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將中國稱作「支那」是對中國的鄙視嗎？為什麼？
支那不是…但是支那豬貌似是…
反正也不能把國人叫短一截…有必要這麼認真？該詞是貶義已成事實。不論中日都是如此。
日本放送用語不準用它，教科書不準用它。（有具體規定）
正常日本人在正常交流中也會避免用它。硬要說成不含貶義的，我只能認為那是別有企圖的。我覺得題主沒有理清這其中的關係。
關鍵並不是支那這個詞本身，有沒有蔑視的意思。而是在侵華戰爭中，日本一方面蔑視中國，一方面大量使用支那這個詞。使得人們在心理上很難不把支那和這種情緒聯繫起來。為什麼後金要改國號為清？一個原因就是不希望中原人把他們和侵略南宋的金聯繫起來，形成更強的反抗意識。改名不僅僅是拋棄舊的名字，也是埋葬那段不願提及的歷史。沒什麼的，就算有侮辱，我們叫他們倭寇也就扯平了，中山先生不是說了么：平等對待世上平等待我之民族。我們不喜歡支那，他們也不喜歡倭寇、東夷、鬼子，他叫我們中國，我們就叫他日本，他叫我們支那時，我們就叫他倭寇，一報還一報，平等對待。中國是尊稱，日本也是尊稱，很公平。
卑職認為，語言的色彩（褒貶）的形成是有其歷史原因的。原因上面都說了。如果你知道這個詞的褒貶，還用其貶義，那就等同於鄙視謾罵。入鄉隨俗，隨的什麼俗？語言就是約定俗成的，當然包括語音的色彩。你個小倭寇自己怎麼說都行，當我面說，就是罵人。那不是你說有就有，你說沒有就沒有。這時候是以我的感受為準。至於你是不是真的鄙視，對我已經不重要了。
不是字真的具有侮辱，本來就是音譯。
侮辱來源於 在說或者稱呼的瞬間的語氣（空氣）隱藏的含義，以及各種引申的含義。 和中國人稱日本人倭奴和小日本一樣，不是這些字真的還有侮辱意味。 而侮辱全部在我稱你一聲倭奴或者小日本的空氣中（語氣）。即使我不使用支那或者倭奴，使用讚美中性的詞語如【雷鋒】
【你】都可以帶有侮辱的空氣所以一個詞是否具有侮辱性，應該從稱呼的氣氛和名詞專有化。倭國是古代中國諸王朝對於日本列島上政治勢力的稱呼，倭，《說文解字》釋為：順貌。從人委聲，另外可解作遙遠的意思。有說法認為倭是源自日語中，第一人稱「われ」（Ware）。綜合而言，「倭」的來歷無通說，被認為「不明」。
日文漢字中，「倭」音讀為「わ」（Wa），與「和」字同。訓讀為「やまと」（Yamato）亦與「和」同。但中國有學者認為邪馬台才是「やまと」的音譯，倭是中國古代對倭奴的簡稱，但倭奴的漢語古音為wana、並不對應舊時日語辭彙中女人的音讀「wonna」。漢魏至晉日本正是女王當政，倭奴國即是倭國中的奴國，並不指女王國，而中國古代以音譯稱呼和記載外國地理和人物名詞的慣例。有人說倭來自日語我的音wa。你看 本來沒有啥 不禮貌的意思
你把 中日往來文件 中所有日本改成 霓虹（或者 倭國），中韓文件 韓國 改成 考瑞雅，你看他們 抗議不。
我們對台灣還有 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以後改名為 國務院呆丸事務辦公室德國人會寫漢字嗎？ 日本人明明有漢字，也知道中國，為什麼偏偏用音譯。 中國不用日本的名字，而叫日本［你訌］或者［你碰］他們樂意嗎？
德語發音？China 德語標準發音讀西那，南德發音更像，齊納。zhi na這個發音是搞笑的吧，德國人表示這鍋我們不背。
支那一詞是來源於印度梵文，zina，或英文china 的諧音，china 的發音「拆那」，支那的由來。
其實，別國家人叫 zina，china的發音，怎麼叫都可以，因為英文里China 來源於我們瓷器而得名，印度梵文也是習慣的命名發音zina(支那)，俄語里中國的發音就是「契丹」，因為他們從遼國時期得知中國這個國家。但日本辭彙里有「中國」一詞卻不用，而是叫外文的諧音那就是侮辱的意思啦！
日本和中國都用漢字，日本語言里有「中國」這個辭彙，應該有他們本語言發音，而不是用外文的諧音（支那）的叫法。
但日本就是不叫我們中國，因為「中國」一詞代表中央帝國的意識，日本一直想侵略中國，把中國變成又窮又破的殖民地，怎麼能叫中國呢，所以一直歧視的叫支那。
就好比日本的發音就是 Japan（拽盆），但我們官方叫法是正統的「日本」發音即 ri ben，而不是叫諧音（拽盆）了。
以後日本再叫我們「支那」，我們就叫他們「拽盆」 O(∩_∩)O~在提筆之初，請容我顛覆顛覆閣下的三觀：比日本人稱呼中國為「支那」更早的，是一個唐代的中國人，他就是我們所熟知的「唐僧」——玄奘法師。
玄奘法師在其口述的《大唐西域記》裡面，記載了拘摩羅王和玄奘法師的一番對話如下：
拘摩羅王：『自何國來，將何所欲？』
玄奘法師：「從大唐國來，請求佛法。」
拘摩羅王：「大唐國在何方？經途所日，去斯遠近？」
玄奘法師：『當此東北數萬餘里，印度所謂摩訶至那國是也。』
這段對話，翻譯成現代中文，是以下的意思：
拘摩羅王：「你是從哪個國家來的？來我們這裡幹什麼？」
玄奘法師：「我從大唐國來，是來求佛經的。」
拘摩羅王：「大唐國在哪裡？要走多少天？有多遠的路程？」
玄奘法師：「往東北方向走幾萬里路，印度叫支那的，就是大唐。」
玄奘法師所說的，只不過是一個事實：古印度將大唐國稱呼為「至那」、「支那」、「脂那」。
這個故事發生的時間，是在唐朝。當時的唐朝，是日本崇拜和學習的對象。
於是，從唐朝開始，一些日本僧人就開始在文獻中，稱呼大唐國為「支那」——注意：那時的日本，仰慕大唐。
唐朝時代的日本僧人，為什麼稱呼大唐為「支那」呢？因為當時的日本僧人和唐僧（玄奘）所讀的，是同一批梵文佛經——古印度人將中國稱為「支那」，唐僧也跟著學，於是，日本僧人也跟著學。
可見，「支那」一詞，從其誕生的最初來看，並沒有歧視、侮辱、蔑視的意思。
「支那」一詞在日本進一步推廣，是從江戶時代（17世紀初）起，當時的中國，處於明朝時期。
那麼在明朝的時候，日本為什麼不稱中國為「中國」、而是沿襲舊稱，繼續稱呼中國為「支那」呢？
因為——日本要避免混淆。
事情原來是這樣的：在明朝以前，「中國」這個名詞，並不常用。當時大明國的周邊小國，都知道「大明國」，而不知道「中國」——反而是在日本，有一個地方名叫 「中國」——日本本州島西部的「山陽道」、「山陰道」兩個地區，在日語中，合稱 「中國地方」、「中國」。
附圖就是日本的 「中國」 地區。
因此，如果把大明國硬稱為「中國」，則必然會造成混淆。
我舉個很簡單的例子：假如一休和尚對一個日本美眉說：「我要去中國，你去不去？」 一休本來的意思是要去日本本州島西部的山陽道、山陰道兩個地區。但是那美眉也許會誤會，以為一休說的是大明朝，於是她說：太遠了，我不去。
一休說的「中國」，不是美眉理解中的「中國」——這個誤會的後果很嚴重：一休泡妞失敗。
