櫻花的扭曲之材——《神風特攻隊、櫻花與民族主義》評介

大貫惠美子教授之前有一本著作，叫《作為自我的稻米》。我曾經把它與《甜與權力》放在我的「吃貨人類學」書單里，但是遲遲沒有動手翻。反而是這本《神風特攻隊、櫻花與民族主義》引起了我的興趣，最近懶懶散散算是看完了。

一直以來，神風特攻隊員給人們的印象都是「愛國主義瘋子」、「軍國主義炮灰」，彷彿他們沒有腦子，或者說腦子壞掉了。然而大貫教授否定了這種刻板印象。實際上，參加神風特攻隊的人許多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學生，他們大多數熟悉東西方的各類文化和知識，其中不乏基督徒、自由主義者、浪漫主義者，甚至馬克思主義者。即便他們踏上必死之路時，仍沒有停止用自己的大腦去思考、反省自身、日本以及世界。然而他們，這些具有高度現代思想的青年，為何會選擇一個為舊日本帝國而死的結局？這是一個關乎個人與社會，個人與歷史的巨大矛盾。大貫惠美子教授從思想史角度給予了一個解釋，她認為問題在於符號象徵的操縱和意義域的寬泛性。在其中，誤識作為一個核心的機制，充當了悲劇的主軸。

為了識別「誤識」是如何發生的，大貫教授區別了「為國捐軀「」（pro patria mori）和「為國王和國家捐軀」（pro rege et patria mori）：兩者都是個體表達對特定社群的忠誠；其區別是有無中心人物（如國王、天皇、元首），前者沒有而後者有。這一區分以便我們檢驗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的滲透是否成功，特別是觀察「為國王和國家捐軀」的意識形態是否被民眾所接受。舊日本帝國的體制是圍繞天皇制度建立起來的，明治體制將天皇置於國家運行的核心，因而區分兩種「捐軀」的不同、觀察兩者的互動，有利於我們清晰地看到極權主義的滲透的過程。

這種滲透最重要的方式是，運用政治體系將一個無害的意義體系轉化為極權的政治意識形態，並在實踐中竭力使臣民相信其基本原則。說實話，這種方式並不高明，甚至對於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來說是很粗陋的。但是它顯然在實踐上實現了目標。大貫教授指出，這並不是一個政權的「邪惡計劃」，而是一個歷史進程合流的結果——19世紀的全球化激發了民族主義，也促使日本的精英們「創造」他們的民族文化，而這些民族文化又在這個進程中衝突、融合、變異、更迭，最終演變成了葬送了無數人生命的極權主義。在這本書中，櫻花作為個案來考察，一個無害的意義體系如何成為極權主義的象徵，又如何成為一個促使無數青年走向死亡的催命符。

【軍國主義化的櫻花和「為天皇捐軀」】

在明治之前，櫻花就在日本的文化中佔據了重要的象徵地位。大貫教授將櫻花和稻米對等來看，它們都是日本早期神所棲息之處。在這個傳說體系中，有三點值得注意：

第一，在日本的民族神話中，靈魂是流變的，從一個人到另一個人，一種物品到另一種物品，這以特點在之後的天皇神權的構建中很重要，它給予了陣亡軍人靈魂去何處的解釋；

第二，從公元九世紀起，櫻花承載的意義體系經歷了一個不斷增加的演進過程，從農業生產、生殖力、愛情到再生等等，源氏物語奠定了櫻花的壯麗和燦爛，源義經的傳說奠定了櫻花的非理性和顛覆自我，藝伎和夜櫻則增添了誘惑、人生短暫和死亡的象徵，最終的呈現就是一個矛盾的、包含生死的意義體系；

第三，公元九世紀以來，在與中國的交流中，皇室和政治精英逐漸發展來對櫻花的認同，以確定自身的特性。

總體來看，從九世紀以來至明治前，櫻花已經發展為一個複雜矛盾、包羅萬象的意義體系，不同的社會階層和社會群體都能從中找到符合自身認知的意義。因此它可以作為一個符號代表日本的全部或者說全體日本人；而這一特性隨著日本進入近代，成為櫻花軍國主義化以及「為天皇捐軀」思想得以確立的一個重要前提。

