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戰爭時期共產黨是如何做到清廉和團結的？
絕大部分對於解放戰爭國民黨輸的原因歸咎於國民黨派系多，彼此勾心鬥角，抑或是腐化嚴重，抑或是不太重視群眾。那麼重點上，對於共產黨這個組織，
1.如何做到能夠堅定團結在太祖身邊，沒有那麼多派系爾虞我詐的2.如何做到清廉跟士兵同甘共苦，甚至帶頭衝鋒的3.共產黨動員群眾能力，策反國民黨能力還有間諜與反間諜能力究竟有多強，操作上怎麼做到。當時正統是國民黨吧4.對於當時解放戰爭初期時，國共實力差距那麼大，對於個人而言，是什麼讓他們堅信共產黨會贏，而不會因為差距就變得害怕或者消極。而且不會像投入國民黨去那樣享受？語無倫次了，這些是一直纏繞在心中的疑惑，對當時共產黨的組織狀態和那些人傑的理想與信仰一直抱有很大的敬意與興趣。
雙標黨一貫屁股先行，然後鍵盤手術修改別人文章，然後再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但是如此弄巧成拙的方式反而能更容易解答這個問題，把全文發出來就可以了。
@風龍雲虎 勸你別再用如此拙劣的方式回答了，掉價。
此文作者是鄧 廣 ，發表於《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1期 ，可在中國農村研究網查看全文，中國農村研究網下文用粗體字標出風龍雲虎處心積慮隱藏的信息：
山東解放區的農村財糧徵收（1946-1949）節錄（選擇性眼瞎）
【摘 要】1946-1949年間，因戰爭持續及脫產人員激增，山東解放區一直處於財糧緊張狀態。為此，解放區不斷強化對農村的徵收，這不可避免地導致農民缺糧嚴重，以至發生饑荒和逃荒的情況。但是，山東解放區並沒有重蹈中央蘇區因人力物力耗盡而失敗的覆轍，不僅將戰爭堅持了下來，而且還靠農村財糧的支持，取得了最後的勝利。其間的原因相當複雜，但中共領導機關身處農村，總能及時發現問題並調整政策，緩和農村出現的危機，理當是關鍵中的關鍵。（摘要這種重要的信息居然故意忽略掉，馬腳如此明顯）
財糧徵收，自古以來即是關係國計民生的大問題。政府徵收過多，則民困；民眾存留過多，則國窮，因此如何平衡徵收就顯得尤為重要。相對以往政權在徵收中所遭遇的種種困境，中共則顯示了強大的徵收能力。正如孔飛力所言，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通過農業集體化，使徵收成為政府與基層政權間的問題，成功化解了政府向農民個體徵收的難題。實際上，已有學者指出，即便在1949年前，與晚清政府和國民政府相比，中共在農村的財糧徵收也頗為成功。杜贊奇、李里峰的研究表明，中共成功地排擠了具有破壞性的「中間人」的操縱。劉昶和周祖文的研究指出，中共充分依靠和發揮了「村莊」在徵收中的作用。陳永發則強調了徵收過程中，中共幹部在農村動員中所發揮的作用。
不過，上述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共徵收方式的改變和徵收技巧的運用，並沒有探究戰時中共的財糧需求情況、徵收量以及農民的負擔能力等問題。徵收方式和徵收技巧的改進儘管有助於中共獲得更多財糧，但眾所周知，近代農民收入有限，農村資源並非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楊奎松和黃道炫對中共蘇區的研究表明，財糧和兵源的枯竭曾經就是蘇區革命失敗的重要原因。蘇區革命的失敗，使立足農村的中共在資源汲取上的困難突顯，此後解放戰爭中，中共問鼎中原，則掩蓋了這一問題。可以想見的是，蘇區的沉痛教訓理當成為內戰時期中共財糧徵收的前車之鑒，但問題是，面對內戰中龐大的財糧需求和農村疲弱的生產力，中共又是如何具體解決兩者平衡問題的呢？
現有關於此方面的探討，主要有財政部編寫的《中國農民負擔史》（第3卷）一書的第三章和李成瑞《解放戰爭時期農業徵收情況的回顧》一文。通過這兩項研究可以大致了解內戰時期中共歷年的糧食徵收量和農民平均負擔量，但兩項研究論述都太過宏觀，且過於依賴未必十分準確的統計數據來做分析，因此並不能從中了解這一時期中共不同地區具體的財糧徵收情況及其政策方針變動的原委，更無法真切了解各解放區農民對於負擔變化的承受能力及其實際生存狀態。
本文以內戰時期山東解放區為對象，希望能夠基於當時具體的歷史情境對中共的財糧需求狀況，徵收量和徵收政策在不同時期變動的情況，以及農民實際負擔與生存狀態的變化情況，做一具體、微觀的考察梳理。在此基礎上，擬對山東解放區戰時財糧徵收機制及其危機應對方法的內在邏輯做出分析。
一、1946年：戰爭初期的徵收與發還
1946年6月國共內戰爆發，作為政府在農村最主要徵收項目的公糧，其徵收標準為戰爭爆發前的和平時期制定，在這種情況下，政府財糧需求是否可以保證，農民負擔狀況又如何呢？
（一）戰爭爆發前徵收政策的制定
抗戰勝利後，山東解放區面積迅速擴大。據統計，1945年上半年，山東根據地尚不及全省面積總數的70%；至1946年3月，已超全省面積的90%。可以說，至1946年春，中共已經控制了山東境內的絕大部分地區。
隨著佔領區擴大，中共黨政軍人員也迅速增加。戰後原應控制在8萬人左右的地方工作人員（不包括部隊），在1946年春省糧食局統計時卻有18萬之多，超過編製1倍以上。軍隊人數也大量增加。1944年末山東根據地正規軍為15萬，經1945年春季作戰，發展至20萬，抗戰勝利初期，一度達到27萬。其後雖有大批調往東北，但南方新四軍迅速北移填充，再加地方擴軍，實際山東兵力仍舊維持在27萬左右。兩項合計，1946年春山東黨政軍脫產人員達到45萬，約佔解放區人口總數的1.55%。
上述情形使得財糧徵收預算出現相互抵消的可能，一方面脫產人員增多，提高了財糧需求總量；另一方面解放區面積擴大，財糧負擔面增加，又相對減輕了農民負擔。那麼，當時的實際財政情況怎樣？
1946年1月，華東局財政經濟委員會分析該年上半年的財經情況，指出「自去秋大進軍以來，地區空前擴大，人口增加，這在財經工作上說來，實已具備了克服困難的客觀條件」，但幾個月時間，因「軍費空前的龐大」，「造成財政上虧空很大」。當年春天，省實業廳廳長薛暮橋進一步告誡說，新收復地區「由於長期受敵偽壓榨，不僅不能負擔，還需要救濟，更需要建設」。他特別提到，戰後山東根據地一度用有限的農村財糧去發展城市經濟和礦業生產，投入過大但效益不顯。上述情形造成的後果是，「在經費方面五個月的開支多於抗戰八年的總和，比去年一年多二十倍」。用他的話講，這種情況「發展下去將到不能支持的地步」。
年初（1946）馬歇爾訪華成功調停國共爭端，國共兩黨實現了關內停戰，加之1月全國政協的召開，使得國內和平氛圍高漲。經過八年戰爭破壞，為減輕農民負擔和休養生息，全國政協會議通過了「免徵田賦一年」的決定。山東解放區的幹部、群眾普遍相信和平時期不應再征田賦。然而，面對財糧困難的現實，山東省政府沒有依照政協決議行事，而是繼續徵收。當徵收辦法公布後，不僅引起了解放區民眾的不滿，而且也引發了國民黨方面的批評。華東局不得不出面「登報聲明停止徵收」。「開支龐大，財政上困難」的問題依然無法解決，最終，山東省政府「將田賦名稱改為部隊複員費」，事實上還是進行了徵收。
鑒於田賦徵收的教訓，山東省政府有意識地避免在徵收問題上再次引發民眾的不滿。當時對糧庫工作的指示中就特別提到，「和平時期到來之後，群眾一致的迫切要求是生息休養，如我們漠視群眾的這一心理，不嚴格制度，減輕群眾負擔，即不能爭取群眾人心向我，而遭受群眾的厭棄」。但財政困難的現實不僅要求非征不可，而且還要有所增加。5月15日，山東省政府公布了該年公糧徵收辦法，表面上與1945年徵收標準大致相同，但細心比較會發現，往年徵收時為照顧自耕農或僱工之生產，在計算負擔時均先扣除20%的農本費，但在新辦法中這一規定被刪掉了。由於自耕農與僱工之生產方式基本涵蓋了貧農、中農和富農三個階層，也即是說，此規定刪除後，除地主外，各階層的實際徵收量均被提高了。
（二）戰爭爆發後的追加徵收與農民負擔情況
6月國共內戰正式爆發，在中共各解放區中，山東因經海路與東北相溝通，又與內地冀魯豫相連，故戰略地位重要。同時，與山東同屬華東局管轄的蘇北臨近國民政府首府南京，使得華東解放區成為1946年國民黨軍進攻的重點。統計顯示，這一年國民黨軍中約三成的進攻部隊用於華東地區。客觀上，蘇北的屏障作用使國民黨軍尚未傾全力進攻山東，饒是如此，國民黨軍仍在山東戰場集中了近半數的華東進攻兵力。
在山東，該年國民黨軍的進攻主要集中在津浦和膠濟兩條鐵路線附近，意圖先打通交通線，分割解放區，再依託鐵路侵入內地。隨著戰爭全面展開，山東省政府的財糧開支急劇增加，戰爭爆發不足3個月，財糧緊缺的問題就嚴重暴露。據9月初華東局召開的擴大財委會會議透露，「一般預算異常龐大，收支不平衡，而支出預算竟超過總收入之一倍半」。特別是為爭奪膠濟鐵路，國共雙方在膠東南海和西海地區用兵甚多，膠東財糧開支激增，9月上旬膠東反映「近幾個月來的開支，遠遠超過以往分割局面下游擊戰爭全年所需」。
在開支驟增的情況下，財糧收入卻大為減少。以糧食為例，該年夏秋近200萬畝耕地遭受水災，再加之被國民黨軍侵佔10個縣，使得山東省政府實際可徵收地區大為縮減。而且，即便在可徵收範圍內，伴隨著下半年土改的進行，農戶土地趨於分散，按農戶人均土地累進徵收的公糧也必然減少。當時華東局估計，山東省政府原計劃徵收的9億斤公糧，減征當在1億斤以上。如此，造成了「收入大大減少，而開支卻無限增加」的緊張局面。
為了解決這一困難，山東省政府在盡量緊縮開支的同時，也不得不在增加徵收上做工作。除了提前徵收下期田賦外，9月5日，山東省政府委員會又做出「提高本年秋季公糧徵收率百分之二十」的決定。該月下旬，又宣布追加田賦並動員農民獻棉。
該年為內戰爆發後的頭半年，而且，農民秋季收穫的糧食是要接到來年夏收，按理年底時農民手中仍應有一定餘糧。查閱山東各解放區資料，渤海區和大魯南地區的農民對徵收並沒有太多逆反，相較而言，膠東農民的反應顯得十分強烈。
……11月29日，膠東行署主任曹漫之在內部會議中稱：「現各地要求減少秋糧徵收，各處反映情況甚多」，因徵收過多，「牙前（縣）老百姓已有光剩地瓜、花生的了」。榮成縣反映，有關徵收的傳言頗多，雨山區某集上群眾抱怨「算盤子一響，地級一漲，公糧一納，圈錢一幢」，甚至傳言發生了農戶因納不起公糧而上吊的惡性事件。具體情形也可從年底徵收工作總結中看出，膠東糧食局局長金明總結該年秋征稱，「負擔太重，特別中貧農太重，北海（專署）有上吊的」。行署直轄的威海市反映「中農以下負擔重，收後無糧」；南海專署認為，徵收辦法「對軍工烈屬與鰥寡孤獨照顧不夠，負擔不起」；北海專署稱，征糧方法生硬，「不宣傳不教育，給糧就好」；西海專署報告，「有的群眾組織暴動，昌樂區昌X孫家把徵收員扣起來一天多」，「有的因怕負擔，土改不敢要地」。
該年膠東徵收到底有多重？數據的分析提供了更直觀的認識。表1反映的是1945年和1946年膠東區人均徵收情況。對比發現，1946年膠東各階層的徵收量均大大提高，尤其是中貧農徵收增加最為明顯，人均產量200-500斤者與往年相比徵收增幅達40%以上。而且，對農民而言，負擔並非僅限於此，由於戰爭的進行，各種非常規的村攤派也比往年增多。1946年底，膠東行署稱該年村攤派「往往占政府正稅80%，甚至有個別的佔到182%」。因此，各種徵收相加，農民所剩可支配糧食就大大減少。11月底，膠東行署副主任孫子明明確表示，「今年村中都有饑荒」。
上述情況顯示，相對抗戰時期中貧農較輕的負擔，內戰初年有些地方已經造成了包括中貧農在內農民的強烈不滿，甚至是反抗。但值得注意的是，對於徵收工作反映的嚴重情況，膠東區黨委相當重視。如11月區委聽聞榮成縣有因納糧上吊者後，立即要求榮成縣委徹查。再如，11月26日，省糧食局副局長馮平公開批評部分徵收人員持有單純的「仁政」觀點，堅持認為公糧並不過重，膠東行署很快進行反思，提出不同看法。11月29日行署專門召開會議，商討如何減輕農民負擔。曹漫之在會上明確講：「打仗是為了人民，如果人民無力負擔，仗就乾脆不能打。」會議決定，黨政軍精簡節約，緊縮開支，將節省出的糧食發還農民，以緩解農民生活之困難。會議當天就確定了發還方案，發還對象以中貧農為主，產糧少者多發，產糧多者少發，加上對鰥寡孤獨的照顧，發還總量共計約6000萬斤，行署會議稱這一比重已達到了該年征糧總量的20%。
膠東行署在財糧緊張的情況下，以發還糧的方式緩解了農民負擔過重的問題，這在體現解放區政府關心民眾疾苦的同時，也反映了即便在內戰初期中共在部分地區已經面臨在農村資源汲取上的困難。此後兩年山東地區戰爭更為激烈，財糧需求也相應驟增，如何把握徵收強度，平衡政府用糧與農民吃糧間的矛盾，這一難題已經悄然擺在中共面前。
二、1947年：戰爭膠著下的強征與減免
進入1947年，國民黨軍將戰火全面燒向山東。繼年初魯南大戰和2月萊蕪戰役後，國民黨軍於3月間對山東展開重點進攻，大戰接連不斷，4月蒙山、臨蒙阻擊戰及泰安戰役，5月孟良崮戰役，7月南麻、臨朐戰役，10月膠河戰役，11月萊陽戰役。這些大戰動輒數萬乃至數十萬軍隊參戰，加之大量支前民工，財糧需求量必然高於往年。
（一）財糧需求量
儘管1946年戰爭爆發後，山東解放區追加了徵收，但有證據表明，山東省政府的財糧並不寬鬆。11月間，財糧困難的華中解放區向山東電報求援，並派華中財經委員會副主任曾山親赴山東借錢。與此同時，中共中央也電示山東，「必須盡一切可能從財糧、金融各方面支持華中」。照理，華中與山東同屬華東局領導，且華中對山東有南面屏障作用，加之中央要求，山東沒有不儘力援助之道理。但實際上，華中解放區並沒有從山東得到想要的幫助。
12月中旬，經宿北戰役後，中共被迫放棄華中根據地，華中主力和後方機關人員大部轉入山東解放區。如此，山東脫產人員驟增至近百萬之多，這進一步加劇了山東解放區的財糧緊張。據1947年初山東省政府主席兼華東局財委會書記黎玉在華東財委擴大會議上報告，山東「現存糧食，與今年上半年之吃糧數目，收入不敷在一萬萬斤以上，實為驚人之巨大虧空」。
如此高的脫產人數，農民能否負擔得起，這無疑是一個嚴峻的考驗。用黎玉的話講，抗戰時山東根據地「脫離生產人員才占人口總數1.7%，至多不超過2%，已經感到困難了」。如今脫產比例猛增到3.2%，困難可想而知。也難怪晉冀魯豫區黨委副書記薄一波在得知這一情況時會驚訝地感嘆：「一個省供應這麼多人，如何渡過這個難關？！」
當時解放區財糧緊張也並非山東特殊情形。1947年3月，為研究解決財糧負擔問題，北方各主要解放區的財經人員在河北邯鄲召開華北財經會議，與會者專門對農民負擔能力進行精細研究。據該會議分析，正常情況下，每100個農民只能供養2個脫產人員，即脫產比例最多不能超過2%。該分析是基於華北解放區一個農民平均收穫400斤小米計算出來的。根據抗戰時期山東濱海和膠東等地調查，貧農每年平均收入在300斤上下，中農在300-600斤之間。中貧農收穫量摺合起來，與華北農民收穫量相差不大。因此，按照上述分析，山東3.2%的脫產比例，顯然已大大超出了當地農民的負擔能力。
該年山東解放區的財糧供給甚至為中共中央所擔憂。5月上旬，中共中央軍委專門致電華東野戰軍和華東局負責人陳毅、饒漱石等人，告誡要特別注意糧食問題，稱「你處中心關鍵，用全力解決糧食問題，只要你們能維持27個旅的糧食至秋收以後，以全力在現地區堅持八九個月，必能擊破蔣軍，根本轉變局面。因此，你們應動員地方黨政為徹底解決糧食而鬥爭」。
該年財糧供給如此嚴重，山東解放區是如何徵收和解決這一問題的呢？因各地戰爭形勢不同，以下分別以戰爭主戰場的大魯南地區和後方的渤海地區為例做一考察。
（二）大魯南的財糧壓力和徵收
上半年山東境內幾次大戰均發生在魯中、魯南和濱海組成的大魯南地區，相應地，華野部隊和後勤人員也大多集結於此，致使該地財糧緊缺的問題尤為突出。根據年初黎玉報告分析，大魯南地區脫產人員為山東脫產人員總數的65%，有58.5萬人。該地總人口1000萬左右，脫產比例高達5.85%，這幾乎是2%警戒線的近3倍。加之戰爭的影響，該地部分地區很快淪為敵占區或邊沿區，財糧徵收面縮小，情況更加嚴重。
糧食不足的問題，年初就很快出現。1月31日，山東省政府稱：「目前濱海、魯南幾個戰場上，糧食已經呈現恐慌。」薛暮橋在5月財糧工作報告中也指出：「大魯南今春的財糧供給，已到了非常嚴重的程度，到二月底濱海、魯南兩區的公糧已差不多吃完了，魯中所存的也不多。」按慣例，每年政府首次征糧要等到6月小麥收穫後。以薛暮橋所言，大魯南地區上半年糧食供給缺口竟達3個多月之久，可見缺糧問題已極為嚴重。
此時，膠東和渤海尚有部分餘糧，但受運輸條件等限制，調運有限。
……華東局不得不決定在2月間向大魯南地區預借1億斤公糧，此數為該地上年秋季公糧的35%-40%。此時正值農村青黃不接之際，農民餘糧本即不多，不可避免地「普遍發生攤派現象」。如臨朐縣李家營村，由於村民不肯借糧，徵收人員和村幹部就直接到村民家中強行翻（搶）糧。淮安地區的老百姓也反映「八路軍的政策變了」。
進入4月，國民黨軍大舉進犯沂蒙地區，華野活動受限，被壓縮在蒙陰、沂源、沂中及沂南等地，特別是這些地區的山間要道成了各主力、民兵、民夫、後勤、傷員以及軍工烈屬的集結地。據報告，這幾個縣所存之糧很快就被用光，外糧亦無法儘快轉運進來，黨政軍民幾乎把當地所有能吃的東西都吃光了。以沂源縣為例，1947年該縣總人口約十七八萬。從2月萊蕪戰役至5月孟良崮戰役期間，華野主力和後勤機關大部駐紮此地。此外，還有2個行署、4個專署和14個縣政府的後方留守人員。據不完全統計，移駐沂源境內的有20萬人，超過沂源縣人口數。縣委要求「砸鍋賣鐵支援前線」，除按低標準留下農民口糧外，其餘都用「借」的方式給了部隊。當時財糧的緊張，也可從與之臨近的沂中、萊蕪等地的情形看出，據事後報告，孟良崮戰役前，沂中地區「反覆借糧數次，借糧數超過應徵公糧五六倍，結果造成群眾斷糧、軍民交困的情況」。孟良崮戰役後，華東局書記饒漱石也坦承，「內線作戰消滅敵人是好的，但長期在一個地區作戰，人力物力總是要枯竭的，萊蕪、沂蒙便是如此」。
資源枯竭並非僅局限於財糧，不被注意的柴草問題，在當時也成為困擾中共和農民的難題。……4月初，有公開報道直言，「目前某些地方已發生嚴重的柴荒」，「某些部隊機關已燒過公草三四倍，以致發生了殺果樹，燒牛草等現象」。……除此之外，甚至拆住房的木棒和蓋草，歷山區唐家溜一個村就拆了十幾間房子。7月華東局向中央報告也反映，因部隊燒柴缺乏，「有拆屋當燒柴」等情況的發生。
事實上，近代華北農村的燃料本來就不足，農民僅靠農作物秸稈或拾柴尚不能完全解決自家燃料問題，甚至不得不買柴。資料顯示，20世紀20年代，為滿足最低限度的燃料需求，魯中和魯東的20多個地區每年各自輸入東北木材達100萬元以上。因此，在農民自家燒柴都不寬鬆的情況下，難以應對大軍雲集對柴草的大規模需求。
當時沂源縣農民無法解決燒柴問題，便只得砍樹。沂蒙山區本應不缺乏樹木，但當時確實已不敷使用。如西河村將祖墳老林中明代的風水樹都砍了給部隊做柴燒。除此之外，甚至拆住房的木棒和蓋草，歷山區唐家溜一個村就拆了十幾間房子。7月華東局向中央報告也反映，因部隊燒柴缺乏，「有拆屋當燒柴」等情況的發生。
馬草也同樣匱乏，馬匹的飼養即成問題。情況嚴重者如孟良崮戰役期間，沂源縣悅庄無法餵養部隊的40匹軍馬，農戶霰義勝把剛蓋的三間新房上的草全部扒下來，洗凈泥巴，送去喂馬。除了「拆新屋」外，沂蒙地委在向上級報告中反映，一些地區甚至「割麥苗，把馬放春地」。沂蒙地委也深知此行為對於軍民關係影響之嚴重，請求上級儘快調劑馬草，否則「今後只有割麥子，結果是很危險的」。
