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論爭錄｜市場化改革讓誰成為贏家？（5）

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社會主義國家從計劃經濟中走出，經歷了市場化改革的劇變。這一變革為眾多社會學家帶來福音：比起變得日益穩定、無聊的西方資本主義社會，轉型中的社會主義國家無疑是更有趣的研究對象。

社會學家們最關心的，莫過於經濟轉軌背後的社會結構變遷：市場改革如何影響社會不平等？在改革這盤大棋中，贏家和輸家各是什麼人？舊體制中的精英們都去哪兒了？針對這些問題，西方社會學界曾經洋洋洒洒地打了十餘年口水仗。這一組政見專欄，以分階段的章節形式，力爭展現這場爭論的精要。

（上接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第三部分、第四部分）

五、制度比什麼都重要（下）

周雪光、謝宇等人的研究工作，支持了「制度分析」視角的有效性，也說明了普適性理論的無效性。不過，這些研究都以城市數據為基礎，而中國農村的情況又如何？魏昂德通過分析1996年抽樣調查中的農村數據，給出了答案。

通過對產業結構不同的農村地區進行比較，魏昂德發現，在主要依靠農業的農村地區，買賣人、個體戶相對於普通農民家庭，具有很大的收入優勢；但在鄉鎮集體企業發達的農村地區，買賣人、個體戶相對於在鄉鎮企業工作的普通家庭，不具有收入優勢。也就是說，農村工業化的進程使得原先出現的「市場精英」又重新泯然眾人了。然而，不管是哪種農村地區，政治權力的收入回報卻十分穩定而豐厚。魏昂德總結道：經濟轉型過程中形成的利益分配格局是什麼樣，並不取決於市場本身的擴張，而取決於市場以什麼具體形式、什麼產業結構、什麼勞動力配置方式擴張。

此後不久，魏昂德承接本文第三部分曾經介紹過的由白威廉、麥宜生提出的「經濟轉型過程也是政治過程」的視角，總結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和中國轉型的經驗，具體回答了「在什麼樣的政治制度環境當中，經濟轉型為舊體制中的政治精英提供了哪些兌現權力的機會」這一問題：

——如果經濟轉型發生在舊有的威權政體迅速崩潰時，舊有的政治精英往往失去政治權力，如果此時政策管制使得瓜分國有資產非常困難，那麼這一精英階層會迅速解體；但如果瓜分國有資產的政策限制很少，那麼這部分人可以近水樓台，迅速掠奪國有資產，搖身一變成為市場精英。

——如果經濟轉型是在舊有的威權政體之下進行，舊有的政治精英依然把控政治權力，這些官僚們至少可以通過尋租途徑擴大經濟收益，此時如果將國有資產私有化的政策限制很少，那麼官僚們還能通過掠奪國有資產生財，大大強化自身的精英地位。

在研究範式上從「理論先行」向「制度分析」的轉變，此時已經成為大多數學者的共識。這場持續十餘年的爭論，其意義遠非爭論出市場轉型理論是對是錯，而是從根本上否定了「脫離市場化改革發生的制度環境來談論改革結果」的做法。

社會科學發展中最有意義的進步，往往發生在拋棄對於普遍真理的追求、轉而強調社會系統的複雜與多樣的時候。沒有一種因果機制和一個理論模型，可以放之四海而皆準。真正值得挖掘的，是在具體的制度環境下，社會中的個體、群體和制度之間具體的互動機制是怎樣的。若干「理論」的生產，是對各種不同的互動機制之間的共性的總結，而並非寄希望於發現某種普適性的機制。而後續的基於具體機制的實證研究，又會不斷揭示和補充先前理論的不足，推動學術發展的車輪。

這段學術論爭，也讓我們更能看清中國的現實問題。中國市場化改革的早期確實為舊體制下的弱勢群體提供了發家致富的通道，從而打破了既有的階級格局。但隨著市場化改革以更大的規模展開，舊體制下的政治精英成了市場遊戲的最大贏家。

參考文獻

• Walder, A. G. (2002). Markets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rural China: Political advantage in an expanding econom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31–253.
• Walder, A. G. (2003). Elite opportunity in transitional econom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8(6), 899–916.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