塗爾乾的《社會分工論》中對於社會化分工與文明的關係是怎麼論述的?集體道德感又為何會隨著分工而減弱?
…所以大主題完全沒看懂論述過程…|||
求引路么么大Orz
= =算是正式把這32萬多字的部頭仔細看了一遍 當做一個小結了不過在表達看法前,我覺得在中文版的譯者前言裡面有一段話對於怎麼去理解這本書裡面的觀點很有價值,所以還是先給出來吧。
在這部著作中......塗爾干始終在物質論與觀念論、經驗論與決定論、實證主義與唯理主義以及個體主義與本質主義之間的徘徊和猶疑,以及攪擾其中的陣陣苦痛。——渠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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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上來還是要先區分好題主所說的兩對關係,儘管在塗爾干看來某些之間並不存在很必然的聯繫就是了。1.文明與分工
在塗爾干看來,社會的發展進步源於人類最為本身對美好事物、美好生活的嚮往,而分工正是人類能夠不斷往更高層次發展的重要手段之一;而至於文明,塗爾干認為分工並沒有直接造成文明進步的結果,文明本身是分工、社會發展帶來的副產物。
2.在社會分工論當中集體道德感(或者說更加常見的道德)是某種社會內的一種行為規範,而在本書的討論範圍下(也就是題主所認為集體道德感減弱的預設下)這種集體道德感產生自環節社會,即社會分工尚不發達,人與人之間互動交流並不多的背景。在這樣的環節社會裡,集體道德感最為重要的作用就是以涵蓋社會的集體特徵來約束在其中社會成員的行為,保持群體與個人的一致,所以我們往往在考察傳統社會的習俗或者說道德的時候就能對當時的風貌有大致的了解。
在明確了傳統社會裡面集體道德感的作用之後,就可以來理解分工對集體道德感的影響了。如果讀完全書,塗爾干有一個觀點是從頭強調到尾的——分工的發展使得環節社會往組織社會發展,同時讓原有屬於環節社會的內容逐漸解體。集體道德感便是隨著環節社會的解體而解體,當個人不受到原有整體社會的約束,逐漸變得碎片化(或者按塗爾乾的認為是分解為一個個小的組織)的時候,原來的集體道德感就會不得不適應社會的變化,變得更加簡潔(約束的範圍變小),重新構建為新組織社會的道德感。
作為社會學的三大家之一,博士論文《社會分工論》是塗爾乾的代表作之一。在本書中,塗爾干一直要討論的核心問題是:在社會轉型的過程,個人與社會的關係是什麼?以此解釋社會變遷的動力來源問題。與斯密的「分工論」強調分工提升生產效率和擴大市場範圍的觀點相異,塗爾干認為,分工的最大功能在於它能實現有效的社會整合,培育社會團結的擠出,進而構建社會運作的道德秩序(王虎學,2015)。簡言之,社會分工是社會變遷的巨大動力。
具體來說,塗爾干強調,在傳統社會中,個人與社會在集體意識的維繫下呈現出「機械團結」的社會形態。所謂機械團結,指的是一種同質化、分化程度低的社會形態,往往以共同性的信仰和情感作為支撐,強調集體意識的核心作用。為了有效地維護機械團結的穩定,社會往往採取壓制性的手段(懲戒性的法律)約束個人,控制個體的自主性,以集體利益為導向。
伴隨經濟生產水平的不斷發展,自發形成、運作的社會分工不斷深化,拓寬了社會的密度和容量。一方面,社會分工進一步加快了社會的流動和分化,打破了社會機械團結形態下的共同信仰和情感,弱化了傳統社會整合機制對於個體的束縛;另一方面,社會分工為現代社會的形成提供了新的結構性支持,以功能性的方式實現了個人與社會的再整合,培育了新的社會團結感。
在現代社會中,個人和社會在社會分工的維繫下呈現出「有機團結」的社會形態。所謂有機團結,指的是一種異質化的、分化程度高的社會形態。它要求社會實現功能層面上的有機整合,肯定個人意識的巨大價值。與機械團結社會相異,有機團結社會中的法律更多發揮恢復性的功能,而非壓制性的功能,激發個體的自主性,以個人利益為導向。
在塗爾干看來,社會分工下的社會形態變遷,即社會從機械團結向有機團結的轉變意味著社會現代化的發展水平不斷提升,也折射了社會從低級階段向高級階段的變遷過程。需要特彆強調的是,塗爾干並不認為機械團結社會和有機團結社會之間存在必然的二元對立面。兩者更多地是統一的、連續的,有一定的道德連續性(吉登斯,2007),具體表現在社會分工的功能價值中。社會分工除了包含合作與秩序的可能,還被作者賦予了一種道德功能,成為現代社會的道德基礎(王虎學,2015)。概括來說便是,有機團結與機械團結為基礎,機械團結依靠有機團結的分工協作(潘建雷、李海榮,2013)。
