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小區是否有瓦解業主委員會的政治考量？

01-27

參考：
馬前卒：拆除小區圍牆是精心算計的社區重構，摧毀業主共同體。雖說是黨無縫不入，但這些年房地產經濟的一個客觀結果是達成了社區權利的物理分割，業委會的法律地位阻礙了街道居委會對居民生活的全面干預。打掉圍牆就是肢解社區共同體，將民眾徹底原子化，這樣洪水來臨民眾沒有任何組織能力，愈加仰賴政權穩定。

謝邀。

這就是個羅生門啊，我說沒有你信嗎？至於有多大比例，這就看你個人對政治的領悟力了。個人而言，政策還沒有執行，不必想得那麼誇張。 @馬前卒的那篇文章我也看過並點了贊，因為在個人他說的是一件事實。但是顯然這不是事實的全部，這項政策目前來看，還是針對市區的超尺度住區，對於城市外圍、近郊、遠郊的超尺度社區可能並不適用，因而，還是可能有很多業主委員會保留下來。

△這是馬前卒的原文，世界上正在發生著哪些國內少有人關注的重要變革？ - 馬前卒的回答

然而題主所提到的回答應該是這一篇。

△我不知道這是不是馬前卒寫的。

據我觀察，實際上自提倡服務型政府以後，社區居委會基本上變成了老年大學+日間托老所+與民企合作的教育機構+便民辦事處，實際上已經不再強調居委會管理職能。馬前卒目前居住在上海吧？個人去上海調研養老問題時，曾採訪過靜安區民政局的工作人員，基本上他們是將基層養老安置在了居委會，提高了居委會的使用率，並降低成本。其中部分關鍵地段還建立了較為新穎的社區活動中心，各種娛樂功能一應俱全。事實上政府已經開始自行減弱居委會的政治能力了。

所以，從個人角度，絲毫不擔心所謂的政治問題，政府目前根本沒必要收回所謂的社區權利。以業主之間自己打架的本事，根本組織不起有效而持久的政治意見，多個社區之間也沒有合縱連橫的基礎，政府完全沒有必要因為這個理由如此大費周章。

但是，文件中提到了一個很關鍵的點。那就是國企大院，這種居住區是明顯帶有政策歷史和政治力量的，比如北京據統計就有3600+的國企大院社區，往往都是幾萬、乃至十幾萬職工家屬，道路不對外開放。如過去的鐵路局，他們的社區往往比業主委員會政治影響力大得多，畢竟背後往往有一個市政府不願得罪的大型國企撐腰。這對地方政府來說，是推進城市規劃的一大弊端，協調各方利益的時候，同樣是居民，有些人就是敢不鳥政府。繼收拾了鐵路系統，其他國企系統的大院可能都要面臨一次政改，消除內部權力結構，讓國企大院也融ru城市，成為市政府能直接管轄的一個居住單位。

謝邀！

我一般不太相信陰謀論，不過這的確可能是這個政策的主要副產品之一。

小區太大就有了和政府國企等部門討價還價的資本，小區人口1500人很可能只是三棟樓的問題，移動想要4G網路覆蓋三棟樓可以不佔用考慮三棟樓居民是否反對，不用為了網路覆蓋和小區物業討價還價（某些小區物業敲詐勒索金額輕鬆超十萬），農村移動10M光纖寬頻2年500元，這就是沒有被小區物業敲詐勒索得到的好處，城市小區這種人口密度恐怖的地方沒有小區物業敲詐勒索移動敢把10M寬頻降低到2年300元還贈送路由器，移動4G流量價格降低到10元包1G，20元包5G，不要覺得移動黑心，很可能只是小區物業敲詐勒索太狠只能逼迫移動把各種看不見的費用加進消費者的購買的套餐里，移動1G流量的成本很可能是2元，其它只是各種看不見的成本，

有也沒有，主要取決於「政治」是處於哪種語境下的「政治」。

大體上現在對開放小區的看法有「實務」和「政治」兩種觀念，前者認為開放小區的初衷是城市交通或者其他一些具體問題；後者認為開放小區就是要敲掉業委會，重構基層的權力模式。

但是實際上這些實務都是政治問題，業主們的共同利益是居所，業委會的政治行為也就圍繞著居所展開，基層的政治和權力本來就是日常性的碎片化的。

之所以大多數人默認解決實際問題和解決業委會是兩回事，是因為多數人對權力和政治的印象停留在一種宏大敘事里，覺得政治就是鬥爭，權力就是生殺予奪。他們把基層政治想像成「農村包圍城市」那種基層政治，他們在業委會上寄託的是皿煮的希望。題主引用的那個答案里諸如「無縫不入」「對居民生活的全面干預」更是如此，只是對「政治」進行的發散性思維而已。

小農時代和計劃經濟時代，居所與個人的經濟來源和社會支持有高度的重合性，這是現在的商業小區沒有的，馬前卒之前的答案提到物業接管了部分過去基層政府的權力，確實如此，但是這部分權力的意義或許與多數人想像或者期待的有所區別。

有人糊塗，有人裝糊塗罷了。

業委會太不成器，製造矛盾，給他們壓力。讓他們團結，一致對外。多好的事。

人口的小區化，最直接的影響就是權利的轉移，馬前卒說的很對，但是政府這次明顯是徒勞。低估了社區政治力量的能力！可見的未來中國改革的原動力就是來自城市化的人口權利轉移

不是，這樣業主會更團結。

這是一個非常短視的決定。短期效果是縮小貧富差距，但長期結果卻是在過快城市化的情況下，激化城市的社會矛盾。

以這種政治手段試圖強行縮小社會差距是文革思想的延續，不利於外資的穩定。

統治基礎由農民變為市民，上層建築需要相應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