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是偶然還是必然？
國內比較普遍的觀點是根據唯物主義的觀點認為歷史具有必然性，所以一戰爆發的根本原因是帝國主義國家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具體原因是新興資本主義國家爭取利益。
請問是否有除此以外的觀點？
1914年6月28日，星期六，一個陽光明媚的日子。在巴爾幹半島的奧匈帝國波斯尼亞省首府薩拉熱窩市，人們正在歡迎一個大人物的到來。
作為奧匈帝國的皇位繼承人，弗蘭茨·斐迪南大公帶著妻子索菲亞駕臨了這個城市進行訪問。儘管這塊土地僅僅是在6年前才被奧匈帝國吞併的，但是薩拉熱窩人仍然表現出了很大的熱情。上午10點左右，皇室的汽車隊緩緩駛進了市區。市民們擁擠在街道兩旁，不斷發出歡呼，爭相向皇儲夫婦表示敬意。斐迪南夫婦坐在第二輛車上，這是一輛敞蓬汽車。斐迪南大公身著元帥禮服，威嚴而又風度翩翩，頻頻向路邊的人揮手致意。他的女官出身的妻子索菲亞坐在車的右邊，不斷向路人展示出優雅的微笑。中午時分，車隊路過一個街口拐角時，司機轉錯了方向，便停下來準備倒車。就在這時，從路邊衝出了一個青年，在幾米遠的地方向斐迪南夫婦連開二槍。一發子彈打穿了斐迪南大公的脖頸，另一發子彈則擊中了索菲亞的腹部。僅僅過了幾分鐘，大公夫婦就離開了人世。在最後的時刻，斐迪南的話是：「索菲，索菲，為了我們的孩子要堅持。。。。。。」
這短短的幾分鐘決定了一代人的命運。
薩拉熱窩謀殺事件成了一個飛速燃燒的導火索，直接引發了血海滔天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在這場大戰中，死傷人數多達3000萬，整個歐洲變成了一片廢墟。那麼，僅僅一個皇儲被刺就能導致發生一場世界大戰嗎？歷史遠遠不是這樣簡單，在偶然與必然之間，命運在無情地降臨。可以這樣說吧，薩拉熱窩謀殺事件不過是在一場必將到來的殊死決鬥中的發令槍。
說起來話可就長了。自從拿破崙戰爭後，歐洲大陸在很長時間內沒有發生多個國家捲入的大戰。歐洲和我們中國不同，並沒有大一統的歷史傳統。在查理曼大帝和羅馬帝國時期，歐洲主要地區有過短暫的統一，但很快又發生了分裂。各個民族據城邦自立，小而全的發展，在長期的歷史過程中，連語言也變得五花八門。其實看看現在歐洲主要國家的語言，什麼英語、法語、德語、義大利語等等，都是有著相同的語言起源的，從發音到語意有很多共通的地方。歐洲的長期分裂，使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和經濟發展受到了巨大的阻礙。在歷史上，分裂的歐洲長期落後於統一的中國，這是個重要的原因。歐洲人就是這樣怪，許多人自己不想統一在一起，也絕不歡迎別人的統一努力。前有拿破崙，後有希特勒，都有志建立一個統一的大歐洲，卻都功敗垂成。直到21世紀，在建立歐洲聯盟已是大勢所趨的情況下，還是有一些歐洲國家別彆扭扭，有著老大的不願意。就在2005年6月，法國還搞了一個全民公決否定了歐盟憲法，弄得歐盟國家一片尷尬。要知道，法國可是歐洲一體化的最早推動者呢！而2016年英國公投退出歐盟，則更是石破天驚之舉。
在19世紀的很長時間裡，歐洲之所以沒有發生大規模戰爭，皆因為各個主要大國之間勢均力敵，也就是所謂的戰略均衡。在歐洲大陸，英、法、俄、奧、德是5個最主要的大國。這5個國家中，英國遠處英倫三島，注意力集中在對廣闊的海外殖民地的開拓上，對在歐洲大陸稱霸並無興趣。英國最早開始工業革命，科技力量和經濟力量都是世界上最發達的。英國還有一支世界上最強大的海軍力量，使得英國人可以遠洋海外，在世界各處攻城掠地。到了20世紀初，英國的海外殖民地面積達2000多萬平方公里，是其本土的100多倍。因為殖民地遍布在地球的各個角落，所以總有太陽照耀在上面，英國便又自稱為「日不落帝國」。英國人是很狡猾的，他們表面上置身於歐洲大陸事務之外，可又無時不對歐洲大陸有著重要的影響。英國人的如意算盤是，不使大陸上的任何一個國家過分強大，使各國互相牽制，各有顧忌，這樣英國便成了誰也離不開的仲裁者，可以高枕無憂的在世界各地發展勢力。