兩個地方叫同一個地名，很顯然會造成誤會。所以，日本從明朝開始，舉國上下就習慣了稱呼大明國為「支那」，而不叫「中國」——為的是與日本國內的「中國地方」區別開來。
直到後來抗戰勝利，日本迫於戰勝國——中國的壓力，才普及了「中國」的稱呼，並開始遷就性地、將日本的「中國地方」改稱「山陽地方、山陰地方」。
事實上，將中國稱呼為「支那」的，遠遠不止日本一國，至少還有以下國家的語言，都稱呼中國為「支那」：泰語、法語、馬來語、德語…….更有甚者，俄語更是將中國稱呼為「契丹」，至今仍是如此。
在中國的歷史上，將中國稱呼為「支那」的，也不僅僅是日本人，在中國，大量的漢民族英雄和成功人士，都將中國稱呼為「支那」。下面舉一些例子：
我們知名的中國皇帝唐玄宗，寫過一篇叫《題梵書》的詩，行文如下：
鶴立蛇形勢未休
五天文字鬼神愁
支那弟子無言語
穿耳胡僧笑點頭
可見，咱們這堂堂大唐朝的皇帝，都把自己的國家叫做「支那」——這簡直是反了，反了，成何體統。
梁啟超在他所著《戌戍政變記》裡面，也有這樣一段話：
「我支那四千餘年之大夢之喚醒，實自甲午戰敗，割台灣償二百兆以後始也。」
看到了嗎？我們近代史上的著名公知——梁啟超——不但把自己的祖國叫做「支那」，而且還往上加了個「我」字——「我支那」——難聽死了。
還有更瘋的。
章太炎寫過一篇《正疆論》，他說：「以支那與日本較，則吾親支那；以日本與滿洲較，則吾寧親日本。」
章太炎這段話，是什麼意思呢？他說：「拿支那和日本來選擇，我親近支那；但是如果拿日本和中國東三省來選擇，那麼我寧願親近日本！」
可見，「章瘋子」不但稱自己的祖國為「支那」，而且還高聲唱道——「日本比東北還要親」。
肉麻死了。
還有，嚴復將亞當斯密的《國富論》翻譯成《原富》，是這樣翻的：
「埃及、印度、支那三古國皆有海禁，以內地市場已廣，不願有外交致窺伺。然而是三國，皆古盛而今衰。」
很清楚，嚴復將自己偉大的祖國——中國——稱呼為「支那」。
我們的「國父」 孫中山，也寫過一篇文章，叫做《支那保全分割合論》。
知名革命女英雄秋瑾，寫過一篇叫做《支那逐魔歌》的詩歌，也把中國叫做「支那」——該詩的行文如下：
四鄰環繞欲逐逐,
失權割地無時止,
這等人兒還昏昏,
如夢如醉如半死。
吁嗟乎!我國精華漸枯竭,
奈何尚不振衣起?
無心無肝無腦筋,
支那大魔首推此。
還有，康有為流亡印度期間，他的女兒康同璧，從中國步行到印度去找她老爸。西遊成功之後，她寫詩自誇，誇自己是一個了不起的支那人：
舍衛山河歷劫塵，
布金壞殿數三巡。
若論女士西遊者，
我是支那第一人。
還有，許壽裳在其回憶錄性質著作《我所認識的魯迅》裡面，記錄了魯迅的一段往事如下：
「魯迅在日本住旅館，要登記姓名、籍貫。魯迅寫下：周樹人。但是籍貫卻不能寫中國。因為日本的山陽地區也叫中國，如果魯迅寫中國，會造成混淆，結果魯迅寫下［支那］兩個字。不料，日本旅館店主見是清國人，認為是貴客、免費給魯迅升級了房間」。
許壽裳作為日本留學生、魯迅的知心好友，他的這一段回憶，說明了以下的問題：
1、在近代史上的日本，說「中國」二字，的確會造成混淆；
2、魯迅稱呼自己的祖國為「支那」，毫不以此為恥辱；
3、魯迅自稱是支那人之後，不但沒有受到日本人的歧視，反而還因此被日本人視為貴客，免費給升級房間。
那麼，為什麼「支那」一詞在近代史上，會被視為一個侮辱性質的詞語呢？其實是因為自從甲午以來日本對中國的殖民侵略，在中國民間催生了一股強大的反日、仇日的思想，在這種思想的影響之下，中日兩國之間任何的事情，都變得十分敏感——「支那」一詞，也就難免成為眾矢之的了。
行文到最後，讓我們來看看，知名文學家、詩人聞一多，是怎樣高聲呼喊自己是「支那人」的——聞一多的詩《我是中國人》，全文如下：
我是中國人，我是支那人，
我是黃帝的神明血胤；
我是地球上最高處來的，
帕米爾便是我的原籍。
我的種族是一條大河，
我們流下了昆崙山坡，
我們流過了亞洲大陸，
我們流出了優美的風俗。
偉大的民族，偉大的民族！
五嶽一般的莊嚴正肅，
廣漠的太平洋底度量，
春雲的柔和，秋風的豪放。
我們的歷史可以歌唱，
他是堯時老人敲著木壤，
敲出來的太平的音樂，──
我們的歷史是一首民歌。
我們的歷史是一隻金礨，
盛著帝王祀天的芳醴！
我們敬人，我們又順天，
我們是樂天安命的神仙。
我們的歷史是一掬清淚，
孔子哀掉死麒麟的淚；
我們的歷史是一陣狂笑，
莊周，淳于髡，東方朔的笑。
我是中國人，我是支那人，
我的心裡有堯舜的心，
我的血是荊軻聶政的血，
我是神農黃帝的遺孽。
我的智慧來得真離奇，
他是河馬獻來的饋禮；
我這歌聲中的節奏，
原是九苞鳳凰的傳授。
我心頭充滿戈壁的沉默，
臉上有黃河波濤的顏色，
泰山的石溜滴成我的忍耐，
崢嶸的劍閣撐出我的胸懷。
我沒有睡覺！我沒有睡覺！
我心中的靈火還在燃燒；
我的火焰他越燒越燃，
我為我的祖國燒得發顫。
我的記憶還是一根麻繩，
繩上束滿了無數的結梗；
一個結子是一樁史事──
我便是五千年的歷史。
我是過去五千年的歷史，
我是將來五千年的歷史。
我要修葺這歷史的舞台，
預備排演歷史的將來。
我們將來的歷史是首歌：
還歌著海晏河清的音樂。
我們將來的歷史是杯酒，
又在金礨里給皇天獻壽。
我們將來的歷史是滴淚，
我的淚洗盡人類的悲哀。
我們將來的歷史是聲笑，
我的笑驅盡宇宙的煩惱。
我們是一條河，一條天河，
一派渾渾噩噩的光波！──
我們是四萬萬不滅的明星；
我們的位置永遠註定。
偉大的民族！偉大的民族！
我是東方文化的鼻祖；
我的生命是世界的生命。
我是中國人，我是支那人！
《日本人為什麼稱中國為支那》
支那這個詞的來源上面的回答已經基本解釋清楚了。中華思想就是天朝上國東夷南蠻西戎北狄。除了中華大地以外一切都是化外之民。中國人自以為是世界中心中流砥柱，所以才會對支那這個稱呼那麼反感。一個把自己當成宇宙中心，自我陶醉了幾千年的國家，突然被人說成是旁門左道，當然暴跳如雷了。我們蔑視了其他國家幾千年，我們過去稱呼日本為倭奴，國名邪馬台，國主卑彌呼。民間更是直到現在還有人用著棒子，阿三，白皮豬，小日本來稱呼別人。因為一個支那就要糾結上幾十年。不得不說我們是有多自卑，有多害怕別人戳破我們優越感的泡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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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說一下「支那人」上面的「チャンコロ」大概就是「清國奴」的意思
