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為什麼會爆發反政府抗議？

01-26

作者：Ahmad Sadri 是美國森林湖學院的社會學教授

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是人類政治進程中的未完全進化的鴨嘴獸。

從2009年由德黑蘭中產階級領導的改良派起義，到當下由底層和省城貧困社區的失業者帶頭的大規模抗議騷亂，要理解伊朗接連的暴亂，我們不能將之孤立於四十年前被籠統填進伊朗革命憲法的程序民主和蒙昧主義神權。

伊朗專制體制的深處有一顆民主之心，配有選舉、總統內閣和議會，拚命敲打著這塊頑強的神權外骨骼。這顆悸動的民主之心延長了該系統的壽命——儘管革命精英在國內和國際事務上存在嚴重的管理不善問題。

但它卻無法軟化專制的外殼。改革運動沒能實現其目標，因為憲法將四分之三的政治權力交予「最高領袖」辦公室：這個不經選舉的永久性任命讓「宗教法官」獲得了龐大的權力，其有權統領軍隊和外交、否決總統內閣和議會舉措，世界最難對付的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亦可通過軍事、准軍事、情報、司法和法外權力執行其意志。

民主選舉產生的總統和議會都不敢妄想審查最高領袖的權力，更何況媒體和普通民眾。其結果就是，這個系統長期陷於晦暗，看不到自身的缺陷，抵抗發展，無法適應不斷變化的內部和外部環境。

這些起義表達了民眾對這個堅固而死板的制度的失望。

1978年到1979年革命後，民主運動用了十年的時間，才在1988年兩伊戰爭於失望中結束之時，成為革命幹部精英頭腦中的一部分自我意識。

又經過十年的孕育，這種意識才在1997年將穆罕默德·哈塔米推向總統之位的浪潮中形成了其政治輪廓。獲權的改革派旨在加強共和國的民主成分，同時軟化其神權和專制的外殼。

他們失敗了，因為神權統治者們不允許自己的權力有絲毫減損。他們拚命攻擊哈塔米，破壞他的計劃。用這位改革派總統的話來講，他們「每九天就要製造一個危機」來瓦解他。

改革派的失敗導致了普遍的不安。由於改革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希望受挫，許多人沒有參加2005年的投票，這讓由狂熱的馬哈茂德·艾哈邁迪內賈德領導的新保守派在野精英開始上台。

隨後的國際孤立和貨幣急劇貶值讓民眾清醒，2009年，他們重新開始參與投票，來對付爬到總統辦公室的危險瘋子。當艾哈邁迪內賈德被宣布為獲勝者，察覺到選舉被竊取的人們展開大規模的街頭示威，也就是所謂的「綠色革命」。

不同於當下的暴亂，2009年的運動具有明確的政治願景和老練的領導層，但人們卻很快被逮捕、起訴和監禁。街頭示威被野蠻鎮壓。

內賈德的第二個任期比第一個更具災難性。在聯合國的制裁下，伊朗經濟幾近崩潰，從抗癌藥物到國際市場的石油售賣，無處不在的黑市導致猖獗的暴利，這將民眾再次推向投票。

在2013年的大選中，民眾選擇了哈桑·魯哈尼，這位溫和的神職人員曾承諾正常化其國際關係並繁榮其經濟，而不是鐵杆改革或是自由化。改革者向右翼獨裁機構伸出橄欖枝，讓2009年成為過去。

但最高領導人傲慢地拒絕了這一動作。完全不羞愧於他們所做的事情，神權統治者決定將其對「綠色革命」的鎮壓，轉變為他們新原教旨主義狂熱的創始神話。甚至連因新的阿拉伯-以色列聯盟而出現的區域威脅，以及美國選舉出公然反對伊朗的總統，都不能說服右翼放棄他們的「反改革派」情緒。

在魯哈尼的第一個任期內，他設法抑制了惡性通貨膨脹及失控的失業率，同時與伊朗的標誌性對手美國達成歷史性協議。但他的第二個任期並沒有順利地展開。

首先，魯哈尼似乎屈服於右翼的壓力，任命了一個相對保守的內閣。早在總統哈塔米第二個任期時，民眾已經見識過了這種令人失望的模式。更糟糕的是，特朗普（在伊朗人看來，他就是美國的內賈德）領導的美國開始放棄核協議的承諾。迅速恢復的希望現在已經破滅了。

隨著一系列龐大的腐敗密謀被曝光，事態愈演愈烈。然後，在右翼的壓力下，總統魯哈尼決定為提高的汽油稅辯護，通過揭露宗教基金所強加於其的大量預算。這種揮霍激起的民憤不容低估。

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不過是雞蛋價格的小幅上漲。馬什哈德市的右翼強人伊伯拉希姆·萊希（近幾次選舉中魯哈尼的強勁對手）和他知名頭腦簡單的岳父艾哈邁德·阿拉穆胡達，通過一場反魯哈尼的小型示威開始了第一次競爭，其將生活消費品價格高企歸咎於魯哈尼政府。

這是當前動亂的直接原因，但也只能被視為導火索，甚至都不是推動力。騷亂的突然蔓延引發了一種猜測：這些人是受到境外敵人的教唆，比如沙特-以色列-美國的聯盟。但是，這場反政府風潮也無甚新鮮，所以所謂的教唆與抗議之間的因果關係也並不顯著。

只要伊朗不徹底改變最高領導人辦公室這一體制，只要該系統的民主元素仍然被邊緣化、無法表達民眾的意願、無法通過法律交涉緩解緊張，暴亂和起義就會成為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長期內在特徵。

或許，在一個仁慈的專制者的統治下，所有的權力將會得到有效的利用。但伊朗和它四周的鄰國都無法擺脫英國歷史學家艾克頓勛爵的判定，無一例外：「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大人物往往都不是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