在當時報道和後來史書中，上述砍樹、拆屋等情形均被作為農民舍小家顧大家，積極支前的表現，但這給當地農民造成沉重的負擔是毋庸置疑的。如魯中某縣3個區，為了供應過境軍隊的急需，農民將牛草「盡量拿出」，春耕時則出現牛草缺乏的問題。孟良崮戰役後，省支前委員會對高庄村調查，發現該村燒柴、牲口飼料均已枯竭，農民為牲口發愁。過去支前積極分子抗屬王清閣說：「沒得支援了，自己都餓著肚子了。」而且，從當時向上級反映的內部報告看，這些問題所造成的後果是嚴重的，與公開報道相差甚遠。如當時沂蒙地委反映「群眾對我相當不滿，覺得『沒有天下了』，說『八路軍不要老百姓了』等等」，甚至因此出現「群眾逃跑，躲避」等問題。無論群眾還是村干，一般是說「沒有東西了，出來應付不了，挨打挨罵」。為此，沂蒙地委不得不向上級提出，在大軍雲集，糧草殆盡的情況下，如此就地取糧，「長此下去，勢必使群眾脫離」。
由此可知，該年上半年大魯南的部分農村幾乎陷入財糧枯竭的境地。不過，正如沂蒙地委向上級彙報的那樣，作為上級的魯中行署乃至華東局和山東省政府對此問題已極為清楚，並儘力為減輕農民負擔做出種種努力。
針對脫產人員過於集中、駐地農民負擔過重的問題，6月8日，魯中支前司令部明令：部隊只有在「預先準備糧食不足，而又一時調運不到」時才能就地食糧，而且必須「以區為單位，進行統一布置籌劃」，「儘可能不要駐哪庄吃哪庄，以造成群眾負擔輕重不均的偏向」。對於駐地馬草緊張的問題，魯中行署在對各地有草戶進行預借的同時，要求「各分區進行有計劃的調劑，把偏僻村莊的草盡量地搬運到需到的地方上去」。
當然，減緩這些地區農民負擔最有效的辦法是轉移軍隊。該年7月，歷經半年苦戰的華東野戰軍分兵，跳出大魯南。值得注意的是，據華野司令員陳毅後來講，華野分兵的一個重要原因，即是為了緩解該地的財糧壓力。他指出，當時部隊集中，「吃用很大，不能支持好久，以後不得不分散，因為吃光了，山東雖然富庶，也吃不消」。在華野撤離大魯南後，國民黨軍主力也隨之撤離，該地戰勤壓力驟減，農民負擔相對減輕。
（三）渤海區的財糧壓力和徵收
如果說該年大魯南的財糧緊張和農民負擔沉重是因戰爭這一無法避免的客觀原因造成的，渤海解放區則代表了該年未受戰爭破壞地區的情形。根據年初黎玉財經報告中提供的數據計算，渤海區脫產比例僅為1.75%，並未超過2%的警戒線。當時黎玉也提到，沒有戰事的「渤海、膠東有餘糧」。這是否意味著渤海區可以從容應對財糧需求？
公糧是解放戰爭期間解放區最主要的徵收項目，公糧徵收的增減直接左右農民負擔的輕重。通過渤海區，可以觀察該年公糧徵收和農民負擔的情形。需要說明的是，內戰爆發後，各區公糧徵收量和具體徵收辦法，由山東省政府每年統一制定，各行署多是遵照執行。因此，先應對該年山東省政府徵收量和徵收辦法有所考察。
……公糧是解放戰爭期間解放區最主要的徵收項目，公糧徵收的增減直接左右農民負擔的輕重。……因時局緊張和財糧短缺，山東省政府大幅提高了該年公糧徵收量。對比上一年全省87萬擔的徵收量，該年徵收達到了160萬擔，「總負擔額加重了將近一倍」。具體到渤海區，該年預計徵收量為6億斤，相較去年2.9億斤，超出1倍多。
在徵收總量大幅提高的同時，具體落實到各階層的負擔比重也發生了不小的變化。這是因為公糧以農戶人均土地多少累進徵收，抗戰時期，負擔多集中在佔地較多的地主和富農身上。然而，1946年土改的進行，使得農村各階層土地佔有量發生明顯變化。根據1947年初各地調查，農村各階層人均土地已大體趨於平均，多在2-4畝之間。在公糧徵收上，上年人均4畝以上累進率開始達到20%，人均10畝以上累進率才達最高值35%（見表2）。如今人均佔地4畝以上的農戶已經不多，繼續按照原有累進率，政府將很難徵收到原有公糧數，更遑論徵收量翻番了。
基於上述原因，1947年春，山東省政府重新修訂公糧徵收累進率。對此，省糧食局也講到「三十五年度徵收辦法頒布在『五四』土改指示之前，到三十六年度土改複查初期，山東由不平衡的土地關係基本上已起了變化，因之負擔率也隨之改變」。
4月下旬山東省政府公布該年征糧辦法，由表2可知，與上年相比，人均2-4.7畝之間，累進率大幅提升。該年夏征時，省糧食局就特別指出，「今年的負擔，重點在中農階層」。實際上，此時各階級的土地已經趨於平均，人均2-4畝者已不僅是中農，地主、富農和貧農人均土地量也多處於這一區間。也即是說，此時農村已經普遍「中農化」了，相應地，公糧的徵收也要「中農化」。
除了徵收任務提高和納糧主體改變外，上年和平土改和地形、土質等與徵收看似無關之問題，客觀上也增加了該年公糧的徵收強度。根據中央有關土改的「五四指示」精神，1946年山東解放區的土改，主要是動員和鼓勵佔地多者以獻田的方式，而非鬥爭方式拿出土地。既然是獻田，而非強迫，故獻田者為了自身利益，所獻出的土地多是遠地或貧瘠地。其中，與麥地相比，非麥地因收益相對較差，成為獻地的主要部分。這在當時政府、得地者以及獻地者看來並沒有不妥。
然而，上述土地轉移方式在1947年夏季公糧徵收時顯現弊端。這是因為貧僱農所得到的非麥地，是春季播種、秋季收穫，在夏季公糧徵收時並沒有收穫物。但是，政府計算公糧是以農戶全部土地一年收穫量計算，並沒有具體區分農戶夏秋收穫物的比例。故貧僱農雖然分得了土地，但這些土地夏季沒有收穫物，夏征時則需要提前支付這些土地的負擔，而且因土地增多，累進率也隨之提高，無形中負擔增加更多。如7月初，渤海行署機關報反映臨邑縣的情形，「據調查，翻身群眾所獲土地一般麥地少，形成麥糧負擔相對較重」。
儘管渤海行署在夏征前就已意識到此問題，並作出相應的補充指示，允許麥地較少的農戶「根據麥地成數徵收」，「若麥季毫無麥糧收益，可緩至秋季一起徵收」。然而，有證據表明，這一指示並沒有被真正執行。如該年渤海夏征任務為2億斤，若麥地少者可少交或緩交，該年夏征完成量應低於任務量，但據9月統計，該年夏季實征2.2億斤。這說明農戶因麥糧不足，少交或緩交的情形並不普遍。這從事後調查中也能得到證實，
……有資料顯示，「雇貧農之負擔比例達到百分之一百，或一百多，甚至百分之二百，據說有的負擔比百分之二百還要多，這個情形是相當普遍，雇貧農叫苦連天」。據1948年惠民縣於韓庄調查，上年「在徵收麥糧時，雇貧連分到的白地（沒有收穫物的土地——引者注）也一塊負擔麥糧，致使很多戶剩不下麥子」。據陽信縣調查，「有些貧農只是麥季公糧一項就壓的他們半死不活了，馬家、王坡家莊都能找出幾個這種受難的貧農來……使他們不得不借糧或糴糧來繳納。無怪老百姓說『就數咱窮人命苦』，『翻身把麥種子都賠上了』，『再也別翻身了』，『八路軍比漢奸隊強的也不多』」。這兩縣是渤海行署機關所在地，情況尚且如此，更不要說較為偏遠的地區了。
此外，地形、土質問題也增加了該年農民夏征的負擔壓力，具體到渤海區則是土地鹽鹼問題。渤海區地形平坦，適宜小麥的種植。但同時，該區也是黃淮海平原鹽鹼地的主要組成部分，一些地區土壤鹽鹼，制約了小麥的種植。簡言之，土壤鹽鹼是受氣候、地形和水文等因素的綜合影響，使原處於地下的鹽分彙集到農作物所需土壤層所致。山東為何獨以渤海區鹽鹼化突出？這與該地特有的地形有關。該地以平原為主，地勢平緩，使得地面和地下徑流滯緩，鹽分不易被水流帶走，地下水因蒸發向上運動佔優勢時，蒸發積鹽作用大於降水淋鹽作用，土壤就會發生鹽鹼化。特別是平原中地勢低洼地區水鹽最易彙集，易於鹽鹼化。此外，該區黃河兩岸大堤的背河浸潤窪地常年受黃河水側滲補給，排水不暢，鹽漬化也非常嚴重。除了內陸平原的鹽鹼化外，靠近渤海的濱海地帶，因海潮浸漬窪地，海水沿河倒灌，海水頂托地下水等，也形成大面積的鹽鹼地。根據作物生長對土壤要求，這些鹽鹼地區不宜種植小麥，多是種植耐鹽鹼能力較高的棉花和高粱。如渤海一專署的吳橋和黃驊兩縣，因受鹽鹼化影響，1949年前吳橋縣「農業以棉花為主，播種面積一般佔耕地面積的50%左右」。黃驊縣「全縣鹽鹼地42.9萬畝，佔耕地面積的56%」，「在一些瘠薄易旱地塊，則只種植抗鹼、耐旱澇的高粱」。
對該年夏征不利的是，高粱、棉花均屬秋熟作物，也即是說，在夏季公糧徵收時，因土地鹽鹼未種植小麥的地區也要背負麥糧的負擔。如表3所示，位於黃河沿岸土地鹽鹼的高苑縣，小麥種植比例極低，種植最多的是棉花和高粱。在該年夏征中，該縣為了完成任務，開展「傾家蕩產，支援前線的立功運動」，結果「許多貧苦農民掃光了囤」。河西村貧農王大娘在「多征立功」的號召下，「連借給別人繳，帶自己繳，把全年麥子都繳光」了。「沈家貧農沈大娘為了『快繳公糧』，把自己穿的褂子都賣掉了」。又如，吳橋縣東集區「因地壞種棉，種麥少」，致使該區夏征額高達84%。一專署大流街村174戶村民中有81戶不種植小麥，「也必須按征糧辦法繳納麥糧」。
受上述因素影響，該年渤海地區夏季公糧負擔格外加重。需要說明的是，這並不是渤海區特有之問題，徵收總量的提高和徵收辦法的改定由山東省政府決定，上年以「獻田」為主的和平土改也為山東解放區統一行為，儘管鹽鹼地為渤海區特例，但
……膠東、大魯南一些丘陵山地因缺乏灌溉和土質等原因，同樣不宜種植小麥，政府也大多要求按任務量徵收。如膠東濱北專署反映，五蓮區不根據麥子的收穫實際情況，一律徵收30%，使個別群眾花錢買麥繳糧，怨聲載道。又如膠縣墨河區群眾為此不要地了，把契約都要交出來。
渤海區為完成任務，徵收過程中強征不斷，如渤海區糧食局副局長王有山就明確提出，「借糧交糧，糴糧交糧，完不成任務就是沒有戰爭觀念」。不過，問題很快被上級發現。8月中旬，以鄧子恢、舒同為首的華東局工作委員會到達渤海指導工作，「發現普遍的強迫命令，苛雜騷擾，群眾負擔極重，對我仇恨甚大」。在10月華東工委召開的渤海區高級幹部會議上，鄧子恢公開講：「人民負擔非常之重，這樣搞下去，必然會造成人民的怨聲載道，離心離德。」舒同甚至不忘以蘇區的教訓警戒，「我們中央蘇區最後不能堅持而被迫萬里長征，除了路線錯誤之外，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我們財政的枯竭，人力物力財力的枯竭，幾乎到了山窮水盡的境地。」基於此種認識，華東區工委立即將工作重心轉到減免農民負擔的問題上來。
然而，此時渤海行署財糧格外緊張。作為山東解放區的大後方，從上半年開始，魯中、魯南大量後方工作人員以及難民陸續轉移至該地。加之，8月中旬華東工委和華野後勤也轉入該地，使該地脫產人數激增。據9月華東區工委統計，當時渤海區脫產人數為41.05萬人。以該地800萬人口計，脫產比例高達5%，這使渤海區也面臨上半年大魯南所遭遇的困難。更為嚴重的是，因大魯南受戰爭摧殘，此時補給華野西兵團的任務，完全落在了渤海區身上，故當時渤海行署的財糧開支浩大。據此後總結，糧食供應「每日不下百萬斤」。至11月時，甚至連印鈔紙都已用光，即便想增發紙幣也不可能。此時，陳毅為解決西兵團供給問題，從前線返回渤海區，他了解到的情況是：
我到渤海後，了解此地經濟情形，維持至今年底即差40億元，連同明年上半年開支共需240億元，而渤海可能之收入僅約50億元，尚差190億元無法解決。並且，這個預算對東兵團的任何供給都不在內，只包括西兵團之炮彈電料及單衣一套，至於另一套單衣和菜金雜支費，尚待邯鄲局以至中央工委設法解決。
鑒於農民負擔異常沉重，以往靠徵收解決政府財糧問題的辦法已行不通。不僅如此，華東區工委為減輕農民負擔，在沒有更多財糧來源的情況下，毅然作出「減除公糧三分之一」的決定，即秋糧徵收量由原計劃的3.8億斤減少至2.5億斤。同樣，該年膠東（不包括濱北區）秋征也減征近1.2億斤，減幅在21%左右。加上受戰爭因素等影響，該年山東解放區秋季公糧多推遲至1948年一二月間（舊曆春節前）才行徵收，故秋征對於下半年農民吃糧並未產生實質影響。
對於政府本身財糧困難，華東區工委以「精簡編製」，降低「供給標準」和「清查物資」的方式解決，在「三查三整」的整黨運動配合下，收效極大。據1948年初省支前委員會副主任劉瑞龍介紹，渤海區不僅「虧空全部彌補，還有餘力供給野戰軍」。
三、1948年春夏：救災與徵收
1947年底，中共在山東已經扭轉了軍事上的被動，轉入戰略反攻，在1948年上半年接連收復膠濟線重鎮周村、濰縣等地。然而，與軍事上凱歌高奏不同的是，1948年春夏間，山東全省普遍災荒，農村財糧整體上趨於枯竭。面對此種情形，華東局和山東省政府又如何應對？
（一）春荒救災
受1947年戰爭破壞、土改過「左」以及天災影響，1948年初山東解放區早早陷入嚴重的春荒之中。1月9日省糧食局下發的戰勝糧荒緊急指示中，明確指出「目前各地糧荒現象，已日趨嚴重」。該年新舊曆相距較遠，1月9日按農村通用之舊曆實為上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也即是說，在農曆春節前一個月即已出現糧荒問題了。加之，春節前進行的秋征又進一步緊縮了農民口糧，加劇了該年的春荒。7月華東局的一份報告印證了年初的糧食不足，稱「入冬不久，魯南、魯中、膠東、蘇北各地災民計達三四百萬，其中今春一月斷炊者與僅能維持至三月者便有數十萬人」。
具體到膠東，1947年下半年一直處於戰爭狀態，戰爭給當地造成了嚴重破壞。1948年初，天津《大公報》如此描述當地情形：「目前膠東共區，壯年都被征走了，遺留下的老弱婦孺，耕種無力，田地荒蕪，給了一個保隊編組，看守家鄉。小麥依然未下種，三十七年春荒就要臨頭了。」膠東災情最為嚴重者為南海和西海兩區。1月19日，南海地委分析：「受災難的區域全南海八個縣就有33個區，其中最嚴重，生活無法維持者即有21個區，如按人口計算將有70萬人口左右」，約佔南海總人口的1/4。即便收成最好的平南羅蘭區和平東石硯區，也不過七成年景。
渤海和大魯南情形也大致如此。1947年底華東工委委員張蓬向鄧子恢報告，渤海三專署地區「由於水災，食糧不多，明春災荒飢餓可能嚴重」。大魯南地區災情最嚴重的是上年受戰爭破壞最重的沂源縣，據2月間沂源縣張庄區書記朱濤彙報，「張庄區災情非常嚴重，群眾既沒吃的又沒燒的，已經餓死了三口人」。魯南區黨委書記傅秋濤也提到：魯南「今春災情特別嚴重，今春有二十萬人口沒有飯吃，缺糧一個月至三個月是普遍現象」。他強調，與戰爭相比，缺糧是「最大危機」，「成了能夠堅持的主要問題」。
由此可知，1948年初山東農民缺糧問題已非常突出，經一年半戰爭，農村財糧已近於枯竭，山東省政府財糧狀況亦很緊張。2月，華東局財委主任曾山分析，在華野西兵團已經外線作戰的情況下，上半年政府「現有的糧食尚差兩個月」。此後，華東局書記饒漱石向中央的彙報也指出：「嚴重戰爭與災荒造成去冬今春華東財政糧食嚴重的困難」。各地對此也有反映，如南海區年初分析「按預計的秋征糧計算，黨政軍也僅能吃到三月底」。
農村和政府均已陷入財糧危機，成為擺在華東局和山東省政府面前尤為棘手的問題。顯然，向農民借糧已成為不可能之事，曾山明確講：「上年缺糧時還可向群眾借」，然而，「今天人民還少二三個月糧，你再借，群眾就要向你拚命了」。相反，面對此種情形，基於長期形成的群眾觀念，華東局首先採取的是向災區撥糧救濟。2月底，華東局確定「生產救災」作為該年政府的中心工作，明確提出「不餓死一個人」的口號，全力救災。以災情嚴重的大魯南地區為例，僅1月至3月，華東局就向該地調劑糧食達3400萬斤，發放救濟款370億元（北海幣），並減免災區田賦。經政府救濟和組織生產，至麥收前，儘管山東解放區農民生活極為艱難，但絕大部分安然度過春荒難關。
當然，政府把財糧全力用於救災，不可避免地加劇「山東空前的財政困難」。「當時估計，全省上半年財政赤字最少要超過400億以上。」對於自身困難，華東局借鑒上年渤海區經驗，以清理物資、降低生活標準和整編後方機關的方式加以解決。年初山東80萬脫產人員，至9月饒漱石向中央報告時已降至60多萬，減少近1/4。並通過取消中灶，降低伙食標準和個人津貼，進一步減少開支。此外，華東局在清理物資方面也取得明顯效果，「繳公物資達北票500億元」。採取上述措施的結果是，「上半年六個月對部隊四大器材及對各機關的供給幾乎全部停發，均由各部節餘解決」。經過幾個月的努力，山東上半年財政實際虧空僅100億元，比年初預計減少了3/4。
（二）夏荒徵收
艱難度過春荒後，農民最為迫切的是儘快接上夏糧。夏收的好壞關係著農民吃糧和政府徵收的增減。夏季的主要收穫作物小麥，為上年秋季種植，上年種植情況直接影響著該年收穫的高低。據1948年各類調查反映，上年不僅「麥子種的很少，而且種的不好」。如膠東南海區600萬畝耕地，往年可種小麥300萬畝，1947年僅種植180萬畝，有120萬畝未能播種。「如果每畝以一百斤計算，則將有一萬萬二千萬斤小麥歉收」。即便如此，南海似乎還是膠東種麥面積較好的地區，因為膠東上年「秋種麥僅及往年二分之一」。山東其他地區的情況也不樂觀，1947年底張蓬彙報他所視察的渤海區，「一路上所到之處民生疲敝，小清河北的孬地秋天未耕，一片荒草和高粱稈子，麥田下種的極少，因為戰爭及群眾生產情緒不高，怕種了麥子自己吃不到，完全交公糧。據廣饒縣縣長談，種麥地數只佔往年的30%，減少了70%」。
可以想見，在上年小麥種植偏低的情況下，該年夏季小麥並不可能得到豐收，等待農民的將是又一個災荒——夏荒（亦稱「麥荒」）。進入6月，魯中沂北縣委在工作彙報中就反映：「雖然麥前一般的解決了災荒的嚴重，但夏荒須引起我們的加倍注意，尤其長安區、韓旺區。如長安區不僅春荒，因去年受沂城敵人搶擾，麥子種的很少，全區種了不滿總地畝23%的麥子，有的村種的太少了，大滑石溝才種了5小畝，韓旺區種了15674畝，麥子佔總地畝數的21%。」
對於種麥較少的問題，儘管政府在上年年底就已意識到，並積極鼓勵農民補種早熟作物，「多種瓜菜等糧食代用品，多種早熟莊稼」，但受現實影響，實際效果似乎並不明顯。如該年5月膠東昌南縣南孟區調查，春荒時節，許多農戶由於缺乏種子，再加顧慮種在距家較遠的莊稼地里被人偷去，自己吃不著，故早熟瓜菜糧種的不多，曹戈庄每戶僅平均1.2分地，而「麥後薺薺菜老了，樹被頑軍殺光，連樹葉都沒有，麥子種的比往年又少，長的又不好」。如此，夏荒即成為必然。再如沂北縣，「根據各區報告及縣裡幹部到幾個區的調查了解，沂北由於春荒基礎，麥荒仍是嚴重，有些區麥收後麥糧打下，故能解決問題。但有些區由於麥種過少，饑荒絕糧現象仍然存在。」麥荒到來，「青菜不多，豆角、方瓜下不來，樹頭菜已老，即便吃糠也是不多，時值青黃不接」。農戶認為，「在家沒盼頭了，不如早出外逃荒，免得晚了走不動了，所以群眾紛紛醞釀到外地逃荒，徐家窪一帶幾個村子走了十數戶（內軍屬數戶），全區未有統計，韓旺區已走了200餘戶逃荒戶，一家有走一半的，有的光留下勞動力」。
春荒後接連夏荒，農民尚無法從災荒中恢復過來，夏征自然又會遭遇嚴重困難。對此，華東局已有預判，在3月生產救荒時就曾強調：「今年夏征的負擔必須減低。」
從徵收總量看，由表4可知，1948年膠東在人口、土地均有所增加的情況下，夏征較上年度減少7000萬斤，約1/3。渤海在土地增加的情況下，夏征也減少約6400萬斤，減少1/4多。大魯南儘管人口、土地和徵收量均有增長，但人口增長幅度為70%，土地增長幅度為52%，夏征額增長幅度僅為18%。可以看出，該年中共也是努力為保障農民生活而儘力減少夏征。
從具體各階層負擔比重觀之，該年山東解放區大部進行了較為徹底的土改，基本實現了土地的平均，地主富農不再佔有較多土地，甚至個別地區土改後「貧僱農地多，中農次之，富農地少，地主最少」，出現土地佔有的「倒寶塔」現象。因此，抗戰以來針對地主富農土地過多所執行的累進徵收方式已經失去意義；人均土地數相近，也失去了累進的可能。基於此，該年山東省政府實行了更為簡便的按畝納糧的徵收方式。
具體辦法是以戶為單位，每中畝全年徵收公糧30斤。這一徵收標準是高還是低呢？據該年夏征統計，渤海區人均土地3中畝以上，膠東、大魯南人均土地2畝2分。同年6月華東局秘書處的統計大致相同，渤海人均3.2中畝；膠東人均2.77中畝；魯中和魯南人均分別為1.65中畝和1.54中畝。以渤海區人均3中畝為例，假定該農戶家中5口人，全家即有土地15中畝。根據1946年、1947年與1948年公糧徵收辦法，可計算出該戶3年公糧負擔量。由表5可知，該戶在1948年所納公糧最少，較之1946年減少14%，較之1947年減少49%。假若以膠東或大魯南人均佔地分析，因人均土地低於3中畝，享有免徵5分或7分地的照顧，其1948年徵收額相比渤海區還要低。