把白人叫做紅毛人是什麼鬼。。。最初這是個對「中國」（不是日本那個）的一般正常稱呼，後來因為中國自己不濟，成為了弱者，世界上的低能兒，結果才使這個名字帶上了貶義。如果中國成功逼迫世界用「爸爸」來稱呼自己，那麼不用多久，「爸爸」也會變成貶義詞的。這就好像美國的非裔，先是n word是正式稱呼，black是蔑稱，後來搞得n word不許用了，要叫black。現在連black也帶上貶義了，要交african American。一樣的道理，誰知道將來african會不會產生貶義呢？我們大可以不用如此脆弱，君不見現在「中國」也沒什麼好的意思了么？我們大可以坦然接納「支那」這個稱謂，然後用我們自己的努力，讓這個詞重新變成令人崇敬的褒義詞。如果我們做不到，那叫什麼也無所謂了。
涉及到中華文化的道統爭奪，不只是音譯那麼簡單。
日本有中華文化流轉論，大概推理是以前中國文化在漢唐宋，清之後中國文化在日本，所以你國不是中國，日本才是中國。和崖山之後無中華是相輔相成的理論。我覺得沒有侮辱，這就跟叫了多年的「爸爸」，突然有一天叫爸爸的名字一樣。
摘自：日本人如何把「支那」變成對中國的蔑稱
《日本人如何把「支那」變成對中國的蔑稱》 近年來中日關係因歷史問題和釣魚島爭端等因素持續低迷，包括一些政界上層在內的日本右翼反華言行層出不窮。其中一些人撿起了在日本廢除已久的對華蔑稱，稱中國為「支那」。 早在2001年1月，時任日本首相森喜朗在南非訪時，對歡迎的日僑「失言」，說他是出生在1937年「大東亞戰爭」之前、「支那事變」發生的時候。但他的這種錯誤說法遭到日本有識之士的批評。民主黨代表、後來也擔任了首相的自由黨首鳩山由紀夫就嚴厲批評了他的錯誤言論，表示這種言論不僅刺激中國，還有損於日本的國際形象。最猖狂的是東京都前知事、著名右翼、反華人士石原慎太郎。2003年7月，在一次講演時，石原稱「支那」一詞「決不是壞詞語，可以堂堂正正地使用」。正是這個石原在2012年發起「購買釣魚島」事件，使中日釣魚島之爭掀起一個新的高潮，也是中日關係再次降到新低。同時，石原多次以「支那」指稱中國，大放反華厥詞。2012年5月10日，他在記者會上說，他主張在「尖閣列島(即我釣魚島)放置燈塔，但遭到日本外務省的反對：「外務省是看著支那人的臉色做事，很難說是日本的外務省」。11月，他在成為「日本維新會」黨首時稱日本不應受「武器出口三原則」限制，應將先進武器出口給中國，通過展示日本的技術力量來震懾中國，「優秀的武器儘管賣給支那，這會成為最大的威懾力」。 許多中國人都知道，以「支那」蔑稱中國的做法始終伴隨著日本對中國的侵略進程，已經成為中國人民無法抹去的歷史傷痛。現在一些日本政要重拾這箇舊詞，自然引起中國政府和人民的強烈反感。 眾所周知，中國在國際上有一個響亮的名字：China。隨著近年中國國際地位空前提高、國際影響空前擴大，China在國際上的名聲愈益響亮。為什麼國際上把中國叫做China ？這個稱呼是怎麼來的？「支那」一詞與此有關嗎? 它是怎樣成為日本對中國的蔑稱的? 這些既包含著許多有趣的歷史知識，也記載著中國的興衰榮辱，尤其是近代以來的國運。China一詞來源於「秦」
對於CHINA這個詞的起源，人們看法不一，但現在中外多數學者都傾向於認為它是「秦」這個詞的音譯。說到這裡，大家可能馬上會想到秦始皇，或者秦王朝，因為秦始皇統一了中國，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大帝國，所以外國人把中國叫做「秦」。錯了。秦始皇統一中國是在公元前221年。但實際上早在這個時間之前三百年，中國西部周邊地區就已經用「秦」來稱呼中國。現在所知道的世界上最早用「秦」稱呼中國的，是公元前5世紀古代波斯文的文獻。這是怎麼回事？我們就不得不去了解一秦始皇的祖先。我們都知道，從公元前8世紀開始，中國進入了春秋戰國時代。這兩個時代先後出現了所謂「春秋五霸」、「戰國七雄」。秦國都是其中的主要角色。「春秋五霸」之一就是秦國國君秦穆公。五霸在位的時間差不多，都是公元前7世紀。秦穆公是秦國早期雄才大略勵精圖治的君王之一，但是秦要參與中原的爭霸，有很多不利條件：秦國地處現在的陝西以及更西邊的地方，荒涼偏僻，要向東方前進往中原發展，在南部要通過淆關、函谷關；在北部就碰到黃河的阻攔。崤函及黃河東邊是強大的晉國，爭霸中原的強勁對手。所以秦國往東發展，困難重重。於是秦穆公晚年改變了戰略方向。
秦的西邊是所謂「西戎」，戎王聽說秦穆公雄才大略，未免擔心秦穆公向西擴展，於是就派了一個從中原的晉國投奔過來的人，叫做由余，到秦來探聽虛實。秦穆公君臣發現這個人是個人才，就採取了一個離間計：先是把由余留在秦國好長時間不放回去，又用聲色賄賂戎王，使之愈益耽於女色，這時又讓由余回西戎去，然後又不斷派人請求戎王再派由余到秦國來。戎王果然就對由余產生了猜忌，由余不得不背叛戎王，投靠了秦國。他的背叛後果嚴重：他建議秦穆公，與其費盡心力爭霸中原，莫如向西發展，西戎有大片土地、人口和其他資源，如果秦先擁有了這些資源，再向東發展，豈不是如虎添翼？ 於是「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逐霸西戎」（《史記·秦本紀》）。秦穆公向西「開地千里」，力量達到了什麼地方？難以判斷。 當時，包括現在我國新疆和現在的中亞西亞，與我國內地早就保持著相當密切的聯繫和往來。可以推測，正是在這一過程中，秦的名號像波浪一般向西傳播開去 ，一直傳到中亞、南亞甚至西亞這些地區，影響了中國和世界的歷史，也給世界帶去了「秦」--China這個名字。誰把中國稱「秦人」
在秦穆公稱霸西戎之後不到半個世紀，在西亞出現了一個大國--波斯歷史上的第一個帝國阿契美尼德帝國（公元前550-公元前330年）。
我們常說，中華文明有五千多年輝煌歷史。這只是個大概的說法。在世界古典文明中，中華文明是比較後起的一個。真正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是西亞的兩河流域和北非的古代埃及。西亞是人類文明的發祥地，是文明的太陽最早升起的地方，還是文明的太陽不斷升起的地方，在公元前長達幾千年的時間裡，曾經出現許多高度發達的文明。波斯文明又是西亞文明中的後起之秀。在西亞已經發展了幾千年的古代文明的基礎上，波斯歷史上的第一個帝國於公元前6世紀建立起來，這也是世界歷史上第一個大帝國。
秦與波斯，兩個國家雖然沒有直接接觸，但是阿契美尼德帝國的建立無疑為秦的大名在這個地區的傳播創造了非常便利的條件。所以，至少在公元前5世紀，波斯就以「秦」來稱呼中國了，證據就是波斯的古代文獻。用現在的拉丁文字拼寫出來，就是Cin，Cinistan，Cinastan等。
