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宋明理學、陸王心學、李贄等的思想都屬於儒學範疇?

孔子創立的儒學最初主要是圍繞「仁」和「禮」,到了朱熹時代發展到具有哲學高度、強調滅人慾,李贄、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等人的思想又與理學大相徑庭,為什麼這些始終都被歸入儒學範疇而不是自成一家?


「予嘗為女妄言之,女以妄聽之」

何謂「儒學」或「儒家學派」?「儒學」或「儒家學派」,在孔子那裡並不是一個自覺的概念,孔子自覺的是「吾其為東周乎」,這是他敘說其學術所宗、心之所志。先秦思想流派的判別是學術史/思想史視野中的認識,所以也會有「孔子—顏淵—莊子」這樣學術傳承的判定(《庄老通辯》)。

最早的一篇學術史著作《莊子·天下》篇,其載:

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

研究者多以「鄒」、「魯」為證,判斷此句敘說的便是活躍古鄒、魯之地的儒家學派。但《莊子·天下》並未判別學術流派,未有後世所謂「儒」、「墨」、「道」等學派名稱,而是如「關尹、老聃」,「彭蒙、田駢、慎到」也樣思想相近思想家集合。

稍晚於《莊子·天下》篇,但同是戰國後期的《韓非子·顯學》,載:

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

此處已有明確的「儒家學派」的認識。戰國後期學術史寫作興起,大概與當時「道術將為天下裂」的普遍認識有關,「游士」的興起導致各思想家之間辯爭紛起,在辯爭之中,各家思想的界限得以被認識以及進一步明確。

那麼,如何判定「儒家」或「儒家學派」的界線?《莊子·天下》以「《詩》、《書》、《禮》、《樂》」,相似的認識在漢初司馬談《論六家要旨》中也有所體現,其論:

夫儒者以六藝為法......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

《詩》、《書》、《禮》、《易》、《樂》、《春秋》,經典的傳承是判斷是否為儒家的尺,在絕大多數時候,這種判斷方法是可以普遍的,如我們在判斷魏晉玄學時,很多時候「三玄」便是判斷王弼、郭象思想類屬道家的依據。中國傳統思想的展開便是以經典詮釋為途徑的,這給予了這種判別標準的合法性,然而不能是絕對的,如林希逸、吳澄、王夫之等人也注《莊子》,但其思想若歸於道家則不妥。

《漢書·藝文志》在論述儒家時給出了更加豐富的標準: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為高。

其實「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為高」這一標準基本上也是在傳統中國判斷思想家學術歸屬儒家的共識。

再回到這道問題本身,我覺得以上便已經對問題回答了大半了,具體的回答碼完論文再答......


謝邀。

我個人認為是因為他們都是從前人的文化中演化升華,再某一部分變通而不是徹底推翻,所以歸位一類就很正常了。而且他們是儒學下面的各個小分類,並不是同一的。

如果說有很大程度上的差別,那就是不同派別了,比如不提倡孔孟,有道家有法家。


謝邀。

我隨便一想,這問題還真是挺好玩的,我不扯儒家理論了,咱們從東西方哲學/宗教的習慣來說說。

美國有好多好多邪教。美國也不管,玩出人命來再說。他們成立邪教,直接叫啥啥教。比如人民聖殿教什麼的,對吧。

中國也有邪教,附佛附基督教的都不少,不過沒有叫什麼教的。附佛外道有的叫XX法門,比如知乎上竟然有人給洗地的「心靈法門」(有信徒敢在評論區滋毛我就舉報,這是公安部宗教局認定了的邪教,居然還不服不忿的);附基督教的愛叫什麼什麼派,比如「東方閃電派(後來的全能神)」、「三班僕人派(被全能神打服了的另一個邪教)」。

東方人膽子小,還狡猾,即便是出來搞邪教,都不直接成立一個教,而是用正經的宗教做保護傘。XX法門的信徒出來說,我們信的不是誰誰(他們那個邪教教主),我們信的是佛法;XX派的出來說,我們信的是主……然後在佛法/主/真理的旗幟下搞他們那一套歪的斜的。

順便說一句,日本奧姆真理教也是附佛外道,另外他們的邪教也有很多叫XX教,但也有大量的叫XX宗派,從他們這樣的的行事來看,日本真是亞歐結合體。

說到題主的問題,也是這樣。當然題主舉出的幾位都是大思想家,不是邪教教主。但他們一樣有東方人的思維習慣。不出頭成立一個新學派,而是作為一個古老學派的發展繼承而存在。這樣一是顯得自己是正派傳人,可以吸收傳統學派的學人,二也不影響自己的創新發展。