如前所述，該年山東夏收不理想，農民依然遭受夏荒威脅。7月中旬，華東局甚至向中央請示，鑒於「各地災情仍較嚴重」，希望放棄執行中央繼續土改與整黨的命令，仍以「生產救災或生產備荒為中心任務。故儘管華東局已經大幅削減夏征任務量，但在實際徵收中仍不可避免地出現往年徵收中所發生的與農民間的衝突。實際上，即便是政府人員，對徵收也多持不理解之態度。5月底，山東省政府機關報發表的動員征糧社論中，指出幹部中存在著「錯誤」思想：「有些同志認為，大軍已部分南下，地區已經擴大，所以今年公糧應該大大減輕，甚至不征。或認為征公糧與生產救災矛盾，甚至有個別同志號召群眾自動吃公糧，分公糧的嚴重錯誤行為。個別幼稚的同志竟把徵收公糧認為不合群眾利益，把徵收公糧的同志看作沒有『群眾觀點』。」
可以肯定地說，黨政人員將征糧視為無「群眾觀念」的認識，絕非「個別幼稚的同志」，此種觀念在各地普遍存在。如膠東區黨委在夏征動員時，各地委員對夏征頗有怨言，許多人反映「負擔雖然減輕了，但災情也很重，為什麼征這麼多的糧」。濰南縣徵收員也提出，「今年嚴重的災荒，群眾缺衣少食，我們還向群眾征糧，似乎對不起群眾，無法向群眾進行教育解釋」。膠高縣徵收幹部認為，「老百姓遭了一春罪，吃了一春菜」，「看到群眾因無有麥草，囤里無有糧，即發愁，覺得今春我們給老百姓東西（如救濟糧、工賑糧、貸款等），但現在有些老百姓還是很困難，我們再伸手向群眾要，覺得很難的」。
從該年膠東濱北七縣夏征工作總結可知，在徵收中均出現農戶欠交、不交的問題，但為了完成任務，也採用了押人或打人等逼迫方式。其中，諸城縣夏征總結反映的農戶欠交情形最為普遍。該縣城北區欠戶最多，「前馬連河子共70戶，尾欠41戶；大宋仁200戶，欠101戶；後馬連河子180戶，欠50戶；上溝河214戶，欠83戶；後古庄111戶，欠30多戶；崖頭130戶，欠71戶；胡家樓160戶，欠60戶；西郭家埠140戶，欠100多戶，只交齊三四十戶；角村300餘戶，欠50餘戶」。為征齊尾欠，前馬連河子村召集尾欠戶會議，「幹部輪流吃飯，不叫群眾吃飯，最後有2戶沒辦法就說俺賣鍋賣櫃也拿上就是了」。莒北縣賈悅區「災情很重」，為追繳尾欠，「押人12餘名」。膠南縣林許區押12人，並以押人作為完成任務的經驗在本區傳播。
四、1948年秋後：有重點的繼續徵收
農民在熬過春夏糧食嚴重短缺之苦後，迎來秋收。前述上年秋季麥種偏低，大量土地荒蕪，不過，這些荒地在該年春季政府組織的生產救災中大部分種植了作物。據華東局秘書處6月間統計，年初山東解放區荒地多達200餘萬畝，經春季生產救災，減少了近140萬畝。夏季繼續滅荒，7月間，滅荒數已達到150萬畝。受氣溫等條件限制，這些春夏間被消滅的荒地，除了種植早熟瓜菜外，多為秋熟作物，事實上，即便種植早熟瓜菜，也可在收穫後接茬種植晚秋成熟作物。如此，無形增加了該年秋熟作物的種植量。又因夏秋水旱災害較少，該年秋季收成大好。
11月27日，饒漱石向中央彙報「今年華東秋收一般約七八成，為四年來最好年景」。第二年省實業廳分析，「1948年秋季收成，除部分災區外，一般均在七成至八成，個別地區達到九成年景。膠東一般地區1948年秋季收成較1947年增產1/3到1/2，接近1946年的生產水平。渤海一般均在七成至八成年景，魯中南約六成至七成年景，少數縣份達八成年景，較1947年增產二成至三成不等。」糧食豐產，加之上半年制定的公糧徵收標準不高，相對緩解了農民春夏缺糧的困境。不過，戰爭仍然在繼續，相較膠東與渤海兩區，大魯南作為濟南戰役的作戰地和此後淮海戰役與渡江戰役的鄰近地，仍然承擔著較大壓力。
（一）濟南戰役時的預征
為了儘快解放山東，繼7月中旬兗州戰役後，中共中央要求許世友、譚震林率領華野東兵團乘勝拿下國民黨山東省政府所在地濟南。許、譚計劃於7月22日進攻濟南，但是，遠在豫皖蘇作戰的華野代司令粟裕認為，以許譚現有兵力「攻濟打援」「勢難兼顧」，建議休整一個月後，由華野東、西兵團合力進攻濟南。有鑒於此，中央否決了許譚計劃。攻打濟南的時間拖延了下來，但是，相應的進攻部隊仍在臨近濟南的泰安、兗州等地集結。而且，為增強作戰兵力，原本已經南下豫皖蘇作戰的華野西兵團回撤山東，蘇北兵團的兩個縱隊和一個旅也北調參戰。據粟裕稱，在濟南戰役中，中共在山東總兵力達到32萬人，國民黨守城和可能增援兵力僅28萬人，「出現了我軍在兵力上優於敵人的新局面」。然而，對後勤供給而言，大軍雲集對財糧的需求必然增加。山東省政府除從渤海地區調運部分糧食外，只得向戰爭所在地的大魯南地區就近預征秋糧。
按照省支前委員會要求，大魯南地區需供應擔任「打援」任務的華野6個縱隊和中原野戰軍第11縱隊以及魯中南部隊共8支部隊的糧食需求。根據預計，8支部隊和支前民工每日需糧70萬斤，供應3個月即需6300萬斤，而當時魯中南靠近作戰區的二、四、五專署糧庫僅有存糧2800萬斤，缺口在一半以上。
資料顯示，山東省政府於8月即下發預征指示，限月底完成。此時「高粱才上場，穀子還未收」，農民手中糧食有限，據魯中南第五專署反映，經請示後，預征工作延緩至9月。9月15日，省支前委員會再次分派預征任務，要求第四專署最低預征秋糧3000萬斤，此數為該地秋征總量（秋公糧加下期田賦）的1/2；二專署預征2000萬斤，為秋征總量一半；五專署預征1000萬斤，為秋征總量的2/3；三個專署共計預征6000萬斤。
對農民較好的是，此時秋季作物已開始收穫，如9月22日第四專署白彥縣縣委書記陶有亮彙報，該地秋季高粱、早豆均已收割完畢。這部分緩解了交糧壓力，但由於部隊過境緊急，預征作為突擊任務，還是給當地農民帶來不小困難。第四專署反映泗水和濟北兩縣麥糧全部吃光，「尤其是濟北，部隊過路，他們一點麥糧沒有，部隊非吃不可，有的直接向老百姓要、扒，有的找區部」。對於該問題，區、縣政府均無力解決。
這從該地給部隊提供的加工糧品質上也可看出些許問題，當時加工糧存在的一個「普遍性的嚴重問題」是「質量低，雜物多」。如第四專署的鄒縣「小麥、麵粉內普遍有砂，約佔百分之五上下，同時麵粉既黑又粗，且雜有麩皮，小米內的穀子也很多，約佔百分之十上下」。另據報告，該縣加工糧中總共「有幾萬斤至幾十萬斤的砂子、穀子和糠」。第四專署的鳧山縣和第七專署的寧陽縣「供應面中還有摻石灰的」。究其原因，除了任務緊迫，徵收人員工作不細緻外，也能反映部分農民對於預征的態度。
（二）淮海戰役和渡江戰役時的秋征與借糧
經過8晝夜激戰，9月24日，中共順利攻下濟南。此後不久，臨沂城和煙台市也相繼解放，山東境內的國共戰爭基本結束。不過，隨之進行的淮海戰役和渡江戰役依然需要山東解放區的財糧支持。
對於淮海戰役，華野指揮官認為，「繼濟南戰役勝利之後，根據目前全國形勢與部隊的思想情緒，均有勝利條件與信心，所感困難者，唯有糧食問題」。由此可知後勤供給壓力之大。據戰後統計，在兩個多月的淮海戰役中，中共軍隊和民工實際用糧4.3億斤，但為了保障供給，山東、冀魯豫和豫皖蘇等解放區共籌集糧食9.6億斤，是實際用糧的2倍還多。在上述各解放區中，山東籌糧最多，為3.9億斤，占戰爭供應總量的40%。那麼，山東從哪些地區，以何種方式籌集到如此多的糧食？
就地區而言，距戰場較遠的渤海區籌糧1.1億斤，膠東濱北區籌糧1000萬斤，剩餘2.7億斤則全部靠距戰場相對較近的大魯南供應。對於籌糧方式，現有分析多指出農民積極支前，捐糧獻糧。實際上，濟南戰役的預征和正常的秋季公糧徵收是糧食籌集最主要的途徑。
華野設想的濟南戰役，在攻下濟南城的同時，殲滅大量由隴海路北上的國民黨援軍。故華野預計濟南戰役的作戰時間，短則20天1個月，長則3個月。所以，為保障戰役的糧食供應，省支委向大魯南下發的預征糧任務，計劃供應時間為3個月，也即糧食要持續供應到12月中旬。由於濟南戰役僅用時8天，故濟南戰役已經完結和尚未完結的預征均轉入淮海戰役的用糧之中。據此後不完全統計，9、10兩月大魯南共預征秋糧8000餘萬斤。
當然，對於大魯南2.7億斤的糧食供應，8000餘萬斤的預征糧為數太少。不過，進入11月，按慣例進行的秋征開始，秋糧的徵收成為糧食籌集的最主要方式。如渤海區12月間1.1億斤的籌糧，完全可以從該地4億斤秋季公糧徵收中支出。然而，這對於大魯南仍有一定難度，這是因為該地秋征總量也僅為2.6億斤，也即是說，大魯南全部秋征糧仍低於該地對淮海戰役所供應的糧食量。這使得該地一些需糧緊張的地區不得不進行借糧。如嶧縣糧食局稱「在全力支援偉大淮海戰役中，44天完成了上級所給200萬斤借糧任務」。沂蒙等地也進行了借糧。
……據一些地區的調查和內部會議討論可知，當時借糧強度非常之高。魯中南邳縣運南區是新收復區，除了按畝攤派，每畝徵收10斤（麥、秋糧各半），可預借到35萬斤外，另通過查封方式，不管地富貧雇，「只要發現大批存糧」，就由政府收取，供前線部隊使用。據統計，以此方式所收之糧竟然與按畝攤派預借數相當，也為35萬斤。該縣為完成任務，「縣到村硬壓任務，不擇手段，打押現象很多」，「致有的村出現三光（柴糧用光，壯丁出光）」。
接夏糧前，淮海戰役並非最後之徵收，該戰役結束不久，山東省政府就醞釀為即將進行的渡江戰役籌集糧食。1949年1月19日，正式下發預借指示，分析「現存公糧距離實際需要約差二億斤以上」，要求「為了保證部隊休整及出擊期間的軍糧」，爭取在2月底前預借公糧2.2億斤。由表6可知，渤海和大魯南繼續成為借糧最多的地區。渤海區上年秋季公糧共徵收4億斤，此次預借糧為秋征量的25%。大魯南秋征公糧2.6億斤，此次預借為秋征量的23%。膠東秋征3億斤，此次預借為秋征量的16.6%。
此時已為春荒時節，農民餘糧不多，特別是大魯南地區經淮海戰役籌糧，餘糧更少，各地方政府多感到借糧困難。魯中南二地委在動員借糧時，承認存在著諸多困難：「群眾剛交過了公糧田賦，過去的借糧尚未還清，部分地區收成不好，且完成任務時間短促」。沂蒙專署反映，「各縣接到任務後，區村幹部思想發愁，有的認為公糧還沒徹底結束，又向群眾借糧，沒法向群眾說；有的認為以前借還沒歸還，再向群眾借糧，群眾有怨言；有的認為春荒嚴重，群眾沒的吃，沒法向群眾要；有的認為自報公議群眾不能報，又不準攤派，怎麼會能完成任務」。
（三）春荒與再救濟
由於秋征以及借糧，至1949年春，山東解放區特別是大魯南地區，農民缺糧問題再次發生。僅據公開報道便知，1949年初，「魯中南南部蒼山、趙鎛、蘭陵、費縣、邳縣、嶧縣、臨城、麓水、銅山等縣今春災荒仍相當嚴重」，「老區一般缺一個月的糧食」，新區「缺兩個月的糧食」。缺糧農民「從去年秋季即開始逃荒」，據1月間統計，「災情嚴重地區已逃荒人口達1/3到1/2左右。如岳城區幽關聯防1038戶、4761人，已逃荒者達314戶、1235人，佔全人口的1/3。蘭陵蘭城店區唐村（災重村）27戶、128人，逃21戶、102人；桃皿村84戶、249人，逃荒65戶、210人，兩村逃荒合計佔1/2左右。」
膠東自1948年下半年即遠離戰場，在山東境內該地供應前線的財糧最少。但即便如此，1949年3月間也同樣出現農民缺糧和大量逃荒現象。如3月初，蓬萊縣「發現農民有討飯的，三月四日那一天，就有十餘戶烈軍榮工屬到區里去要救濟糧，後來就越來越多」。昆嵛縣管山區反映，「據三月上半月統計，全區27個行政村逃荒的佔全區總戶數的9%，絕糧戶佔總數15.5%，災情已很嚴重」。
中共紮根農村，對農村情形極為了解，而且出於一切為貧僱農的「階級觀念」，對農民生活也總是儘力關照。舊曆年前，魯中南行署對軍、烈、榮、工屬中缺少糧食又無法解決者，提供了300萬斤糧食救濟。
當意識到初春農民普遍吃糧困難後，救濟工作也隨即展開。以災情嚴重的大魯南為例，1月間，魯中南五地委發現該地農民嚴重缺糧後，即向上級黨委報告，並提出相應救災措施。2月20日，魯中南行署明確「災區應以生產救災為中心」，區黨委組織工作隊，「親到蘭陵，鳧山等災重地區幫助工作」。3月13日，區黨委「又成立生產救災委員會，每天用電話聯繫，掌握各地災情，及時具體指導各地生產救災工作」。
事實上，經歷上年春夏嚴重災荒後，山東解放區政府對於救災工作已經有了較為成熟的應對方案，1949年救災工作相對更易開展。據7月小麥收穫後的報道，「魯中南二百萬災民……已基本上勝利的度過了嚴重的災荒」。
五、結語
由上述考察不難發現，三年內戰中，因戰爭的持續和脫產人員的增加，中共山東解放區一直處於財糧高度緊張狀態。……山東省政府不得不經常增加對農村的徵收，或追加、或預征、或預借，這就不可避免地使部分地區財糧枯竭，農民缺糧、逃荒、餓死和自殺等現象時有發生。因此，與以往政權徵收情況，包括與抗戰期間根據地徵收情況相比，內戰時期山東解放區農民的負擔極其沉重，長時間持續下去勢必會重蹈蘇區失敗的覆轍。但與蘇維埃時期不同的是，三年來，無論財糧及軍需緊張到何種程度，中共始終能夠注意到農民的實際承受度，當徵收力度太大導致農村陷入危機時，總能發現並能夠及時地調整政策，或減免或救濟，以恢復農民的信心。縱觀內戰三年，中共山東解放區政權的徵收政策明顯地存在加征與減免（救濟）兩個方面，在滿足戰爭對財糧需求的同時，不得不照顧民生。
在這裡需要進一步追問的是，面對既不能停止戰爭，又不能過度傷害農民這一兩難境況，中共是靠怎樣的機制或方法避免了蘇區時期所犯的錯誤呢？
……從蘇區，到抗戰根據地，再到解放區，中共政權不同於其他政權的一個極其重要的特徵，就是它前所未有地將政權建立到了村子，基本上消滅了杜贊奇所謂自古以來就存在於國家和農民之間的各種「保護型經紀」和「營利型經紀」，並將村裡的貧苦農民骨幹培養成自己的代理人。因而，它形成了對農村人力物力資源從上到下極其強大的控制力。這樣一種「集權式」的組織和動員體制，極其有利於戰爭的需要，但與此同時，它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著很容易竭澤而漁的嚴重危險。中央蘇區當年戰爭失敗，除了蘇區當時迴旋餘地過窄以外，臨時中央過度徵發，且未能及時發現和解決農村嚴重危機，無疑是重要原因之一。必須指出，在三年內戰期間，山東解放區各級政權也曾經不止一次地重複當年臨時中央的思維方式，過多地從戰爭需要和軍事危機的角度出發，下達了過多過高的徵發指標。其強大的徵發機制很容易地便將指標落實下去，從而造成對農村資源的過度汲取，致使一些地區的農民陷入嚴重的生存危機之中。但是，有兩個重要因素起了作用。一是中共解放區政權，如華東局和山東省政府，都直接工作、生活在農村和農民當中，與農民有著密切的往來，因而很容易發現過度徵發所造成的嚴重危害，進而及時改變政策，展開各種救助措施。二是蘇維埃革命失敗所帶來的教訓給中共中央和各中央局領導人的印象深刻，因此抗戰八年中中共各級政權關於階級意識和群眾觀點的教育，對多數中高級幹部來說影響深遠。任何可能過度傷害農民的情況，都比較容易引起他們的警惕。關於這一點，無論是從山東解放區各區縣歷次徵收工作的內部討論，還是從相關部門的總結彙報，均能發現其影響的痕迹。一旦涉及徵發任務的具體安排時，解放區黨政幹部總是難免會圍繞著究竟應該更多地強調群眾觀點，還是應該更多地強調戰爭觀點發生爭論。
當然，山東解放區能夠將三年戰爭堅持下來，還有其他因素。應該提到的一點是，這時的國共戰爭已大不同於中央蘇區時期。與中央蘇區時期相比，中共在三年內戰時期所控制的區域和人口增加太多。哪怕只是一個山東解放區，其面積就是中央蘇區的3.5倍，人口為中央蘇區的近10倍，國民黨兵力根本無法像當年對中央蘇區那樣形成有效「圍剿」。因此，戰爭雖然激烈、頻繁、持續時間長，也只是分時段分地區在進行，故山東各解放區間仍可進行一定的物資互濟。加之山東境內歷次戰役短則幾天，長則十幾天，單次作戰的持續時間並不長，這也相對提高了交戰地區農村對戰爭的適應力。
鑒於此公還有李先念與日軍在小港簽訂條約，日軍向新四軍交保護費等神論，所謂屁股先行不過如此吧，既然在此問題上屁股遮擋腦袋了，哪還有什麼心情去客觀的回答問題，只能去什麼什麼群，什麼什麼文件夾翻翻有什麼黑料罷了。
怎麼用上文回答問題呢「解放戰爭時期共產黨是如何做到清廉和團結的「？共產黨也做不到絕對清廉和團結，但是在國民黨反動派面前，共產黨這個現代化的政黨能做到發現問題後，從而著手解決問題。
要問：解放戰爭時期，共產黨是如何做到清廉和團結的？
當時國民黨執政『老百姓沒有吃、沒有穿，共產黨沒有銀行，軍隊沒有軍餉，軍、民都是為了一個目，打倒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軍民目標統一，所以共產黨清廉、與人民團結。
你想知道根源嗎嗎？就必須知道當時的背景，26年孫中山去世後國、共兩黨意識形態不合互相殘殺。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蔣介石領導的民族資產階級不管人們的生活，農村的惡霸地主 利用封建迷信維護著自己統治者的地位，95%的人民缺吃少穿。
請看我的經歷：從我記事哪一天起，我的家鄉就是戰亂、貧窮。
我家住在萊州西遊區東尹家村，往南四公里是平里店。往東四公里是朱橋，都是日本鬼子看守煙台至濰坊公路的據點，據點又遭到有少量武器的土八路游擊隊封鎖，他們吃糧吃菜都很困難，肉類就更缺了，所以它們經常派二三十個人帶著武器，一邊到農村搶糧一邊抓人。那時每個村頭都有人民自己組織的民兵、兒童團，站崗放哨，聽說鬼子來了，崗哨立即用敲盆、吹哨、大喊的辦法，通知全村人民，逃跑到村外，大姑娘怕被姦汙女扮男裝隱蔽起來，有些沒有來得及跑的人，也被鬼子嚇呆了。鬼子們不管農民將來怎樣生存，他們見了糧食和有用的東西就拿走，農民養的雞、豬綁起來裝到汽車上，裝滿了車，拉回據點。過了幾天吃完了又出來搶。
凡是日本鬼子只要懷疑你是土八路的人就殺（因為侵略軍都有免予起訴權，不受追究），懷疑是土八路的房子就燒。燒、殺、搶、奪搞得人心惶惶，民不得生。
帝國主義的侵略軍到外國，他有免於起訴權，殺人不受追究。
我記得1943年秋天，突然一位男人敲我家的門，喊著「這是尹東財家嗎？」，
「是啊」我媽回答，
又問「招賢村的閔高約是你們家的什麼親戚？」，
我媽回答：「我孩子的舅爺家。」，
傳信的人又說：「他們家四口人，全被日本鬼子殺光了，你們去看看吧」。
我媽一驚就哭起來了。立即，我父母領著我 到了離我家四里的『招賢村』。
鬼子走了，離我舅家很遠就看到他們門前站了很多村民。到跟前一看，他家一扇門立著，另一扇門倒下。我那年11歲，先跑進他們家的大門，向門裡邊一看，一個老頭倒在血堆里，把我嚇得立即跑回我媽跟前，哭著對我媽說：「媽，那裡有個死人，我害怕」，我父母領著我走進了他家，門裡死的老頭，是我舅爺，再往裡走，看到院里有個草垛，被燒光了，灰堆底下有一片油漬，他家15歲的孩子是我舅爺的孫子，也被鬼子的刺刀刺死躺在正間里。東廂房的老太太是我舅奶奶，被刺死躺在炕上，我沒敢看。我媽哭著出了大門，門外很多人。我媽問，為什麼鬼子要殺他們全家。一位40多歲的婦女說：「他家15歲的孩子在村頭站崗，見了鬼子就往家便跑便喊，鬼子來了，鬼子來了。鬼子在他的後面追，鬼子看到孩子進了他們家的大門，把門關上了。鬼子叫門他不開，就砸門，鬼子的火上來了，屋裡的老人剛要出來開門，大門被鬼子砸開了，一扇門倒在老頭的身上，鬼子看到後，又捅他刺幾刺刀。他的媳婦子見事不好，急忙向草垛里鑽，又被鬼子看到了，立即把草垛點上火，婦女見事不好，便向外跑，又被鬼子捉住甩進火堆里活活的被燒死了。她指著那堆灰漬說：「你看，周圍一片油漬，孩子的媽就是燒死在那裡。鬼子到了他家的正間，15歲的孩子無處藏，被鬼子向他胸前連刺兩刀。倒在地下。（鬼子）又把炕上的老太太刺了兩刀，結束了他家四口人的生命」。