此外,塗爾干還在本書中提出了社會分工的兩面性,即社會分工並不必然帶來社會形態的良性發展,也可能帶來社會失范的可能。所謂社會失范,指的是基於整合紐帶或力量的缺失,社會出現了結構性崩壞的形態(塗爾干,2013)。這是一種病態的社會結構,其根源在於社會道德支柱的破碎。帕森斯在解讀塗爾乾的研究時提到,社會失范與霍布斯筆下的自然狀態類似,社會呈現出無序化、個體化的形態(帕森斯,2011)。實際上,這是一個巨大的誤讀。社會失范概念更多地被用於界定社會整合機制(尤其是道德性的社會整合機制)的破碎(李猛,2016),而非簡單的無序化與個體化。
結合其他學者的研究成果,在筆者看來,塗爾干「分工論」的理論價值至少包括以下兩個重要的維度:社會變遷形態、個人和社會關係。
就社會變遷形態的維度來說,塗爾乾的「分工論」是社會變遷理論中合作範式的重要起源之一。他創造性地提出,基於社會分工的發展,社會具有實現自發分裂與整合的能力,推動自身從低級形態向高級形態衍化。塗爾干弱化了政治權力在社會變遷的作用,有效地補充了社會變遷理論中衝突範式(以馬克思主義為代表)的不足(唐世平,2016)。
就個人與社會關係的維度來說,塗爾干以《社會分工論》為起點,在《自殺論》和《社會學方法的準則》中提出了「社會事實」的概念,開創了客體主義的社會研究視角。「客體主義的社會研究視角」源自吉登斯的理論社會學研究,強調「社會的第一性、個體的第二性」,具體指客觀的、擁有自主性的社會外在於個人之上,以制度、道德等方式才能夠外在約束個體,左右個人的行動邏輯(吉登斯,2015)。塗爾幹將社會事實界定為社會普遍存在的、從外部約束個人的社會力量,具有一定的強制性、普遍性與外在性(鄧偉志、尹中琪,2010),有力地衝擊了一系列「強調個人實在性、社會虛無性」的社會學理論(以韋伯主義為代表)。還需引起重視的是,同樣是主張客體主義的社會研究視角,塗爾乾的「社會事實」理論和帕森斯的結構理論存在一定的差異。塗爾干筆下的社會事實是動態的、變化的,能隨著社會變遷的不斷發展不斷更新與發展;帕森斯筆下的社會系統是靜態的、固定的,其內在結構不會隨著經濟發展、政治變遷和社會衍化等發生而改變。
與此同時,塗爾乾的理論也存在一些結構性的問題,至少包括其客體主義的社會研究視角和進化主義的研究範式。
就客體主義的社會研究視角來說,塗爾乾片面強調了社會對於個體的反向影響,忽視了個體對於社會變遷的巨大影響作用。社會變遷以一套結構性、動態化的機製作為支撐。一方面,社會變遷機制影響個體與社會的互動關係;另一方面,個體與社會的互動關係又反向地再生了這個變遷機制(吉登斯,2015)。其中,個體的能動意識和自主性行動有力地、反向地塑造社會,進而影響其變遷的路徑。筆者以上的批判觀點既能得到埃利亞斯《文明的進程》中經驗材料的證明,也能結合了吉登斯理論社會學的論證。
就進化主義的研究範式來說,塗爾干認為,社會從機械團結向有機團結的演化代表著社會從低級形態向高級形態發展的過程,承認社會發展階段的高低之別。與其他進化主義的社會變遷理論類似,這樣的研究假定了社會發展的線性方向,容易主觀地將個體或社會的行動邏輯歸因於特定的社會發展階段,強調社會發展方向的可預見性。已有很多的實證研究從不同角度證偽了這種範式的研究結論。
最後,筆者還需強調,儘管塗爾乾的「個人與社會關係」理論為後世的社會學發展提供巨大的啟發,但其研究對象停留在西方社會,呈現的是西方工業文明的變遷邏輯。因此,我們不能簡單地將中國的經驗材料嵌套入他的理論範式中。筆者假定,中國的個人與社會關係、社會變遷形態有自在的、本土化的邏輯形態。
參考文獻:
1. 王虎學,個人與社會何以維繫——基於塗爾干《社會分工論》的思考,江海學刊,2015(2):55-61
2. 吉登斯,資本主義與現代社會理論——對馬克思、塗爾乾和韋伯著作的分析,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7年版
3. 潘建雷、李海榮,深度分工條件下的社會團結如何實現——論塗爾干《社會分工論》的主旨,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13(3):103-107
4. 帕森斯,社會行動的結構,江蘇:譯林出版社,2011年版
5. 李猛,奧古斯丁的新視界,上海:上海三聯出版社,2016年版
6. 唐世平,制度變遷的廣義理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
7. 吉登斯,社會的結構——結構化理論綱要,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
8. 鄧偉志、尹中琪,對塗爾干「社會事實」特性的深層認識,探索與爭鳴,2010(5):46-48
摘錄一段自己的作業,希望對你有幫助。
在馬克思描述的未來畫卷之中,隨著社會的發展,我們人人都可以從心所欲的選擇自己的職業,只要付出相應的勞動就可以收穫相應的報酬,而且彼時的勞動也不再是糊口的必須,而是人類滿足自我的一條通途。而我們怎麼才能做到自由轉換職業呢?難道我們不需要花費時間來學習這些技能嗎?還是說我們接下來要做的是像古人一樣變成百科全書式的人才?
