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爾巴喬夫的蘇聯夢

撰文：庄仕琪

在歷任俄羅斯君主、蘇共總書記、俄羅斯聯邦總統當中，戈爾巴喬夫是惟一一位突破八十歲大關的人。雖然蘇聯解體的塵埃早已落定，戈爾巴喬夫也從年輕的總書記變成了耄耋老人，但是他的現實生活和內心世界卻遠非沉寂。一方面，社會各界對他的毀譽至今不絕。有人說他是叛徒，有人說他是解放者。他時時刻刻要面對兩種截然對立的聲音。另一方面，他不甘沉默，竭力表達自己的想法。他不僅出版了一系列回憶錄，而且頻繁接受媒體採訪。不時會傳出戈爾巴喬夫去世的消息，但是沒過多久戈爾巴喬夫就會露面闢謠。就像當年調侃戈爾巴喬夫是「礦泉水書記」一樣，俄羅斯人如今調侃他延年益壽有方。是非功過也好，嬉笑怒罵也罷，熱鬧的一切都源自戈爾巴喬夫的那一段執政經歷。

1985年3月，54歲的戈爾巴喬夫擊敗眾多實力不俗的對手，繼任蘇共中央總書記。誰也不曾想到，僅僅六年之後，蘇聯土崩瓦解，戈爾巴喬夫被狼狽地趕出克里姆林宮。雖然只有短短六年，但是戈爾巴喬夫卻在這期間推行了相當豐富的政策，而且政策的指向性前後相差巨大。

上台伊始，戈爾巴喬夫提出了加速發展方針。在一年半時間，他全力發動行政體制這台機器，不僅推動蘇共中央制定了新的社會經濟發展綱要，而且強化社會紀律，甚至把飲酒和非勞動收入也納入打擊範圍。1987年初政策發生轉變。戈爾巴喬夫開啟了政治經濟改革。在經濟領域，《蘇聯國有企業法》和《蘇聯合作製法》先後出台。在政治領域，蘇共中央全會要求完善選舉和監督制度，改進國家機關與社會組織的工作，同時意識形態控制日益放鬆。1987年11月戈爾巴喬夫發表了題為「十月革命與改革：革命在繼續」的講話，並出版了《改革與新思維》一書。1988年下半年，政治改革越發激進：6月蘇共第十九次大會決定將政權職能從黨組織轉交蘇維埃，9月蘇共中央全會決定改組蘇共中央機關，12月蘇聯最高蘇維埃決定設立人民代表大會作為最高權力機關。經濟政策也於1989年轉向激進：租賃和私有制相繼獲得法律許可，而且第二屆蘇聯人民代表大會決定向市場經濟過渡。到了1990年，政治經濟改革同時變得像疾風驟雨一樣激烈。第三屆蘇聯人民代表大會取消了憲法中關於蘇共的領導地位的條款，同時決定建立總統制。戈爾巴喬夫不僅當選蘇聯總統，並且經第四屆蘇聯人民代表大會批准獲得了更多權力。蘇聯領導人還先後組織學者制定了多項向市場經濟過渡的方案。然而到了1991年，核心問題已經轉變為更新原有的聯盟形式。1991年3月17日蘇聯舉行了關於保留聯盟的公投，之後戈爾巴喬夫與共和國領導人開始就更新聯盟形式進行談判。這年8月發生八一九事件，之後聯盟中央已經名存實亡。12月蘇聯最終瓦解，戈爾巴喬夫的電視講話和紅場降旗共同成為20世紀里程碑性的場景。

在實施上述政策的同時，戈爾巴喬夫發表了不少言論，這些言論或多或少透露出了他的施政意圖。在加速發展方針的鼎盛期，也就是在蘇共二十七大（1986年2月），戈爾巴喬夫是這樣解釋自己的政策的：

「（加速方針）首先是提高經濟發展速度。但也不僅僅如此。其實質在於發展要有新的質量，在科學技術進步、經濟結構改造、有效的管理、勞動組織和刺激形式的基礎上盡一切可能使生產集約化……它還規定執行積極的社會政策，始終如一地確立社會主義公正原則。加速的戰略要求完善社會關係，革新政治機關和意識形態機關的工作方式和方法，加深社會主義民主，豎決消除怠惰、停滯不前和保守主義，即消除阻礙社會進步的一切東西。」