43年5月,我到『小窪子』挖野菜。看到三個手拿大刀片的八路軍，押著五花大綁的三個漢奸，從我身旁過去。走到溝沿讓他們三個人跪下。八路軍把大刀片的背面貼在右背上，把漢奸的衣領用左手撕掉，刀刃的後側貼在漢奸的脖子上，用背一蹭 冒出一尺高的鮮血，再給他一腳 滾到溝里去了。
聽說，這些被殺的漢奸都是給日本鬼子通風報事的，我們尹遲村的「土八路 破頭生」就是被這些漢奸向日本鬼子報事被殺害的。
抗日戰爭時期人民的生活。
(一)，44年12歲我就給日本鬼子修炮樓
1937年「七七事變」後，國民黨抵擋不住日本鬼子的進攻，邊打邊往南方撤。日本鬼子在後面追，他們後方沒有正規軍隊空虛，交通難保，他們為了後方道路暢通，在交通要道建立了很多據點，如：山東煙台至濰坊四百里，在煙台至濰坊公路旁邊，十里路修個據點，八里路修個崗樓，內駐有30~50人的日本軍隊，還有三分之一的二鬼子『中國人』，有1~2輛汽車。崗樓約有十米高，便於瞭望、射擊，外有圍牆加鐵絲網，牆外有二米深二米寬的壕溝，進行防守；根據土八路當時手中的武器，根本攻不進去。途中經過朱橋、離我家往東4公里，往南是平里店也四公里都修日本鬼子據點，沒有人給鬼子修，就到處抓些老百姓，或者強制周圍各村，村保長派人給他們修，否則就到你村，燒、殺、搶奪，各村村保長不得不應付。
我12歲那年，村長讓我到給日本鬼子修據點。為什麼讓我去？當時日本鬼子向我們村要民工，加修據點，村保長不敢不派，不派就要掉腦袋。又不敢讓青年人去，青年人去，怕被日本鬼子留下當日本兵，只能派60歲以上的老人或是我這麼大的孩子。讓我去給他們搬磚，有的挖壕溝，有的蓋門樓。鬼子拿著棒子監工。誰要站著或是坐著沒有幹活，就向他屁股上打一棒子。我看到一個老頭坐下剛歇一會，被鬼子監察工的一棒子打在後背上。沒有爬起來。以後被人抬走了死活不知道。人們等監工的鬼子不在時就偷偷說：「鬼子不打勤，不打懶的，專打沒有眼的。」一個小時過去了，那個監工的鬼子拿著棒子又出來了，走到民工蓋門樓的底下，門樓上的木頭，磚頭突然掉下（可能是民工有意的），正砸到監工鬼子的頭上肩上，我當時看到太高興了，想拍手不敢拍，想大聲喊「活該」也不敢喊。只是咬著牙我小聲喊：「好好真解氣」。
1937年「七七事變」後，國民黨抵擋不住日本鬼子的進攻，邊打邊往南方撤，日本鬼子在後面追，日本鬼子後方沒有正規軍隊空虛，他們為了後方道路暢通，日本鬼子在中國交通要道 建立很多據點。鬼子到處抓些老百姓給他們修據點。在煙台至濰坊公路旁邊，十里路修個據點，八里路修個崗樓，內駐有30~50人的日本軍隊，還有三分之一的二鬼子『中國人』，有1~2輛汽車。崗樓約有十米高，便於瞭望、射擊，外有圍牆加鐵絲網，牆外有二米深二米寬的壕溝，進行防守；根據土八路當時手中的武器，根本攻不進去。
我12歲那年，村長讓我到離我家4公里的平里店給日本鬼子修據點。為什麼讓我去？當時日本鬼子向我們村要民工，加修據點，村保長不敢不派，不派就要掉腦袋。又不敢讓青年人去，青年人去，怕被日本鬼子留下當日本兵，只能派60歲以上的老人或是我這麼大的孩子。讓我去給他們搬磚，有的挖壕溝，有的蓋門樓。鬼子拿著棒子監工。誰要站著或是坐著沒有幹活，就向他屁股上打一棒子。我看到一個老頭坐下剛歇一會，被鬼子監察工的看到，一棒子打在後背上。沒有爬起來。然後被人抬走了。人們等監工的鬼子不在時就說：「鬼子不打勤，不打懶的，專打沒有眼的。」一個小時過去了，那個監工的鬼子拿著棒子又出來了，走到蓋門樓的底下，門樓上的木頭，磚頭突然掉下，正砸到監工鬼子的頭上肩上，我當時看到太高興了，想拍手不敢拍，想大聲喊「活該」也不敢喊。只是咬著牙我小聲喊：「好好真解氣」。
我們村往南四公里是平里店。往東四公里是朱橋，都是日本鬼子看守煙台至濰坊公路的據點，據點又遭到有少量武器的土八路游擊隊封鎖，他們吃糧吃菜都很困難，肉類就更缺了，所以它們經常派二三十個人帶著武器，一邊到農村搶糧一邊抓人。那時每個村頭都有人民自己組織的民兵、兒童團，站崗放哨，聽說鬼子來了，崗哨立即用敲盆、吹哨、大喊的辦法，通知全村人民，逃跑到村外，大姑娘怕被姦汙女扮男裝隱蔽起來，有些沒有來得及跑的人，也被鬼子嚇呆了。鬼子們不管農民將來怎樣生存，他們見了糧食和有用的東西就拿走，農民養的雞、豬綁起來裝到汽車上，裝滿了車，拉回據點。過了幾天吃完了又出來搶。
凡是日本鬼子只要懷疑你是土八路的人就殺（因為侵略軍都有免予起訴權，不受追究），懷疑是土八路的房子就燒。燒、殺、搶、奪,搞得人心惶惶，民不得生。
44年秋，鬼子在離我村三里的諸馮村搶糧，我看到一名穿黑衣服的青年人（可能是土八路）在尹、遲村中間，摔了一枚手榴彈，鬼子聞聲趕來，把尹、遲村包圍，凡是村裡的青壯年，男人逐個檢查，看看他的肩膀上有沒有背搶帶勒的皮帶印，手上有沒有幹活磨得繭子。有懷疑就被捉走，遲家村的「破頭生」被捉走了。一星期後，鬼子通知村去領屍。把屍體抬回來在遲家老墳塋埋葬，我聽埋葬的人說：他身上被鬼子用刀拉了很多的小口，灌上鹽水逼他說出土八路軍的組織和活動，他說不知道就被殺死了。
鬼子到我村鄰居富農張秀君的母親家，她的金耳環被鬼子扯走了。她的兩個耳朵被撕裂，我看到還流了很多的血。所以村裡的人們，要聽說鬼子來了，非常害怕，都不知道要往哪裡藏，向哪裡躲。人民對他們恨透了。
日本鬼子把老百姓嚇破膽。 1943 年秋凌晨三點多鐘，人們在被窩裡睡得正香，突然外面傳來了村頭站崗人的喊聲，「日本鬼子來了！日本鬼子來了！」那時農民穿著前後不分的『大擋褲』，女人穿花褲。張洪彥聽到外面的喊聲，日本鬼子來了，立即想到，日本鬼子又來燒殺搶奪、捉人、強姦婦女了，把他嚇慌了。來不及點上油燈，叫醒了孩子和老婆，穿上衣服領著孩子老婆，跑到野外的高粱地里藏起來了。全村的人也亂起來了，田野里到處是人。
天快亮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人們表現的特別喪氣，我們提心弔膽都在想：日本鬼子走了嗎？敢回家嗎？突然人們看到張洪彥，穿著他老婆的花褲子，人們哈哈的大笑起來，張洪彥低下頭看看自己的褲子，也跟著笑起來了，到了八九點鐘，人們相互轉告，日本鬼子走了，村裡的人全回家了。你知道人民對日本鬼子的恐懼到了什麼程度了嗎？
在我記憶里，從 1940 年直到 1945 年日本投降。在這段時間裡，孩子們或是成年人在大街上一跑，人們就害怕，認為日本鬼子兵又來燒殺搶奪了。每個人的心立即被嚇得都像要跳出來似的。成年人沒有心思幹活，學生沒有心思學習。造成人民貧窮、落後、缺吃、少穿。帝國主義害了中國。
（二）、44年秋，鬼子在離我村三里的諸馮村搶糧，我看到一名穿黑衣服的青年人（可能是土八路）在尹、遲村中間，摔了一枚手榴彈，鬼子聞聲趕來，把尹、遲村包圍，凡是村裡的青壯年，男人逐個檢查，看看他的肩膀上有沒有背搶帶勒的皮帶印，手上有沒有幹活磨得繭子。有懷疑就被捉走，遲家村的綽號「破頭生」被捉走了。一星期後，鬼子通知村去領屍。把屍體抬回來在遲家老墳塋埋葬，我聽埋葬的人說：他身上被鬼子用刀拉了很多的小口，灌上鹽水逼他說出土八路軍的組織和活動，他說不知道就被殺死了。
鬼子到我村鄰居富農張秀君的母親家，她的金耳環被鬼子扯走了。她的兩個耳朵被撕裂，我看到還流了很多的血。所以村裡的人們，要聽說鬼子來了，非常害怕，都不知道要往哪裡藏，向哪裡躲。人民對他們恨透了。
（三）亡國奴的生活不敢回想
帝國主義的侵略軍到外國，他有免於起訴權，殺人不受追究。我記得1943年秋，突然一位男人敲我家的門，喊著我爸的名字「這是尹東財家嗎？」，「是啊」我媽回答，又問「招賢村的閔高約是你們家的什麼親戚？」，我媽回答：「我孩子的舅爺家。」，傳信的人又說：「他們家四口人，全被日本鬼子殺光了，你們去看看吧」。我媽一驚就哭起來了。立即，我父母領著我到了離我家四里的『招賢村』。鬼子走了，離我舅家很遠就看到他們門前站了很多村民。到跟前一看，他家一扇門立著，另一扇門倒下。我那年11歲，先跑進他們家的大門口，向門裡邊一看，一個老頭倒在血堆里，把我嚇得立即跑回我媽跟前，哭著對我媽說：「媽，那裡有個死人，我害怕」，我父母領著我走進了他家，門裡死的老頭，是我舅爺，再往裡走，看到院里有個草垛，被燒光了，灰堆底下有一片油漬，他家15歲的孩子是我舅爺的孫子，也被鬼子的刺刀刺死躺在正間里。東廂房的老太太是我舅奶奶，被刺死躺在炕上，我沒敢看。我媽哭著出了大門，門外很多人。我媽問，為什麼鬼子要殺他們全家。一位40多歲的婦女說：「他家15歲的孩子在村頭站崗，見了鬼子就往家便跑便喊，鬼子來了，鬼子來了。鬼子在他的後面追，鬼子看到孩子進了他們家的大門，把門關上了。鬼子叫門他不開，就砸門，鬼子的火上來了，屋裡的老人剛要出來開門，大門被鬼子砸開了，一扇門倒在老頭的身上，鬼子看到後，又捅他刺幾刺刀。他的媳婦子見事不好，急忙向草垛里鑽，又被鬼子看到了，立即把草垛點上火，婦女見事不好，便向外跑，又被鬼子捉住甩進火堆里活活的被燒死了。她指著那堆灰漬說：「你看，周圍一片油漬，孩子的媽就是燒死在那裡。鬼子到了他家的正間，15的歲孩子無處藏，被鬼子向他胸前連刺兩刀。倒在地下。又把炕上的老太太刺了兩刀，結束了他家四口人的生命」舅爺的兒子闖關東在牡丹江躲過一劫。
（四）亡國奴生活不好過
日本鬼子把老百姓嚇破膽。1943年秋凌晨三點多鐘，人們在被窩裡睡得正香，突然外面傳來了村頭站崗人的喊聲，「日本鬼子來了！日本鬼子來了！」那時農民穿著前後不分的『大擋褲』，女人穿花褲。張洪彥聽到外面的喊聲，日本鬼子來了，立即想到，日本鬼子又來燒殺搶奪、捉人、強姦婦女了，把他嚇慌了。來不及點上油燈，叫醒了孩子和老婆，穿上衣服領著孩子老婆，跑到野外的高粱地里藏起來了。全村的人也亂起來了，田野里到處是人，天亮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人們表現的特別喪氣，我們提心弔膽都在想：日本鬼子走了嗎？敢回家嗎？突然人們看到張洪彥，穿著他老婆的花褲子，人們哈哈的大笑起來，張洪彥低下頭看看自己的褲子，也跟著笑起來了，到了八九點鐘，人們相互轉告，日本鬼子走了，村裡的人全回家了。你知道人民對日本鬼子的恐懼到了什麼程度了嗎？
在我記憶里，從1940年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在這段時間裡，孩子們或是成年人在大街上一跑，人們就害怕，認為日本鬼子兵又來燒殺搶奪了。立即每人的心被嚇得都像要跳出來似的。成年人沒有心事幹活，學生沒有心事學習。造成人民貧窮、落後、缺吃、少穿；日本帝國主義害了中國人。
毛澤東救了中國人民。
當時的背景：民族資產階級壟斷中國經濟，控制著國家的經濟命脈。農村的地主、富農只有5%，卻佔有50%的土地。另外50%由貧下中農耕種，所以很多人沒有地種，給地主富農打長工或是打短工，長期貧窮，尤其趕上天災經常餓死人。
從我家鄉說起。1，1940年春天，後鄰居尹紹先的四歲姑娘，小名充倫，被餓得睡不醒、坐不起、不會說話。用西鄰居家『溫鏜娘』的白糖水灌活。一個月之後，我四歲的妹妹，餓得也出現『充論』那個樣子，迷迷糊糊，不會說話，坐不起來，也用糖水灌好了。好心的尹萬寶老婆知道了，來動員我媽，說：我要不想辦法，去年就把全家餓死了。你看把我五歲的小姑娘送人，換回120斤玉米渡過了難關，現在我只顧嘴，我蓋得被子都賣掉了，冬天睡在草里。她對我媽又說，你也把你四歲的四姑娘送人吧，我給你找主，也能換來一百多斤糧食。我媽答應了，我聽到後，立即抱住我媽的大腿哭起來了「媽媽不給呀，媽媽不給呀」，我媽也跟著我哭起來了，妹妹終於沒有送人。每年95%農民，到舊曆3月~5月期間靠吃樹葉、野菜維持生活，有的年輕人實在無法忍受，饑寒交迫的生活，為了吃飯就當了日本兵或是國民黨兵。我印象最深的是，有對親兄弟，一個是當了日本兵，另一個是當國民黨兵互相對打。
2，我差點被白署干噎死的故事。45年春，父親為了便宜買了一些帶煤油味得白薯干（奸商偷著販賣日本煤油，用白薯干做掩蓋所致），母親煮一鍋，姊妹五個分著吃了一頓。剩餘的用泥盆扣到鍋里不讓吃了，等下午晚飯再吃。十三歲的我餓了。看家中無人從鍋里拿出三塊，放到嘴裡一塊就吃。聽到外門響，知道我媽回來了怕他說，我連忙把手裡的其餘兩塊白薯干填到嘴裡去了，快嚼猛咽。結果咽不下去，噎死了。不知到什麼時間又把我救活了，只知道我醒後媽媽還在哭。
國家就在這種情況下
看毛澤東的智慧，他如何發動群眾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940——1945年，他利用人民貧窮的機遇，秘密地把共產黨組織發展起來了
他抓住人民缺吃少穿，兒童不能上學，饑寒交迫，求生存的機遇，派地下共產黨員下農村教書，讓兒童上學。
1940年我們山東萊州西由鄉東尹家村來了一位30歲左右的婦女，帶有南方口音，名叫「自博」，她到我們村的主要任務是義務教書。沒有條件，只要學生家長管她吃飯就成。
我八歲，家中沒有錢讓我上學，父母聽到可高興了，從此我開始上學了，白天她教給我們讀書、唱歌，以後成立了兒童團。歌詞我還記得：月兒彎彎，松花山上，我們都是兒童團，站崗放哨，又當偵探，盤查行人，捉漢奸，鬼子來了，我們就跑，跑到八路那去報告，領著八路，拿著槍刀，殺退鬼子，把鄉保。從此，我們天天扛著棍棒當槍，唱著歌，輪流到村頭站崗。有一天我站崗，聽說日本鬼子來了，我趕快往學校跑，告訴『自博』老師，老師立即把共產黨的書藏起來，把日本的書擺在桌上。鬼子看到中國人讀日本人的書，高興得走了。（以後才知道各村的小學老師都是地下工作者）
她，晚上教婦女們識字，很快全村300多戶人家她都熟識了，成立婦救會，教育婦女反帝反封建，宣傳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犯下的罪行。讓婦女放開腳，不要裹小腳，推倒封建社會，自己解放自己，受到婦女們的擁護。從此，各地婦女頂住父母的束縛再不裹小腳了，讓裹著小腳到廟裡請神拜佛保平安的婦女走出家門，走向社會，地下共產黨在農村站穩腳步。在此期間共產黨員一個發展倆個，倆個發展四個。在農村像雨後春筍一樣，大批的共產黨員發展起來了。
如，我們村的尹鮮英通過她介紹，成為共產黨員，以後提升為區長、縣級、省級幹部。她還秘密的把村幹部和貧下中農出身的積極分子進行教育，發展成為共產黨員，成立了共產黨組織。民兵隊長、各村村長、婦救會長，全是共產黨員，成了毛澤東的撒手鐧。這把撒手鐧，在黨中央毛澤東的秘密領導下像雪球一樣越滾越大，『成了毛澤東在執政時的護身符』。在抗日戰爭時期他們大力宣傳日本鬼子在中國犯下的燒殺搶奪滔天罪行，號召人民起來抗日救國反帝反封建，贏得人民擁護。他們協助八路軍抵制日本鬼子到農村搶糧、捉人，給八路軍提供後勤供給，治療、隱藏、轉移傷員任務。這些殺手鐧又成了毛澤東的眼睛、耳朵。把日本鬼子活動的信息逐級上報，當時沒有電話，組織人傳送雞毛信，使毛澤東能夠正確制定戰鬥方案。達到了發展自己的力量，增加了全國人民把日本帝國主義趕出中國去的凝聚力；把一片散沙的農民組織起來了，形成農村包圍城市的局面。
八路軍游擊隊是怎樣生存的。
毛澤東利用日本侵略軍在中國燒殺搶奪的機遇，把中國人民發動起來了。八路軍長征前30萬人，長征後毛澤東手下還有三萬人，毛澤東一邊領導八路軍與日本侵略軍打游擊戰，一邊在農村發展共產黨組織，利用人民對日本侵略軍在中國燒殺搶奪的仇恨心理的機遇，建立了農村根據地。
我們家鄉是個八路軍游擊隊的活動區，因為他們打日本，我們看到他們特別高興，他們身穿便衣，腰裡別著手榴彈、駁殼槍，十個一幫，八個一撮，神出鬼沒，這裡住半夜，那裡住半宿，走到哪裡，吃到哪裡，睡到哪裡。有一天，天黑了，村長張洪彥領著十幾個八路軍到我家。進門就叫「二嫂子」，我領幾個人到你家吃飯，睡覺。我媽想：我們家的人，都沒有什麼吃，給他們吃什麼？可把我媽愁壞了，住沒有問題，有南屋，有北屋好辦。吃怎麼辦，村長悄悄地對我媽說：不要讓別人知道，走漏消息，被日本鬼子知道不得了，有什麼給他們吃什麼。明天，你可以到村公所領糧食。我媽點點頭，村長走了。我媽，把便衣領到南屋的炕上休息。把麵缸底，玉米麵缸底打掃一下，參在一起貼了一鍋大餅子。又煮了一鍋白薯干，加上大蔥、鹹菜、醬讓他們吃了一頓，飯後，每人給一張區公所印的飯票，到南屋休息了。等到我睡醒他們就不在了，當時各村要是沒有毛澤東的殺手鐧，土八路游擊隊根本無法生存。第二天，我爸拿著他們給的飯票，到村公所換回十斤糧食。
毛澤東通過他的殺手鐧（為共產主義而奮鬥的共產黨員），不圖名、不圖利領導人民先反帝、反封建。然後又推翻了以蔣介石為首的官僚民族資本主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了土改，人們生活得到改善。
「果」不其然一些反共優於智商的人又跳出來了 @風龍雲虎
來，我來解釋一下，民國十四年抗戰沒做到只餓死四千萬人。
「都有數千萬災民處於無食境地」。
你民國早在抗戰開始前就餓死了不止4000萬人了，抗戰之後所餓死在逃亡中的人更是數不勝數。全國人相食，子相易。長江水災，全國旱災，川甘大荒，哪個不是流民千萬？餓殍滿地？果粉最搞笑的事情就是喜歡拿餓死人說事，喜歡在中國歷史搞上殺人競賽。不過恰恰你國民黨這套種族滅絕式的殺人方法歷史上還真沒幾個能相提並論的。你民國也配說餓死人？？
還有所謂4000萬的數字，
你上次在回答里跑這種火車的時候我就已經提醒過你，不過某些人的記憶力真是比金魚和草履蟲都不如，反智到令人嘆為觀止。
你張口閉口一個的四千萬。你從哪兒得到的4000萬？你就算把以上幾組數據全部搞四捨五入，你從哪兒得到所謂的4000萬的？ 蔣公 嘴炮強國，地圖開疆。所以進化到果粉就開始嘴炮殺人哪？看起來你比歷史上的國民黨都還不如，國民黨確實是可以說血債累累，而你今天只能靠嘴炮殺敵。
最豹笑的是所謂的強征。你國府在四川地區征「年稅」，徵稅都徵到六七十年後了。還搞出了農民向軍閥主動上交田地以免再征的黑色幽默。你跟我談橫徵暴斂，說竭澤而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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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是壞，有些人是蠢。最可悲的是這種又壞又蠢還不自知，可嘆果粉大多都是這種貨色。
令人驚奇的是， @風龍雲虎 依然在評論中堅持以三觀不正為前提的不斷反智，不停的刷新其智商和道德的下限。其嘴上跑火車的速度也遠超和諧號。
他依然敢於使用四千萬這個數字
然後總算是給出了這個說法所謂的來源。
袁隆平:我一個主攻雜交水稻的人，怎麼有人拿起人口統計的黑鍋就往我身上扔吶？？
我其實特別想問果粉們一件事。
年份 囗數
1928 474 787 386
1929 419 957 000
如果按照果粉們的演算法，僅這一年有多少非正常死亡人口？
然後是所謂「停滯中國發展幾十年」的說法
來，讓 蔣公 來教你什麼叫「遲滯發展」
1928年全國總人口474 787 386口人
1929年3月 汪主席蔣總裁爭權 蔣勝 大權獨攬
1949年全國總人囗475 000 000口人
20年全國總人囗增長了3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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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上只是在重複展示反智到底的蠢，那麼接下來跑出來的火車就是結結實實的在刷新道德底限的壞了。
「中國人的諒解」。什麼意思？你這是準備給全國人民戴原諒帽啊？準備替全國人民原諒 蔣公？那你是準備先替誰原諒他呢？是替四一二中死去的人原諒他？還是替渣滓洞中死去的人原諒他？是替李公朴，聞一多原諒他，亦或者替那些消失了的非正常死亡人囗們原諒他？真要原諒 蔣公 的話，全國人民都要排排隊，領個號。你算什麼？能夠插在全中國人民最前面？