除了儒家,道家、佛家都有這樣的現象,大家都可以注意一下。


謝邀

高三學生答這個,很多話想說,但是知識面有限,大家多擔待吧

【孔孟】

孔子思想核心:仁、禮、中庸

孔子的思想產生是禮樂崩壞,就是他覺得你們治理國家治理得很糟糕啊!所以人民生活得很差!我來教給你們!他崇尚禮,打小就崇尚,再深入思考,才提出仁,仁是為了調和社會關係,並不是像我們現在來說的博愛。這就好像西歐國家建立福利體制是為了維護資產階級民主政治(教材那麼說),不是像社會主義好一樣就是為了讓大家過得好(目標「共同富裕」)(這個例子舉得好不恰當)。

簡單來說吧,孟子(還有荀子)發展了孔子的學說,最簡明的就是提出仁政、王道。

【董仲舒】

提出春秋大一統,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天人合一天人感性,三綱五常

這裡就跟「老」儒家思想不一樣了,傳統儒家可沒說過君權神授,君權神授這個東西拿出來宣揚就是因為你得到皇位本來就不該是你的,你又想讓大家臣服,才單拿出來強調,如果你的權利是你的應得的,不用費這個心。孔子說的是你為人臣子,君主做的不好就勸諫,再不行可以另擇良主,顯然不符合封建君主專制(前221年秦統一,建立起來,為歷代沿用完善,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要求,所以批判繼承,這點就被批判了。

繼承了什麼呢?主要是五經(孔子整理的詩書禮易樂春秋,這裡樂毀於焚書坑儒的秦火,剩下的就是五經),而且客隨主便,他自己稱自己為獨尊儒術。

對儒學的推動作用還有就是漢武帝興辦太學和地方學校,太學是跟做官有關係的,就好像現在高考要考數學,要考英語,大家都擠破頭去學數學英語,作用差不多,現在國家說啦,儒家思想是好的!孔孟都死了所以只能學論語孟子這書,還有五經等等。

【二程】

主要就是把天理擺在重要位置,天理就是三綱五常,三綱五常再往上追溯可以追溯到孔子所說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而且他們同樣重視儒家典籍。

【朱熹】

魏晉南北朝玄學盛行(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在唐代道、佛思想盛行,儒家思想不再獨尊於一家。但是南宋的朱熹卻完成了新儒學的改革。朱熹的深刻之處在於,把孔孟置於正宗,同時又把董仲舒陰陽五行,把張載、周敦頤、二程的觀點,以及佛教的滅欲觀和道家的哲學與思辨精神,加以整理,小心而細緻地構造出內容精深的新儒學體系。儒學在世界觀、方法論上的短處被克服了。這使佛、道等學說再也不會動搖它了。宋以後七百年間,理學一直被奉為正統,與宗法體制十分的適應。(百度百科)

儒家典籍在這時出現了四書(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其中大學、中庸都選自禮記),是朱熹做注的。

小結:二程和朱熹都是把孔子視為聖人的,自己是學儒學,認為自己比別人學的明白,自己解釋儒學。

【李贄】

說實話把李贄定位成儒家思想批判繼承我真的挺受不了的,12歲就反對孔子把種田人當成小人,連孔子不是聖人這話都說出來了,四書五經一概是入不了人家的眼。他提出的至道無為,表面上像道家,可是實際上就是對面前哪都不滿意的社會的消極不抵抗。民本跟儒家沾點邊,可是民本本來就是儒家外延出來的不是正根的儒學。有人提忠君,李贄不反對君主專制,我覺得這不能作為他可以歸屬於儒家的標誌。他自己不知道君可以不忠罷了!還差一步,他馬上就能到啟蒙思想的高度了,嗚呼!他自己也明確提出反對僧道,可能實在沒辦法了,又覺得資本主義萌芽時期應該有一個代表性的人物,當時儒學是正統主流,思想專制,全國上下讀書人都是一個聲音,本來沒什麼可選。

前代評價,也沒有提過他是儒學家,比如「 排拓勝己,跌宕王公,孔文舉調魏武若稚子,嵇叔夜視鍾會如奴隸。鳥巢可復,不改其鳳咮,鸞翮可鎩,不馴其龍性,斯所由焚芝鋤蕙,銜刀若盧者也 」(袁中道)

或者金聖嘆這個?