不過在討論櫻花是如何成為極權主義象徵之前，我們需要先對明治體製作簡單的總結。這將有利於我們理解日本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的制度基礎。明治憲政體制雖然是以德意志帝國體製為藍本而設計的，但也有著日本自身的特色，即憲法第一條的「萬世一系」。當時參與起草的外國顧問很難理解，日本人為何執著於天皇世系的「萬世一系」。然而對於日本政治家來說，將天皇置於一個源自神話中遠古的世系中，是天皇制合法性的來源。通過憲法來確認天照大神賦予天皇原初性，進而賦予日本人的原初性，從而創造了一種基於日本特有神話的民族認同。此外，通過引入日本的傳統神話，這種合法性可以進一步解釋為天皇之魂在個體天皇之間傳遞，從而確認了天皇的兩體——個體天皇和皇室制度都具有神聖的特性。

回到櫻花是如何軍國主義化的問題。大貫教授區分了櫻花軍國主義化的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櫻花代表明治的新日本還是封建的舊日本，前者逐漸取得了主流認同；第二階段，櫻花被賦予了三種不同的意義：盛開的櫻花所代表的的大和魂，盛開的櫻花所代表的的軍人之魂，飄落的櫻花所代表的軍人陣亡。在第二階段中，三種意義不是先後關係，而是交織、滲透、衝突的複雜關係。

櫻花在明治維新之後曾一度遭受冷遇，正如「人數武士，花數櫻花」的俗語中武士一樣，被視為封建時代舊日本的象徵。然而隨著日本開始重新建立自身的民族認同，大久保利通、牧野伸顯等政治精英開始提倡以櫻花來作為明治新日本的象徵。此後，櫻花得以成為構建民族主義的磚石。其中最重要的是便是將櫻花與大和魂聯繫起來。西周在《兵家德行》的演講集中提出，日本人有四個如同櫻花的特性：忠、良、易、直，特別是在與中國的牡丹和朝鮮的木槿相比之後，櫻花和日本人這種獨特性得以彰顯。

雖然這還不屬於軍國主義化的過程，但隨著軍人的地位日益重要，軍人開始被視為日本人中的精華，因而更加能代表大和魂、更有資格使用櫻花的符號。這一過程中，靖國神社種植櫻花、使用櫻花符號，成為了軍國主義化的重要契機。藉由日本神話中靈魂的流轉性，以及櫻花與大和魂的關係，靖國神社種植的櫻花樹成為了陣亡軍人靈魂的新「居所」和象徵。此外，軍徽和軍服上日益增多的櫻花元素，軍人在歌曲和詩歌中以櫻花自稱，也都促進了櫻花的進一步軍國主義。隨後，落櫻象徵軍人陣亡的傳統被「自然而然」發明出來，它與軍神祭、玉碎一道，將慘烈的戰爭傷亡轉化一種帶有美感的儀式。大貫教授還提到了日本在殖民地種植的櫻花，以此來構建此地屬於日本的空間感，並進一步強化大和魂與櫻花的聯繫。

然而至此尚不完整，櫻花與大和魂之間的關係仍然是一種前現代的簡單總結。日本需要重新發明一種基於自身文化的「民族精神」，而這一任務最終由新渡戶稻造闡發的「武士道」完成。新渡戶重新發掘了日本的武士倫理道德，並去掉其中不合時宜的部分，將其改造為近代日本的民族精神——「武士道」，其核心為愛國心和忠義，前者是對日本文化的認同，後者是對天皇憲政和政治倫理的認同。自然，武士道的具象化即是櫻花了。從正面的角度看，新渡戶所發明的武士道，滿足了20世紀初日本人在政治認同上的需要：一方面是西方（英美）文化的強勢衝擊，另一方面是在朝鮮和東北亞取得的成功；在這種局面下，日本需要證明自身的特性以及民族精神的優越性，就像德意志帝國闡發普魯士精神一樣。即便如此，新渡戶仍是一個國際主義者而非民族主義者——只不過他是一個愛國主義的國際主義者，他反對西方中心論的國際主義，而堅信本民族的特性與國際主義並不衝突。然而事實證明，愛國主義的國際主義也不能在極權主義下幸免於難。