顯然，如果在此把蘇聯社會主義制度（本文中社會主義制度一詞是指通常理解的斯大林模式）比喻成一量老舊汽車，那麼戈爾巴喬夫並不打算換部件、更不打算另買一輛，而只是給舊汽車抹抹油、除除銹，認為這樣一來這輛汽車就會跑得更快。

然而在1987年，戈爾巴喬夫和以往不一樣了。他出版了《改革與新思維》，把自己的改革意圖和盤托出。戈爾巴喬夫表示，蘇聯發展乏力就是因為體制出現了問題。如果把體制中出現問題的那部分改掉，蘇聯就會重新煥發活力：

「改革，就是依靠群眾生氣勃勃的創造活動，更全面地發揚民主，發展社會主義自治，鼓勵主動精神和自主性，加強紀律性和秩序，在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擴大公開性、批評和自我批評，更加尊重人的價值和尊嚴。改革，就是使蘇聯經濟全面集約化，在國民經濟管理中恢復和發揚民主集中制原則，普遍運用經濟的管理方法，放棄行政命令方法，大力提倡革新和社會主義進取精神。」

戈爾巴喬夫的這番話明顯表示，他發現僅僅給蘇聯社會主義制度這輛舊汽車抹油除銹根本不夠，但是他還想繼續開這輛汽車。他打算更換零部件，以此使汽車煥然一新。

漸漸地，戈爾巴喬夫的意圖越來越激進了。在1988年蘇共第十九次大會上，戈爾巴喬夫提出了自己的規劃，要求蘇共把政權職能轉交蘇維埃，今後只在思想和組織方面發揮領導作用，但是依然是惟一的執政黨：

「改革之後，無論是在地區、城市，還是在各州和共和國，地方蘇維埃機關應當獲得充分的權力……黨應該回歸列寧的原則：黨作為全社會的政治先鋒隊，保證國家最重要問題的解決以及社會向前發展。」

然而，局勢的變化超出了戈爾巴喬夫的規劃。到了1990年，戈爾巴喬夫已經難以掌控局勢。在這種情況下，他決定深刻改變蘇聯的制度，把蘇聯引向多黨制、總統制和市場經濟。他在政治局會議中說到：

「取消憲法第六條（註：該條明確規定蘇共的執政地位）是我們做出的一項重大讓步！……總統制並不意味著更多特權，而是意味著民主化進程的合理髮展。……轉向市場經濟是對的。問題就在於怎樣實現轉軌，採取怎樣的手段，通過怎樣的順序，以及經過多長時間，才能以最小的政治經濟代價獲得預定的結果？」

不久之後，蘇聯停止存在了。黯然離開克里姆林宮之後不久，戈爾巴喬夫出版了一本回憶錄，為自己的執政經歷辯解。他宣稱，自己在1985至1991年的目標是一貫的，那就是改良蘇聯，讓蘇聯走上健康發展的軌道。為此他可以在意識形態上拋棄馬克思主義，在組織上拋棄蘇聯共產黨，在制度上拋棄社會主義制度（以上三者被戈爾巴喬夫認為是沒有生命力的），但是他做的一切都是為了改良蘇聯這個國家，而不是要背叛、摧毀它。戈爾巴喬夫把自己的執政經歷分為兩段。在1985年3月至1988年5月，他試圖使國家擺脫停滯狀態。但是經濟改革明顯受阻，而且輿論激化。在1988年6月蘇共第十九次大會之後，他開啟了激進的政治改革，有意識地建立起人民選舉制度，使代表民意的人進入領導層，實現權力穩定交接。但是，戈爾巴喬夫認為，自己的救國之心被一群野心家毀於一旦：「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分子、葉利欽、民族精英分子為了自己的野心，葬送了蘇聯。」

但是戈爾巴喬夫昔日的同僚們卻不以為然。1991年之後，曾經的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也紛紛撰寫回憶錄，對1985至1991年蘇聯發生的一切進行評判。說到戈爾巴喬夫，他們無不對戈爾巴喬夫改革的最大結果——國家解體感到惋惜甚至痛恨，但是，對於如何看待戈爾巴喬夫改革的初衷，從本質上說就是如何對待蘇聯共產黨、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制度，這些曾經的高官大員們看法各異。