阿契美尼德帝國於公元前4世紀後期滅亡在長途東征的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手裡。滅掉波斯以後，亞歷山大大軍繼續東進，直搗印度河流域，使當地政治重新洗牌。亞歷山大撤走以後，有一支家族勢力趁機興起，建立了印度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帝國--孔雀帝國（公元前4世紀末建立）。
孔雀帝國的開國首相喬底利耶著有一本著作《政事論》，講的是安邦治國的事。書中有「產生在Cina 的成捆的絲」這樣的句子。這個Cina同樣就是指中國。或許，印度是從波斯人或者馬其頓希臘人那裡知道中國，而來自遙遠的歐洲、征服了波斯的馬其頓希臘人，如果知道中國，也一定是從波斯人那裡知道的。印度從波斯人那裡，或者從征服者馬其頓人那裡知道了中國，並沿用了他們對中國的稱呼，並且還知道中國的絲。
所有這些，不都是從由余向秦穆公獻上的一計，然後「開地千里，逐霸西戎 」而導致的嗎？
大家可能會問，這些是不是只是猜測？我們怎麼知道「Cin」或者「Cinastan」就是指中國呢？中文史料中有沒有印證呢？
我們來講一段著名的「漢武帝求汗血寶馬」的故事。大家知道，張騫通西域以後，漢武帝聽說大宛（在今烏茲別克）出良馬，非常想得到這樣的馬匹。漢朝要抵禦匈奴、要開疆拓土，要發展騎兵，必須要有好馬。所以，漢武帝決定不惜代價求取大宛的好馬，先派使臣商議，不成，於是封李廣利為「貳師將軍」，帶兵長途遠征大宛。
李廣利因為這件事「名垂千古」。但他既不像衛青、霍去病那樣功勛赫赫，也不像飛將軍李廣那樣威震匈奴。他的妹妹是漢武帝的寵妃，即著名的「傾國傾城」的李夫人，漢武帝是想給他一個立功的機會。武帝發西域附屬小國六千餘騎，又發中原「郡國惡少年」萬餘人，浩浩蕩蕩開到大宛邊境。一個平庸的將軍帶著一大批烏合之眾長途跋涉，給養又跟不上，仗打得好不好可想而知。大宛人堅決抵抗，李廣利戰敗退兵，漢武帝大怒，再次調集軍隊糧草，讓李廣利務必打贏這一仗。這一下李廣利不能掉以輕心了，果然率領兵馬又殺回大宛，團團把大宛城圍住。
當時，大宛人有一個弱點：不會打井。城中取水完全靠城外河流。李廣利派水工把城外河流堵截起來，使城裡無法取水，想通過這種方法迫使大宛投降。即使這樣，大宛城被圍四十餘日，還不投降。李廣利正納悶的時候，大宛城裡吃不住勁了。一些大宛貴族商議：漢朝大兵圍困，我們遲早抵擋不住，這都是因為我們的國王不答應漢朝的要求，還殺漢朝的使臣，這不是辦法。貴族商議以後，就把國王殺了，然後提著國王的人頭與漢軍談判說：別再打了，國王已經被我們殺了，你們要馬隨便帶走，如果還要打下去，我們就把寶馬全部殺掉，還會從西域其他國家調救兵，結果怎麼樣，你們看著辦吧。
李廣利一聽這個情況，就和部將商議：「聞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尚多」（《史記·大宛列傳》），再打下去還很麻煩，不如見好就收，把馬帶走吧。於是，這場勞民傷財、導致民怨沸騰的戰爭就結束了。戰爭結果我們先不去管它，我們感興趣的是貳師將軍李廣利這句話。
「聞」就是聽說，就是說，一定是有人向漢軍報告了情況，大宛城中新近得到了「秦人」會打井，所以無法再通過斷其水源的方式迫其投降。那麼，「秦人」是什麼人？如果大宛人不會打井，這一帶其他國家的人一樣也不會打井，所以，「秦人」必定是漢人。為什麼李廣利這句話中不把中國人叫「漢人」而叫「秦人」呢？其實不是李廣利這麼叫，是向李廣利報告情況的人這樣叫。誰能向李廣利報告這個情況呢？只能是當地人。
我們因此而知道，在西域當時確實把中國人叫「秦人」。
也許有人問，這是不是孤證，不足以說明問題？如果你認為這一個例子不足以說明問題，我們再講一個故事。
漢武帝派往匈奴的使臣衛律投降了匈奴，很受匈奴單于器重。就是他曾經逼迫另一位使臣蘇武投降，他跟19年持節不屈的蘇武形成鮮明的對比。他還設計借單于之手殺害了投降匈奴的李廣利。漢武帝晚年又派李廣利出征匈奴。此時的匈奴經過漢朝多次打擊，力量早已今非昔比，李廣利出征打得還算順手。但正在此時漢武帝宮廷內發生了內亂，直接牽涉到李廣利和他的家族，他出於立功贖罪的心理盲目冒進，兵敗被擒，於是投降了匈奴。衛律嫉妒單于對李廣利的器重，設計讓單于殺害了李廣利。幾年後漢武帝去世，匈奴也因為一再遭到漢朝打擊而疲苦不堪，經常擔心漢兵襲擊。衛律於是給單于出主意，讓他們打井、築城、建倉庫藏糧。讓「秦人」替他們守衛。因為匈奴本是游牧民族，不會守城，打起仗來常常等於拱手把糧食送給了漢軍。讓「秦人」來守衛，「漢兵至，無奈我何」 （《漢書·匈奴傳》）。這些所謂「秦人」，顯然就是隨李廣利投降了匈奴的漢朝軍隊。
你也許會問，大宛匈奴時代久遠，當時對中國稱呼為「秦」，能夠說明後世對中國的稱呼嗎？那好，我們還可以講第三個故事。魯迅曾把一些人稱作「中國的脊樑」：埋頭苦幹的人，為民請命的人，捨身求法的人。什麼是捨身求法？就是捨死忘生，不怕困難和危險，到西域、甚至到佛教的發源地印度去學習佛法。中國僧侶最早到西域去學習佛法，始於三國時期，但到印度本土的第一批僧侶是東晉時期，其中的代表者就是東晉高僧法顯。前面講的汗血寶馬戰爭、李廣利北伐匈奴是公元前2世紀末的事，東晉高僧法顯到印度是公元400年左右的事，前後相差五六百年。法顯回國後著有《佛國記》，講他去印度求法的經歷。他在中亞和印度遊歷時，在談到自己的祖國中國的時候，「秦土」「漢地」並稱，又稱中國僧人為「秦道人」。這顯然也是按照當地人的叫法稱呼中國和中國人。當地人見到來自「秦地」的人來學習佛法，說哎呀，真了不起，那麼偏遠荒涼的地方的人都知道學習佛法。可見，公元前4世紀孔雀帝國時期印度就把中國稱作秦，800年後法顯去時依然把中國稱作秦。
這樣，中國和外國的史料就對上號了。不管是《史記》、《漢書》還是法顯，所說的「秦」、「秦人」一定是當地對中國和中國人的稱呼Cina的回譯，他們當時一定明確知道Cina就是當地人對「秦」譯音。從北邊的匈奴，到西邊的波斯，到南邊的印度，這麼廣大的地區都把中國叫做「秦」，更遠的歐洲人也用「秦」 稱呼中國，就不足為怪了。
「秦人」搖身變「支那」
隨著佛教傳入中國，印度對中國的這種稱呼也傳入中國，但是中國人以及來華的西域高僧在翻譯佛經時，有時直接用「秦」來直譯這種對中國的稱呼，而有時又把它按音翻譯成「支那」、「至那」或「脂那」。
例如隋代的僧人學者費長房（公元6世紀人，不是東漢那位同名方士），在其著作中就說，中國總稱「脂那」，或者「真丹」，或者「震旦」，「此蓋取聲」（這都是根據發音而譯）。
對「至那」或「支那」做出最好說明的，是玄奘和他的學生。