法國則一直自視為歐洲大陸的代表國家，並不掩飾其稱霸的野心，其海外殖民地的數量也僅次於英國。法國幾百年來一直和英國進行競爭，互相之間打來斗去，在歷史上留下過著名的「英法百年戰爭」。不過自拿破崙戰爭後，法國元氣大傷，一時再也沒有了當年的英雄勁頭。法國知道在海外擴張上是爭不過英國的，因而目標也就限於重新建立其在歐洲大陸上的領先地位。
俄國可以說是歐洲的一個異數，其龐大的國土和眾多的人口有著足足的稱霸實力。可惜的是俄國發展較晚，經濟落後，海軍實力也不強，沒撈到機會在海外開拓殖民地。俄國對在歐洲大陸稱霸是有興趣的。不過在克里米亞戰爭中，俄國挨了英法當頭一棒，野心只好暫時收斂了起來。此後俄國貪婪地擴張著國土，將目標集中對準亞洲。比如連年對土耳其進行蠶食，對中亞各汗國的吞併，以及對中國的侵略。一句話，俄國是個巨無霸，可對歐洲的大多數事務並不那麼熱心。
奧地利是歐洲的古國了，經過多年的苦心經營，已形成了包括匈牙利在內的統治著15個民族的奧匈帝國。也正因為這樣，奧匈帝國內部麻煩事很多，各個民族之間矛盾重重，需要花費很大的精力來擺平內政。這樣一來，奧匈帝國也就滿足於國內的太太平平，對於爭霸一類的事也不太感冒。
德國是個值得大書特書的國家。德國人主要由日耳曼民族組成。在歐洲大陸，東歐領袖有俄國，西歐領袖有法國，都是統一的大國。唯獨中歐的日耳曼民族分裂成了數百個德意志小國，猶如一盤散沙，可以說處於權力的真空地帶。自古以來，權力真空地帶總是大國爭奪的焦點。所以只要歐洲一發生戰爭，德意志地區總是成為爭奪的籌碼。今天成為這個的勢力範圍，明天又被那個奪去，反正是毫無寧日。在日耳曼民族的內心深處，其實是非常希望組成統一國家的。在大大小小的城邦中，同樣是日耳曼人國家的奧地利樂於見到德意志的諸侯分立，並無意於親自出面主持統一，這樣他就可以漁翁得利，保持其日耳曼獨大的局面。這種日子沒過多久，一個叫普魯士的日耳曼小國後來居上，迅速崛起，成為了歐洲的一個大國。到了19世紀下半期，普魯士國王威廉一世任用俾斯麥為宰相，開始了統一德意志各邦國的偉業。俾斯麥這個人可以說是天下奇才。他掌握普魯士大權後，遠交近攻，能發能收，結好於並無意干涉的英俄等國，得到他們的支持；而又對阻礙德意志統一的奧地利和法國發動毫不留情的戰爭，並將其擊敗。經過俾斯麥和普魯士陸軍總參謀長毛奇、陸軍部長羅恩共同輔佐威廉一世的艱苦努力，僅僅過了十幾年的時間，普魯士就奇蹟般地完成了德意志諸邦的統一，結束了其長達600年的分裂歷史。1871年1月18日，威廉一世在法國的凡爾塞宮加冕為德意志帝國皇帝，統一的德國終於成立。
這樣看來我們對歐洲主要大國所處的戰略態勢就比較清楚了。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歐洲處於一種權力平衡狀態，也沒有任何一個國家來挑戰這個系統。那麼既然形成了戰略均衡，為什麼又會發生戰爭呢，而且一打就是世界大戰？老子有句話：「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確是至理名言呀！一切的發生都是拜工業化發展所賜。