金聖嘆《讀第五才子書法》:「近世不知何人,不曉此意,卻節出李逵事來,另作一冊,題曰「壽張文集」,可謂咬人屎撅,不是好狗。」而李卓吾評點的容與堂百回本《水滸傳》卷首有「和尚讀《水滸傳》……特為手訂《壽張縣令黑旋風集》」一句,「和尚」顯然是指李贄,因此金聖嘆所說「咬人屎撅的壞狗」完全就是對李贄的攻擊。

四書就不錄了,畢竟當時屬於針鋒相對,肯定是互相罵。

所以我認為,李贄歸為儒學家,應該屬於教材編寫和教育改革的敗筆之一。

【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

這三位跟李贄其實是不一樣的,這三位都認可四書五經,顧炎武是在讀經的基礎上提出經世致用,並不是說四書五經就扔了不要讀,直接去下地實踐,「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就更濃的理學味了。不展開了。

總結:歸為儒學家,我覺得大概有三個因素,一個是看他對孔子的態度,一個是對五經和後來四書的態度,還有一個就是看他自己是不是稱自己是學儒的。這裡面李贄同學應該屬於走錯片場了。

我說的不對的,請務必評論。


儒家經典《中庸》裡面有句話:「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

古往今來,所有的儒家學者們其實都是在 尊德性 與 道問學 兩途上下的功夫,只不過越往後側重點便越不同了。其實大家也應該能看到,儒家思想一直都很重視人性這個問題,而到了後來,人性便於佛家的 心 ,道與道家的道便開始了對話,這也是宋明理學批判吸收佛道二家從而形成一套新的儒學解釋體系的個體理論基礎。儒家思想兩千年來為什麼一直是傳統文化主流,便在於它的原初理論基礎已經」廣大而精微「了,或者說趨於」完美「了。

後世儒家學者在對儒家經典進行闡釋時,開始有兩途但並未完全分割:一重天性,認為人所所固有的天性裡面的仁義禮智是非常重要的;一重實踐,認為人必須注重實踐,比如格物致知,通過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這些方法以證道。我們看朱熹倡導的」性即理「,主張格物致知,不就是在強調 道問學 嗎?而陸王心學不就是主張」發明本心「,」致良知「嗎,這不就是重 尊德性 嗎?而這些其實都是以儒家學說的本初理論基礎,在吸收佛道二家的」體用合一",」道「本原等理論而形成的新儒學,所以並未走出儒家思想的苑囿。與此同時,由於理學適應了統治者的需要而進一步被統治者吸納利用,伴隨著科舉制度的完善,進一步鞏固其官方哲學的統治地位,延續數百年。

但是要知道,宋明理學在其發展過程中,漸漸趨於形式,即儒學者們空談義理,不務實際,所謂空談誤國,尤其是王陽明心學的大盛,更是在明後期士大夫階層里滋生逃仙逃禪的的風氣,且非常盛行,所謂」以無端之空虛禪悅,自悅於心「是也,於是,崇尚清談,說心講性,這其實是 尊德性 走上了極端的表現,雖然王陽明以極度的自律和剋制,知行合一,但是我們無法指望後學者們依然有他那樣的精神和行動力,最終心學發展成逃禪的風氣也許是必然的。

出於對明清更迭換代的痛心,一批士大夫階層開始思考作為士大夫階層精神信仰的宋明理學到底出了什麼問題?所以,突出代表便是黃、顧、王(李贄算是一個先行者吧,只不過他的思想側重點在於去聖,宣揚人性上),尤其是顧炎武更是主張經世致用的思想(」經世致用「早在南宋呂祖謙那裡便已提出),不管怎樣,這是 道問學 的問題,要求去實踐,從解決現實問題裡面探究真知,可以說是事功行動派的代表,他也開了後代考據的先河;而後來清代乾嘉學派,在當時政治上高度專制等的背景下,成為反對理學,反對空談義理,注重考據的純學術行動派,但是也存在脫離實際,只埋首故紙堆,窮經皓首,脫離經世致用本意的弊端。

綜上,儒家思想在其發展淵流中,大體說來便是在尊德性與道問學上下功夫,只不過各時期其具體含義,其思辨性,實用性不太一樣而已。

推薦一本書:余英時先生有一篇《反智論與中國傳統政治》的文章,創造性地使用「反智」論來闡述儒家思想發展淵流,很有啟發性,非常值得一讀。

以上。。。


因為他們都是入世哲學,心態比較積極。而道家佛家治世向來比較脫俗。更深刻的內容應該是題主提到的幾位的政治理念是相通的。


所謂性即理也好,心即理也好。他們各自承認他們的理論來源都是孔孟。另外,顧亭林,王船山二人理學思想是很濃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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