玄奘是公元7世紀的人，比費長房晚一個世紀，比法顯晚了兩個世紀，法顯就是他崇敬的前輩和先驅之一，他就是學習法顯精神去印度(天竺)學習佛法。玄奘到印度時，印度陷於分裂狀態，玄奘在《大唐西域記》中說，印度分為東西南北中五天竺。中天竺實力最強，趁機崛起，其國王（玄奘稱他為戒日王）憑著強大的實力征服了東西南北四天竺，建立了一個統一但短暫的大國家，自稱摩揭陀國。
玄奘到摩揭陀國，見到戒日王，寒暄過後，戒日王就問，你從哪裡來，目的是什麼？玄奘對曰：我從大唐國來，來學習佛法。接著王就問了，大唐國在什麼地方？經過哪裡？到那裡有多遠呢？玄奘就說了，在此東北數萬餘里，你們印度以前所說的「摩訶至那國」就是。
國王接著問：我聽說摩訶至那國有位秦王天子（指唐太宗李世民，繼位前稱秦王），這個人少年的時候就怎麼怎麼聰明，長大以後怎麼英武（下面一片溢美之詞，我猜測這是玄奘拍唐太宗馬屁呢，《大唐西域記》是寫給唐太宗的出國考察報告。印度國王怎麼至於對唐太宗那麼吹捧呢），大唐國就是這個國家嗎？玄奘說：對。「至那者，前王之國號；大唐者，我君之國稱」--至那國是我們以前的國號，現在我們叫大唐了。
顯然，玄奘是外交和外宣高手，他是用戒日王已有的關於中國的知識，來向他來宣傳中國。這比我們當前「有關部門」對外宣傳的方法要高明多了。在《大唐西域記》里，玄奘寫的是「摩訶至那」。「摩訶」就是「大」的意思，「摩訶至那」就是「大中國」。
玄奘回國以後，聲名顯赫，但他一心在長安的大慈恩寺譯經。玄奘的學生慧立，給玄奘寫了一本傳記《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書中記載，有一次，一個「露形尼乾子」（耆那教修行者，裸身生活，不著衣物）來拜訪玄奘。玄奘聽說他們善於占卜，就向他請教自己是該繼續留下還是回國、壽命如何等等。玄奘對這位尼乾子稱自己是「支那國僧」（中國僧人）。
慧立沒有去過印度，他是跟在玄奘身邊，聽玄奘講述所見所聞。「支那」就是「至那」的異寫。
剛才講了，玄奘是用戒日王已經有的知識去向他來介紹中國的，那麼戒日王此前他對中國的知識是哪裡得來的呢？這又有另一個故事，而且這個故事還牽扯到中國的另一個名稱「震旦」。
自孔雀王朝印度具備了關於中國的基本知識以來，中印之間民間交往就接連不斷。西漢張騫向漢武帝建議打通從中國西南通往印度的道路（漢武帝和張騫的目的是找到一條迂迴包抄匈奴的路徑，這個目的沒有達到），漢魏以來西域各地各種僧俗人等頻繁往來中國西域之間，法顯開啟了中國僧人求學印度本土的先河，一批批中國僧人前往印度，這些都使中印之間的彼此了解日益增多。在玄奘之前，有一位中國使臣梁懷璥就曾來到過戒日王的宮廷。戒日王登基後就向唐朝派出了使臣，梁懷璥就是唐太宗派去回訪的使臣。戒日王聽說唐朝使臣來了，驚問國人：自古以來，曾有「摩訶震旦」的使者到我國來過嗎？大臣們都說：沒有。戒日王吃驚的不是來了中國人，而是第一次來了中國官方使節。一定是這位使臣向戒日王詳細介紹了中國和唐太宗。
「摩訶震旦」是什麼？也就是「摩訶至那國」。為什麼呢？我們知道，現在從西亞到中亞到南亞的這一大片地區，有好多以「斯坦」結尾的地名和國名。「斯坦」一詞來自古代波斯語，表示人居住的地方。既然「支那」是一個國家，當地人順理成章地也在後面加上個「斯坦」，這就成了Cinastan，也就是China+stan。
再反過來譯成中文，就是「真丹」或「震旦」，上述費長房書中已有這種譯法。摩訶震旦，也就是「大中國斯坦」。
《新唐書》在記載此事時，還特意說明：「戎（外國人）言中國為摩訶震旦。」
那麼現在我們看到，北至匈奴，西至大宛，南至印度；公元前3世紀，到關於7世紀，前後一千年，這麼大一個地區，這麼長時間，通通都把中國叫做「秦」國。追根溯源，是不是可以說都出自由余向秦穆公的一個建議--稱霸西戎，結果導致「秦」的大名傳到世界，成了中國的代稱。「秦」這個名稱，後來逐漸演變成現代西方語言中的China一詞。
「秦」之名：漂洋過海到西方」
但是，現代意義上的西方--歐洲，一開始並不是這樣稱呼中國的。現代歐洲人的祖先--古代希臘人和羅馬人對中國有另外一個稱呼：賽里斯國。多數學者認為，就像CHINA是「秦」的譯音一樣，「賽里斯」就是漢語「絲」的轉音。的確，正如前述印度孔雀帝國喬底利耶《政事論》中把Cina與「絲」聯繫在一起一樣，歐洲關於「賽里斯」的傳說也總是與絲綢聯繫在一起。
由於距離遙遠，古希臘和古羅馬對中國的認識遠遠比不上中國周邊的國家，而是有很多不準確、甚至荒誕不經的地方。
現在所知，第一個記述「賽里斯國」的是公元前5世紀時古希臘人克泰夏斯，他在波斯國王的宮廷中擔任宮廷醫生。進入羅馬以後，歐洲人對中國的認識多了起來，羅馬文獻中提到中國的地方也多了起來。但是他們提到中國，就像是海客談灜洲那樣煙濤微茫，似是而非。在古羅馬人眼裡，中國是與絲綢聯繫在一起的。但是他們卻認為絲綢是從樹上採的。
他們對中國的認識是逐漸加深的，後來逐漸脫離了神話的色彩。
大家都知道公元79年羅馬維蘇威火山爆發的事。是古羅馬最博學的科學家和作家老普林尼（公元23-79年），是一位艦隊司令，就在維蘇威火山爆發時為了解火山爆發情況並救援災民而身亡。他著有37卷的巨著《博物學》（或譯《自然史》），記敘了近兩萬種物和事。其內容包括天文地理、農業、手工業、醫藥衛生、交通運輸、語言文字、物理化學、繪畫雕刻等方面。在這部著作中，他比較詳細地講到了賽里斯國的情況，但是，還是有很多傳說不實的情況。在他筆下，賽里斯人「身體高大，過於常人，紅髮碧眼」，賽里斯國的絲是生在樹上的，取出後用水沾濕，就理成絲了，織成錦繡文綺，販運至羅馬。而羅馬的富豪貴族之婦女，用它裁成衣服，光輝奪目。賽里斯人舉止溫柔，但是很少與人接觸，做買賣都是等待他人前來，自己而絕主動去售賣。
關於羅馬人對中國絲綢的喜好和追求，有很多故事。比如凱撒穿著絲綢的袍子去戲院看戲引起轟動；埃及女王克麗奧佩特拉穿的絲綢衣服，是把中國絲綢運到埃及以後，由當地的織工拆下來又一一紡織；公元前1世紀羅馬著名軍事將領克拉蘇率軍去征服波斯，波斯軍隊在陣前把絲綢軍旗揮舞起來，把羅馬軍隊晃得眼花繚亂。
有人會問，怎麼知道這裡所說的賽里斯國就是中國？當然，這是上百年來中外學者們，根據各種依據，進行了許多研究得出的結論。在各種依據中有一個就是，所有這些史料都把賽里斯國與絲綢聯繫在一起，絲綢的來源國只能是中國。在中國的傳說中，黃帝的妻子嫘祖是養蠶制絲的始祖。的確，中國早就生產絲綢了。而且在公元6世紀之前，中國是世界上唯一的一個能夠養蠶制絲的國家。但是中國的絲綢早早就傳向了世界，使中國的形象與絲綢緊緊地聯繫在了一起。
說到這裡，不妨再稍稍岔開一點，說說中國制絲技術外傳的經過。