雷日科夫是1985至1990年的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政府總理），一度和戈爾巴喬夫關係不錯，但是隨著改革趨於激進，兩人的關係最終破裂。蘇聯解體後，他撰寫了幾部回憶錄。他的評判標準和戈爾巴喬夫是一樣的：是否以保全蘇聯為目的，採取的措施是否最終保全了蘇聯，為此蘇聯共產黨、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制度都可以拋棄。以此出發，雷日科夫承認戈爾巴喬夫確實有改良之心，其目確實是要挽救蘇聯。但是，如果戈爾巴喬夫把「國賊」之名加在葉利欽等人頭上，那麼雷日科夫則視戈爾巴喬夫為國家解體的罪魁禍首。在雷日科夫看來，儘管戈爾巴喬夫的初衷值得肯定，但是他的戰略規劃和措施出了嚴重的問題，因而使本來可以解決的社會矛盾爆發出來，最終導致國家解體。最讓雷日科夫不能接受的就是戈爾巴喬夫推行的政治改革。他認為民主這個口號只是一個幌子，為了追求民主而匆忙推行政治改革，結果只能讓蘇聯付出沉重的代價，不僅國家解體，而且民眾的大量福祉化為烏有。總之，他對戈爾巴喬夫改革的總體評價是「匆忙草率，只圖改變現狀，而且沒有沿著必要的、一以貫之的方向進行」。

利加喬夫在1985至1989年是蘇共黨內二號人物，以保守著稱。在1985至1986年利加喬夫和戈爾巴喬夫曾經密切配合，但是戈爾巴喬夫最終因為不能接受利加喬夫的保守主張而將其拋棄。與雷日科夫不同，利加喬夫把是否為了保全社會主義制度作為評判標準。在2010年接受採訪時，利加喬夫強調，勃列日涅夫執政時期蘇聯社會根本沒有停滯，而是取得了明顯的成就。儘管存在很多問題，但是社會主義制度根本不是無可救藥，通過合理的改革是可以令其煥發生機的。正因為如此，在八十年代中期包括戈爾巴喬夫在內的整個領導集體共同制定了明確的改革目標：建立新的高效經濟，繼續改善人民生活和切實擴大勞動人民參與蘇聯國家管理。利加喬夫確信，在這一改革方針的指導下，「我們成功制止了社會和經濟發展以及國家總體上的消極發展趨勢，保證了經濟和人民生活實現新的飛躍」。然而在利加喬夫眼中，國家領導集體和加盟共和國領導人蛻化變質了，他們要追求更多的個人財富和權力，但是社會主義制度不允許他們這麼做，所以他們極力試圖摧毀該制度。為此，他們在1988年把之前的漸進改良方針徹底拋棄，轉而推行激進的政治經濟改革。利加喬夫控訴到，這些改革措施本質上是背叛社會主義，掠奪廣大人民，出賣蘇維埃國家。改革的結果就是社會主義制度被徹底摧毀，進而蘇聯這個國家也因為失去支柱而覆滅。儘管戈爾巴喬夫、葉利欽、雅科夫列夫之間有矛盾，但是利加喬夫認為他們在背叛社會主義這一點上是一丘之貉。

雅科夫列夫和瓦季姆·梅德韋傑夫都是當時的政治局委員，分別擔任蘇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和蘇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兩人都是民主派成員，在1987年之後的改革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們在登上高位之前就已經認同西方的自由民主價值觀，事後撰寫回憶錄時，他們的思路也是圍繞著自由民主價值觀展開的。在他們看來，首先，蘇聯共產黨、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制度都是沒有希望的，因此八十年代後期的蘇聯正是面臨著拋棄上述三者、建立民主制度、最終鞏固國家的客觀任務。其次，戈爾巴喬夫的初衷就是通過漸進改革來完成上述任務，把國家引到社會民主主義的道路上去。以此為指導思想，戈爾巴喬夫在1987年之後採取了一系列政策。經濟政策的本質是希望依靠民主原則、人的首創精神和主觀能動性，依靠強有力的經濟剌激，做到市場方法和社會調控相結合。政治政策旨在把蘇共從國家權力的支柱變成一個能夠施加政治影響的政治—思想機構，但這一機構不要承擔管理國家的功能。然而，戈爾巴喬夫沒有掌控好局勢，民族勢力興風作浪，以致社會陷於混亂，國家土崩瓦解。簡而言之，兩位民主派成員的觀點就是，戈爾巴喬夫追求自由民主的初衷是偉大的，初期政策的指向性也是正確的，只是操作上出了問題，因此沒有實現確立民主制度同時又保全蘇聯國家的任務。

