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城中村老是髒亂差？

圖片來源：中新網

城中村從何而來，將向何處而去。在中國獨特城鄉二元制和改開以來的土地政策之下，城中村呈現出髒亂差的空間面貌，以及廉租房的社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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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張星

編輯：耄耋

美編：黃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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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兩年一屆的深港雙城雙年展（以下「深雙」）正式在已經變成城中村的深圳南頭古城拉開帷幕。特別值得關注的是，本次雙年展選址城中村――這個絢麗多姿的城市景觀中獨特的空間。幾乎所有人，對城中村的想像都是：即使在現代化都市中，那裡也是貧窮人口聚集、髒亂差、治安狀況堪憂，但城中村又是在城市化過程中必然經歷的。今年，我們將進行一次地理學的回溯，來探討一下城中村出現的根源與發展。

資本空間與土地政策的雙重作用

城中村，是城市空間生產與土地政策雙重關係下相互促成的。雖然城中村和印度及拉美的貧民窟一樣，為城市中的低收入人口提供了一個能以低成本在大都市居住及生活的空間，但城中村的產生卻和中國獨有的城鄉二元制土地權屬有關。

建國後，中國進入了相對和平的現代化建設時期。這段時間中國在意識形態、政治、經濟方面都實行了一套蘇聯式的中央計劃經濟的集體主義模式，即以實現工業化作為出發點來分配資源。作為工業化基地的城市，是首先要建設的對象，而農業必須為工業作出支持，換句話說就是農業和農村必須作出一定的犧牲來為工業化的實現作出貢獻。

在這樣的背景下，國家制定了一個城鄉二元的土地制，這就是城市土地權屬國家，農村土地權屬集體，這個集體指的是村集體，村集體按每家每戶分配宅基地及農業土地，這些土地不能作為商品在市場流轉。這樣的制度有其目的：農村土地廣袤，如果它的基礎設施及公共配套設施的財政投入都由國家來負責，這將消耗大量的國家財政而不利於集中資源搞工業化，在農村農民的住房需求完全靠農民自建，而且種出來的糧食除了口糧，其餘都要上交給國家以供養城市。

與之相伴的就是大家熟知的戶籍政策：農村是農業戶口，城市是城市戶口。通過戶籍政策，國家限制農民進城，防止其佔用城市資源，因為農村沒有城市人口所擁有的一些基本保障，比如單位分配住房及醫療保障，高質量的教育系統等等。這事實也造成了兩個階層的出現：市民和農民。農村在基礎設施、公共配套服務體系的建設上整體投入缺乏資金，發展較為落後，大量農民處於極貧的狀態，同時城市居民的住房由單位自建再分配給職工，這導致了城市的空間以單位大院城市空間為主要形態，城市居民的活動主要在單位大院里，以居住的街道為中心的社會交往較為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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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城市建築雙年展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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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在一個人口佔世界總人口1/5的國家，由共產黨管制的經濟在鄧小平的領導下，朝向市場化的轉變道路上邁出了重要步伐，鄧小平規定的道路是以史上罕有的持續發展速度，在20年之內把中國從一個封閉落後的國家轉變成一個開放的市場經濟活力中心。」大衛哈維在《新自由主義簡史》里這樣寫道，從這時起，中國從一個封閉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國家，逐漸轉變成以國家掌握資本結合新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的國家。

深圳作為一個向資本主義學習的實驗地，被劃為特區並開始了大規模的城市建設。這時，出現了一種將國有土地作為商品賣給房地產商開發房地產，以及將賣地的錢作為城市配套建設資金的政策，這就是著名的「土地財政」。廈門大學的趙燕菁教授就認為，土地財政是中國特色的城市化原始積累，它一方面促進了城市化的發展，另一方面也是對內的一種隱性掠奪。他曾經說過：

城市化模式的選擇，說到底，就是資本積累模式的選擇。不同的原始資本積累方式，決定了不同的城市化模式。歷史表明，完全靠內部積累，很難跨越最低的原始資本門檻。強行積累，則會引發大規模社會動亂。因此，早期資本主義的原始資本積累，很大程度上是靠外部掠奪完成的。幾乎每一個發達國家，都可以追溯到其城市化早期階段的「原罪」。