基於以上這種知識藍圖，日本也對民眾進行了軍國主義動員，其中主要的手段包括教科書（櫻花讀本，1932年）、歌曲（同期之櫻，1938年）、戲劇（《元祿忠臣藏》，多個版本）。軍國主義和流行文化的合流方式，便是將「為天皇捐軀」的思想藏於其中，將人們喜愛的櫻花加入軍國主義的意義。這時的櫻花，已經是一個包含了明治前的文化維度、明治後的民族精神和軍國主義的寬泛的意義域。這種寬泛，為之後的「誤識」創造了條件，從而導向了一個而不可挽回的悲劇結局。

【櫻花與神風特攻隊】

說起對神風特攻隊長久以來的誤解，就不能不提兩個人：豬口力平和中島正。他們是「神風」的發明者大西瀧治郎的助手，戰時層負責審查神風隊員的新聞形象，戰後則以「神風特攻研究」的權威者自居。他們結合美國人對「神風」的恐懼，創造了一個狂熱的軍國主義形象：神風隊員含笑赴死，高呼口號。然而這是他們對事實拼湊剪切的結果，實際上神風隊員的形象遠遠不是這樣的。

1943年，隨著日本在太平洋戰場上的形勢惡化，日本海航的優秀飛行員被損耗大半，飛機質量也因資源的匱乏而下降。面對這種局面，大西瀧治郎提議將自殺式「神風特攻」作為一種解決方案，被軍令部採納並付諸實施。神風隊員的來源有兩個：一是徵召作為飛行員儲備的少年航空兵學生，二是「學徒出陣」的部分大學生——1943年10月，日本政府徵召了大批大學生補充戰爭損失，並美其名曰「學徒出陣」。

死亡，特別是以慘烈的方式自殺，是極其恐怖且醜陋的，然而這一進程被櫻花代表的軍國主義美學所浪漫化，從而顯得沒那麼「駭人」：大西親自寫詩，歌頌櫻花和犧牲；各地部隊以櫻花來命名的特攻隊，如山櫻、初櫻、雷櫻、葉櫻等；櫻花成為了特攻專用飛機的名稱；神風隊員登上飛機前，在飛行帽上別著一枝櫻花。然而實際情況是，特攻隊員的招募、訓練如同它的結果一樣醜陋：被招募者往往是「被自願」的，在基地的第一課是學習如何自殺，在訓練過程中還要被士兵和軍官打罵和「再教育」，灌輸各種為天皇捐軀的陳詞濫調。在這種封閉的環境中，他們被迫重新塑造自己的世界觀，違背自身願望去接受這些痛苦，為了保全自己的榮譽或者是家人的榮譽。在最後邁向死亡之前，他們的精神總是伴隨著痛苦和糾纏，但他們的精神活動是被嚴密監視的。因此，他們只能利用一些不易被軍方察覺的符號來抒發自身的感受。櫻花恰恰是這樣一種符號——它被公開允許，貫穿於特攻隊員的成長和教育過程中，因而他們很熟悉且認同；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承載多種含義。

既然如此，他們為什麼會「自願」成為神風隊員？在他們的精神動機中，櫻花扮演了何種符號角色？大貫教授選取了五名陣亡的神風隊員，仔細研究了他們的日記、讀過的書籍以及接觸過的其他文藝作品，考察他們的精神世界——

