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中國古代很少出現宗教勢力大於王權的現象？

01-26

儒，道，佛貫穿在幾千年融合交匯，在某個歷史時期都曾佔上風。
但是中國存在如此多的宗教為什麼很少出現像西歐一樣，教權大於王權的事呢？

首先，補下常識，儒不是教，更不是宗教，為一學派。道教和佛教本身也有原因，道佛都講出世。我們始終都沒有一個國民級的宗教，用別人的話來說，漢人是沒有信仰的，兩大宗教的教條又都是出世，形成政治勢力較大的朝代只有唐朝，也是由於唐朝道教嘗試左右政局後，佛教才迎來發展時機，武則天登位後貶抑道教拉攏佛教，道教從此一蹶不振，武則天拉攏佛教後佛教才算站穩腳跟，武則天之後佛道都淡出政治視野。仔細算起來道教發展的也很晚，道教拉老子出來做祖師可見一斑，也就是說先秦我們都還沒有一個成樣子的宗教。中國人是真的不迷信。

如果換一個方向看問題，那中國未必沒有教大於王的時候，而歐洲的教權也並沒有我們想像的那麼大。

先說歐洲，這個情況比較簡單，中世紀教皇的權利實際上並不很大，我們看到的教廷權利很大程度上是從十字軍東征建立起來的，而其他時候教皇的實際權力並不比其他封建領主大，比如最著名的亨利四世和格里高利七世的衝突，雖然皇帝被逐出教，被迫跪在門前請罪，但反手就驅逐了教皇。還有教會著名的巴比倫之囚事件，法王完全控制了教廷。

再說中國吧，假設理想情況下，中國歷史上的士族都是儒生，如果把儒家看稱儒教的話，一切問題都有了解釋（當然，儒家不是宗教），儒家和皇帝的關係正如教會與羅馬皇帝的關係，儒家精英和僧侶一樣在國家內充當官僚，幕臣和基層教師，教會教授神學，而儒家教育儒法，所不同的是儒家並未有自己的軍事力量。

儒家有過大於王權的時候嗎？我想應該是有的，比如在兩晉時期，士家大族的力量可以左右朝政，在明朝時，不僅儒家思想至上，而且士族勢力也及其龐大，不知道算不算左右朝政。

雖然有相同之處，但是，中國的皇權集中是有目共睹的，這畢竟與歐洲不同。不應該簡單認為中國的常態是教權大於王權，但也不應忽視上述事實。

怎麼沒有？

中國最傳統、最根源的信仰是祖先崇拜。

宏觀來講，祖先崇拜是一種典型的原始宗教。

祖先崇拜在中國傳統社會上體現出來的組織形式是宗族。

眾所周知，封建時代宗法於內先於王法，行宗法打死人或者浸豬籠，王法是不管的。更別提還有個更廣泛的外延概念叫「禮治」。

只不過中國式教權在社會結構上的體現和歐洲正好相反而已。

歐洲式教權壟斷中樞，而中國式教權壟斷基層。

有儒教啊。不過話說回來，儒教再牛也只能改朝換代後在史書里罵。

教權和王權肯定在一定程度上是衝突的，中國從有史可考的時候就是大一統的王朝了。三大宗教誕生的時期，秦又建立了集權的王朝。宗教被打壓就很正常了，比如梁武帝滅佛。

因為中國人根本就不信宗教，所以也就不存在一個可以超越皇權的宗教權力。

中國人信仰的是儒家，儒家思想實際源於中國自古以來的祖先膜拜，其崇拜的對象是天地君親師，宗教所信奉的鬼神都不屬於儒家的對象。儒家雖不禁止信徒信奉和敬仰其他宗教的鬼神，但也絕不把鬼神作為一個可親近的對象。「子不語怪力亂神」、「敬鬼神而遠之」都是儒家這種思想的體現。所以經常有人說中國人很奇怪，見了什麼廟都拜，但壓根就不信神靈。在我看來這一點都不奇怪，因為至今大部分中國人還是信奉的儒家思想（雖然大部分人不承認這點），大家都是在用實際行動踐行孔子的「敬鬼神而遠之」的教條而已。

一，中國跟西方的政權合法性問題。

開國都要講究一個名正言順。西方的王室是血統論，自從羅馬帝國之後，歷任君王都要追根溯源，說自己是羅馬王室後裔。丕平創造性的搞了一個獻土，完成了與教皇大人的權神交易之後，一隊名不正言不順的篡位者排隊等著跟教皇大人勾勾搭，你好我好大家好。

在中國，百花齊放的春秋戰國時代，大家都是周人，那麼武王伐紂怎麼破？大家都是黃帝後裔，血脈都一樣高貴（全世界都會血統論，連匈奴和鮮卑都會）。那麼武王伐紂就是因為--紂王失德。接下來就不用說了，誰的拳頭大誰就有德。犯不著樹立一個神來給自己撐腰。沒有抬高神權的必要。

