」，中國的文化傳統「崇尚和平」。中國經常宣示的一點是，即使中國在國際事務中動用武力，也是為了「懲罰外國率先挑起的爭端」。

除了這三條「歷史透鏡」外，中國在外交領域的長期戰略任務——維護主權和領土完整、保持經濟發展、提升國際地位等，也深刻地影響著中國的國際行為，相較於「歷史透鏡」，這些戰略任務更為具體，並貫穿中國的外交政策實踐。但在不同的歷史階段，這三項戰略目標的具體政策表現，以及中國領導層對其重視程度，都並不盡然相同。

中國對於國際環境的看法是什麼？

報告指出，中國對於國際環境的看法，主要基於兩個大的前提。

首先，中國的崛起與自身融入國際體系，以及全球化進程息息相關。中國未來的發展，也要求與國際社會建立更為緊密的聯繫。

第二，對於中國自身經濟和安全利益面臨威脅挑戰的看法，則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在一部分人看來，中國所處的安全環境是前所未有的好，但在另一些人眼中，中國面臨的安全威脅不管是數量和類型都持續增加，挑戰也愈發嚴峻。

總體而言，中國領導層傾向於認為外部安全環境對中國總體有利，在未來一段時間仍將處於「戰略機遇期」，特別是大國之間爆發戰爭的可能性很低，國際社會總體保持和平穩定。由於多極化和全球化的趨勢不可逆轉，各國間相互依存程度不斷加深，中國也將在國際體系和秩序中獲得更多的發展機會。

中國的國際行為有何特點？

報告中將中國的外交政策核心目標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經濟發展、安全保證、對抗大國遏制、擴大能源來源等。報告認為，為了保障這些核心目標的實現，中國的國際行為也更加積極主動和多樣。

積极參与。中國與國際社會的交往更加廣泛而自信，中國與不少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建立了「戰略夥伴關係」，並與世界主要大國啟動「戰略對話」，積极參与區域組織和多邊機構。在一些區域組織的組建和規則制定上，中國也在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這也與美國形成鮮明對比。

善用機會。對於中國而言，現行國際體系提供的機會遠大於限制，因此中國廣泛運用現有國際體系來實現自身外交政策目標。中國的國際行為已經不受意識形態所驅使，也不再推行革命性的外交政策。在具體外交實踐中，中國也會利用一切機會拓展維護自身利益，行動自由也越來越多。

手段多樣。除了傳統的領導外交、多邊外交等政治手段外，中國經濟外交也日益健全，且運用廣泛。除了雙邊貿易外，在海外進行直接投資、金融協定、發展援助和簽訂自由貿易協定等，在促進經濟目標實現的同時，也能達成一定政治目標。此外，中國也積極運用軍事外交手段，包括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軍方交流、聯合演習訓練等。報告認為，中國軍事外交的主要目的，是向相關國家特別是亞洲地區國家進行安全保證，並以此塑造地區國家對中國的認識和看法。

中國的國際行為有何影響？

報告也指出，中國同樣面臨諸多外交挑戰，對於中國達成外交政策目標的能力造成阻力，也會導致外界對中國的意圖產生誤解。隨著中國走上國際舞台中央，國際社會和周邊國家對於中國的期待也更多，但中國堅持「不背包袱」，如何回應這些要求尚未可知。而這已引發對中國政策是否可預期和值得信賴的質疑。中國外交政策的醞釀和決策過程不透明，軍隊和政府外事機構之間缺乏機制性的溝通渠道，也妨礙中國快速和有效應對國際危機的能力。

報告認為，中國的國際行為對國際體系總體具有建設性。對美國而言，中國不追求取代美國在全球的主導地位，但中國在亞太地區的優勢地位上升，將導致美國與地區盟國的關係發生變化。在此種情況下，美國對於地區盟國的政治和安全承諾更為重要，這會讓亞洲國家在與中國打交道時更有自信。但從另一方面看，亞洲國家拒絕在中美之間選邊站隊，這也意味著美國的遏制政策很難成功。

總體而言，麥艾文對中國的認識比較理性客觀，對於中國的崛起也持謹慎樂觀的態度，而他也因此在任上被批評為「對華磕頭派」。但是，麥艾文同樣是「亞太再平衡」政策的強力推動者，在對華具體政策執行上積極而不乏進取，甚至有時咄咄逼人，並不能簡單的用「熊貓擁抱者」（panda-hugger）定義。

參考文獻

Evan S. Medeiros (2009). China』s International Behavior：Activism, Opportunism, and Diversification. RAND Cor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