1. 佐佐木八郎，東京帝國大學學生，1945年4月陣亡，時年22歲。從書單來看，佐佐木是一個博覽群書的馬克思主義者，他閱讀了大量哲學、政治經濟學和哲學的著作，甚至有能力閱讀德文原版的恩格斯著作。在日記和書信中，佐佐木反映出一種基於馬克思主義的理想主義情懷，他認為這場戰爭是對美英代表的資本主義的戰爭，而通過戰爭中來建立一個新的日本，是他認為青年對社會的責任。如果他們戰死了，化作了飄零的櫻花，也是為了理想、為了保護人民而落，而不是為天皇。一個更有趣的事實是，佐佐木始終是一個反戰主義者，他一直對軍部和軍隊保持著強烈的敵意，對戰爭中的濫殺無辜也表達了強烈的譴責。

2. 林尹夫，京都帝國大學學生，1945年7月陣亡，時年24歲。林尹夫非常喜歡文學，能夠用法院、德語、義大利語、英語和梵語來進行寫作，。他同時也是一個非常忠實的馬克思主義者，甚至在進入神風特攻隊的訓練基地時，還偷偷帶著列寧的《國家與革命》。他成為神風隊員的動機與佐佐木相似，是為了反對美英的資本主義、再造一個新日本。

3. 中尾武德，東京帝國大學學生，1945年5月陣亡，時年22歲。從書單來看，中尾與以上兩人的區別是對法國文學的偏好（能閱讀法文原版）、人類學和社會學以及中國和日本古典哲學。這種知識背景使他表現出一種看似民族主義的立場，似乎接受了為天皇獻身的意義。然而實際上，他的動機是建立在「亞洲哲學」傳統的立場上，將死亡視為為服務社會的一種方式，特別是在個人的死亡與社會的存續之間的哲學關係上。

4. 和田稔，東京帝國大學學生，1945年7月陣亡，時年22歲。和田並沒有表現出對特定書籍的愛好，不過他的涉獵範圍包括主流的文學和哲學作品，如巴爾扎克、莫泊桑、屠格涅夫、尼采等。雖然他不是個馬克思主義者，但從他的日記中可以看出是自由主義和反軍國主義的立場。他相當反感軍部和軍隊，認為只有學生參戰才能改變國家。作為一個熱忱的愛國者，他的動機主要是為了國家的服務，天皇只是一個不太重要的符號。

5. 林市造，東京帝國大學學生，1945年4月陣亡，時年23歲。林市造是一名基督徒，不過除了聖經之外，克爾凱郭爾的《致死的痼疾》也是他思想的源泉之一。他曾勸阻朋友加入軍隊，不過出於服務社會的責任感和愛國主義，他還是選擇了參軍。他曾在日記中試圖勸服自己接受為天皇獻身的理由，但顯然並沒有完全相信。他的日記里頻繁提到了櫻花，但更多的是將自己的死亡與櫻花聯繫，而不是為天皇而捐軀。在最後一刻到來前的掙扎中，林市造將死亡接受為上帝的安排，而非為了天皇的使命。

以上五人的身上有著兩個顯著的共性：理想主義和愛國主義。而這兩點在心理上的反映則是社會責任感——在生命的最後一刻，他們加入「神風特攻」的動機，仍然是為了他們熱愛的社群、人民和國家——這是他們作為精英高校學生所受教育的結果，而沒有完全承認為天皇而戰。但在赴死之前，他們求生的慾望卻愈發強烈，以至於他們每個人都文學和哲學、乃至神學中尋求安慰和平靜。為此，櫻花作為一個美好、熟悉且被允許的符號，成為他們抒發感受的工具。然而一個事實是，櫻花早已成為一個包含有軍國主義性質的意義域，即便他們用自己的方式的去理解、抵抗，也最終也不免落入帝國民族主義的陷阱；他們越是用櫻花來描述自己，越是將帝國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加強；到最後一刻能夠賴以抵抗的，只有他們自己的靈魂。

【民族主義、誤識和美學】

「神風特攻」展現了個人在民族主義裹挾下的脆弱，大多數個體無論是身體還是心靈上都失去了自我支配的權利。自然，有的人要指出，民族主義並不總是走向極權主義，也並不總是鼓勵個體的自我犧牲。然而一旦它開啟了毀滅模式，就很難有個體的力量去阻止它了，甚至察覺出它的在場都是很困難的。