玄奘在《大唐西域記》里記載：西域的瞿薩旦那國（即現在的新疆和田）的國王，為了從其東部鄰國求取蠶種而設下巧計：向這個鄰國求婚。鄰國嚴格禁止蠶種外傳，前往迎娶公主的使者按照國王的指示，悄悄對公主說：我國一直沒有絲棉桑蠶之種，你可以自己帶來，做自己的衣裳。公主愛美心切，於是「密求其種，以桑蠶之子置帽絮中」，來到邊境後，守關官員嚴加盤查搜索，只有公主的帽子不敢搜查，於是蠶種被帶到了瞿薩旦那國。這個故事說明得到蠶種及制絲技術的不易。但是玄奘這個故事沒說是什麼朝代的事，沒說這個「東國」是哪個國家。它不大像是中國的中原王朝，因為遍求中國歷史，歷代沒有把公主嫁給和田國王的記載，而且和田跟歷代中原王朝之間管轄的地區都不接壤，中國不是它的「東國」。所以東國也許就是另一個西域國家，不知它怎麼得到了養蠶制絲的方法，卻秘不示人。
這個故事本身讓人覺得，外界要想獲得養蠶制絲的技術，確實挺不容易的。
那麼，中國養蠶制絲技術是怎樣傳到西方去的？公元6世紀，養蠶制絲技術在中國人毫不知情的情況下流入了歐洲的拜占庭帝國。當時正好是中國南北朝時期，可能因為國家分裂，戰爭頻繁，對養蠶制絲術外傳的防範有點疏漏了。有兩位拜占庭歷史學家分別記載了這個故事。一位叫普羅科皮烏斯（500-565年），他寫道：有幾個印度僧人來到君士坦丁堡，探悉到查士丁尼皇帝希望以後羅馬人不再自波斯人處購買絲貨。於是他們對皇帝說，我們曾經住在一個叫賽林達（即賽里斯的另一種寫法）的地方，當地也有很多印度人，我們就留心探知絲綢是怎麼製作的，它不像你們認為的那樣從樹上長的，是如此養一個小蟲子，然後怎麼樣怎麼樣……。如果你們想得到養蠶制絲方法，我就回到賽林達國去把技術給你們偷過來。於是查士丁尼皇帝許以重金，讓他們回去，求去這項技術。這幾個印度僧人就回到賽林達國，把技術帶到東羅馬帝國。於是，東羅馬帝國從此開始知道絲是怎麼做出來的，他們也開始學習養蠶制絲技術。
印度僧人知道歐洲人不想再從波斯人購買絲貨。我們知道，波斯橫亘在東西方之間，利用這種地理位置，壟斷了絲綢之路上的絲綢貿易，獲得豐厚的暴利。歐洲人想得到絲綢，無法直接從中國購買，只能通過波斯人的轉手貿易。拜占庭當然不願意老受波斯人的盤剝，想自己得到這項技術，這幾個印度僧人於是投其所好。
公元6世紀突厥興起以後，曾經跟波斯和拜占庭都有過或戰或和、或急或緩的關係，也曾經壟斷著東西方的絲綢貿易。另一位拜占庭歷史學家提奧芬尼斯（公元6-7世紀），與普羅科皮烏斯的記載非常相近，但有細節的不同，他說查士丁尼皇帝在位時，有波斯人至拜占庭傳示養蠶方法。此人曾經在賽里斯國居住，歸國時把蠶種藏在行路手杖中，然後又攜至拜占庭。
這些故事是講中國絲綢外流的故事。我們回頭講剛才的問題，與絲綢聯繫在一起的賽里斯國，必然是指中國。
既然歐洲最初以「賽里斯國」稱呼中國，那麼，「秦」（China）這個名字又是什麼時候、怎樣傳到西方的呢？
如果說，「賽里斯」這個名稱是從陸路傳到歐洲的，那麼「秦」就是從海路傳過去的。
羅馬人本來是農業民族，但是因為不斷擴張，先是把整個地中海流域全部據為己有，然後繼續擴張，佔有了北非西部海岸，又滅掉了希臘的「埃及豔后」 克麗奧佩特拉七世治下的埃及，佔據了北非東部海岸及紅海海岸；公元1世紀向東歐擴張到黑海海岸；公元2世紀，因為對波斯的戰爭一度擴展到波斯灣。
因為國土如此龐大，海岸線如此漫長，農業民族羅馬也就練就了遠洋航行和遠洋貿易的本事。羅馬水手、羅馬商船和羅馬的海上貿易商人，也都是一個時代的弄潮兒，遠行世界各地。
既然羅馬人到達了紅海和波斯灣，從這裡遠洋航行，很容易到達印度海岸。而且，公元1世紀，羅馬水手在印度洋上還有一個重大發現：季風的規律。這個發現使遠洋航行如虎添翼。從印度繼續東行，很容易就到達了東南亞。
在漢朝的歷史記錄中，有好幾條是講大秦（羅馬）人從東南亞來到中國。公元120年，撣國（在今緬甸）國王給東漢朝廷送來了來自大秦國的「幻人」（魔術雜耍藝人）。《後漢書》特意說明「撣國西南通大秦」，這個認識真是正確無比。公元166年，一位所謂羅馬皇帝的使臣從日南（今越南）來到洛陽，於是東漢與羅馬得以建立聯繫。而且，當時中國的水手已經開闢一條從中國大陸南端的廣東、廣西以及越南北部渡過南海到達印度海岸的海上通道。這樣，羅馬人開闢的從西方到達印度的航線，與中國水手開闢的從中國到達印度的航線，就連到了一起，從理論上說，羅馬人與中國人的海上通道已經是暢通無阻了。
既然印度人以「秦」稱呼中國，這個稱呼也就順理成章地為羅馬人所沿用。
現在知道的最早以「秦」來稱呼中國的，是公元1世紀的一份文獻，叫《厄利垂亞航海記》。此書作者可能是住在埃及的一個羅馬商人，他在書中最早把中國叫做「秦尼」（Thinai）。但是，他的書里把「秦尼」和「賽里斯」並稱，並且認為「秦尼」是「賽里斯國」的一個城市。
公元2世紀時，偉大的地理學家托勒密，在他的名著《地理志》中，也是把賽拉（Sera，他認為是賽里斯的首都）與秦奈（Sinai，即Thinai）並稱。在托勒密時期，商人和水手們航行於世界各地，羅馬人的地理知識已經豐富多了，所以書中也講到中國的山川，但是錯誤很多。
公元6世紀，有人在書中把中國稱為「秦尼扎」（Tzinitza），顯然也與前面說的秦尼、秦奈等同源。
可見，由於羅馬的海上擴張，「秦」這個名稱逐漸進入羅馬，與「賽里斯」同樣成為對中國的稱呼。這就是現代西方語言中「China」這個辭彙的來源。
直到13-14世紀，歐洲還有人以「賽里斯」稱呼中國，並且對中國的認識依然模糊不清。
原來它們都是指中國
而就在這時，公元1271年，馬可·波羅已經踏上前往中國的旅途，歐洲人對中國的認識將發生質的飛躍。
馬可·波羅來到中國時，正是蒙古帝國統治時期。馬可·波羅對中國的描述還相當籠統，他用「韃靼」來稱呼蒙古人和蒙古人所統治的地方。「韃靼」原是與蒙古人同時居住在蒙古高原一個部落的名稱，後被蒙古人吞併，「韃靼」就成了對蒙古人的統稱。還有一個就是「契丹」。現在俄語對中國的稱呼就來自「契丹」這個詞。大家知道，在公元12世紀前後，契丹人在中國北方建立了大的王朝，統治中國北方很久，蒙古人是推翻了契丹和南宋以後進入中國，建立元朝的。還有一個聽上去很美的稱呼，叫做「桃花石」。不過這可不是「美若桃花的寶石」的意思。可能大家記得金庸小說《射鵰英雄傳》里，講了一個道教全真派的教主丘處機，不遠萬里到中亞的花剌子模見成吉思汗的故事。這是一個真的歷史故事，丘處機道號叫長春子，或長春真人，是中國道教歷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雖是一個出家之人，但憂國憂民，心繫天下，對由於蒙古入侵導致的連年爭戰、生靈塗炭憂心忡忡。成吉思汗慕名召見他時，他年歲已高，一度非常猶豫，不知萬里跋涉能不能吃得消。但為天下黎民，他還是不遠萬里，去見了成吉思汗，希望說服他停止征戰。丘處機的大徒弟李志常跟隨師傅去見了成吉思汗。回來後他把丘處機西行故事寫了一本書，叫做《長春真人西遊記》。其中提到了西域地區以「桃花石」來稱呼中國：某地的居民跟他們學會了中原人的汲水方式後，高興地稱讚說「桃花石諸事皆巧」。