從17世紀開始的工業革命極大的推動了世界（主要是歐洲）的發展。在政治、經濟、社會、科技、生活、文化等各個方面，都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馬克思就說了，這100多年所創造的社會生產力，超過了人類幾千年的社會生產力總和。到了19世紀末期，歐洲人普遍有這樣一種心理，那就是對科技極為迷信，認為一切問題都可以用科技的進步來解決。他們陶醉於日新月益的物質生活之中，認為即將到來的20世紀將會是和平的世紀，是人類享受生活的世紀。
如果工業化發展能夠適可而止，那麼這種想像未必不能成為現實。遺憾的是，工業化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極大的改善了人類的生活，一方面也加劇了人類的貪婪。因為工業化發展到了一定程度，就需要打破貿易壁壘的限制，需要更廣闊的原料市場，從而出現在世界各處的集團化經營，也就是壟斷。於是，資本主義一方面由自由競爭階段向壟斷階段過渡，另一方面又掀起了追求海外原料市場的熱潮。而工業化的發展，既增強了國家的經濟力量，又增強了國家的軍事力量，同時還使民族主義情緒更加高漲。民族主義這種東西，引導好了可以成為保衛國家的健康力量，引導不好就成了一股侵犯別國，傷害其他民族的禍水。20世紀初的歐洲，正是發生了這樣的變化：工業化的發展像一把上緊了的發條，一發不可收拾。歐洲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開始在全球範圍內開拓新的原料市場，也就是征服海外殖民地或擴張領土，有時也要不可避免地發生爭奪。世界經濟的日趨聯繫緊密使得資本主義愈加走向壟斷，而對原料市場的爭奪又使各國競相發展軍事力量。這樣，資本主義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帝國主義階段。所謂帝國主義，就是以戰爭手段來達到經濟目的的壟斷資本主義，將一種無理性的盲目追求作為最高目標。列寧是第一個提出帝國主義這個概念的人，真可以說是目光遠大。
人類就是這樣的幼稚，雖然科技極大的進步了，可文明程度並沒有得到多大的提升。原始社會的弱肉強食規則，又在工業化大發展的20世紀得到了發揚光大。
歐洲戰略均衡的打破，是在德國統一之後。日耳曼這個民族，當他是一盤散沙時，似乎誰都可以欺負一下。不過當他統一在一起後，就煥發出了驚天動地的生命活力。在機器大工業時代，德國人的嚴謹自律和堅毅頑強精神得到了充分地發揚，因而國家發展極其迅速。僅僅過了不到30年，到了20世紀初，德國在工業、科技、軍事等方面就迅速超越了歐洲的龍頭老大英國，成為了世界上僅次於新興強國美國的工業大國。
隨著德國國力的強大，野心也變得越來越大。這也難怪，德國弱了那麼多年，好不容易強大了，就如同一個鄉下暴發戶進了城，五光十色的世界讓他的眼睛都花了，腦子中只有一個念頭，攀比，攀比，再攀比！本來俾斯麥為德國制定的國策並不是要去爭霸，而是左右逢源，誰也不得罪，隨時保持著主動，做一個仲裁者。因為德國的地理位置非常不利，處於歐洲的中心，一旦打起仗來四面都可能受到攻擊。所以，德國就要儘可能地保持和平，而不是去惹事生非。在這一點上，威廉一世也看得很清楚，堅定地支持俾斯麥。
可惜，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1888年時，威廉一世死了，皇太子繼位100多天後英年早逝，皇孫繼位，就是威廉二世。這個傢伙當了皇帝沒多久，就把俾斯麥的職務給免去了。隨後，威廉二世在外交上一反俾斯麥的政策，開始變得咄咄逼人，稱霸的野心越來越露骨。俾斯麥對威廉二世的所作所為憂心忡忡，可又無能為力。1898年，這個可稱為德國統一之父的人在憂慮中去世了。