在這個過程中，地方政府其實才是房價不斷攀升的幕後推手。土地收入風險低、收益大，將部分收益運用於城市設施建設，還能夠建立一套城市空間不斷實現新發展的現代化語境，實在是一條良方。但這樣的發展方式必須以權力集中的方式來進行的。趙燕菁教授同樣寫到：

土地財政的本質是融資而非收益土地私有的城市，公共服務的任何改進，都要先以不動產升值的方式轉移給土地所有者，然後政府通過稅收體系，才能夠將這些外溢的收益收回。因此，稅收財政的效率幾乎完全依賴於與納稅人的博弈，交易成本極高。相對於「徵稅」的方式，通過「出售升值土地」來回收公共服務，外溢漏失小、交易成本低。其積累效率如此之高，以至於城市政府不僅可以為基礎設施融資，甚至還可以以補貼的方式，為有持續稅收的項目融資。

這導致了深圳房價不斷的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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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樓盤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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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深圳的地理空間得以迅速地擴張。深圳經驗後來推向了全國，現在中國幾乎所有的城市都實行了類似的土地財政政策。

城中村的兩種空間形態

但土地財政存在一個問題，就是個體不能作為主體購買土地建住房，只能購買地產公司一系列開發操作之後的住房，這種方式導致的結果那就是馬克思所說的：商品存在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而在空間生產中，住房越來越從居住的價值轉換為交換價值，而高企的房價導致大多數人不能擁有房產，大衛哈維把城市居民分為兩個階層：有房產的和無房產的。

中國的城市化是人類歷史上最波瀾壯闊的事件之一，在城市化三十多年的時間裡大約有三億多的農民從農村移居到城市， 這讓原來的一個農村人口佔到80%總人口的大國變成農村人口佔50%，這個比例還在不斷地下降。從人口總量來說，這也是世界歷史從未有過的。這樣的激烈而且是空前的城市化進程深刻改變了中國的地理及空間的形態，這就有了城中村。

在土地的出讓上，政府首先將那些產權屬於國家的閑置土地出讓給開發商開發，這樣配套設施投入的資金量小而沒有拆遷的麻煩，投入產出比是比較高的。城中村裡主要有兩種空間形態：一種是作為農村的土地，即集體所有制的土地由於不能轉讓，村集體就只能通過一些出租土地的方式和外來投資合辦工廠；另外一種就是村民的宅基地，可以修建自己的住宅，在80年代主要是2到4層的住宅，90代到了6層。村民發現大量來深圳打工的民眾住房需求，因此他們不斷利用村裡的土地建出租房出租而獲取收益。這些便是俗稱的「農民房」。村裡不能建房的農業用地不斷被徵收，進行商品房的修建，逐步就形成了商品房的樓盤將村落包圍起來的現象。

隨著土地財政帶來的巨大利潤，深圳在1996年出台了一個政策：無償將集體土地轉為國有土地。在這樣的政策下，不少農民加大力度修建房屋，一方面為了獲取更多的出租收益，來保證在未來的城市化中生活不會受到影響；二是希望拿這種房子和政府談判，獲得更高的補償，這就出現了九十年代後期搶建的高潮，農民房主要是6到8層左右。同時政府也進行了拆違建的行動，村民們對此反抗很激烈，經常出現整村的村民和拆違建的工作人員對峙的場面。

2004年深圳政府又出台了一份將集體土地轉為國有土地的法規，這又引起了一次搶建高潮，這時候的農民房的修建已經達到了10到15層左右，政府部門強力進行了拆違建的行動，農民房的搶建才慢慢地停下來，最後形成現在深圳城中村的局面。