《社會分工論》是怎麼說的?既然講究分工、講究各司其職,馬克思這個解放天性、自由選擇勞動的想法是不是不能成立?
其實分工和我們想像中的各司其職、莫管他人瓦上霜有很大的不同。分工不只是在工廠裡面固定制作一個零件的流水線,分工也是物理上的理論物理和材料物理,還是一道宮保雞丁背後掌勺的大師傅和切墩的配菜員。隨著時代的發展,人們越來越認可在一個領域能有突出貢獻的人才,也越來越不看重對各個領域都是淺嘗輒止的百事通。分工能讓前人更好的鋪路給後人,也能讓後人把路走的更遠。也只有切墩和掌勺同時開工,剩下的食客才不用等一道菜等的垂涎三尺。
但提高效率並不是分工產生的主要原因,追求幸福也不是。出現分工的根本原因還是競爭。分工是競爭下的必然產物。在我們所有人都嚮往著進步和發展的時候,我們每一個人都站出來承擔力所能及的一部分,與此同時關照著我們的同伴,我們中更強的前往更難的領域,我們中較弱的也能承擔自己的職責,在這樣溫暖的關懷之下謀求進步。我們生存的社會不是虛擬的泡沫,是真實冷靜的存在。我們的社會在真切的變化,也就要求著我們必須變化。
在原始社會,一片森林只能養育有限的人口,我們殺掉發育不全的嬰兒,我們不存在婚配的關係,我們遵循族長定下的一切規則,我們崇拜唯一的圖騰,當我們衰老到無法自力更生時我們選擇自殺,我們的部落之中不允許存在比族長年紀更高的人。我們沒有人對此有異議,我們頑強的生存著。
在現代社會,大城市有時擁擠的讓人窒息,我們為孤兒提供保障,我們只允許一夫一妻的婚姻,我們信仰自由而且懷疑一切、批判一切,當我們衰老時有社會保障,只要我們願意,總能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我們不僅生存,還追求高品質的生活。
社會在變化,變化最顯著的就是社會容量和道德密度,社會容量很好理解,道德密度則是指人和人之間的交互關係和相互聯繫。這兩點變化催化著進步,也催化出了適者生存,但是因為進步我們不再殘酷淘汰不適者,我們給他們的活路之一就是分工,強者讓出了自己的舒適區就不得不繼續奔波,這顯然不是幸福的,但這又是幸福的,保爾早就說過,為了全人類的解放事業,吃點苦,也中。
但當我們彷彿以一個健全人和一個優勝者的姿態侃侃而談時,我們必須承認這個原則:所有公民可以平等的擔任一切職務。羅斯福是殘疾人,也是美國總統;馬丁路德金是牧師,也是精神領袖。社會分工帶來的不是呆板,而是能帶動全體發展的靈活。怎麼才能達到這樣的靈活呢?在職業上,就是擺脫祖傳,擺脫鐵飯碗,擺脫桎梏。其實今天我們大部分已經可以做到了,元朝時候的匠籍被廢除了,父母退休子女頂替的事情也不再發生,大學生也不再包分配,我們完全可以嘗試本專業之外的其他行業,這都是現實的。在學業上,我們可以用幾年時間了解一門學科,我們可以做到跨專業學習,我們能得到書籍、經驗甚至請教到本不相識的老師,這也是現實的。我們今天做到了很多從前不能做到的事情,分工在其中功不可沒。
可是為什麼分工這麼好,我們此前沒有做到?我們此前保持的又是什麼樣的形式呢?