熱鬧當中當然不乏各國的研究者。早在八十年代後期，研究者們就密切關注著戈爾巴喬夫的動向，揣摩他的意圖和施政前景。蘇聯的結局的確讓很多研究者始料未及。正因如此，研究者對那段動蕩的歲月表現出更大的興趣。直到今天，整個研究界依然一片熱鬧，各類文章書籍浩如煙海。當然，魚龍混雜，優劣並存。和落魄的前蘇聯高官一樣，研究者也毫不掩飾自己的價值傾向。

俄羅斯的巴爾先科夫、美國的大衛·科茲、中國的左鳳榮經過客觀分析，得出了大體一致的結論：戈爾巴喬夫在執政期間確實經歷過一段複雜的心路歷程。在1985至1986年，戈爾巴喬夫的思路沒有任何新奇之處，他所強調和推行的加速發展戰略也不過是沿用了安德羅波夫的老方針而已。至少從言論和政策上看，戈爾巴喬夫還是一個正統派成員，絲毫沒有觸動馬克思主義、蘇聯共產黨、社會主義制度的意思，更談不上摧毀整個國家了。在1987至1988年，戈爾巴喬夫的言論重點和政策指向也不是要毀掉上述四者，而是興利除弊，搞活它們。但關鍵問題就是現實形勢與戈爾巴喬夫的設想相差甚遠。在1989年，各種矛盾驟然爆發出來，各種力量裹挾著戈爾巴喬夫。這個時候，他的治理思路混亂了，而且表現出強烈的尋求自保的願望。不管是出於利己還是為了救國，戈爾巴喬夫在這個時期確實在言論和行動上大力打擊馬克思主義、蘇聯共產黨、社會主義制度，但同時又猶豫不決。他立場不定，思路難以捉摸，惹得保守派和激進派都很不高興。這成為局勢急劇惡化的重要因素。

有一些西方研究者的想法和雅科夫列夫、梅德韋傑夫非常相似，但是多了一種旁觀者看熱鬧的心態。他們當然深深認同自由民主價值觀，對社會主義制度大加批判。他們認為，戈爾巴喬夫早已確立了拯救蘇聯於專制壓迫、把國家引向自由民主的志向。他們高度重視戈爾巴喬夫在1984年12月10日的講話以及雅科夫列夫關於1983年夏天同戈爾巴喬夫交談的回憶，認為那時戈爾巴喬夫已經想好了民主化改革方案。在執政的前兩年蘇共政治局成員中還有不少權勢很重的保守派，所以戈爾巴喬夫無法實施民主化改革，儘管如此，在一些西方研究者看來，戈爾巴喬夫的志向並未泯滅。在1987年，擁護戈爾巴喬夫的人佔據了政治局大多數，從此戈爾巴喬夫開始大膽實施民主化改革。這些西方研究者高度評價戈爾巴喬夫的政治改革，認為其是民主化的巨大進步。但是他們的潛台詞卻帶有明顯的偏見。他們的潛台詞是：民主化本是全人類的共同任務，你們蘇聯人追求民主是完全正確的，蘇聯這個集權機器被摧毀，這是民主化的一個巨大的進步。可惜你們蘇聯人沒處理好，付出的代價太大，那是你們活該。但是不管怎麼說，我們看重的是自由民主，代價什麼的你們自己看著辦吧。

還有一些人的看法截然相反。在中國和俄羅斯存在一種與西方價值觀針鋒相對的觀點，意思大概是下面這樣的。在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無論如何都不能觸動馬克思主義、蘇聯共產黨、社會主義制度。不管出於什麼目的，要是某個人觸動了上述三者，這個人就應該被視為叛徒，就應該被全盤否定。因此，探討戈爾巴喬夫的施政初衷已經沒有意義，他的改革就是否定了馬克思主義、蘇聯共產黨、社會主義制度，所以戈爾巴喬夫就是叛徒，他連同他的政策應該被全盤否定。瓦解馬克思主義、蘇聯共產黨、社會主義制度已經是滔天大錯，至於國家解體，那就是罪加一等，也是叛徒行徑的必然結果。這種觀點還把戈爾巴喬夫施政的線索延伸到赫魯曉夫時期，認為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由此導致蘇聯社會對馬克思主義、蘇聯共產黨、社會主義制度的信仰發生動搖。此後蘇聯走向修正主義和歷史虛無主義，這就為產生戈爾巴喬夫這樣的叛徒營造了滋生土壤。

盛衰興亡早已成為過去，但是是非功過依舊有人評說。從本質上說，這是各種價值取向和政治利益的碰撞。戈爾巴喬夫反倒不介意在喧囂中讀過餘生。也許，即使戈爾巴喬夫撒手人寰，對他的各種議論也要持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