二，基督教和儒教的區別。

三，貴族政治和官僚治國的影響，為什麼南北朝門閥制度下的宗教勢力最強盛？

以上都可以歸結為教化民眾，佔領輿論高地的需求。

更深的原因就不挖了。

不想寫了，羞愧的匿。

佛教初入中國時確實有此趨勢，北朝時北魏太武帝，北周周武帝兩次滅佛直接導致了佛教的轉變，僧官制度形成，本土化趨勢加劇。太武帝禁斷佛道的直接原因就是以強力降不臣。諸法宗教可在亂世大興，但中國廣袤的疆域直接導致了割據政權的強大，佛道可猖獗一時卻絕難壓服王權。對於中國政權來說，即便是亂世，也不過是帝王統治之策的附屬並非直接必須，因為務實的儒家自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行政機構，統治之策。況且中國大一統之世常有，東晉南北朝長達近三百年的絕好時機尚且不能讓佛道干預王政，更何況後世……且歷代帝王大多外儒內法，宗教根本滲透不進中國的國策之中，談何高於王權，帝王一念不知多少僧侶人頭落地，廟毀觀塌

中國是一個沒有真正宗教的國家，本土的道教是各種民間信仰的合集。夏商時期，我們敬鬼神，事事要占卜，周以後我們敬祖先。總之就像孫子兵法第一句說的，國之大事在祀與戎。那麼問題來了，祭祀得有祭司，而在中國，大祭司其實就是皇帝本人。

至於外國人多把儒家說成儒教，我覺得欠妥。宗教的理想大都在天堂，在來世；而儒家的理想在人間在現世。

具體的這些問題你可以看看余英時的《士與中國文化》，對你會有啟發的。

1，中國本土沒有形成一個強有力的宗教，道教如樓上所說，組織鬆散，更多是作為一種民俗傳說集合體，且道教自老子開始便推崇出世哲學，這些都不利於它形成如教宗一樣的嚴密組織，佛教自東漢傳入我國開始，就註定不會有基督教一樣的發展了，其時我國已經形成了完備的封建制度，

2，自秦一統六國開始，中國形成了強大的中央集權，王權強大必然不利於神權的發展，如拿破崙時期，著名的從教皇手裡奪過王冠，歷朝歷代的君王都刻意的打壓總監，滅佛，強迫僧人還俗，

3，秦漢時期的大一統的推進，也使得整個國家更加嚴密的團結在一起，便於國家對各個地區的監管和控制，

想到了約翰穆勒的一句話在東方，習俗等於宗教

中國大部分時間都有一個強大的中央集權政府，強大的實力，讓宗教無法插足。

歐洲分裂成幾百個割據王國的時候，教皇權力最大。

因為中國古代的神權落後於王權，而且神權也依賴於王權。

中國是成為了一個已經有萬世禮教的國家後，佛教才開始傳入，而道教一開始也並不是宗教。同時，佛教和道教的信仰都很出世，很少參與到權力之爭，而天主教一開始就渴望掌握世俗的力量，甚至封皇。中國古代寺廟的附屬土地只為宗教提供了經濟利益，而西方的宗教則渴望在土地上建立政權。

嚴格來說儒，佛，道三教都不能算宗教。宗教最大的特點是絕對服從，比如基督教，伊斯蘭教。

舉個利用宗教搞亂王權的例子吧

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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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恩（？～402）為東晉五斗米道道士和起義軍首領。字靈秀。祖籍琅琊（今山東膠南縣境南），家族世奉五斗米道，是永嘉南渡世族。其叔父孫泰（字敬遠）奉吳郡錢塘五斗米道首領杜子恭為師。杜子恭死後，孫泰繼傳杜子恭道法，受人敬信。東晉黃門郎孔道、鄱陽太守桓放之、驃騎諮議周勰等皆敬事孫泰。東晉隆安二年（398），爆發王恭之亂，孫泰以為晉祚將盡，乃以討王恭為名，私合徒眾數千人，準備起事。事未發，司馬道子父子誘斬了孫泰及其六子。孫恩逃入海島，聚眾百餘名立志為孫泰復仇。隆安三年，會稽王世子、揚州刺史司馬元顯發東土諸郡免奴為客者，號曰「樂屬」，移京師充兵役。孫恩趁民心騷動之際，率眾從海島攻克上虞，乘勝破會稽（今浙江紹興），殺會稽內史、五斗米道徒王凝之。會稽、吳郡、吳興、義興、臨海、永嘉、東陽、新安八郡人民群起響應，「旬日之中，眾數十萬」。①孫恩起義軍佔領了會稽八郡。孫恩據會稽，自稱「征東將軍」，置立官職，號其徒眾為「長生人」，上表請誅會稽王道子和元顯父子。東晉畿內諸縣，「盜賊處處蜂起，恩黨亦有潛伏在建康者，人情危懼，常慮竊發，於是內外戒嚴。」②東晉王朝派謝琰率重兵討伐孫恩，浙東八郡起義軍匯聚於會稽，「其婦女有嬰累不能去者，囊簏盛嬰兒投於水，而告之曰：