假如把分工帶來的團結稱為有機團結,那麼此前的團結就可謂機械團結。我們有時欣喜伯牙子期,有時也和對手惺惺相惜,我們有時結交和我們相同的人,有時也結交和我們完全相反的人。結交相同的人,就是機械團結,我們因為相似性選擇的團結,就充滿了排他,甚至有一點背離的想法就會被立刻排擠;而結交與自己不同的人,往往可以因此得到不同的想法,並藉此完善自我。而延展到大的集體或者國家社會,機械團結的核心就不是詩與遠方而是眼前的苟且。因為相似性產生集體意識,凡是違背集體意識的人就要受到懲罰,比如烈火焚身的布魯諾。追溯到古代,因為觸怒國王皇帝而慘遭酷刑的人不在少數,但是絕大多數臣民沒有不滿和憤怒,同樣當絕大多數臣民不滿和憤怒時,這個機械團結的共同體就要破裂,併產生一個新的共同體。這樣形成了一個循環,但是無論怎樣循環的核心還是相似性。在這樣的壓制里人們追求的極致團結完全泯滅了個性的存在,把失節婦女拿去浸豬籠往往能得到全村的歡呼,可沒人在意那名婦女是否願意守寡,全村人並沒有受到什麼真正的傷害,但他們就是要這麼做,為了守護貞烈的名頭。
人文主義到了文藝復興時才走進了大眾視野。在一個社會形成之初,穩定才是硬道理。歷史明鑒在前,陳勝吳廣起義天下響應,但陳勝盲目分兵進攻,最後只能敗亡;假如沒有遵義會議一統思想,哪還會有日後的三大戰役定鼎中原。求穩定之時,一種思想,一個領導最是重要。機械團結在當時必不可少。但在穩定已經達成之後,機械團結和集體主義顯然就不再適用。我們今天會驚呼「以眼還眼」多麼血腥和無知,以後也會有人驚呼我們還會禁錮人的自由,隨著文明的提升,法律的懲處也必將被勸誘改正所替代。
事實上,隨著社會容量和道德密度的提升,原來的小集體被慢慢吞噬,我們的視野不再局限於腳掌能丈量到的距離,我們離開了我們固有的文化圈,我們發現原來除了三清四御還有基督耶穌,我們開始知道村口老大爺的故事原來荒誕不經,我們的文化越高,對老一輩的同情越壓過敬仰,慢慢的地球村形成了,宗教意識和思維邏輯越來越難以找到相似性,我們不再追求統一的標準,我們該追求的是每一個獨立個體的發展和約束。
就這樣,分工帶來的有機團結不得不出現。我們不再是不得不團結,而是自然就團結。我們分工是為了更好的發展,這也不意味著利他主義的結束,我們的發展不是零和博弈而是互利共贏,我們一邊享受著分工帶來的個人意識,一邊就也完成了社會和自我的超越。
歸根結底,社會分工其實號召的是通過必要的分工更快的帶動社會進步,完善人類,最後達到全球一家的天下大同。那時的大同,不需要一份全球統一執行的刑法或者信仰,我們那時生活的是一個承認每一個獨立個體的社會,每一個人都自發的勞動,整個社會因為分工而發展、而完整的運作,每一個人都和整個社會同呼吸共命運,每一個人都享受在分工世界裡,還有著不同而又不致傷害他人的道德標準。很美妙,也很艱難。比如怎麼讓勞動工人愛上自己只能組裝一個零件的工作,比如那個道德尺度到底什麼時候能出來,比如社會到了哪一步,人們才能自發自覺的去勞動。
話說到這裡,分工看似有百利而無一害,但是分工還是存在很多反常不好的形式。比如失去了團結目的的分工,人們把工作完全割裂開來,各個部分都不相連,效率成為了唯一的考查標準。這在工商業中呈現,大亨們玩命提升效率,到了供大於求之時,就只能降價賠本倒閉,而無產階級只能被開除被驅逐而得不到妥善的安置和發展,這是完全背離分工開始時照顧弱者的想法的,而因此產生危機和破產,連帶著工人的失意,都不是分工想要帶來的結果。要破除的話,就要等著無產階級當家做主,這是馬克思的後話了。
再說科學技術,義務教育的強制執行,給科學技術帶上了一抹道德色彩。但是實際中不存在那種普適的科學,我們追求的也不是科學的普遍性。在前面提到過,相似性是違背未來發展的大方向的,所以我們要追求的也不是科學普遍性,而是發展到最後,各門學科的千絲萬縷的聯繫,考古學者們發掘的頭蓋骨,經過化學家的碳十四測試法得出時間,由計算機專家們完成數學建模,測出腦容量之後,生物學家進行比對,社會學家通過腦容量的變化分析古今社會的不同。這是現在屢見不鮮的合作,而之後細化到各個專業跨專業的合作也必然會發生,我們不再追求普適,我們追求的是大發展之後的大交融。不知道哪位新疆翻譯,翻譯的名字塗爾干,人家名字就是Durkheim 杜爾凱姆。現在社會高度的division du travail 和 spécialisation 在加上 Culte des individus, 自然就削弱了conscience coll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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