我來給你講個笑話，蔣可以在日記里把自瀆的事情寫得正大光明……
卻唯獨在下令挖開花園口那天默不作聲。
陽光透明民主
最基層的士兵都知道今天花了多少錢，有多少錢最基層的士兵都能民主發表意見當然貪污腐化的也有，但是就是藏不住啊……
是吧，美帝記者貝爾登發現，解放軍是收百分之十五左右的公糧，結果一億人就比國民黨那裡三億人收七成以上收的還多
因為國民黨哪裡儒家大師們官僚們從古代就知道漂沒和中間商賺差價啦！餓上個一年半載，很多事情就想的通了。
何況那些人幾乎全部都是從小到大沒吃過飽飯的人。那時候的老百姓吃不飽穿不暖，是因為他們太懶惰嗎？不，是因為他們的勞動成果被搶去了。
之所以說那時的共產黨們都是理想主義者，就是因為他們支持老百姓通過自己的勞動爭取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國民黨呢？他們的想法和知乎上的不少民國粉一樣，都是用著一套冠冕堂皇的經濟理論，支持地主和資本家去完成所謂的資本積累而竭力迴避這些所謂的資本積累是建立在剝削乃至殘害占人口大多數的底層群眾之上的——更重要的是他們的動機，因為這些帶血的資本最終進入了國民黨高層們的腰包，這是有目共睹無法否認的。所以，稍有邏輯的人都不難理解當時共產黨的群眾路線是如何成功的。當占人口大多數的底層民眾的基本生活需要無法保證，誰還管你是不是正統？
還要補充兩點。
其一，有別於歷史上的其他農民武裝，共產黨的最大優勢在於它建立之初就形成了一套完整且有操作性的組織和紀律體系，這套體系無疑是建立在歷史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理論和實踐積累上的，相比在「清黨」後主動拉攏地方地主階級豪強勢力、從本質上仍是採用一套基於農業社會封建主義的權術鬥爭和利益拉攏方式的國民黨，共產黨這套立足於工業社會的組織紀律體系在其結合中國國情後進一步得到發展，在保證自身純潔性和行動力上具有國民黨所無法追趕的優勢。（我知道一定會有知友抬杠說動搖分子問題和腐敗問題。對於黨內動搖分子，中國的共產黨一直都是支持他們離開隊伍的，發路費的事情歷史上不少見。對於對黨造成危害的叛徒，世界上各個國家各個黨派對叛徒的看法我想大家都還是能形成共識的。至於腐敗，這一直都是一個大問題，但是不同於某些號稱民主的國家和地區公開支持權錢交易合法化，至少共產黨對這個問題一直保持堅決的反對，你可以批判它工作存在缺陷，但你要說它的工作是沒有意義的那就是睜眼說瞎話。以上為本人意見，求同存異。）其二，關於為什麼共產黨軍隊在解放戰爭初期沒有因為差距太大而消極，主要原因是他們的人員構成里本來就有一大部分是原國民黨軍人，確切的說是壯丁，無論是解放戰士還是地方入伍的青年，他們原本都是上文里提到的吃不飽飯的底層民眾，打倒地主豪強以及代表地主豪強立場的國民黨反動派、奪回原本由他們創造並理應由他們享有的勞動果實，這是他們參加革命的根本動力。在當時的條件下，選擇參加鬥爭最終可能戰死或倖存，與選擇保持現狀最後全家辛勤勞作累死累活最後因吃不起自己產的糧而餓死，大多數人會作何選擇？至於為什麼很少有人會為了得到國民黨許諾的福利而選擇脫離共產黨與國民党進行合作，因為沒人能確保國民黨或者說地主豪強不會過河拆橋，還鄉團的事迹在當時人們腦海中的印象可遠沒有現在這麼模糊。解放前的階級鬥爭，離現在才過去七十年不到，
現在的人們難道連「階級仇恨」這個詞都理解不了了嗎？烈士陵園裡的英雄們還躺在山坡上看著你們吶！忘啦？！「批評與自我批評」，表現為不間斷的整軍，整風甚至肅反。
都說張特立壞種，鄂豫皖其實吧，往輕了說也是有一點紀律問題的。列寧式政黨戰鬥力吊打貴族俱樂部式和黑社會堂口式（對，說的就是蔣記kmt）政黨，但是就是需要不停的自我清潔…
和蘇聯肅反的區別在於後期不作興弄死人了，只要求「你悔改罷！」主要靠新式整軍運動。新式整軍之前軍紀相當敗壞。建國後革命回憶錄略有提及。
《冼恆漢回憶錄》節選:
第七章 解放大西北新式整軍 一九四七年冬季，西北野戰軍進行了以訴苦和三查為中心內容的整軍運動，這是群眾性思想政治工作的一個創造。由於我們第一縱隊的訴苦三查搞得比較早，也比較普遍和深入，得到了西北野戰軍前委的肯定，受到了黨中央的表揚，被毛主席譽為「新式整軍運動」，並將這次運動肯定為：「人民解放軍用訴苦和三查的方法進行了新式整軍運動，將使自己無敵於天下。」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代總參謀長的周恩來同志也稱讚訴苦三查是「壯大軍隊」的法寶，「創造了政治工作的新方法。」有關這一段的內容，我想，四十多年以前我作為第一縱隊政治部主任時寫給野戰軍前委的關於運動的工作總結材料更能具體地再現當時的整軍實況。雖然是幾十年前的東西，但那是我親手撰寫的「馬背之作」，現在找出來讀一讀，自己還感親切。以下便是摘要。
冬季整訓。縱隊黨委召開團以上主要領導同志參加的擴大會議，討論整訓以什麼為主。到會同志熱烈發言，多數同志認為部隊「解放兵」比例相當大（占部隊兵員總數的80％），覺悟也比較低，他們認為參加解放軍，官長不打罵士兵，官兵之間、新老兵之間，感情融洽、精神愉快。在國民黨部隊，雖然吃得好、穿得好一點，但官長打罵士兵、老兵欺辱新兵，他們恨國民黨部隊，但有很多糊塗認識。他們有的暴露出「打仗和在國民黨那邊一樣，還是為官長們打的仗」。這樣，大家一致認為通過訴苦，解決為誰而戰的問題，教育對象主要是「解放兵」。
發動士兵們訴苦，並不是象我們想的那麼容易，大會一開無人發言，各連都有類似情況。為了找其原因，我們暫時不開大會，而是開展談心活動。談心活動中，發現有的戰士不願暴露家庭的事，如有的曾經討過飯，有的母親給惡霸地主當過老媽子，有的還不起債，姐姐被迫給債主當丫頭等。他們說，這些是「醜事」，「家醜不可外揚」。有的還說，他給地主當長工是兩廂情願的，他給我錢，我給他做工，怎麼是剝削呢？他們不懂剝削，幹部和黨員慢慢疏導他們，幫助他們提高覺悟。如你父親辛苦一年，才得三十塊白洋，這合理嗎？一年的辛苦創造的價值，不止三十塊白洋，比三十塊白洋多得多，多的部分被地主裝到腰包里去了，這不是剝削嗎？又如井水、河水是流動的，河邊的石頭是無用的東西，你把水挑上來倒在地主水缸里，把石頭背上來，給地主修這修那。本來這些無用的東西，經過勞動，變成了價值。而享受了你們的勞動價值，卻一分錢也不給你，這是不是剝削呢？
經過這樣反覆疏導，他們才恍然大悟，對壓迫剝削他們的地主豪紳更加仇恨，發誓一定要報仇雪恥。我們對他們表示同情，並鼓勵他們把這些苦訴出來，既教育自己，又教育大家我們通過談心和疏導，打消了他們的顧慮以後，訴苦運動就迅速展開了，那些所謂「丑」事都痛哭流涕地講出來了。會場一片沉默，有的低聲哭泣，有的高呼口號「要報仇雪恥！」圍觀的群眾，也參加進來了，形成軍民同訴舊社會的苦。有一件有趣的事情，邊區文工團來慰問我們，演出《白毛女》，當見到黃世仁姦汙喜兒的場面時，有一個戰士上了刺刀，要上台捅那個黃世仁，坐在這個戰士旁邊的同志把他拉住說，這是演戲。他說，這個戲好象演他家的事。
訴苦運動達到一定的教育目的之後，我們適時地誘導大家挖苦根。苦從何來？討論很熱烈，但都局限在同自己有冤讎的地主惡霸身上。我們也表示同情，但「苦」不是你一個人呀！全國千千萬萬窮人都同你一樣的，這是什麼原因呢？經過熱烈討論之後，大家腦子想得寬了，有的說，外國帝國主義的侵略，國內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同帝國主義又互相勾結，這三個東西毛主席稱之為「三座大山」，這三座大山的總代表是蔣介石，蔣介石是全國人民的公敵。只有打倒蔣介石，推翻「三座大山」，全國人民才能得到解放，當家作主，這樣大仇報了，小仇也就自然報了。過去那些認為在解放軍里打仗同在國民黨軍隊里打仗一樣，是為官長打仗的也覺得認識太低了。這種辦法基本上是士兵教育士兵的方法。幹部是疏導誘導。這個方法比灌輸式的教育不知要好多少倍。
查階級。這是與地方進行土改和整黨運動相結合進行的。在晉綏解放區正在進行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和整黨運動，地方上的這個運動，無疑是要反映到部隊中來的。解放區的戰士都給家裡寫信，問他家是什麼成分，分得多少土地，有的就問他家裡的土地被分了沒有。「解放兵」亦有反映，想知道他家是什麼階級，全國解放後，他應分得土地呢？還是土地被分走呢？總之，「土地改革」運動，在部隊中反映強烈。我們雖然在平時特別是訴苦運動中，對每一個人的階級成分都了解一些，但總不能對每一個人都了解的那麼全面、深刻。同時，我們也想通過查階級，清查「解放兵」中有沒有混過來的國民黨特務和偽裝士兵潛伏下來的軍官，以純潔部隊的組織。
查階級，原來我們想走群眾路線，每個連隊分為若干組，每個人自己介紹自己家庭的經濟情況，即你家庭的經濟地位和生活來源，然後由大家評議。大家聽了後，就議論開了，說誰屬於什麼階級，根據什麼條件來衡量。要求領導先講一講，使每個人都掌握一把「尺子」，有這把「尺子」就好衡量了。這個問題反映到縱隊政治部來了（當時我任一縱隊政治部主任），我們同縱隊首長研究，決定按毛澤東著作《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統一去講，因為當時沒有別的關於階級劃分的材料，《土地法大綱》我們還沒有看到。
根據毛主席《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各單位都照書本去講了。講了什麼是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中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半無產階級、無產階級及遊民無產者等。講完後，讓大家討論，有的說心裡有底了，有的說了解的還不透。同時，我們又根據在延安時中央領導同志講過的「重在表現」，就是說，階級出身雖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你的政治表現，例如：我們的黨員也有出身不好的，但他們革命很堅決，這一點大家很感興趣。
在分組自我介紹家庭經濟情況、由大家評議時，大家都說，地主階級、買辦階級、中產階級，我們都不夠格，我們大家都是屬於小資產階級——自耕農（即中農）、半無產階級（貧農）、無產階級（僱農）。「解放兵」說，我們當兵是抓來的，有錢人上學去了，上學的不當兵，不上學的也進城藏起來了，就是被抓了，他也有辦法用錢贖回去。被抓來當兵的，都是我們這些窮漢子。經過清查，也有個別坦白說在國民黨軍隊里當過排長，在這裡當兵比在國民黨那裡當排長還痛快。不是重在表現嗎？我打仗也不比別人差呀！我們也沒有調動他，當兵還是繼續當兵，主要是搞清其政治面目。他們原來怕坦白交代後就不要他們了，我們這樣處理後，他們很高興，說共產黨的政策好。
查階級結束後，各連都開了一個團結的大會，因為大家都是階級兄弟，要互相學習、互相幫助、互相團結，為打倒蔣介石、推翻「三座大山」、解放全中國而奮鬥。查鬥志。從一九四七年三月起，胡匪宗南以十倍於我的兵力進攻邊區，當時我軍只有兩萬餘人，物資供應特別是糧食供應十分困難。邊區人口不多，生產的糧食敵人搶、自己吃、解放軍亦吃，加上戰爭，群眾不能安定地生產，這樣我們能否打持久戰，能否打敗胡匪宗南，收復失地，有些幹部、戰士抱著懷疑態度。
十月我二次攻打榆林，「寧馬」增援，我軍除留少數部隊監視榆林守敵外，集中主力西進迎擊「寧馬」。十三日下午，我一縱隊先頭部隊在元小灘附近與敵遭遇，由於沒有高度的戰鬥準備，輕視敵人，結果七一五團一個營受挫。如果有高度的戰鬥準備，堅強的戰鬥意志，敢同敵人拼搏，這個損失是可以避免的。「寧馬」戰鬥力果然很強，但我軍十四日同他決戰於元大灘，予敵以重大殺傷，敵死傷、被俘、逃散等在五千人以上，其餘西逃。
縱隊黨委在部隊休整中特別提出要「查鬥志」的問題，通過群眾路線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接受教訓，以提高部隊的戰鬥意志，提高打敗胡匪收復失地的信心和決心。
在討論到物資供應困難能否堅持持久戰和打敗胡匪宗南的問題時，發言非常熱烈，經過長征的同志（那時營團幹部還有不少是長征的，旅、縱隊都派人參加重點連隊）說，紅軍一九三五、一九三六年長征時，我們的困難和現在的條件根本不能比，一天三兩乾糧，還要走七、八十里路，如果沒有堅強的戰鬥意志和對共產主義高度的信仰，我們能戰勝各種困難、走出雪山草地嗎？我們現在雖然困難一點，但同紅軍長征時比不知好出多少倍呀！我們第一次打榆林，撤到米脂、佳縣三角地帶，才吃幾天南瓜，就議論紛紛，對打敗胡匪、收復失地信心不足，有懷疑，這是沒有根據的。
有的就用算賬的方法，來分析我們能否打敗胡宗南，說一九四七年三月我們撤出延安到現在還不到一年，就殲敵正規軍三個整師師部、三個旅部、五個整旅、十一個整團，共六萬一千餘人，另非正規軍萬餘人，俘、斃、傷、投誠起義的團以上軍官三十六人，中將師長廖昂在清澗被我俘虜，除榆林外，延安以北廣大地區已收復，同晉綏解放區聯成了一片，那些懷疑能否打敗胡匪、收復失地的論點是完全沒有根據的。
現在胡宗南已處於被動的局面，我軍已由被動轉為主動。有人插話說，還要看一看各兄弟野戰軍，如東北、華北、華東、晉冀魯豫野戰軍消滅敵人比我們多得多哩！蔣家王朝離倒台的時間不長了，現在我們已看到黎明前的曙光。問題討論清楚了，大家就豁然開朗了，會場十分活躍，有的叫喊快出擊吧，不要再休整了。
查工作和推選幹部。查「工作」這個問題的提出，是由於發現一個部隊中連和連的工作比較相差很遠，有的連伙食好、紀律好、團結好、作戰好、走路不掉隊，大小休息歌聲四起，部隊作風朝氣蓬勃。有的連則相反，伙食很差，違犯紀律的多，內部不團結，經常互相吵嘴打架，行軍稀稀拉拉，大小休息東倒西歪。這是為什麼？戰士通過訴苦、查階級、查鬥志之後，覺悟提高了，為了使後進連趕上先進連，大家很尖銳地但又是善意地提出批評，說一些連隊後進的原因不在於戰士，而在於黨團支部和連排幹部，特別是黨支部，沒有起到戰鬥堡壘的作用。如伙食不好，為什麼不去檢查呢？有的連長愛喝酒，多吃多佔，大家都是三錢油、五錢鹽，你多吃多佔，大家就有意見。連排幹部不能同戰士同甘苦，你說話就沒人聽，你對後進戰士否定一切，人家有時也做了一些好事嘛，早晚點名，總是受批評，看不到人家一點優點，大家也覺得不公平，他自己也覺得無奔頭，你說我落後，我便破罐破摔…… 黨支部書記（一般是指導員當）和連排幹部沒有同戰士談心，特別是對後進戰士的談心，這樣，工作就不能對症下藥，一般化，說話說不到點子上。有的不願聽取意見和批評，害怕影響威信等，這是錯誤的。有一個連長，戰士給他起了一個外號叫「鐵匠」，愛喝酒，喝醉了亂打人，後因他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評，得到了戰士的諒解。大家一致說，連長有一個好處，打仗是好樣的，請求組織繼續留任連長。我們表揚了這個連長，並將群眾對他的態度通報全縱隊，一方面對他個人是鼓勵，另一方面也教育了那些怕批評、同群眾對立的人，這樣檢查工作順利的開展了。
通過訴苦、查階級、查鬥志和查工作之後，群眾進一步了解了幹部，幹部也進一步了解了群眾，這樣推選幹部（那時叫推薦）就好辦多了。那時連排幹部缺額太多，解決方法，每一個職務，都推選二至三人，最後群眾評議從中擇優錄用，報上級審批後正式任命。本連如實在沒有合適的，便從其他連調配，經過訴苦三查後，缺額的幹部均補齊了。
運動中群眾提出幹部多吃多佔的問題，縱隊決定，連隊連、排長一定要到班上參加戰士食堂，連里每天要派兩人幫廚，月底公布伙食賬目。機關按標準吃大鍋飯，不準另開小灶。戰爭年代，平均主義和與群眾同甘苦是非常需要的。
訴苦三查後，接著進行軍事訓練。訓練的方法與過去有不同，過去都是連、排長從頭到尾教戰士，但是連、排長有些動作還不如戰士熟練。現在採取了「官教兵，兵教官，兵兵互教」的方法，結果這個方法效果很好，訓練成績提高很快。 以上是關於訴苦三查運動（即新式整軍運動）工作總結的部分內容。 四八年元月，針對「三查」中查出的階級異己分子，縱隊組織「人民革命軍事法庭」公開審理。大會成立「審判委員會」，推選我為主審人，下有陪審員十人。被審的都是罪行嚴重的我軍基層幹部中的敗類。 第一人是我縱二支隊七連一個排長，叫侯玉柱，冀中人，家庭地主成分，本人混入我軍後一貫腐敗墮落，在米脂強姦一個十三歲小女孩，文水戰鬥中貪污大煙一百二十兩，此次「三查」被揭出，竟搶了十多顆手榴彈公開抵抗，打傷哨兵，企圖逃跑； 第二人和第三人都是連級幹部，在元小灘戰役中放棄指揮，臨陣逃脫，造成部隊重大傷亡，而自己一個人跑回來； 第四人是五支隊一營機炮連連長，湖南人，佃農，一九三四年入伍，跟著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徵到西北。由於放鬆思想改造，在偵察敵情時與另一個人輪姦一民女。 對這些階級異己分子，審判委員會根據其罪行和群眾意見宣判，有的判了死刑，有的判了有期徒刑，對整個部隊教育很大。 訴苦三查運動結束後，部隊士氣進一步高漲，各連隊紛紛制定殺敵立功競賽計劃。春節一過，野司即決定開始宜川戰役，由此揭開了一九四八年西北戰場的序幕。國軍俘虜為何迅速變身「共產主義戰士」
張永：大批解放軍戰士獲得這種信仰的重要形式是以訴苦會為中心的新式整軍運動，在改造數百萬俘虜兵的過程中，這一形式效果尤為顯著。解放軍獲勝的原因：解放軍是有信仰，而國民黨軍隊沒有信仰。
作者系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所副教授
原載《中共黨史研究》2010年6期
在關於解放戰爭的論著中，往往對於領袖、名將的運籌帷幄關注較多，而筆者認為，數百萬普通士兵的信仰皈依是更加具有決定性的要素。中共軍隊迅速擊敗國民黨軍隊的根本原因是兩者精神力量的差別，大批解放軍戰士獲得這種信仰的重要形式是以訴苦會為中心的新式整軍運動，在改造數百萬俘虜兵的過程中，這一形式的效果尤為顯著。在訴苦會中，數百萬原本黯淡無光的靈魂被點燃了，燒起了熊熊大火，這是建立共產主義人間天堂的希望之火，也是階級鬥爭的仇恨之火，這場大火猛烈無比，所向披靡，也很容易失控。
訴苦作為揭露階級壓迫的形式，在解放戰爭時期的農村土改中很常見，是鬥爭地主的重要形式，各解放軍部隊中訴苦活動始終存在，1946年10月《解放日報》就介紹過通過訴苦大會改造俘虜兵的方法，提到「在舉行了這種訴苦大會的地方，成千成萬的俘虜兵打開了眼睛，他們立即就覺悟到一系列的問題，立即就自動要求加入我軍，與蔣介石和帝國主義者拚命。」到解放戰爭中期，訴苦會再造靈魂的巨大威力逐漸被高級領導人了解，並大力在全軍推廣，發展成為規模巨大的新式整軍運動，使得數以百萬計俘虜兵被塑造成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
1946年秋冬，趙緒珍是東北三縱7師20團3營9連指導員，他雖然文化不高，但責任心很強，非常關心戰士，為了解決連隊存在的思想問題，他開始嘗試用訴苦的形式啟發戰士，很快取得了顯著的成效，在1947年1月「一保臨江」戰鬥中，連隊士氣高昂，團結奮戰，許多原來落後的戰士如房天靜、王福民等一躍成為著名的戰鬥英雄。這個經驗逐步得到上級領導的肯定，在7師推廣，到1947年夏天由3縱政治部把訴苦教育推廣到全縱隊。8月26日《東北日報》刊登《遼東我軍某部根本改造教育工作》的長篇報道，詳細介紹3縱經驗，同時刊發羅榮桓主持起草的社論《部隊教育的方向》，高度評價訴苦運動，進而把訴苦運動推廣到東北全軍。9月28日東北民主聯軍政治部把3縱經驗電報軍委總政治部，經毛澤東修改後轉發全軍，總的來說，全軍規模的訴苦整軍運動主要是在1947年冬至1948年夏天進行的。