由於土地的二元制農村的基礎設施由村集體自己負責，所以城市市政配套設施一般都只修到村的外部不進入村裡，留下接駁的口，而村集體缺乏財力，也缺乏專業的部門及專業的人才，所以村裡面的基礎設施修建都比較簡陋，比如電線亂拉，排水不暢，道路及公共設施缺乏等等。由於集體土地已經轉為了國有土地，將來都要拆除城中村，把這裡的基礎設施搞好也是浪費，也基本不投入資金進行市政及基礎設施的建設提升，城中村的基礎設施及空間的面貌呈現髒亂差的局面。

因此城中村裡的基礎設施一直沒改變。城中村在修建時大多都有一個簡陋的規劃圖，基本控制了每家每戶的地塊位置及大小，間距通常是東西向2米，南北向4米，但在建設中有很多歷史遺留的因素導致很多不同的形狀的地塊，道路也應此而改變，而在修的過程會想辦法將面積擴大，大家一般會協商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出挑方式，這也導致相臨建築的間距的狹小兩棟樓的鄰居能握手，這也是「握手樓」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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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手樓」一景，圖片來源：騰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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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化的前期，空間生產確實解決了許多普通人的居住問題，但隨著房價的增加，大量的民眾已經買不起房產，而農民房的建設呈現了一種自治的方式，就是不用報建，不用驗收，村民自建自己負責，建好後自己出租，這種生產過程和地產商買地建樓出售的資本主義空間生產方式不同，這樣的修建不是為了交換的，它僅用於出租，是具有居住價值的。這是一種自下而上的空間生產，而且高低形狀不同的建築組合在一起，呈現出了多元的城市空間，也是對全球資本主義化所導致的，空間生產的一致性和士紳化風景的反抗，同時，居住於此的民眾也以較低成本獲得了進入城市的權利。

作為廉租房的「城中村」

深圳城市空間地理的不斷擴張，加上產業化的成功帶來大量人口進入。有剛畢業的大學生，也有其他城市想來深圳尋求更好機會的人群，還有打工的農民工。這些民眾的收入普遍偏低，他們急需低租金的房子居住，而城中村提供了一個事實上的廉租房的功能。按照政府的數據，深圳城中村大約為2億到4億平米，佔地大約是居住用地的10%，裡面居住了1000萬人以上，占深圳人口的50%到60%，它的存在為深圳城市化發展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但空間生產的利潤是一大財政收入，同時，長期以來的話語，把資本空間在城市的擴張的書寫為現代化的美麗產物，拆除髒亂差的城中村似乎有著天然合法性。在這一推動力下，城中村基礎配套設施更加無法有效保障，城中村只能一次又一次地被污名化的，對其一味拆除的理由進一步強化。在這樣的語境里，過去10年間，深圳城中村在城市更新中由80年代初的300多個，迅速消減到如今的200多個。在羅湖區，大量小型的城中村正在被城市更新成為士紳化社區，而原來住在裡面的居民卻被驅趕而回不到他們以前居住的地方。

薩斯基亞·薩森在《全球化及其不滿》中闡明了這樣一個觀點：全球城市的新景觀，是一小部分包括政治家，資本家以及專業人士，以及一大群的低收入勞工，這兩種城市使用者的差距日漸擴大，在傳統和現代的城市裡，風景（文化上和政治上占統治地位的人的空間）與本土（被剝奪了資源的無權無勢的當地人的空間）相互對立。

但是在大都市中，風景與本土之間的分界被打破了：城市一方面有棚戶區與窮人，另一方面也有熠熠生輝的摩天大樓、豪華的富人住宅區、五星級賓館――這些城市空間為富人及中產階級提供工作娛樂和休息場所。而一個有一流機場，黃金地段的商業區，以及五花八門的娛樂場所的城市，便是理想國。但大都市也意味著人類的痛苦與絕望。薩斯基亞·薩森或許沒有想到，在深圳這樣迅速發展的大都市裡，這種對立不是靜態的，充滿了「風景」對「本土」的不斷壓榨。而那些苦痛與絕望大多在空間被擠壓、被污名的「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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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的情境下，本次深雙的主題就特別有意義。城市共生當然需要城中村，而且需要的是為普通租戶和百姓生計服務的城中村，而不是拿來供資本和小資把玩的城中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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