　　『

　　賀汝先登仙堂，我尋後就汝』」③隆安三年十二月，謝琰率軍攻下義興，擊殺起義軍頭領許允之。接著進兵吳興；屯兵烏程（今浙江吳興縣南）。分兵配合劉牢之，向錢塘江推進。孫恩見東晉官軍將渡錢塘江，乃率男女二十餘萬口向東撤退。後又退入海島。

　　隆安四五年間，義軍與東晉官軍繼續激戰，並一度逼近建康，攻破廣陵（今江蘇揚州）。後因東晉政府加強沿海防務，起義軍給養困難，加以疫病流行，「死者大半」④。

　　元興元年（402）三月，孫恩進攻臨海失敗，乃赴海自沉，五斗米道信徒認為他已成「水仙」，投水從死者百有餘人。義軍餘眾數千人復推孫恩妹夫盧循為領袖，繼續鬥爭，後盧循義軍佔領廣州，一度大舉北伐，直至義熙七年（411）終告失敗。

　　孫恩五斗米道徒信奉長生久視之道，信仰天、地、水三官，尤其相信水仙。孫恩以五斗米道組織起義，動搖了晉室的封建統治，也引起了南北朝時期道教上層人物冠謙之、陸修靜對道教的「改革」和南北天師道的出現。《隋書·經籍志》著錄有《孫恩集》五卷，已佚。

　　雖然在三吳地區造成了很大的影響，但孫恩除了會用宗教迷惑人以外，並沒有多少才能和遠見。他帶領的軍隊一派流寇作風，到了一個地方，除了殺死地方官之外，就只會劫掠財物，燒毀倉庫房屋，甚至於砍伐樹木，填埋水井，完全是一個瘋狂的破壞者形象。他出身於次等士族之家，本來就恨世家大族佔據著高位，讓他們難有機會進階，所以對他們的屠戮也格外嚴重。王家和謝家首當其衝，除了王凝之以外，包括謝安的兩個侄子在內的許多王謝子弟都被殺死。

　　如果孫恩的政治才能再高一些，他本來會有更大的作為。但他缺乏政治遠見，也沒有堅定的意志，這些都註定了他的事業不可能長久。在起兵的初期，他聽說有八個郡的民眾起來響應他，不禁喜形於色，對屬下說：「天下沒大事了，過幾天咱們就穿著朝廷的官服到建康去。」後來聽說劉牢之來了，他又立即改變了遠大目標，轉而說：「就算我只割據浙東這塊地方，總也能做個勾踐！」又過了幾天，聽說劉牢之已經帶著軍隊渡江，他又放低了目標，說：「就算逃走，也沒什麼丟人的！」

　　於是孫恩帶著二十多萬百姓向東逃去。在逃跑的路上，他總算展現出了一些智慧，一路上丟下許多財物婦孺，等隨後趕來的官軍們看到了，沿途競相搶奪，這一下給孫恩爭取到了時間，他終於順利逃走了。

　　此後孫恩的事業有起有落，返回海島又重登陸地，但終因能力有限，錯過了許多大好機會。當桓玄起兵討伐司馬道子時，官軍本來已經無暇再來和他打仗，但孫恩卻沒能及時整頓隊伍再反攻回去，直到桓玄掌握了朝政，政局穩定下來，朝廷又能騰出手對付他的時候，孫恩才覺得已經無力回天，乾脆投水自盡，一些家屬和信徒也跟著投水自殺。但事後仍然有很多人迷信他，不相信他會這麼容易就死去，稱這些投水的人為「水仙」。

　　這次孫恩事件給了朝廷很大的打擊。其間都督軍事的謝氏家族成員謝琰因驕傲大意而兵敗被殺，從此門閥士族徹底退出重要的軍事職位，給劉牢之、劉裕等次等士族出身的將領提供了機會。動亂之後，地方上的百姓都盼著官軍早點過來收復失地，但沒想到劉牢之的軍隊來了以後和孫恩一樣大肆搶掠，百姓們失望至極，紛紛躲藏在外，各地郡縣城中都見不到人影，過了一個多月才漸漸有人回來。一片兵荒馬亂中，只有劉裕的部隊軍紀嚴明，秋毫無犯，一路上都受到百姓的歡迎。如今的劉裕戰功和名望都蒸蒸日上，成了孫恩事件中最大的受益者。

　　註：

　　①③ 《晉書》第8冊2632頁，2633頁，中華書局，1974年

　　② 《資治通鑒》第8冊3498頁，中華書局，1956年

　　④ 《宋書》第1冊3頁，中華書局，197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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