—————————————————————————————————————————在解放戰爭初期，蔣介石自恃兵力強大、裝備精良，認為可以在幾個月之內消滅被譏為「土包子」的中共軍隊。但是，戰爭的進程卻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兵力較少、裝備落後的解放軍在短短三年中以摧枯拉朽之勢，消滅了幾百萬國民黨軍，不僅國民黨、美國、蘇聯沒有料到這樣的結果，甚至共產黨也沒有料到勝利來的如此之快。事後共產黨和國民黨的許多將領都認為，共產黨獲勝的根本原因在於：解放軍是有信仰的軍隊，而國民黨軍隊沒有信仰，連蔣介石自己到台灣後都承認：國軍「這種沒有靈魂的軍隊自然非走上失敗道路不可」，可以說是共產黨的精神力量壓倒了國民黨物質力量。因此理解解放戰爭的一個關鍵就是：解放軍如何獲得這種信仰？特別是周恩來曾提到，三年解放戰爭中280萬國民黨俘虜兵加入了解放軍，佔到1949年解放軍總人數的65-70%。這些俘虜兵（時稱解放戰士）原來並不信仰共產主義，甚至深受國民黨反共宣傳的影響，被俘後短期內卻被塑造成勇猛的共產主義戰士，這場規模宏大的信仰皈依是影響解放戰爭勝敗的決定性因素之一。回顧這段歷史，可以發現以訴苦會為中心的新式整軍運動是促成這場信仰皈依的重要形式。信仰皈依的道路在歷史上常被分為漸悟和頓悟兩種，漸悟是指緩慢的、漸進的覺悟，而頓悟是指突然的、迅速的覺悟，訴苦會推動的信仰皈依大致可以歸入頓悟這一類。在信仰傳播的歷史中，這類的群眾集會一直是非常有效的形式，在秦和平的《基督教在西南民族地區的傳播史》中描述了「奮興會」在傳教中的魔力，有時甚至能致人瘋癲。在當代美國很強勢的基督教福音派的傳教活動中，這種群情激憤的群眾集會仍是主要形式之一。
在關於解放戰爭的論著中，往往對於領袖、名將的運籌帷幄關注較多，而筆者認為，數百萬普通士兵的信仰皈依是更加具有決定性的要素。當年的共產黨人常自豪地宣稱自己擁有一種神聖的信仰，著名的民主社會主義者熊彼特和羅素也認為共產主義是一種現代宗教。馬克思是一位嚴肅的社會科學家，馬克思的學說中包含有很多嚴肅的社會科學內容，但實踐中的共產主義運動更多的是一種富於理想主義激情的信仰，中國革命道路上犧牲的數百萬革命烈士絕大多數都沒讀過《資本論》，甚至其中多數根本不識字，但這並不防礙他們成為不怕死的強悍的共產戰士。台灣年輕學者陳佑慎的著作題為《持駁殼槍的傳教者--鄧演達與國民革命軍的政工制度》，「黨代表」這一軍中信仰傳播者職位的設立，確實始於國共合作北伐時期的國民革命軍，但當年擔任黨代表的大多是共產黨員。由於國民黨及其軍隊的世俗性質，這些「持駁殼槍的傳教者」發揮的作用有限，富於理想主義激情的鄧演達也不能見容於國民黨，最終慘遭殺害。當共產黨人不得不創建自己的軍隊時，他們確實成功地傳播了信仰，塑造了一隻有信仰的軍隊。論者常稱道中共的嚴密組織和鐵的紀律，但只要更深入的思考就應該看到，假如沒有強大的精神動力和自我犧牲，長期的、大規模的維持嚴密組織和鐵的紀律是不可能的，「信仰集團」這一概念實為理解中國革命和前期中國共產黨的一把鑰匙。
在訴苦會中，數百萬原本黯淡無光的靈魂被點燃了，燒起了熊熊大火，這是建立共產主義人間天堂的希望之火，也是階級鬥爭的仇恨之火。這場大火猛烈無比，所向披靡，很快燃燒了整個中國，甚至燒出國境，在朝鮮半島擊退了世界最強國家的軍隊。但是，大火一旦燃起，就不容易控制，在和平降臨之後，大火仍然延燒了許久，燒毀了許多本應該珍惜的東西。
訴苦會的巨大威力在當時和以後都得到中共軍事領袖的高度讚譽。彭德懷稱「訴苦與三查運動是我軍有史以來第一次偉大的群眾運動」，使得「部隊中的氣象渙然一新，部隊戰鬥力、共產黨在部隊的威信大大提高」，他認為訴苦會是非常有效的形式，「紅軍和抗日時期，都沒有找到這種形式；要是早找到這種形式，對爭取俘虜兵加入紅軍，擴大紅軍的成績，要快、要大得多。」毛澤東也讚佩新式整軍運動後的解放軍「將是無敵於天下的。」一、為什麼整軍——軍隊中的思想混亂現象
中共軍隊一向以思想高度統一、鬥志頑強著稱，但是抗日戰爭以後到解放戰爭初期，軍隊中一度出現思想混亂的想像。中共軍隊裝備和人數都居劣勢，如果沒有鬥志的優勢來補償，在戰爭中將處於極為不利的地位，這是發起整軍運動的基本原因。出現思想混亂的原因很多，其中一個主要根源是戰士們不知道為什麼與國民黨作戰。這時候，參加過與國民黨十年內戰、經歷過殘酷階級鬥爭的老紅軍在部隊中的比例很少，抗日戰爭中共產黨為維護統一戰線不再強調階級鬥爭，甚至與開明地主士紳合作，這個時期加入的大批抗戰幹部和戰士主要接受的是民族主義思想，他們對日軍作戰很勇敢、富於戰鬥熱情。但是經過抗戰勝利後幾個月的國共和談，很多人都有解甲歸田過太平日子的想法，到解放戰爭開始，很多人不知道為什麼又要打仗。有的部隊中甚至出現這樣的怪話：「中國人和中國人打什麼仗嘛，讓毛主席同蔣介石下三盤棋，誰輸了誰就自動下台。」西北野戰軍幹部廖漢生回憶到，當時不少幹部戰士「不清楚為什麼要同國民黨軍隊作戰？為什麼要打蔣介石？有的提出：以前我們唱歌子『打走日本好回家』，現在怎麼還不讓回家？」廖漢生認為，這種思想上的混亂對戰鬥意志有很大的影響，「兩攻榆林未克，皆因一些人畏縮不前、謊報軍情，個別營團指揮員責任心差、敷衍塞責，導致痛失良機，貽誤戰事。兩次重犯同樣的錯誤，也反映出我們縱隊領導姑息遷就，處理不嚴，教育不夠。可見，戰鬥意志不強才是攻榆不下的根本原因。」
隨著解放戰爭的發展，大批的國民黨俘虜兵被補充到解放軍中來，被稱為解放戰士，他們本來就受過反共教育，開始的時候更不明白為什麼要和國民黨打仗，甚至很多解放區參軍的農民也因戰爭中感到恐懼而逃亡。比如東北解放軍三縱20團9連俘虜兵很多，在1946年2月保衛遼陽戰鬥中，「距敵只有一兩百米，地形十分有利，火力也很密集，但就是沒見打倒幾個敵人」。後來調查發現，連隊中很多解放戰士有「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想法，打仗時故意槍口抬高不打敵人。同時9連逃亡也很嚴重，有一次一個晚上就逃了22人。在晉察冀1947年6月保北戰役中，有一個縱隊竟然有近千人逃跑。華東渤海軍區1946年有一萬五千人逃亡，後動員了九萬新兵，竟然又有五萬人逃亡。
由於戰事緊張激烈，對解放戰士往往來不及充分整訓，使得很多國民黨軍隊紀律敗壞、騷擾百姓的壞習慣被帶到解放軍中，甚至個別幹部也走向腐化墮落。楊成武提到，晉察冀有的部隊強拉民夫，「一兩個人就找一個嚮導，甚至把自己的背包叫老鄉背上，或私自動員大車，並有打罵群眾、抓車抓夫惡劣現象」。「一個組織科長竟盜用烈士遺金、黨費做運輸，從中取利。有個管理科只有個別的人不貪污。有些貪污分子任意揮霍，大吃大喝，酒醉金迷」，過著腐化墮落的生活。賀龍談到，整軍之前綏德軍分區四、六團破壞紀律最嚴重，「打群眾、打黨政幹部，在警備區所屬八個縣內，除清澗縣外，在七個縣內打了架，從地委的統戰部長打起，在克虎寨打過民兵，並以每人三至五元白洋的代價放了一百多個地主到榆林去，在黃河兩岸走私違法。」「警四旅、十一團籌糧不分貧富地攤派，到群眾家亂拿老百姓的東西，殺雞宰豬，群眾認為他們『除了不強姦婦女外，與胡宗南部隊一樣』」。
同時，由於戰士來自老八路軍、解放區翻身農民和俘虜兵三個不同來源，常常造成部隊內部的矛盾衝突。不同來源的戰士觀念和習慣差別很大，特別是解放戰士對革命軍隊的很多要求都不適應，又感覺被人歧視，沒有前途，非常消極，打仗不賣力，還常常破壞紀律。有些解放戰士覺得革命軍隊生活苦、武器差，不如國民黨軍，還覺得其他戰士「土」，不會操控先進武器。不少來自老八路軍和翻身農民的戰士覺得自己根正苗紅，看不起解放戰士，覺得他們貪生怕死，就會舉手投降。部隊中常常鬧不團結，這在戰鬥中當然會大大影響戰鬥力。
對於中共中央推行的激烈土改政策，甚至很多部隊幹部一時也不能充分理解。在東北野戰軍各級幹部的檢討反省中，可以看出營以上幹部「在思想上則百分之七十對土改之必要性與正確性表示懷疑。或不滿群眾鬥爭，認為群眾運動過火；或對地主抱同情可憐態度，收留被鬥地主兒子到部隊中來」。二、皈依之門--訴苦會塑造共產主義信仰
為了解決部隊中的思想混亂、使共產主義信仰深入戰士們的內心，基層政治工作者想盡各種辦法，逐漸發現訴苦會是塑造共產主義信仰的最有效形式。絕大多數戰士包括解放戰士都出身貧苦家庭，訴苦會通過讓戰士回憶自身受苦的經歷，認識舊社會剝削壓迫的黑暗和殘酷，而維護這個黑暗社會正是國民黨政權，從而激發起戰士們推翻國民黨政權的衝動，堅決投入到建立沒有剝削壓迫的美好共產主義社會的戰鬥中。
訴苦作為揭露階級壓迫的形式，在解放戰爭時期的農村土改中很常見，是鬥爭地主的重要形式，各解放軍部隊中訴苦活動始終存在，1946年10月《解放日報》就介紹過通過訴苦大會改造俘虜兵的方法，提到「在舉行了這種訴苦大會的地方，成千成萬的俘虜兵打開了眼睛，他們立即就覺悟到一系列的問題，立即就自動要求加入我軍，與蔣介石和帝國主義者拚命。」到解放戰爭中期，訴苦會再造靈魂的巨大威力逐漸被高級領導人了解，並大力在全軍推廣，發展成為規模巨大的新式整軍運動，使得數以百萬計俘虜兵被塑造成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
1946年秋冬，趙緒珍是東北三縱7師20團3營9連指導員，他雖然文化不高，但責任心很強，非常關心戰士，為了解決連隊存在的思想問題，他開始嘗試用訴苦的形式啟發戰士，很快取得了顯著的成效，在1947年1月「一保臨江」戰鬥中，連隊士氣高昂，團結奮戰，許多原來落後的戰士如房天靜、王福民等一躍成為著名的戰鬥英雄。這個經驗逐步得到上級領導的肯定，在7師推廣，到1947年夏天由3縱政治部把訴苦教育推廣到全縱隊。8月26日《東北日報》刊登《遼東我軍某部根本改造教育工作》的長篇報道，詳細介紹3縱經驗，同時刊發羅榮桓主持起草的社論《部隊教育的方向》，高度評價訴苦運動，進而把訴苦運動推廣到東北全軍。9月28日東北民主聯軍政治部把3縱經驗電報軍委總政治部，經毛澤東修改後轉發全軍，總的來說，全軍規模的訴苦整軍運動主要是在1947年冬至1948年夏天進行的。
訴苦會能否成功一個關鍵是發現典型人物。絕大多數解放軍戰士和俘虜兵都是貧苦農民出身，在戰亂頻繁、民生凋敝的時代里他們都有很多痛苦的經歷，但是典型人物不僅要苦大仇深，而且還要具有較好的表達能力，這樣才能生動感人。典型人物往往是基層幹部在與戰士們的日常談心中發現的，這種前期的工作非常重要。西北野戰軍一個著名典型是解放戰士於德水，他在軍人大會上的訴苦感動了在場的所有人。於德水全家五口人租種40畝地，因父親病了交不上租地主就拉走了農民家的命根子--耕牛，全家不得不打短工謀生，自己在鐵場拉風箱，到年底卻給鐵不給錢，哀求半天才給了一點。被抓兵後，有一次父親來看他，因為衣服破爛不準進，在外邊轉了三天，碰巧遇上才見面，想到伙房要點飯給父親吃，卻被司務長惡語相加。「訴到這裡，於德水放聲大哭，在場同志無不落淚」。
訴苦會會場的布置也很有講究。晉察冀某部6連訴苦會「會場的訴苦台上，聳立著一個用蒼松翠柏的枝葉和紙花編織而成的祭奠花環。花環下供放著被害親屬的靈牌。一幅『吐苦水憶起舊仇，表決心莫忘新恨』的輓聯舒展地垂掛在訴苦台的兩旁，格外醒目。會場的四周貼滿了『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有苦訴苦，有冤申冤，血債要用血來還』、『天下窮人是一家』、『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等標語口號。整個會場莊嚴肅穆。」靈前宣誓是訴苦運動的另一種重要儀式。部隊把戰士被地主惡霸迫害致死的親屬名字寫成牌位，供在靈堂。靈堂布置得莊嚴肅穆，很有感染力，全體戰士一起發誓為死難者報仇，這種儀式對於激發部隊的戰鬥精神發揮了很大作用。
晉察冀軍區獨立第八旅總結經驗，認為：發現選擇訴苦典型，最好能找到各種成分的，比如貧農、長工、工人等，要找擅長講話的人；訴苦大會的組織也很講究藝術，不要輕易訴，「一訴就要成功」，會場要書寫標語，造成嚴肅悲痛的空氣，會場須嚴禁說笑、隨便出入，「時間要短促，訴苦人不要過多，當訴苦已到一定火候、全體人員已受感動時，就在沉痛的空氣中散會，這樣作用最大。二十二團三營劉元全在訴到父親要飯、娘被逼死的悲狀時，雙腿跪倒在地叫親娘，全營在大哭中散會。」西北野戰軍1縱1旅訴苦活動中，有地主家庭出身的戰士也深受觸動，主動站出來揭發自己家庭剝削一戶中農，直到這家人破產的事實。
部隊文藝工作者的演出在訴苦運動中也發揮了顯著作用。據許世友回憶，在1948年初山東兵團訴苦運動中，「部隊文工團趕排演出了《白毛女》、《瞎老媽》、《血淚仇》等戲劇。國民黨反動派和地主、惡霸、還鄉團血腥殘暴的罪行，一幕幕重現在指戰員的眼前，激起大家對敵人的滿腔仇恨。許多同志泣不成聲，悲痛欲絕，有的難過得幾天吃不下飯。」部隊的階級情緒被大大激發起來，轉化成戰鬥的決心。集體痛哭是訴苦運動中感人至深的高潮，其重要性幾乎達到「不哭不靈」、「一哭就靈」的程度。當時軍中大約70%是貧農出身，地主富農等出身的只有5%，所以一個人受苦的經歷很容易引起絕大多數人的強烈共鳴，最後達到一種觸及靈魂的震撼性的群體情感釋放。東北野戰軍整軍總結中談到，「訴苦是一種悲憤交集的場面，訴得好的，常泣不成聲，並感動得全場落淚。許多部隊的訴苦，達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痛哭。」東北野戰軍3縱某營駐在中朝邊境朝鮮族聚居區，一天一個朝鮮族阿馬妮慌慌張張地跑來對營教導員說：「可不得了啦！你們同志都在抱頭大哭，你快去看看吧！」原來是機槍連在討論窮人和富人誰養活誰的問題，副班長任紀貞帶頭髮言：「俺是山東蒙陰人，爹給地主放了200多隻羊，一年能繁殖150隻羊，每隻羊能賣兩元錢，羊糞收入的錢就更多了，全歸了地主，可地主一年只給我爹15元工錢，加上管吃，合在一起也不過30元，吃的都是豆腐渣，除了放羊，每天要挑水干其他活，腰都累彎了，累得病倒了，地主還逼他上山伐樹。伐到第2棵時就沒勁了，一斧子砍在腿上。」說到這裡，任就哭了，接著說：「俺爹昏過去了，當鄉親們把他從山上抬下來時，快要咽氣了，想喝碗高粱麵糊糊，但家無一粒糧。」說到這裡，任抱頭痛哭，過了一會，接著講：「娘去地主家想借碗高粱面，地主婆說：『留著糧食喂狗還能看門，給你們吃有什麼用』。……娘回來爹就咽了氣，下葬連棺材也沒有。」任哭得再也講不下去了，「全連都低下了頭，有幾個哭出了聲」，又有幾個戰士站起來說起自己的悲慘經歷，全連哭成了一片，哭了很長時間。開始教導員還擔心軍隊大哭讓老百姓聽見影響不好，但實際上正是震撼人心的集體痛哭打開了皈依共產主義信仰的大門，熔鑄了戰士和部隊的新的靈魂，使有些覺悟低、戰鬥力弱的部隊在很短時間轉化成作風硬的英雄部隊，在四保臨江的著名戰役中立下了卓越戰功。
營教導員馮愷回憶到：「我營一年來的訴苦教育，給我的感受很深。一是訴苦教育的場面，真是驚天地，泣鬼神，不是簡單的訴說各人的苦，而是控訴整個人剝削人社會制度的罪惡，人人吐出的苦水，匯成了洶湧澎湃摧毀舊世界的革命洪流。二是訴出了勞動人民的心聲。把仇恨融匯在一起，戰友之間、軍民之間一下融匯到一塊了。內外團結提到了一個新高度，天下窮人是一家，聯合起來打天下。」
在訴苦會達到群情激憤的高潮，有時甚至會出現難以控制的局面。在海南島瓊崖縱隊的訴苦運動中，「上台發言的指戰員一個接一個。大家把藏在心中的苦水全部倒了出來。接著，支隊首長便領著大家舉行公祭儀式，向死難的親人致哀。霎時，空氣都凝結在萬分悲憤之中。默哀未完，不知是誰就嗚嗚咽咽地大哭里起來。這哭聲牽動了許多人的心，大家都忍不住號啕大哭。忽然，戰士吳坤生『嗖』的一聲拔出手榴彈，舉得高高的，大聲喊道：『有種的跟我來！找敵人算帳去！』說著，這些戰士就呼呼啦啦地跟著吳坤生走。政委李福文看到大夥有點控制不住情緒了」，趕緊說，「我們報仇也得有勇有謀，打敵人也得有個統一部署。可不能只憑自己的一腔熱血去硬拼啊！」這樣會場局面才穩定下來。
訴苦會並不是哭過就完了，非常重要的是趁熱打鐵展開熱烈的討論，啟發戰士思考廣大窮人受苦的原因，產生反抗剝削壓迫、打倒國民黨蔣介石的意志。西北野戰軍一縱一旅展開了熱烈爭論，討論窮人受苦的原因，「凡爭論熱烈的單位，飯也不吃，冷也不覺，非把問題鬧清不幹」。
西北野戰軍幹部廖漢生回憶到，「開始有的單位沒經驗，只是簡單地訴苦，結果訴完了，哭完了，教育也結束了。縱隊和旅、團領導發現後及時指出：訴苦不是目的，流淚不能解決問題，只有搞清剝削與被剝削的關係才能挖出造成窮苦的根子。」訴苦運動通過分析殘酷的剝削事實力圖證明：「罪惡決不是單個地主或具體地發生的，大家來自山南海北，都受到同樣的痛苦，都同樣受凍受餓受辱挨打，這證明普天之下都存在著兩種人，一種是壓迫人的人，一種是受人壓迫的人。」當時總政治部領導人傅鍾認為：「訴苦運動的成功，大大克服了以往政治教育中教條主義、形式主義的弊端。大批幹部下到基層，同戰士打成一片，深入了解戰士疾苦和心理變化規律，精心掌握訴苦進程，從培養典型引路，布置肅穆的訴苦環境，啟發戰士剖析受苦事例，進行解放區、蔣管區新舊社會對比，到為戰士給被害親人祭靈、宣誓、訂立苦情簿、報仇登記簿，帶領戰士認識自己，跟著黨走自己解放自己的道路。」
很多戰士特別是解放戰士在訴苦運動中受到極大的心理衝擊，在靈魂深處爆發了革命，這種大夢初醒的覺悟感讓他們既激動又痛快，他們的靈魂被重新塑造了，從此成為一個全新的人，一個為共產主義拚命的戰士。有的戰士在訴苦會上心理衝擊太大，當場氣昏過去。戰士房天靜在指導員趙緒珍的啟發下倒出一肚子苦水，「如服下大黃，瀉出肝火，倒出苦水，一身輕快舒坦，耳目清新」。東北解放軍三縱戰士王福民在國民黨軍隊當兵時間很長，養成了流氓兵痞習氣，經常破壞紀律，吃老鄉的東西不給錢，甚至有時還打罵群眾。在訴苦運動中，他受到了很大觸動，痛哭流涕地說：「我自己也是窮人出身，全家沒吃沒喝，挨打受罵」，「可是，自己糊塗，在國民黨軍隊里穿了幾天『二尺半』，在鬼子煤礦里當工頭吃了幾天大米飯，就忘了本，不知道干八路是給誰幹的，平時講怪話，打仗不開槍。過去我糊塗不懂事」，「從今以後我要重新做人，一定好好乾。」在保衛臨江戰役中，他當上了連群眾工作組副組長，處處以身作則，維護群眾紀律，周圍人都說：「現在的王福民與訴苦前相比簡直是兩個人。」
晉冀魯豫解放軍6縱戰士王克勤 是1945年10月邯鄲戰役被俘參加解放軍的，最初只是一個技術出眾但情緒低落的機槍手，1946年的營訴苦大會上他的感情受到很大激蕩，在第二天的訴苦中他邊哭邊說：「現在我才真正明白，當八路軍是為我們窮人干，當國民黨軍是為老財干。我一定要在八路軍里好好乾下去，犧牲了也是光榮的。」激發了熱情的王克勤很快成為一個全軍聞名的戰鬥英雄，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先後榮立九次戰功。被提拔為機槍班長後，王克勤忘我投入，很快把主要由新兵組成的機槍班帶成了尖子班，又被評為帶兵模範。
晉冀魯豫全軍展開了「王克勤運動」，二野政治部宣傳部長陳斐琴認為王克勤運動「創造了新老戰士團結的經驗，創造了舊軍隊出身戰士的技術和作戰經驗和翻身農民出身戰士的政治覺悟相結合、以及人民軍隊優良傳統相結合的經驗」，「克服了解放戰士不好帶，新兵不能打的觀念」，對二野的建設有重大貢獻。王克勤1947年7月犧牲於定陶戰役後，劉伯承親自撰文悼念，並以他的名字命名了所在英雄單位，王克勤享有的這種榮譽在整個二野是「唯一無二的」。
