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死辱母者》，我們如何保護尊嚴？

01-27

如題

劉炎迅有個故事

1、生殖器

山東聊城的這樁殺人案，並不複雜。

蘇銀霞欠債，11人來討。長達一個小時內，他們對蘇銀霞「辱罵、抽耳光、鞋子捂嘴」，其中一位討債者杜志浩，「脫下褲子，用極端手段污辱蘇銀霞——當著蘇銀霞兒子於歡的面。」

什麼叫「極端手段」？南方周末的報道里沒寫，但記者王瑞鋒證實，其實就是杜志浩掏出生殖器，往張銀霞臉上蹭，往嘴裡塞。

資深媒體人石扉客認為，「這個細節，是余歡案最關鍵的細節，直接關係到該案事實的確定和性質的判定，直接關係到該案責任的劃分和罪與非罪的判定，直接關係到我們每一個為人子為人父者的人倫底線，直接關係到這個社會最強大也最脆弱、最備受摧殘也最亟需呵護的那個部分。」

「將電視節目中才有的黑社會催逼高利貸場景拉回到現實，血淋淋的劇情令人啞然，光天化日下發生如此猖狂的暴力逼債，令人恍若隔世。」有媒體這樣評論。

2、警察

當時，「派出所已經出警」，但警察到場後說了句「要賬可以，但是不能動手打人」，就離開了房間。

這是最後一根稻草。

我們從小就教育孩子，有困難找警察。但如果警察不管事兒，這真是讓人會陷入巨大的絕望。

22歲的於歡意識到，面對侮辱和險境，只能靠自己，他「摸出一把水果刀亂刺，致4人受傷。被刺中的杜志浩自行駕車就醫，卻因失血過多休剋死亡。」

人民日報新媒體《俠客島》的評論，標題直指要害：「對司法失去信任才是最可怕的」。這既是對一審判決認定殺人者於歡為「無期徒刑」的質疑，也是對案發時，警察來了又走，不作為的憤怒，「於歡殺人的時機，恰恰是在經受了母親的奇恥大辱、警察丟下一句話離開之後的幾分鐘內。」

3、審判

2017年2月17日，山東省聊城市中級法院一審以故意傷害罪判處於歡無期徒刑。

這樣的判決，無法讓人信服。

於歡是否正當防衛？

面對11名氣勢洶洶的討債者的凌辱，22歲的於歡「摸出一把水果刀亂刺」，是情有可原的，在紅網的評論文章里指出：「這是一個孩子在母親受辱時，能夠做到的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拯救了。」

新京報的評論說：「難道對這種正在實施的違法犯罪不能採取防衛措施與其鬥爭，而只能束手就擒？那種認為只有生命健康權受到緊迫威脅才能進行防衛的說法，混淆了一般正當防衛和特殊防衛的概念，不當縮小了一般正當防衛的範圍。」

也有評論說：「法律規定『正當防衛』行為，目的是要鼓勵公民採取必要措施與不法侵害作鬥爭，保護自身的合法權益，從而彌補公力救濟之不足。在司法實踐中，如果將『超過必要限度』的『門檻』抬高，施以無差別的『對待』，只會使公民抗爭邪惡的勇氣遭受遏制，從而與正當防衛的立法精神背道而馳。」

在我看來，也就一句話：「辱母者該死，殺人者無罪。」這話聽著有些極端，但在殘酷的現實里，難道不是這樣嗎？法律如果無法如此，那人倫不彰，公義殆盡。

「你怎麼能不死！」

電影《羅曼蒂克消亡史》的最後，陸先生在戰俘營找到妹夫渡部，說了這句話。此時來看，用在此案，簡直是最好的表達憤怒之情的句子。

4、輿論

昨晚開始，各種關於此案的文章，成刷屏之勢，有媒體人形容這是「引爆了輿論的氫彈」。

大多數人，站在於歡這邊。

前不久，雷文峰案剛剛刷過屏幕，讓人感到，就像此前很多類似的事件那樣，此地沒有安全。而這一次，更讓人感到，在流氓生殖器和不作為的警察面前，此地沒有尊嚴。

有人也在談論案件背後的地下高利貸，認為這是引發血案的根源之一，也有媒體在披露，受辱者於歡的母親此前曾深陷民間借貸漩渦。我覺得，此時輿論最好還是聚焦在案件本身，才不會讓討論歪樓，或者「被翻轉」。

因為如果那樣，賺翻的不只是一起案件的冤屈，更是對法治本身的侮辱。

也有人說保持理性的說，輿論不宜過分渲染悲情，或者強調情感因素，否則可能會對干涉司法。但我覺得，人民日報的另一則評論點出法律的要義：「法律不僅關乎規則，還關乎規則背後的價值訴求，關乎回應人心所向、塑造倫理人情。」

這篇報道刷屏後，首報此案的南方周末記者王瑞鋒說：「平心而論，此稿質量上並非佳作，只是事件太惡劣，由人及己，使所有人茫然無措喪失了安全感，就像採訪那夜我迷航在霧霾深重的麥子地里一樣，讓此事得到了格外的關切。但願眾人的關切，能如拂過麥田上空的春風，抽穗結實，和煦人心。」

毫無疑問，如果這件事發生在我身上，可能會死更多的人

公平正義是法律的出發點。法律制定了規則，社會正常運行。如果規則讓社會不正常了，後果很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