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論爭錄｜市場化改革讓誰成為贏家？（3）

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社會主義國家從計劃經濟中走出，經歷了市場化改革的劇變。這一變革為眾多社會學家帶來福音：比起變得日益穩定、無聊的西方資本主義社會，轉型中的社會主義國家無疑是更有趣的研究對象。

社會學家們最關心的，莫過於經濟轉軌背後的社會結構變遷：市場改革如何影響社會不平等？在改革這盤大棋中，贏家和輸家各是什麼人？舊體制中的精英們都去哪兒了？針對這些問題，西方社會學界曾經洋洋洒洒地打了十餘年口水仗。這一組政見專欄，以分階段的章節形式，力爭展現這場爭論的精要。

（上接第一部分、第二部分）

第三章節：基本假設站不住腳？

這場爭論的高潮出現在1996年。抱著看熱鬧不嫌事大的心態，《美國社會學雜誌》在1996年專門辟出一期，供各方學者討論經濟轉型國家的政治精英命運和社會結構變遷。在這波論證高潮中，學者們的爭論焦點已經徹底超越了「實證證據能否支持理論」的問題，轉而聚焦市場轉型理論的基本假設。

利用這一機會，倪志偉對質疑者們做了兩點反擊。首先，倪志偉提出，市場轉型理論並非不可證偽：中國各地區間市場化程度不同，因此可以用跨地區比較的方式驗證市場轉型理論。如果研究發現，市場化程度越高的地方政治精英的相對收入回報越低，那麼則驗證了市場轉型理論，反之則證偽。其次，他指出，市場轉型理論關注的並非政治精英收入回報的絕對值的變化，而是各個社會群體之間經濟地位的相對變化。在市場化進程中，政治精英的權力和經濟收益在絕對數值上完全有可能是上升的，但只要其他階層的人的權力和經濟收益在絕對數值上上升得更多，那政治精英的經濟地位相對於其他群體就是在下降的，這種情況與市場轉型理論的刻畫相符。他指出，之前的質疑者（如戴慕珍）錯誤地將關注重點完全放在政治精英身上，忽視了與其他社會群體的比較，其實是犯了「國家中心主義」的錯誤。根據這樣的方法和思路，倪志偉用1989-1990年在中國農村收集的一批數據證明，越是市場化程度高的農村地去，幹部的相對經濟地位越低。

但是，根據同樣的方法和思路，謝宇和韓怡梅（Emily Hannum）分析1988年一次全國抽樣調查中城市部分的數據，最終得到的結論與倪志偉分析農村地區數據所得到的發現完全相反：在城鎮地區，政府、國有部門相對於其他部門的收入優勢不受各個地區的市場化程度影響，而受教育程度的經濟回報甚至與各個地區的市場化程度負相關，進而指出，導致這樣奇怪現象的原因是，中國城市地區當時還沒有形成真正的勞動力供應市場。二人並沒有糾纏於「這一研究發現是否能否定市場轉型理論」，而是直截了當地指出，市場轉型理論的基本假設，完全可能是靠不住的。市場轉型理論背後的假設是，各國的經濟轉軌，無論其具體制度環境、社會歷史環境如何，都是沿著從絕對的計劃經濟向全面的自由市場這一條預設好的既定道路前進的。但謝、韓指出，經濟轉型過程不是從A到B的單一線性過程，沒有明確的路徑，而是有許多可能的方向，各國經濟轉型的結果可能完全不同。商品市場發達而勞動力市場缺失，有可能就是中國經濟轉軌的最終方向，而非中間形態。

謝宇和韓怡梅的觀點獲得了白威廉（William Parish）和麥宜生（Ethan Michelson）的支持。這二人將Rona-Tas的權力兌現理論發揚光大，並且更進一步直接指出，經濟轉型的過程是個政治過程。它不是由什麼「看不見的手」自然而然推動的，而是各種政治精英形成的利益集團在特定的政治體制中不斷政治鬥爭、討價還價所決定的。討價還價的最終結果，可能是一個有利於政治精英階層的市場結構，在這類市場結構中，經濟利益的分配方式必然有利於政治精英（比如市場中出現的各類尋租機會使得官員可以將政治權力兌現為經濟資本）。這樣一來，舊體制下的政治精英不僅可以適應市場的出現，還可以在市場發展中擴大自身的特權。同樣通過跨地區比較的方法，在分析1988年那批全國抽樣調查中農村部分的數據後，兩位得出的結論與倪志偉截然相反：在農村，無論一個地區的市場化程度如何，幹部家庭的收入均顯著高於其他家庭，其中的差距也不隨著市場化程度增加而減小，更有甚者，幹部家庭的成員更容易從事於當地薪水最高的職業。兩位總結道，經濟轉型的市場結構取決於該國的政治構造，而在中國的政治環境下，市場結果明顯有利於掌握政治權力的群體。

爭論進行到這一地步，我們能更清楚地看到市場轉型理論的兩大基本假設：「各國經濟轉型是沿著一條道路、通往一個確定的終點（市場經濟）嗎？」——「是的」；「無論具體的制度環境如何，市場本身在用同樣的方式影響社會結構嗎？」——「是的」。在學者一浪高過一浪的質疑聲中，這兩大假設都開始顯得站不住腳。

正因為此，Ivan Szelenyi、Eric Kostello、魏昂德（Andrew Walder）、David Stark等學者開始明確主張，針對經濟轉型國家的討論，不應該再圍繞任何所謂的「普適性理論」展開，而應該著眼於轉型在什麼樣的制度環境內進行。市場在發育過程中，會和包括國家和社會關係、政府政策、社會制度、經濟增長速率、國際環境在內的各種環境因素互動，這種互動決定了最終發育出什麼樣的市場結構、市場遊戲中的贏家和輸家是誰。脫離具體的制度分析泛泛而論市場的作用，無異於白費唾沫。「制度分析」視角的言外之意是：再繼續討論市場轉型理論是對是錯，只能把人帶到溝里去，這理論所想要解決的問題本身就是是假問題。

（未完待續）

參考文獻

• Nee, Victor. 1996. The Emergence of a Market Society: Changing Mechanisms of Stratification i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 908-949.

• Nee, Victor and Rebecca Matthews. 1996. Market Transition and Societal Transformation in Reforming Socialist Stat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1: 401-435.

• Parish, William and Ethan Michelson. 1996. Politics and Markets: Dual Transforma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 1042-1059.

• Szelenyi, Ivan and Eric Kostello. 1996. The Market Transition Debate: Toward a Synthesi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 1082-1096.

• Stark, David. 1996. Recombinant Property in East European Capitalism.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 993-1027.

• Walder, Andrew. 1996. Markets and Inequality in Transitional Economies: Toward Testable Theor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 1060-1073.

• Xie, Yu and Emily Hannum. 1996. Regional Variation in Earnings Inequality in Reform-Era Urba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 950-992.

（下接第四部分、第五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