那麼「桃花石」是什麼意思呢？其實在中亞的文獻中，用「桃花石」這個詞稱呼中國早已有之，此前幾百年間拜占庭、突厥和阿拉伯文獻均有對中國的類似稱呼，現代學者猜測其可能源自曾建立魏政權的鮮卑族姓氏「拓跋氏」，或者是唐朝的「唐」的轉音。所以，「桃花石」也是早期外部對中國的稱呼之一。
16世紀以後，西方傳教士接連進入中國，他們與中國士大夫交往、學漢語、學中國歷史文化，通過他們的努力，西方人對中國的了解，發生了實質性的飛躍。其中具有開創性意義的是義大利傳教士、東西方文化交流的巨擘利瑪竇。他在16世紀晚期率先進入中國，從澳門登陸後北上到肇慶、南昌、南京，最後來到明朝首都北京，並定居在這裡、去世在這裡。他到中國後，努力學習漢文，讀中國古書，穿中國衣服，當中國和尚，與中國士大夫交往，非常有力地促進了中國和歐洲的文化交流，功勛卓著。就是他通過對中國的深刻考察，終於搞明白了：原來以前歐洲人所說的Sina、賽里斯國、契丹、韃靼，都是指同一個地方，就是中國。所以在他的手稿《中國札記》中，就向歐洲人詳細介紹了這個遠東最遙遠的帝國，曾以各種名稱為歐洲人所知悉，而最被人所知的名稱China是葡萄牙人所起的，因為葡萄牙人是最早到中國的沿海做生意，以及進行殖民侵略的。他接著寫道：今天我們通常稱呼這個國家叫做中國（Ciumquo）或中華（Ciumhoa）。他還解釋說：第一個詞的意思是王國，第二個詞的意思是「花園」。這一下子歐洲人終於明白了，原來我們所說的種種傳說指的就是中國。
至此，西方對中國的認識終於像條條江河流入大海，找到了一個最終的歸宿。
日本人把「支那」變成對中國的蔑稱春秋
由前述可知，西語中對中國的稱呼China，與包括波斯、印度在內的古代中國周邊地區對中國的稱呼Cina是一脈相承的，回譯成漢語，稱做脂那、至那、支那，或者真丹、震旦，與對中國的其他稱呼--賽里斯國、韃靼、契丹、桃花石等一樣，不但沒有對中國歧視或者蔑視的意思，甚至含有對中國的尊敬。那麼，日本人是怎樣把「支那」這個詞，變成對中國的侮辱性稱呼的？在17世紀以前，日本人很少用「支那」稱呼中國。偶爾的使用也只是在佛教或學術圈子裡，這顯然與中國自己使用這個稱呼一樣沒有任何貶義，大家熟知的與公元9世紀隨遣唐使到唐朝學習佛法的著名高僧空海大師，在其詩集中就有這種用法。由於唐初中日曾經在朝鮮半島交戰（唐朝支持新羅而日本支持百濟）日本慘敗，日本愈發認識到中國的強大與昌明，愈加激發了向中國學習的激情，已有的遣隋使、遣唐使制度進一步發揚光大，到中國學習的人越來越多，全國充滿著對中國的欣羨和嚮往。有日本學者講：從那時以來的一千幾百年間，日本才中國接受了文化上的恩惠與影響，所以過去日本人對中國和中國人的尊敬概念是很強的 ，對中國的稱呼都含有尊敬的意味，甚至每一提到「唐人」，就自然而然地正一下衣襟以表示敬意。
進入近代，東西方開始發生大規模交流。但在明治維新之前的江戶時代，日本實行鎖國政策，只在長崎與荷蘭商人交往。正是通過與荷蘭人的交往，日本逐步學習了歐洲近代科學技術與文化知識，這種學問被稱做「蘭學」。正是從荷蘭人的著作中，日本人第一次知道了西方對中國的稱呼--China。
1713年，日本學者新井白石在譯介一本荷蘭語地理書籍時，當看到對中國的稱呼China的時候，聯想起古已有之的「支那」一詞，遂將China譯為「支那」。這一時期，一些來華日本人寫的中國遊記也採用了「支那」這個名稱。在很大程度上，他們把這個古老的名稱看做一個從西方來的新辭彙。但這時的這個辭彙也尚未帶有貶義。
一個叫做佐藤信淵的人，可能是給「支那」一詞加上貶義色彩的始作俑者。
佐藤信淵（1769～1850年）是個科學家、思想家、經濟學家，西化的早期倡導人。早年學習「蘭學」，了解西方科學、歷史和軍事等等，寫過不少著作。他建議日本加強海防,防止俄國侵略,並擬定了使日本稱雄世界、推行帝國主義的計劃，聲稱日本是「大地最初生成之國，乃世界萬國之本」，他最早提出了系統周密的入侵和佔領中國進而統一世界的計劃，後來的日本侵華和發動二戰的計劃方略，正是受此影響。
1808年佐藤撰寫《海防策》一書，還認為「大清國既強大又綿密」，不管付出多大犧牲，也要同清政府保持友好關係。但到1823年他寫出驚世奇書《宇內混同秘策》，宣稱日本兼并亞洲各鄰國是上天賦予的使命，「以此神州（日本）之雄威征彼蠢爾蠻夷，混同世界，統一萬國，何難之有哉！」他聲稱，日本應首先「征伐支那」，如果措施得當，「五至七年彼國必土崩瓦解」。征服支那應先攻略滿洲，如得滿洲， 「則朝鮮、支那次第可圖也」。佐藤信淵倡導以「海外雄飛」論為核心的「征服支那」論，上承16世紀豐臣秀吉大陸擴張的思想，下啟近代日本軍國主義發動全面侵略戰爭之行動，備受日本軍國主義者青睞。佐藤信淵書中口口聲聲稱中國為「支那」，由於其思想的侵略性，「支那」一詞因此帶上蔑視的色彩，並廣為傳播並。
幾位對日本明治維新有重大影響的思想家，對「支那」一語的傳播起了很大作用。
吉田松陰（1830-1859年），日本江戶幕府末期思想家、教育家，明治維新的先驅者，通過興辦村塾、傳授兵法、宣講「尊王攘夷」主張，培養了高杉晉作、伊藤博文、山縣有朋等倒幕維新領導人。他具有強烈的民族擴張主義思想。主張侵略中國和朝鮮,「控制南洋而襲印度」,甚至夢想「并吞五大洲」,對日本軍國主義思想的形成有較大影響。他也把中國稱做「支那」，主張「培養國力，割易取之朝鮮、滿洲、支那」。
福澤諭吉（1835-1901年），著名的啟蒙思想家、教育家，「脫亞入歐論」（即日本要脫離亞洲、加入歐洲列強行列）鼓吹者，也是日本第一位軍國主義理論家。他寫了40多篇鼓吹侵華的文章，他提出的侵佔朝鮮、吞併台灣、再佔領東北三省並最終將日本國旗插在北京城頭的一系列侵略構想，其後輩全都付諸了行動。
1885年，福澤發表《脫亞論》一文，稱日本不幸有兩個近鄰：支那和朝鮮，不知國家改進之道，戀戀於古風舊習，與千百年前的古代無異，對日本沒有絲毫的助益，而且敗壞了日本在西洋文明人眼中的形象，因為西洋人總是把「日支韓」三國同樣看待。「故今日我國之上策，與其坐等鄰國開明而共興亞洲，毋寧不與他們為伍，而與西洋文明共進退；與支那朝鮮接觸時，也不必因為他們是鄰國就特別客氣，……我們要從內心裡謝絕亞細亞東方的惡友。」他在《支那人民的前途甚多事》一文中把中國社會比做「一潭死水」，斷定中國人不能接受西洋的新文明，因為「支那人民怯懦卑屈實在是無有其類」，可見其從內心裡充滿對中國及中國人的鄙視，在《有支那色彩的東西應該摒棄》一文中，甚至極端地主張凡是「有支那色彩的東西都應該摒棄」。