到解放戰爭後期，訴苦運動的巨大威力甚至發展到「即俘即補」的程度。在淮海戰役中，解放軍傷亡很大，很多俘虜兵經過短暫但觸及靈魂的「戰壕訴苦」，立刻被編入解放軍部隊參加戰鬥，「甚至姓名還沒被本連同志記牢，就在戰鬥中犧牲了」。一個被俘的國民黨軍師長看到許多還沒來得及換下國民黨軍服的戰士已經站在解放軍隊伍中參戰，無可奈何地說：「這不是自己人打自己人么！」據葉飛回憶，「我軍轉入大反攻以後，部隊中俘虜兵的數量越來越大，在連隊戰士中約佔80%以上。當時真是前兩個小時還是國民黨兵，過兩個小時就成了解放戰士。有的甚至還未來得及上連隊的花名冊，就在戰鬥中犧牲了，成了無名烈士，這是常有的事。」周恩來提到，三年解放戰爭一共消滅國民黨軍569萬人，其中俘獲415萬，俘虜中280萬人成為解放軍，佔到當時解放軍總人數的65-70%，這是世界戰史上不可思議的奇蹟。
三、信仰在組織上的落實--三查、三整與軍隊民主運動
訴苦會是一場觸及靈魂的情感激蕩，但是如果沒有組織上制度上的落實，情感平復後效果也就減退了，所以整軍運動接下來就要進行三查三整，把訴苦成果鞏固下來轉化為戰鬥力。三查是查階級、查工作、查鬥志，三整是整紀律、整作風、整制度。在不同的部隊，整查的提法不完全相同，但基本精神完全一致，就是要以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的標準檢查每一個人、檢查每一項工作，同時還要在制度上恢復建立士兵委員會，開展軍隊中的政治、經濟、軍事三大民主，使每一個普通戰士發揮最大的積極能量。
三查中很快就清查出解放戰士中隱藏的一批前國民黨軍官，鞏固了部隊。國民黨部隊被俘後，很多軍官化名隱藏在士兵群里，他們當中不少人思想頑固反共，甚至希望日後找機會帶隊逃跑叛變，他們是部隊中敵對勢力的骨幹，是部隊里暗藏的定時炸彈。在大多數解放戰士思想模糊的情況下，他們常常得到士兵的掩護，甚至很多普通士兵被俘後也編造假名字、假籍貫，準備逃走。訴苦運動使絕大多數解放戰士對解放軍產生了強烈的歸屬感，把解放軍真正當成了自己的隊伍，主動坦白自己的問題，揭發部隊中暗藏的敵對分子。中原野戰軍4縱10旅解放大隊1連有近半數坦白了自己被俘後填寫的是假籍貫、假姓名，13旅解放大隊5連有38人坦白自己在訴苦之前曾企圖逃跑。「兵痞們被孤立了，個別化裝隱藏在士兵中的軍官，再無藏身之地，一一被揭發暴露出來」。據習仲勛回憶：「經過發動群眾檢舉揭發和一個一個地清查，整個西北野戰軍部隊共查出暗藏的敵偽軍官和密謀組織投敵的姦細分子100餘人；撤換了少數未改造好的地富出身的幹部，清除了一批不可救藥的兵痞流氓分子」，部隊由此大大鞏固了。
查階級的關鍵是查對土地改革、對地主階級的態度，實際上也就是對共產革命的態度。解放戰爭爆發以後，中共改變了抗日戰爭時期減租減息、合理負擔的溫和政策，強力推動暴風驟雨般激烈的土改，剝奪地主的土地和財產平分給貧農，並於1947年10月公布了《土地法大綱》。土改是中共站在窮人立場的根本表現，是爭取佔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貧苦農民的根本政策，但是由於出身的影響、由於抗日時期與地主階級的合作、由於土改中的一些打擊地主的暴烈行為，軍隊中對土改的認識並不統一，有的部隊同情地主、保護地主，甚至武力壓制要求土改的農民。有些地主家庭出身的人，「因為自己的家庭被清算，父母或其他親屬被鬥爭，土地房屋被分配，而心懷不滿，或公開抗拒。甚至假借抗屬名義，回家威脅貧苦群眾、破壞土地改革」，有的甚至叛變投敵、向群眾大會投擲手榴彈。土改過程中確實存在對地主過火的鬥爭，但為了爭取占人口絕大多數窮人，中共必須站在窮人的立場上，不能容忍階級立場的動搖。西北野戰軍「通過對剝削與被剝削關係的辯論，各單位都發現了一些剝削階級出身而又堅持站在剝削階級立場上的人，因此三查初始就涉及到對階級成分的檢查。對階級成分的審查中」，清理出批頑固堅持地主階級立場的人。東北解放軍政治部明確規定：地主家庭出身者「如發現虛偽欺騙、庇護地主、不改變立場、經教育不改者，則應開展鬥爭，直至開除其黨籍、軍籍」，「我軍各級幹部，在解放區內，不得與地主階級『禮尚往來』，不許接受他們的禮物，不赴他們的宴會，不得與地主女兒結婚。」
在查階級的過程中也出現過一些過火和偏差，產生了唯成分論、貧僱農當家的傾向，使一些地富的幹部特別是知識分子幹部遭受衝擊。晉察冀軍區有的部隊「三查中有不著重思想而過分強調成分、近乎唯成分論的偏向，個別單位機械搬運農村整黨一套，組織貧農團，並實行吊人、打人、捆人。由於方式上有缺點，二縱曾有一團政治處主任自殺，六縱有一團長自殺，四縱亦有兩個下級幹部自殺。」東北也有部隊「把地方上的階級鬥爭，捆人打人，直接撤換幹部等，搬到軍隊中來。熱北分區戰士把連長的衣服和帽子扒掉，南滿護路軍司令部鬥爭了三百人，捆打了五十人，甚至還有打死人的，」一度造成部隊的混亂。
精通群眾運動的中共領導幹部明白：群
眾運動不可能很精確，矯枉必須過正，否則群眾可能無法發動起來，但到了一定的火候則必須糾正，否則就會造成嚴重的傷害。因此「對群眾某些過火行為，不要當眾潑冷水，過早的糾正；要到一定時期--群眾已經發動起來，敢於大膽講話的時候，再經過群眾中的積極分子，說服和引導群眾到正路上來。」鄧小平、陳賡、葉飛等部隊領導很快注意到鬥爭過火的危險，嚴厲批評了「貧僱農當家」、「唯成分論」的錯誤，強調重在本人的表現。鄧小平還特別在1948年2月9日致電毛澤東，談到：「部隊幾年來吸收了大批知識分子（主要是中小知識分子），他們又大多是地富家庭出身，其中不少擔任主要的和機要工作的責任。這些同志大部是盡責的，有成績、有能力的」，「黨內過去在審干時，傷害知識分子黨員，已經不輕。此次整黨，確應慎重。」毛澤東對此很重視，親自修改批轉各地，糾正偏差。
三查也重點針對幹部中的不良作風。由於部隊擴張很快，打了不少勝仗，繳獲很多，一些非共產主義思想開始滋生，一些幹部走向貪圖私利、腐化墮落。東北軍區在整查中嚴厲清查私財，認為「凡是私財多的人來源多半不正當，有的是貪污或侵吞群眾鬥爭果實來的，有的是做生意投機倒把來的，有的是火線上發洋財來的，私財積累過多，必然腐化思想，喪志氣，動搖立場，影響作風」，「解決的辦法，一是沒收，二是自動交公。」西北野戰軍在三查中動員「戰士們打掉顧慮，對幹部中存在的問題大膽批評。被軍人大會面對面批評的有排長、連長、營長、團長和旅、縱機關的科長、部長，這些人受到很大的觸動和教育。」整查中幹部之間互相批評也很重要，二野一縱「中、高級幹部人人敞開思想，個個不留情面，將影響部隊團結和進行的問題一一揭露出來，痛快淋漓地進行批評和思想交鋒。這在我們縱隊的歷史上還是第一次」，由此幹部作風得到很大改善。
士兵委員會的恢復成為三查三整中建立部隊中政治、經濟、軍事三大民主的制度保障，大大激發了戰士們的主人翁責任感。士兵委員會本來在紅軍創建初期就產生了，並且發揮了重大的作用，但後來由於出現極端民主化的傾向被廢止。新式整軍運動中「士兵委員會組織的恢復和積極開展工作，使戰士們切身體會到自己同幹部一樣都是部隊的主人，在政治上是平等的，於是把過去那種害怕幹部報復而不敢提意見的心理打消了，因而官兵關係隨之改善」。渤海軍區有些幹部剋扣戰士，甚至毒打戰士，新戰士從家裡帶的錢要給班排長買好吃的，打仗時幹部卻躲在後面「督戰」。「有一個團，經戰士審查提出需要撤換、調換的連排幹部多達80餘人。與此同時，由戰士推選了可以信賴的幹部80多人。由此，戰士的積極性大為提高，『士兵委員會』才名正言順地成為經常性制度。」
在基層部隊幹部的任命上，戰士們得到了很大的發言權。西北野戰軍「在三查後期，各單位普遍召開了『團結進步大會』，促團結，促進步，鼓鬥志。同時，在連隊開展推薦幹部、推薦黨員的工作。由士兵群眾推薦那些在訴苦、三查中湧現出來的積極分子，並且一貫表現出色、有較高政治覺悟、有較強組織指揮能力的同志擔任幹部，由支部討論提出任職建議，由縱隊黨委批准後任命。推薦黨員採取自己申請和群眾推薦相結合的方式，經支部大會討論通過後報上級黨委批准。從群眾中推薦出來的新幹部、新黨員，覺悟高，鬥志強，有威信，能打仗。」徐向前也談到，軍隊民主運動後，「連隊幹部感覺工作、指揮都比以前好搞多了。過去指揮衝鋒，是趕羊戰術，現在是自動作戰了。據現有的經驗，一般戰士民主選出之幹部，都估計能打仗，又能愛兵的。」
經過訴苦會、三查三整和軍中民主運動，在很短的時間內使很多部隊的面貌渙然一新。新式整軍大大加強了部隊的團結，特別是消除了解放戰士和子弟兵的隔閡。老八路軍、解放區翻身農民和俘虜兵這三種不同來源的戰士在訴苦會的集體痛哭中融為了一體，大家都從各自的痛苦遭遇真心認識到「天下窮人是一家」，解放戰士開始把自己當成部隊的主人，子弟兵也把解放戰士當成階級兄弟，互相關心愛護，凝聚力明顯加強。西北野戰軍在整軍中很多戰士迅速覺悟，思想行為達到了黨員的標準，部隊中「黨員數量大為增加，並能經常保持到佔全人數的百分之三十以上（現有黨員佔全人數百分之三十八點八）」。沒有威信的幹部被撤換了，戰士推薦的幹部與戰士們彼此信任，戰士們在軍中民主運動的激發中產生了巨大的熱情，堅信自己肩負偉大的歷史使命，是參與推翻醜惡剝削社會、創建美好新社會的光榮戰士，部隊中充溢著自覺的、積極進取的戰鬥精神.
四、勝利之門——訴苦、整軍的效果
部隊中這種飽滿的精神力量立桿見影地在紀律、訓練和戰鬥上表現出來，轉化為強大的戰鬥力，在和國民黨軍隊的較量中，解放軍逐漸顯示出壓倒性的威力。經過新式整軍運動，戰士獲得了內在的尊嚴感，遵守紀律、約束自己的行為成為一種自覺，不再是活一天算一天、能佔便宜就佔便宜的「兵」，而成為具有高度道德感的「戰鬥之士」。彭德懷談到：新式整軍後，「不僅對戰鬥力有提高，對遵守群眾紀律與城市政策，亦有很大進步。如經過十日戰鬥的宜川，進城後商店即開門，其他各城市奪取後，秩序也很好。不少地主對土地政策雖不滿，但對軍隊紀律同聲讚佩，去冬整訓前所未見。」晉察冀野戰軍陳正湘感覺到「這次民主整軍運動還大大增強了部隊的政策紀律觀念」，戰士們「為了不驚動群眾，常常寄宿在群眾屋檐下、門洞內、短牆邊、草堆里，甚至露營街頭，度過了一個個寒冷的夜晚。稍稍恢復疲勞就幫助群眾收割莊稼，打掃院子，挑水推磨」，「看到群眾沒有衣服穿，戰士脫下自己的內衣送給群眾」，軍民關係強化了，人民支持軍隊的熱情也大大提高，解放戰爭真正成為人民戰爭。整軍的效果在訓練中表現得十分顯著。西北野戰軍「指戰員們訴苦訴出了深仇大恨，三查查出了高昂鬥志」，「形成了空前高漲的大練兵熱潮。當時正值三九天，冰天雪地，氣候寒冷。每個人心裡卻燃燒著一團火，起床號沒吹就進了訓練場，熄燈號吹過了還不回來，有病的也不停練」。連隊幹部說：「以前是從屋裡催促到操場，現在從操場往屋裡拉；以前是下命令練兵，現在是下命令休息。拉都拉不回來，下命令也不管用！」
在戰鬥中，享有軍事民主的戰士們不再只是被動地服從命令，表現了巨大的主動性和創造精神，常常能夠決定戰鬥的勝負。毛澤東特別提到，在陝北著名的蟠龍戰役中，「當時有一個團打了幾天，上面認為無法打了，下令撤退。但連隊認為可打，不肯撤。連隊戰士分組討論，找出了辦法，繼續打，結果獲得勝利。陝北將此種情形，叫做軍事民主」。當時解放軍的重武器比較少，攻堅作戰比較困難，常常造成很大傷亡，戰士們發揮聰明才智，研製出用汽油筒拋射炸藥包的新武器--即著名的「飛雷」，這個武器看起來很「土」，但在實戰中摧毀了很多敵人堡壘，成為讓敵軍望而生畏的利器。
訴苦整軍的效果最主要的還是體現在戰士們在戰鬥中的勇猛精神，而這正是決定戰爭勝負的主要因素。據陳青山回憶，「通過新式整軍，一些平凡的戰士也成了創造奇蹟的人。3總9支隊黎族新戰士陳理文原是連隊中普普通通的一個兵，平時很少引人注意。」在憶苦中，他說出了自己家裡4口人被害死的仇恨，激發出戰鬥勇氣。在後來詹縣南辰門戰鬥中，他參加突擊隊，在腹部中彈負傷的情況下，仍然首先突入敵軍據點，立了大功，後來被評為全國戰鬥英雄。在東北戰場三保臨江戰役中，訴苦先進部隊三縱戰士王永太孤身追擊40多名敵軍，創下單人俘敵38名的的驚人記錄，解放軍戰士之勇猛與國民黨軍士兵之怯懦，由此可見一斑。
西北野戰軍戰士劉四虎父親被地主欺壓，一氣之下上弔死了，在訴苦大會上他講起家庭悲慘遭遇，痛哭流涕地說：「我們窮人沒有法子活，拚命幹活也吃不飽，處處受氣」。在場的同志也被感染得痛哭起來。在訴苦運動中激發出生命熱情的劉四虎成了一名勇士，衝鋒在最前面，遭敵包圍，在激烈肉搏中受了重傷，「頭上、身上11處冒血，終於倒了下去，躺在血泊中。同伴們衝上陣地，劉四虎血肉模糊，都辨認不出是誰。他的意志、力量是常人無法想像的」。「不少被俘的軍官在談到我們的戰士們英勇戰鬥不怕流血犧牲的革命精神時，都感到驚奇而不可理解。」
戰士們爆發出巨大的戰鬥熱情，甚至出現了勇猛過度、造成不必要傷亡的偏差。比如華東野戰軍4縱9團在整軍後在「立功運動」的激勵下，一度出現了這樣的現象：「戰士們只是片面強調猛打猛衝」，「連、排幹部只是強調身先士卒、衝鋒在前」，「有的甚至以挖工事為不光彩，利用地形地物是怕死」，這樣即使打了勝仗，往往傷亡很大，後來只好又開展一個「評定傷亡運動」來加以矯正。
解放軍部隊在整軍後被勇猛的精神所充溢，這是國民黨部隊無法比擬的，往往直接決定了戰役的勝敗，進而決定了整個解放戰爭的勝敗。1948年6月豫東戰役是華野外線兵團「與敵進行的一次重要的決戰性戰役」。這次戰役解放軍兵力20萬、國民黨軍兵力25萬，經過20晝夜艱苦、複雜、激烈的鏖戰，解放軍以傷亡3萬代價取得殲敵9.4萬的大勝。參與指揮這場戰役的將領葉飛認為，此戰我軍兵力、裝備、後勤補給都處劣勢，「如果不是經過新式整軍運動，極大地提高廣大指戰員的階級覺悟，高度發揚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大無畏戰鬥精神」，「要取得戰役的勝利是不可想像的。」
在1948年2月西北戰場具有轉折意義宜川戰役中，新式整軍的威力得到了充分顯露，過去西北野戰軍最多只能一次殲敵兩個旅，宜川戰役創造了一戰殲敵五個旅的輝煌戰績，徹底扭轉了西北戰局。具當時獨1旅指揮員回憶，當時剛經過整軍，「部隊從上到下，到處充滿著空前的、高度自覺的戰鬥積極性和不怕犧牲、不怕吃苦的英雄氣概，人人自覺為戰鬥的勝利盡心儘力」，「好多事你剛想到人家就已經辦了，而且辦的更好，仗打得很順手、很痛快、很威風。在戰鬥結束時，我們去了解救護所收治傷員的情況，發現一種新現象，共570多名傷員，其中重傷和中等傷佔70%以上，輕傷不到30%，很多同志真正做到了輕傷不下火線」。「當時明顯的感覺是，以往認為不能打的單位也上來了，單位和單位在作戰上的差距很難分辨了，大家都在爭先恐後，暗裡使勁，互相摽著干！」
以訴苦會為中心的新式整軍運動大致是自下而上發展起來的，是群眾心理能量的有組織的爆發。當時總政治部負責人傅鍾總結說：「訴苦運動是集中群眾意志和智慧的一個創造，是政治教育的一場革命，其效果之大，影響之深遠，超出了想像和預料。」毛澤東在宜川戰役後不久發表《評西北大捷兼論解放軍的新式整軍運動》中，對新式整軍運動給予了最高的評價：「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冬季兩個多月中用訴苦和三查方法進行了新式整軍運動」，「使部隊萬眾一心，大家想辦法，大家出力量，不怕犧牲，克服物質條件的困難，群威群膽，英勇殺敵。這樣的軍隊，將是無敵於天下的。」可以說，訴苦會打開了幾百萬士兵群眾信仰共產主義的皈依之門，而這皈依之門同時就是解放戰爭乃至中國共產革命的勝利之門
[1] 蔣介石：《國軍失敗的原因及雪恥復國的急務》，《蔣總統集》，第1613頁。轉引自王奇生：《革命與反革命》，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284頁。[2]傅鍾：《我軍政治工作的重要發展——新式整軍運動回顧》，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新式整軍運動》，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版，第401頁。[3] 彭德懷：《一九四七年冬季整軍摘要》1948年8月27日，《彭德懷軍事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版，第267、260頁。[4] 彭德懷：《彭德懷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2頁。[5] 毛澤東：《評西北大捷兼論解放軍的新式整軍運動》（1948年3月7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1294頁。[6] 韓樂學、婁洪章、徐傑：《西北戰場上的一條寶貴經驗——憶三五八旅新式整軍運動》，《新式整軍運動》，第615頁。[7] 廖漢生：《一場自下而上的自我教育運動》，《新式整軍運動》，第433頁。[8] 莫文驊：《毛澤東同志修改批轉遼東第三縱隊訴苦教育前後》，《新式整軍運動》，第479頁。[9] 晉察冀野戰軍報告1948年4月4日，《新式整軍運動》，第267頁。[10] 舒同：《在華東軍區第一屆政工會議上關於新式整軍運動的總結報告》（1948年7月18日），《新式整軍運動》，第314頁。[11] 楊成武：《關於整頓紀律整頓制度問題》（1948年2月12日），《新式整軍運動》，第176頁。[12] 賀龍：《關於晉綏陝甘寧土改整黨和聯防軍區工作問題的報告》（1948年9月24日），《新式整軍運動》，第362、364頁。[13]《東北野戰部隊整軍運動總結》，《新式整軍運動》，第296頁。[14] 《好好進行俘虜工作》，《解放日報》1946年10月7日，《新式整軍運動》，第46頁。[15] 廖漢生：《一場自下而上的自我教育運動》，《新式整軍運動》，第437頁。[16] 蔡順禮、蔡長元：《啟發覺悟、嚴格紀律》，《新式整軍運動》，第604頁。[17] 韓樂學、婁洪章、徐傑：《西北戰場上的一條寶貴經驗——憶三五八旅新式整軍運動》，《新式整軍運動》，第617頁。[18] 《晉察冀軍區獨立第八旅訴苦復仇運動經驗》1947年10月1日，《新式整軍運動》，第88-89頁。[19] 《西北野戰軍一縱隊一旅政治部關於九天階級教育主要經驗初步研討》（1947年12月22日），《新式整軍運動》，第129頁。[20] 許世友：《許世友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6年版，第507-508頁。[21] 《東北野戰部隊整軍運動總結》，《新式整軍運動》，第301頁。[22] 馮愷：《訴苦教育是應運而生的群眾運動》，《新式整軍運動》，第792-795頁。[23] 陳青山：《新式整軍與解放海南》，《新式整軍運動》，第775頁。[24] 《西北野戰軍第一縱隊第一旅政治部關於九天階級教育主要經驗初步研討（節錄）》1947年12月22日，《新式整軍運動》，第128-129頁。[25]廖漢生：《一場自下而上的自我教育運動》，《新式整軍運動》，第433頁。[26] 《部隊教育的方向》，《東北日報》1947年8月26日。[27]傅鍾：《我軍政治工作的重要發展——新式整軍運動回顧》，《新式整軍運動》，第402頁。[28] 《綜述》，《新式整軍運動》，第14頁。[29] 唐凱：《孤膽英雄的力量源泉——遼東軍區第三縱隊運用典型房天靜開展訴苦教育》，《新式整軍運動》， 第579頁。[30]莫文驊：《毛澤東同志修改批轉遼東第三縱隊訴苦教育前後》，《新式整軍運動》，第481頁。[31] 杜義德：《開展王克勤運動的啟示》，《新式整軍運動》，第487頁。[32] 李德生：《李德生征程憶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5年版，第46、40頁。[33]劉有光：《同仇敵愾、戮力殺敵——中原野戰軍第四縱隊的訴苦與改造戰俘運動》，《新式整軍運動》，第513頁。