然而，民族主義本身也是一個集合而非整體。大貫教授將非西歐的民族主義區分為兩種：文化民族主義和政治民族主義。文化民族主義在社群面對外部（特別是指全球）衝擊時的一種集體情感，它設置邊界並創立和強化這個社群「獨有」的品質，並加入一些特有符號（比如櫻花）；相比之下，政治民族主義則更加強調「國家的在場」，特別是要求民族與特定政治權力相統一，它是國家意識形態的一部分。對於日本來說，政治民族主義的核心是擁護天皇和帝國體制。兩者的區別可以這樣直觀地去理解：

文化民族主義——櫻花，富士山，浮世繪，和服；

政治民族主義——日之丸旗，靖國神社，長門號戰列艦，教科書。

民族主義反映在個體的影響，則表現為愛國主義（如果你不能理解愛國主義為什麼屬於個體層面，那就去想想「愛國」為什麼放在核心價值觀24字的個人價值中）。具體來說，愛國主義表現為個體的觀點和行動，首先是在文化上認同和忠於本社群，其次是對本社群的利他心和服務意願。將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進行區分，有利於我們識別國家是如何將用民族主義（特別是政治民族主義）的意義替換愛國主義的內核，從而實現對民眾的意識形態的滲透。那麼，政治民族主義是如何偽裝成愛國主義，又如何實現了極權主義的滲透呢？

這一過程的實現有兩個前提。第一個前提是，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都是誕生於全球/地方互動。一個社會群體的自我認知，往往是在面臨他者的挑戰時設置自身的邊界而產生並得以發展的：對於民族精神和民族藝術的闡釋，誕生了文化民族主義；對國際競爭的回應和政治精英強化權力的努力，誕生了政治民族主義；為了服務和保衛自身的社群，誕生了愛國主義。這種同源性使得國家可以藉助民族文化和愛國主義來強化政治民族主義，而模糊它們之間的區別。

第二個前提是文化民族主義的一個特性——對於民族的「原型」及其「純潔性」的追求。在設立了邊界之後，一個社群需要依靠一個號稱存在於每個社會成員的精神符號來強化一致性——對於可能是德國人的「民族意志」，對於日本人則是「大和魂」或是對於某些國家的「民族精神」等。這種符號往往來自於一個沒有被現代化和工業化污染的「純粹」的前現代社會，「我們祖先勤勞勇敢地創造，充滿美德和精神力量」。這就創造了該民族的一個理想的原型，而且是純潔的。文化民族主義者往往會自覺或不自覺地創造這種原型的責任，例如德國的格林童話實際上就是知識分子通過尋找前現代的德意志民族神話，來構建「日耳曼人的原型」。實際上，德國的浪漫主義運動都應該屬於此列。然而，這種文化上的原型完全可以被用以政治目的——而這正是極權主義實際上正在做的。他們將原型推向極端化並與政治權力相結合，從而創造出「斯拉夫人」「猶太人」這樣的敵對民族群體，從而鞏固政治權力並自然而然地滲透極權主義意識形態。對於日本來說，大和魂的構建就是這樣一個過程。日本哲學家田邊元曾基於自身的研究，號召個體為服務國家（不是天皇）而獻身，這是大和魂的真意；然而當國家介入之後，為國獻身就變成了為天皇獻身，大和魂也成為士兵戰死之後的「獎賞」——他們將被天皇讚賞為大和民族的楷模。很不幸，前面所述的五位神風隊員，都曾經被「經過解釋」的田邊元哲學思想影響過。

那麼，政治民族主義是如何毫不突兀地實現這一切的呢？這裡大貫教授借用了「自然化」這個概念，意為在特定歷史條件下某個東西，被當成了自古以來的一個「自然」。自然化最直觀的例子當然所謂「傳統的發明」（invention of tradition）——一些被我們認為是自古以來的傳統，實際上是非常晚近被人發明出來的。為了解釋日本政治民族主義的自然化，大貫教授識別出三個具體的機制：