威廉二世其人可稱為志大才疏。他氣不過英國人竟然奪了那麼多的殖民地，覺得德國人也應該這樣。可是世界畢竟太小了，到他掌權的時候已經瓜分得差不多了。那麼怎麼辦呢？威廉二世的做法是到處揚言挑釁，表示強硬態度，哪裡都想插一下手，即使自己得不到也不讓別人舒服。這種愚蠢行為的結果是：歐洲人漸漸都知道自己的身邊出了一個惡鄰居，德國成為了擴張和威脅的代名詞，而實際上德國卻又沒得到什麼。威廉二世把俾斯麥費盡心機為德國贏得的好名聲丟光了，爭取到的盟友也得罪了不少。最愚蠢的是威廉二世竟然還大力發展海軍，要和英國爭奪海上霸權。要知道海洋優勢可是英國的立國之本，怎麼會讓德國人趕上來呢！而且德國的出海口很小，只在北海有不大的地方。一旦戰爭打起來，英國只需要用艦隊將北海口一封，德國海軍就會變成旱鴨子。俾斯麥在世時可是最怕和英國鬧僵的。就這樣，威廉二世不安於現狀，頻頻向國際秩序挑戰，逐漸把德國引向了戰爭的深淵。
隨著工業化擴張的無止無休，20世紀初的歐洲陷入了相互不滿和猜疑之中。德國本來和英、俄的關係都不錯。因為德國在普法戰爭中奪了法國的地盤，所以為了防止法國復仇，俾斯麥的策略是爭取英國的中立，並且和俄國結盟。不成想威廉二世上台後，先是輕率地斷絕了和俄國的盟約，然後又向英國的海上霸權挑戰，和兩個國家都鬧僵了。法國高興得不得了，馬上就向俄國表示了親近，俄國也怕自己孤立，於是法俄同盟很快建立。英國呢，雖然不想在歐洲大陸上建立霸權，但又必須有所依靠。既然德國已越來越顯示出敵意，那麼英國就只好和法俄越靠越近。
結果，德國在歐洲大陸上的盟友只剩下了一個，那就是奧匈帝國。奧匈帝國是個民族帝國，內部矛盾相當複雜。所以，奧匈帝國的野心只限於在巴爾幹半島的擴張，因為這裡大部分是衰落的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領地，是奧匈帝國唯一可能攫取領土的地方。德國對巴爾幹沒什麼慾望，倒是俄國對這裡很有興趣，所以俄國成為了奧匈帝國擴張的阻礙。為了找一個靠山和盟友，德奧互有所需，兩國同盟得以建立。這時，又有一個國家加入了進來，這就是統一不久的義大利。義大利是後起的資本主義國家，國力並不強。不過，義大利看中了法國的一塊土地和巴爾幹半島的幾個港口，所以他加入了德奧同盟。
本來歐洲各個大國之間都有矛盾，在領土、經濟、勢力範圍的爭奪上，矛盾大大小小，多得很。不過，在德國迅速崛起後，因為他的發展速度，更因為他的野心，使德國逐漸處於了矛盾的中心地位。德國想搶英國的世界老大地位；想壓製法國，保住從人家那奪來的阿爾薩斯和洛林；想插手土耳其，當然順帶也要對巴爾幹有所影響，觸了俄國的大忌。就這樣，德國的氣勢洶洶逐漸把本來並不很親熱的英、法、俄這三個國家逼到了一起。而德國呢，也找到了奧匈帝國和義大利作為小夥伴。
總結一下，因為強烈的擴張慾望以及各個國家間的猜疑，導致了軍事結盟的產生，歐洲舊有的戰略均勢終於被打破了。以德、奧、意為一方結成了三國同盟，另一方則是英、法、俄的三國協約，歐洲形成了兩大陣營的對抗形勢。隨著雙方在世界各地區所進行的對勢力範圍的爭奪，反過來也更加劇了歐洲的緊張局勢。不可避免地兩大陣營開始了擴軍備戰，走上擴張之路的帝國主義已無法自動剎車。所以，在薩拉熱窩謀殺事件發生之前，歐洲的局勢就已經是乾柴遍布，只差一點火星了。
這一點火星終於在薩拉熱窩被引發了，其後大火燎原，燒遍了大半個歐洲。那麼，問題來了，為什麼有人要刺殺斐迪南夫婦呢？事情說複雜也不複雜。前邊不是說過了嗎，奧匈帝國對巴爾幹半島有著領土野心。巴爾幹半島的大部分土地被稱為「近東病夫」的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統治著，在這裡生活著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斯洛維尼亞等許多南部斯拉夫民族。奧匈帝國一直明裡暗裡在這裡挖牆角，並且成功地幫助塞爾維亞從奧斯曼土耳其獨立了出來。1878年又佔領了奧斯曼土耳其在巴爾幹的波士尼亞赫塞哥維納兩省，名為「託管」，到1908年正式併入奧匈帝國，使其境內的南斯拉夫人達到了600餘萬。