[34]葉飛：《明確方針、掌握政策——回憶華東野戰軍第一縱隊新式整軍運動》，《新式整軍運動》，第461頁。[35] 傅鍾：《我軍政治工作的重要發展——新式整軍運動回顧》，《新式整軍運動》，第401頁。[36] 劉有光：《同仇敵愾、戮力殺敵——中原野戰軍第四縱隊的訴苦與改造戰俘運動》，《新式整軍運動》，第510頁。[37] 習仲勛：《新式整軍與西北大捷——西北野戰軍的新式整軍運動》，《新式整軍運動》，第424頁。[38] 《晉綏軍區關於貫徹土地改革、保證我軍思想上組織上純潔的訓令》（1947年6月18日），新式整軍運動》，第60頁。[39] 廖漢生：《一場自下而上的自我教育運動》，《新式整軍運動》，第439頁。[40] 東北民主聯軍政治部：《關於貫徹土地改革教育的指示》1947年8月22日，《新式整軍運動》，第70頁。[41]晉察冀野戰軍報告1948年4月4日，《新式整軍運動》，第268頁。[42] 譚政：《在東北軍區政工會上的報告》（1948年3月5日），《新式整軍運動》，第203頁。[43] 唐亮：《在華東野戰軍高幹會上關於貫徹三查三整鞏固土改學習勝利的報告，《新式整軍運動》，第151頁。[44] 《譚政在東北軍區政工會上的報告（節錄）》1948年3月5日，《新式整軍運動》，第205頁。[45]廖漢生：《一場自下而上的自我教育運動》，《新式整軍運動》，第440頁。[46] 王輝球：《發揚民主，官兵一致——會議晉冀魯豫野戰軍第一縱隊的新式整軍運動》，《新式整軍運動》，第625頁。[47] 曹中南：《我軍光榮傳統的一個組織形式——憶中原野戰軍第二縱隊第六旅士兵委員會的作用》，《新式整軍運動》，第555頁。[48] 傅鍾：《我軍政治工作的重要發展——新式整軍運動回顧》，《新式整軍運動》，第404頁。[49]廖漢生：《一場自下而上的自我教育運動》，《新式整軍運動》，第441頁。[50] 徐向前：《關於部隊整訓情況的報告》（1948年3月25日），新式整軍運動》，第264頁。[51] 蔡順禮、蔡長元：《啟發覺悟、嚴格紀律》，《新式整軍運動》，第611頁。[52] 甘泗淇：《新式整軍運動經驗》（1948年11月），《新式整軍運動》，第384頁。[53] 彭德懷：《關於西北野戰軍1947年冬季整軍運動及當地社情的綜合報告》（1948年4月28日），《新式整軍運動》，第272頁。[54]陳正湘：對比溯源、鬥志倍增——晉察冀野戰軍第二縱隊的新式整軍運動》，《新式整軍運動》，第474頁。[55]廖漢生：《一場自下而上的自我教育運動》，《新式整軍運動》，第444頁。[56] 《毛澤東轉發朱德關於軍事民主及職工待遇問題致中央信的批語》1948年1月31日，《新式整軍運動》，第162頁。[57] 陳青山：《新式整軍與解放海南》，《新式整軍運動》，第781頁。[58] 莫文驊：《毛澤東同志修改批轉遼東第三縱隊訴苦教育前後》，《新式整軍運動》，第480頁。[59] 黃新廷：《苦根產生於反動政權的統治——三五八旅運用典型進行新式整軍的情況》，《新式整軍運動》，第545、546頁。[60] 謝雲暉：《進行訴苦教育，開展立功運動》，《新式整軍運動》，第568頁。[61] 葉飛：《明確方針、掌握政策——回憶華東野戰軍第一縱隊新式整軍運動》，《新式整軍運動》，第454-455頁。[62] 顏金生、楊琪良：《部隊建設的一次歷史性飛躍——憶西北野戰軍獨一旅新式整軍運動》，《新式整軍運動》，第695頁。[63] 傅鍾：《我軍政治工作的重要發展——新式整軍運動回顧》，《新式整軍運動》，第400頁。[64] 毛澤東：《評西北大捷兼論解放軍的新式整軍運動》（1948年3月7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1294頁。蔣介石在北伐以前，kmt的基層是有大量的國民黨員和潛在共產黨員的，這些人傳播進步思想，採用更平等民主的方式團結民眾，特別是在廣東，老百姓覺得蔣介石政權是還行的
結果北伐成功定都南京之後，開始了412清黨，本質上就是中國保守勢力對於先進人士的一次反撲，經過這次運動，國民黨基層組織基本潰爛，基層被大量長老，地主，鄉賢，善人和賢達等封建勢力所掌握。
每年收的稅比天高，但是就是送不到中央，蔣介石手裡根本沒錢為什麼共軍抓到白區基層幹部後，一般都要「打土豪」，因為他身上有錢啊，白區大量的稅收都在這些所謂的鄉賢手裡
反觀共軍，被抓到後基本就是槍斃，因為共軍對於基層的管理思想還是比較先進的，共產黨的很多官員，最多就一塊自走表，一分錢莫得，打也打不出錢。
PS：大陸這邊教材著重講了412中對共產黨員的迫害，實際上KMT大量的優秀進步青年，左派人士，特別是在基層講民主講自由講科學，身體力行資本主義價值觀的那些青年，幾乎全被屠殺。
本答案政治不正確。
裝13說法：
一個系統在發展中都不可避免地會熵增，熵增到最後系統就會死亡；只有熵減才是維持系統生命力的唯一方法。問題來了：如何避免熵增？如何和事物的這種不可避免的規律相抗衡？人類真的可以打造出熵不增的系統嗎？這個方法黨在早期確實找到了，那就是……算了，還是看下面的普通說法吧。普通說法：
早期黨維持團結、保持清廉、保證戰鬥力的方法：小的方法就是發動群眾搞群眾監督、不斷搞批評與自我批評；大的方法就是整風、肅反，各種運動。另外，殘酷的外部環境本身就可以起到凈化黨的作用。「殘酷的外部環境」不屬於本答案討論範圍。這些方法可以消除蛀蟲、消除小山頭、消除官僚主義和本本主義，以此就可以確保黨永遠不脫離群眾、永葆先進性和戰鬥力。
從哲學上講，一個系統，不論是計算機系統還是一個公司還是一個政黨還是一個王朝一個國家甚至一個人體，在發展過程中，都會不斷出現「癌細胞」，這是不可避免的，不過健康的、能正常運作的系統，可以在癌細胞出現後消滅之；而不健康的系統則會被癌細胞幹掉。就像人體隨時都有概率產生癌細胞，年輕的身體系統可以消滅癌細胞，而衰老的身體系統會被癌細胞消滅。
如果一個人有一種方法，可以減少癌細胞出現的概率和/或延緩癌細胞出現的時間，那麼這個人在人類社會裡通常都有以下光環：諾獎級科學家、華佗再世之神醫、年薪百萬級工程師、nb企業家、偉人、救苦救難活菩薩、阿拉胡阿克巴的人間代言人等。這時候，如果歷史給了有上述光環的人時間和機會，那麼這些人極有可能會問：能不能在癌細胞出現之前就消滅掉癌細胞？換種說法，能不能壓根就不給癌細胞出現的機會？沒錯，我們就是要找到一個比扁鵲的大哥還nb的醫生！扁鵲家族族譜：男三號——扁鵲：你有病了他能治，名醫也；男二號——扁鵲的二哥：你的病剛有苗頭他就給你治了，沒啥大名氣的醫生因為大家覺得他總是在治小病症，沒啥大本事；男一號——扁鵲的大哥：你還沒察覺到生病但是其實疾病已經潛伏在你身體的時候他就給你治了，毫無名氣，有一定的概率被大家誤以為是庸醫，比如蔡桓公這樣的普通人肯定覺得他是庸醫。男零號：你非常健康他就會對你說，你十年後會得癌症，所以，來接受我的治療吧！你只要現在接受我的治療，我就可以保證在你本該得癌症的前一天把本該癌變的細胞全部徹底消滅這樣你就不會生病了！這樣的醫生會被大家送入神經病院接受治療……上面那些有光環的人，到了最後就會仰天長嘯：我要做這個男零號！到底能不能做成男零號呢？
可以。方法就是不斷搞運動，每隔一段時間搞一次就可以保證不讓癌細胞出現。不過這種方法是難以為普通人所能接受的，因為癌細胞都是正常細胞變的，你說一個還沒有癌變的正常細胞你要消滅之，普通人會覺得：你有病。所以，毛……咳咳，有……病………文…………………革………以……為綱，其他都是目………我們不是不發展目，而是說目發展得再好也要為正確的綱服務………………這件事情是政治錯誤的，但我相信，終有一天人們會明白前人這樣做的目的是什麼……歷史上人類犯了不少錯，不過胡來的錯誤真心不多，大多數錯誤都是事出有因邏輯自洽的……等下啊有人敲門說是查水表的，我去開下門，開門之前最後說一句話：農藥里那個誰，墨子經常說的那句話是什麼來著？凈化的終點，是自我毀滅。哦，原來這句話是「進化」不是「凈化」……OK，那我改一下：知乎ID二律背反的朋友說過：凈化的終點是自我毀滅。外部條件惡劣可以維持熵不增甚至熵減，那麼惡劣的外部條件沒有了怎麼辦？很簡單：自己折騰自己唄，正所謂：有困難要上，沒有困難製造困難也要上。
好了我去開門了。拜拜。感謝李德勝同志在蘇聯陷於衛國戰爭無暇顧及中國的時機搞了整風運動清洗除了作為蘇共監軍的以王明為首的二十八個半國際派的影響，從名義上的領袖加軍事領導人成了真正的黨的領導人。另外只要李主席繼續用兵如神，整個組織就會團結在他身邊，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帶來勝利，這是過去數十年的戰爭中被證明了的。
謝謝 @老兵尹吉先老先生邀請，先祝新年身體健康，
第一，先回答團結的問題：要團結一個集體，首先要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將大家凝聚起來，解放戰爭的目標是什麼？無疑是打倒封建地主、打倒本國外國資本家的剝削這一目的。
這也就是國軍士兵大多最後成為「解放戰士」的原因，為國軍賣命是當兵吃糧，就算拿了青天白日勳章也翻不了身，還不過是為地主賣命的炮灰而已。
但是加入了解放軍，是為自己 為自己家人，為自己的後代翻身努力奮鬥作戰，自然幹勁不一樣。
第二，清廉的問題，官兵一致，不搞特權，士兵委員會監督軍官，充分發揮黨內民主，這就是清廉的保證。
13號中午更新一下：瞅著了評論區朋友的回復，我想說幾句：第一呢，我不是什麼果粉，gmd貪腐嚴重的一塌糊塗，宋作為四大家族之一本身也難逃干係，我沒有粉飾他們，我也沒說宋美齡就做的好；第二，不受控制的權力就是會導致嚴重的貪腐這沒什麼疑問吧，我只是就事論事，宋本身可能自己就有這樣那樣的問題，可她這句說的不算錯吧，一個人有嚴重問題她所有的話就不能算對？不能吧；第三，導致貪腐的原因很多，我也沒有說這一句話就證明全部問題。
原答案：蔣夫人宋美齡聽聞如何清廉，意味深長的來了一句：那是他們沒有真正嘗到權力的滋味。首先要說明，中國共產黨是一個組織，一個團體，任何一個團體只要人多了，都會有高尚的好人和低劣的壞慫，所以這個問題下所有一刀切的答案我都實名反對
那麼，共黨內部有沒有清廉和忠誠？當然有，而且非常多，這方面的例子不勝枚舉。那共黨中有沒有腐敗和叛徒？當然有啊！至少周佛海這麼出名的貨，上過中學的人大概都有映像吧反觀共黨當初最大的敵人國黨，內部肯定也是既有好人又有壞人的，為什麼國黨總給人腐敗和派系林立的感覺呢？綜上所述，問題就變成了「為什麼共黨做到了（相對國黨）更加清廉和團結？」我個人的觀點，所謂清廉和團結都只是核心本質的外在體現，僅僅是冰山一角，共黨作為一個現代政黨，在整個組織結構和內部自清方面更加合理。滿清末年最清廉高效的衙門就是外國人控制的海關，不是因為外國人道德高尚，而是工業時代的組織架構更加合理，內部審查更加嚴格，先進的制度迫使人們更加忠於職守兢兢業業，這樣的組織當然更有生命力
共黨把黨組織建在連部上，官兵一致，積極給基層士兵掃盲，在當時的中國這都是劃時代的。而國黨自從412之後簡直就是個軍頭+財閥的封建時代社團，說得極端一點，就是個超大號的黑社會。
很多年前公知們管這叫制度優勢，事實上這也確實是制度優勢
至於為什麼共黨能夠建立更加先進的現代政黨制度，那就是另一個更大的問題了TG勝利與清廉和團結沒多大關係，關鍵是極權體制下能最大限度壓榨民力，使得TG對國民政府有巨大經濟和人員動員優勢。
以下是紅粉給出的數字：
根據已有的資料，中共解放區早在1946~1947財年，全面內戰剛剛爆發的時候，光實物糧食的徵收能力就達到47億斤（北滿26億斤，山東11億斤，華北解放區8.6億斤，西北解放區2.2億斤）。公糧佔整體稅收的比例各個解放區差異很大，一般在1/2~2/3浮動。中國是農業國，咱保守估計，就按2/3算，中共解放區1947的財政收入也能達到80億斤的水平，而同期南京國民政府的財政收入只有2億美元（摺合糧本位貨幣60億斤）。也就是說1947年的中共解放區其財政收入就遠超過南京國民政府了。
當時TG控制區只有一億多人口，而全國人口在五億以上，TG在不足四分之一人口的地區收稅超過了國民政府在人口四分之三以上地區收的稅，這意味著什麼？
當然雙標黨一貫用屁股思考，別人加一點稅就是橫徵暴斂，主子超高稅就是體制優越性；別人徵兵就是拉壯丁，自己拉壯丁就是農民感恩戴德自願當炮灰。事實果真如此？不妨透過自供看看當時真實情況。
山東解放區的農村財糧徵收（1946-1949）節錄
年初（1946）馬歇爾訪華成功調停國共爭端，國共兩黨實現了關內停戰，加之1月全國政協的召開，使得國內和平氛圍高漲。經過八年戰爭破壞，為減輕農民負擔和休養生息，全國政協會議通過了「免徵田賦一年」的決定。山東解放區的幹部、群眾普遍相信和平時期不應再征田賦。然而，面對財糧困難的現實，山東省政府沒有依照政協決議行事，而是繼續徵收。當徵收辦法公布後，不僅引起了解放區民眾的不滿，而且也引發了國民黨方面的批評。華東局不得不出面「登報聲明停止徵收」。「開支龐大，財政上困難」的問題依然無法解決，最終，山東省政府「將田賦名稱改為部隊複員費」，事實上還是進行了徵收。……11月29日，膠東行署主任曹漫之在內部會議中稱：「現各地要求減少秋糧徵收，各處反映情況甚多」，因徵收過多，「牙前（縣）老百姓已有光剩地瓜、花生的了」。榮成縣反映，有關徵收的傳言頗多，雨山區某集上群眾抱怨「算盤子一響，地級一漲，公糧一納，圈錢一幢」，甚至傳言發生了農戶因納不起公糧而上吊的惡性事件。具體情形也可從年底徵收工作總結中看出，膠東糧食局局長金明總結該年秋征稱，「負擔太重，特別中貧農太重，北海（專署）有上吊的」。行署直轄的威海市反映「中農以下負擔重，收後無糧」；南海專署認為，徵收辦法「對軍工烈屬與鰥寡孤獨照顧不夠，負擔不起」；北海專署稱，征糧方法生硬，「不宣傳不教育，給糧就好」；西海專署報告，「有的群眾組織暴動，昌樂區昌X孫家把徵收員扣起來一天多」，「有的因怕負擔，土改不敢要地」。……華東局不得不決定在2月間向大魯南地區預借1億斤公糧，此數為該地上年秋季公糧的35%-40%。此時正值農村青黃不接之際，農民餘糧本即不多，不可避免地「普遍發生攤派現象」。如臨朐縣李家營村，由於村民不肯借糧，徵收人員和村幹部就直接到村民家中強行翻（搶）糧。資源枯竭並非僅局限於財糧，不被注意的柴草問題，在當時也成為困擾中共和農民的難題。……4月初，有公開報道直言，「目前某些地方已發生嚴重的柴荒」，「某些部隊機關已燒過公草三四倍，以致發生了殺果樹，燒牛草等現象」。……除此之外，甚至拆住房的木棒和蓋草，歷山區唐家溜一個村就拆了十幾間房子。7月華東局向中央報告也反映，因部隊燒柴缺乏，「有拆屋當燒柴」等情況的發生。……公糧是解放戰爭期間解放區最主要的徵收項目，公糧徵收的增減直接左右農民負擔的輕重。……因時局緊張和財糧短缺，山東省政府大幅提高了該年公糧徵收量。對比上一年全省87萬擔的徵收量，該年徵收達到了160萬擔，「總負擔額加重了將近一倍」。具體到渤海區，該年預計徵收量為6億斤，相較去年2.9億斤，超出1倍多。……有資料顯示，「雇貧農之負擔比例達到百分之一百，或一百多，甚至百分之二百，據說有的負擔比百分之二百還要多，這個情形是相當普遍，雇貧農叫苦連天」。據1948年惠民縣於韓庄調查，上年「在徵收麥糧時，雇貧連分到的白地（沒有收穫物的土地——引者注）也一塊負擔麥糧，致使很多戶剩不下麥子」。據陽信縣調查，「有些貧農只是麥季公糧一項就壓的他們半死不活了，馬家、王坡家莊都能找出幾個這種受難的貧農來……使他們不得不借糧或糴糧來繳納。無怪老百姓說『就數咱窮人命苦』，『翻身把麥種子都賠上了』，『再也別翻身了』，『八路軍比漢奸隊強的也不多』」。這兩縣是渤海行署機關所在地，情況尚且如此，更不要說較為偏遠的地區了。……膠東、大魯南一些丘陵山地因缺乏灌溉和土質等原因，同樣不宜種植小麥，政府也大多要求按任務量徵收。如膠東濱北專署反映，五蓮區不根據麥子的收穫實際情況，一律徵收30%，使個別群眾花錢買麥繳糧，怨聲載道。又如膠縣墨河區群眾為此不要地了，把契約都要交出來。渤海區為完成任務，徵收過程中強征不斷，如渤海區糧食局副局長王有山就明確提出，「借糧交糧，糴糧交糧，完不成任務就是沒有戰爭觀念」。不過，問題很快被上級發現。8月中旬，以鄧子恢、舒同為首的華東局工作委員會到達渤海指導工作，「發現普遍的強迫命令，苛雜騷擾，群眾負擔極重，對我仇恨甚大」。在10月華東工委召開的渤海區高級幹部會議上，鄧子恢公開講：「人民負擔非常之重，這樣搞下去，必然會造成人民的怨聲載道，離心離德。」舒同甚至不忘以蘇區的教訓警戒，「我們中央蘇區最後不能堅持而被迫萬里長征，除了路線錯誤之外，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我們財政的枯竭，人力物力財力的枯竭，幾乎到了山窮水盡的境地。」……據一些地區的調查和內部會議討論可知，當時借糧強度非常之高。魯中南邳縣運南區是新收復區，除了按畝攤派，每畝徵收10斤（麥、秋糧各半），可預借到35萬斤外，另通過查封方式，不管地富貧雇，「只要發現大批存糧」，就由政府收取，供前線部隊使用。據統計，以此方式所收之糧竟然與按畝攤派預借數相當，也為35萬斤。該縣為完成任務，「縣到村硬壓任務，不擇手段，打押現象很多」，「致有的村出現三光（柴糧用光，壯丁出光）」。……山東省政府不得不經常增加對農村的徵收，或追加、或預征、或預借，這就不可避免地使部分地區財糧枯竭，農民缺糧、逃荒、餓死和自殺等現象時有發生。……從蘇區，到抗戰根據地，再到解放區，中共政權不同於其他政權的一個極其重要的特徵，就是它前所未有地將政權建立到了村子，基本上消滅了杜贊奇所謂自古以來就存在於國家和農民之間的各種「保護型經紀」和「營利型經紀」，並將村裡的貧苦農民骨幹培養成自己的代理人。因而，它形成了對農村人力物力資源從上到下極其強大的控制力。這樣一種「集權式」的組織和動員體制，極其有利於戰爭的需要，但與此同時，它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著很容易竭澤而漁的嚴重危險。中央蘇區當年戰爭失敗，除了蘇區當時迴旋餘地過窄以外，臨時中央過度徵發，且未能及時發現和解決農村嚴重危機，無疑是重要原因之一。
可見極限動員體制才是獲勝的原因，而與民心毫無關係。更可見分地只是誘餌和手段，瓦解農村結構，破壞農民自保能力，從農民身上榨出最多物資才是目的本身。那些覺得慷他人之概分給農民幾畝地，就能換農民自願拿命去換的，實在是把中國農民看的太廉價了。沒有逼迫強制，農民沒那麼高的「覺悟」和那麼低的智商。吹小推車時，不提75%的民工逃亡率，以及大批農民自殘避免被徵兵，都是偽歷史。
再說明一點，「得民心者得天下」是儒學提出的對政權合法性的法理定義，也是政治理想。絕不是讓勢利之輩為成王敗寇洗地抹粉歪曲的「占天下者得民心」，否則就會出現元清異族侵略者和西方殖民者都是得民心才實施佔領統治的無恥荒謬結論。
整風，不斷整風，整得官僚聞風喪膽自我批評和批評用得好
共產黨只不過是一個普通的現代化組織而已，當時解放軍只不過是一支普通的現代軍隊而已，比起同行只能算中等偏上。像炮黨這麼集萬千作死、腐敗、內鬥、糜爛、封建為一身的組織，碰到了是共產黨的福氣，全世界像果黨這樣的，也不多見。人家西方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共產運動也有，就是發展不成主流，因為人家資產階級政黨和你共產黨一樣是現代化組織，佔有的社會資源、生產資料比你多，還同樣有自我糾錯能力，你怎麼搞得過人家？沙俄也是封建組織被現代化組織推倒了，二月革命那些資產階級作的大死就是在國內基本崩潰的情況下繼續打一戰。這叫組織形式的代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