1. 傳統的再造（refashion of tradition）。「再造」和「發明」的區別在於：發明暗示了新的傳統之外有一個實際上連續的歷史，而新的傳統不在歷史之中；再造則強調，歷史是連續和斷裂並存的，新的傳統往往是過去斷裂的歷史在沉寂之後被賦予新的意義。為天皇捐軀就是一個再造的傳統，實際上在古代日本武士捐軀的對象是主君而非天皇。明治維新之後，國家倡導的政治民族主義開始在教科書、歌曲、流行戲劇等方面推行「為天皇捐軀」的意識形態，並將文化的「大和魂」（為國家捐軀）進一步政治化，整合最後的結果就是一個新的傳統——為天皇捐軀，即為社會服務，即為大和魂。

2. 美學化。文化上民族的原型，往往本身就是帶有美學的意義，或者說美化——金髮碧眼、繼承了羅馬帝國的雅利安人，或者是安靜沉著、忠義勇武的日本武士。當政治民族主義吸收了原型的概念，也同時吸收了其美學化的機制，並用於促進意識形態的滲透、掩蓋死亡和血腥的恐怖。這種例子，可以是戰至最後一人（玉碎）的悲壯故事，可以是為了保全榮譽的武士切腹，也可以是靖國神社邊象徵著亡靈的落櫻——總之，那些以悲慘方式死去的士兵，被重新美學化為悲壯的古代武士，成為政治化的大和魂的一部分。

3. 誤識，這也是最重要的機制。誤識是指「各說各話」，對話的雙方雖然共享一個符號，但對這個符號的意義有著各自完全不同的理解。誤識有兩個前提：這個符號有寬泛的意義域；這個符號被美學化了。顯然櫻花就是這樣一個符號，它貫穿了整個日本的歷史並擔負了相當複雜的意義，而且被賦予了美化軍國主義的任務。在這個誤識過程中，國家與神風隊員們抽取了櫻花意義域中完全不同的意義，並且幾乎沒有察覺其中區別——證據就是神風隊員對於櫻花的理解幾乎完全不涉及「為天皇捐軀」。然而實際上，這並不算什麼勝利，甚至是一場悲劇：如果政治民族主義完全掌握了櫻花的意義域，從而使青年清晰地意識到他們的死亡，在事實上就是「為天皇捐軀」，那麼他們反而會更加決心做出抵制；相反，正因為緩衝空間的存在和誤識，他們混淆了自身的認識和民族主義的實際目的，並最終捲入了一場枉死的悲劇中。美學創造了想像的空間，使得寬泛的意義域下誤識變得更加無法分辨。

明治史學者色川大吉也曾作為「學徒出陣」的一員，他這樣概括：「我們有能力打敗軍國主義和軍政府，但我們無力打敗理想主義和浪漫主義。」這很好地概括了神風特攻的悲劇是如何產生的。露骨的政治民族主義往往顯得非常粗陋，而對民族的「自然」的愛則往往充滿迷惑性，無法還擊。

【一點結語】

本書最讓我觸動的是這樣一句話：「我希望本書能夠有助於理解我們的脆弱性——我們每個人面對歷史力量的脆弱性，是造成人類大範圍悲劇的原因。」在面對歷史的洪流時，個人的脆弱不僅體現在物理上——如果我「逆歷史而動」就有可能物理消失，而且體現在精神上——被自然化的機制和美學化所俘獲，淪為某種意識形態的附庸，甚至是幫凶。正如我們在歷史上看到的那樣，那些懷著美好願望的年輕人卻白白死在了一個他們極其反對的祭壇之上。而且更為悲哀的是，他們的死可能還使昭和天皇免於退位和清算——那就是下一本書《「聖斷」的虛妄與昭和天皇》的故事了。

最後放上五位神風隊員部分的書籍、音樂和電影清單，全部的話大概列了三十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