但福澤又清楚地知道，中國是一個大國，在許多方面是日本這樣的蕞爾島國不可比擬的，並時時在文章中流露出對中國的複雜心情，羨慕嫉妒恨。他說，中國的名聲在西洋很響，西洋人對日本相對不夠重視。「日本不能被支那所遮蔽」，要進一步不斷地採用西洋文明的利器，擴大貿易，伸張國權。而他艷羨、垂涎中國的地大物博的富足，所以對中國充滿不屑和厭惡，另一方面卻又主張日本人「到支那去應受獎勵」，因為「支那是天興的富國，大河直達四境，有舟楫之便，金銀銅鐵，礦脈歷然，沃野千里，可謂東方田園」， 日本人要大膽西渡，將「支那的四百餘州」作為經營事業的地方，「大至國權擴張，小到一身榮華，都有好處」。但以經商等和平的方式到中國去搞「國權擴張」，畢竟不能儘速，也不能盡興。所以，福澤諭吉最推崇、最力主的，還是武力侵華。
福澤諭吉為尊奉為「日本近代最重要的啟蒙思想家」，明治以來直到1945年戰敗的80多年間日本所走過的歷程，基本上就是福澤所設計的脫亞入歐、以歐洲列強的方式侵略中國等亞洲國家，並在此基礎上建立所謂「近代文明國家」的道路。福澤提出的侵佔朝鮮、吞併台灣、在中國大陸領土中首先佔領東北三省，並最終將日本國旗插在北京城頭的一系列侵略構想，他的後輩全都照樣做了。
福澤的這些言論都公開發表在報紙上，因而影響甚大，其對「支那」一詞的傳播也就更加有力。
這些思想家們用古已有之的「支那」一詞稱呼中國，因為往往與對中國的蔑視和入侵中國的著作相聯繫，因此帶上了貶義色彩。但仔細想來，這樣稱呼中國，有其一定的歷史背景。過去日本與中國一樣，常常以朝代名號稱呼中國，如古時的「遣隋使」「遣唐使」之類。19世紀日本也稱中國為「清國」，尤其在針對清政府的官方文件中。中日甲午戰爭在日本就被稱做「日清戰爭」。但朝代號不等於國號，而中國此時並無正式的國號。中國雖然自古自稱為「中國」，但在辛亥革命之前「中國」也並非國名，而此時的日本人已經知道中國不是世界的中心，「中央之國」稱呼名不副實，而且此時日本已經意識到中國正在衰落中（福澤諭吉甚至誇張地描述這種衰落），再也不堪像過去千百年來那樣成為日本的老師，因此滋生對中國的蔑視，不再想用過去那種充滿崇敬的唐、漢等名稱，再加上滋生了侵略甚至吞併中國的野心，因此也不願再用「中國」這個稱呼。正在此時從西方舶來了China一詞，日本人聯想起古已有之的「支那」，因此就開始這樣稱呼中國了。這又與當時強烈的崇洋心理正相一致。而且西方人也並不像中國人自己或日本人過去那樣按照朝代名稱稱呼中國，而是一概稱中國為China。這一點也顯然影響了日本人。明治維新後日本全面學習西方，更讓他們感到自己進入了「文明」行列，更加不堪與「野蠻落後」的中國、朝鮮為伍。這樣，「支那」一詞就被糟蹋變質了。
甲午戰爭，日本竟然一舉戰勝了千百年來的老師中國，這使日本人又驚又喜，滿街充斥著「日本戰勝，支那敗北」的歡呼。「支那」這個稱呼充斥日本社會。
1911年中國爆發辛亥革命，接著清朝覆滅，民國建立。此事一時使維持君主政體的日本感到驚懼，擔心民國風潮危及日本天皇政體，也不希望看到中國成為一個統一的民主的共和國，妨礙其侵華利益。1913年日本迫於大勢決定承認中華民國，鑒於在公文中使用「清國」名稱已不合時宜，與中國政府在條約國書中理應使用「中華民國」名稱，但又密告內閣各大臣和軍方首腦，「在帝國政府內部及與第三國之尋常往來公文中，今後一律廢除清國之稱而以支那代之」。以「支那」稱呼中華民國，意味著日本只承認中國地域上暫時存在的某個政權。而非中華民國政府。為其日後侵華扶植偽政權埋下伏筆。1929年那個暴露了日本侵華野心的《田中奏章》，其中最臭名昭著的就是這兩句話：「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
其實，在辛亥革命之前，中國許多維新派和革命派人士，也借用了日本的方式，管自己的祖國叫「支那」。原因也在於，當時中國沒有一個國號，「清朝」是一個朝代的名稱，不是國家的名稱，尤其是對於那些革命派來說，他們正要推翻這個朝代，不可能以「清國」稱呼自己的國家。「中國」、「中華」這樣的名稱他們不想用，因為他們知道中國不是世界的中心，「中華」還容易使人想到自古有之的華夷之分。所以，他們就借用了支那這個名稱。
當時的先進知識分子以「支那」來稱呼中國的情況比比皆是。梁啟超有一個筆名就叫「支那少年」。康有為在戊戌變法失敗以後流亡國外，有段時間住在印度，他的女兒康同璧萬里探父，走的完全是法顯、玄奘西行求法的道路，她為自己的壯舉自豪，作詩記述自己的這次行程：「若論女子西行者，我是支那第一人。」建國後毛澤東、周恩來一起接見康同璧，還盛讚他這句詩。
辛亥革命之後，中華民國建立，中國有了自己的國名。但是又有相當長的時間，中國處於南北分裂的局面，連許多中國人自己都搞不清楚，南方革命政府和北洋政府到底誰是中華民國。直到1927年以後，中國實現了形式上的統一，「中國」、「中華民國」名稱才逐漸普及開來，「支那」這個名稱在中國逐漸地消失了。但這時候正是日本軍國主義對中國加緊侵略的時期，日本以「支那」稱呼中國，當時中國的愛國人士和中國政府堅決予以拒絕和抵制。
1913年9月，中國駐日代理公使奉命拜訪日本外相，要求廢除「支那共和國」稱呼，改稱「中華民國」。但日本政府以已有此種先例為由予以拒絕。爾後，在中日「二十一條」交涉、巴黎和會及五四運動時，中方都對日方堅持「支那」稱呼進行過抗議，但均未獲理會。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中國實現統一，日本依然沿用「支那」稱呼。1930年5月，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議決，並責令外交部照會日本政府：「今後稱呼中國，英文須寫N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中文須寫大中華民國。倘若日方公文使用支那；之類的文字，中國外交部可以斷然拒絕接受。」
中國政府的強硬態度引起日方注意和日本媒體的強辯。中國幾大媒體同時發表同名的長篇連載評論對其強辯予以批駁。迫於中國強大壓力，此後日本對華條約或公文里大都改稱了「中華民國」。但是日本社會長期形成的蔑華仇華心態沒變，「支那」稱呼在其他公私文件、文章和口語里依然充斥，一些政界要人堅持「支那」蔑稱。
抗戰勝利後，1946年6月國民黨政府派代表團到日本，專門照會日本政府：今後在任何出版物、媒體、公文上一律不能以「支那」稱呼中國，必須以「中華民國」或者「中國」稱呼。再後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時事發生重大變化，尤其是抗美援朝戰爭之後中國國際形象大為改變，「支那」這個名稱逐漸淡出人們的視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