塞爾維亞是個很小的國家，但是這個民族的野心卻很大。自從塞爾維亞獨立後，塞國政府就一直夢想著建立一個包括所有南斯拉夫人的統一的民族國家。因為這個原因，他們對幫助塞爾維亞獨立的奧匈帝國由感激逐漸轉為敵視，他們不能容忍奧匈帝國不斷吞併南斯拉夫人的土地。這時，作為東斯拉夫人的俄國將手伸向了巴爾幹，從背後給予了塞爾維亞以支持。俄國人的算盤是把巴爾幹的斯拉夫小國變成他的附庸，從而既可以牽制奧匈帝國的擴張，又可以進一步肢解奧斯曼土耳其帝國。
斐迪南大公並不是奧匈帝國老皇帝的兒子，只是因為原來的魯道夫太子英年自殺，他才成為了皇位繼承人。公平地說，斐迪南此人有著相當大的胸懷。他認為奧地利應該以和平的形象屹立於歐洲，擴張並不是好的手段。他的理想是把奧匈帝國變成一個聯邦制的國家，所謂的「大奧合眾國」，境內的所有民族都有自己獨立的家園。斐迪南的這種理想一旦成為現實，那麼塞爾維亞人的統一南斯拉夫的運動就會灰飛煙滅，因為很多南斯拉夫民族實際上對激進的塞爾維亞人比對奧地利人更為反感。這樣，在有愛國熱血的塞爾維亞人中，就瀰漫了一股仇恨斐迪南的情緒。
1914年5月時，在德國的大力支持下，奧匈帝國決定在鄰近塞爾維亞邊境的波斯尼亞省首府薩拉熱窩舉行大規模軍事演習。從奧匈帝國方面來說，本來就有吞併塞爾維亞之心，這個小國實在是奧匈染指巴爾幹的絆腳石，演習是為了先行威攝。從德國方面來說，支持奧匈演習可以給躲在塞爾維亞後面的俄國以警示，達到敲山震虎之效。這次演習確定以塞爾維亞為假想敵，時間選定在6月28日，這一天正是528年前塞爾維亞被土耳其征服的紀念日。其時奧匈帝國老皇帝弗蘭茨已經八十多歲，挺不了幾年了。斐迪南作為未來的皇帝，為了表示對軍隊的關注，便帶著妻子索菲亞親臨演習現場視察。演習間隙，斐迪南夫婦對薩拉熱窩進行了訪問。
奧匈帝國的這場演習明擺了是一次挑釁，大大激怒了塞爾維亞人。著名的塞爾維亞激進組織「黑手黨」和波斯尼亞當地的秘密民族主義團體「青年波斯尼亞」聯合在了一起，決定刺殺斐迪南。一來還擊奧匈帝國的挑釁，二來也除去斐迪南這個心腹大患。
6月28日這一天，有6名刺客潛入了薩拉熱窩。當斐迪南的車隊經過市中心駛進阿佩爾碼頭時，埋伏在這裡的第一個暗殺者沒能動手，因為一個警察走過來站在了他面前。相距不遠的另一個暗殺者突然從人群中衝出來，向斐迪南夫婦乘坐的汽車扔出一枚炸彈。但炸彈被車篷彈到地上，在第三輛車前爆炸，碎片擊傷了一名侍從軍官和索菲亞的女侍。斐迪南當時鎮靜地下車察看，並要求將傷者送往醫院，然後他又上車繼續前往市政廳。斐迪南夫婦參加了市政廳舉行的歡迎儀式，其後按照日程安排他應該離開薩拉熱窩了。但是斐迪南卻堅持要去醫院看望受傷的侍從，於是車隊便轉道前往醫院。本來埋伏的刺客大都散去了，卻只有一個人沒走，他叫普林西普，一個年僅19歲的塞爾維亞學生。就是這樣，本文開頭的一幕發生了。
說起來也很令人感嘆。斐迪南的妻子索菲亞原來不過是個女官，按照皇室的規矩，是沒有資格和斐迪南結婚的。可是斐迪南是個多情種子，非索菲亞不娶。他們衝破了重重阻礙，終於結合在了一起。此次薩拉熱窩之行，二人依然夫唱婦隨，死也死在了一起。兇手普林西普當場被警察抓獲，挨了頓暴揍，後來死在了獄中。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南斯拉夫王國建立，普林西普成為了萬人景仰的民族英雄。
斐迪南之死震驚了歐洲。早就想收拾塞爾維亞的奧匈帝國終於找到了借口，立即向塞爾維亞發出通諜，指責塞國政府是謀殺的主謀。隨後，奧匈帝國開始了軍事動員。俄國在巴爾幹有著重要利益，當然不能坐視奧匈帝國胡來，於是也開始軍事動員。奧匈帝國有些膽怯，便向德國求助。德國認為決不能向俄國示弱，表示堅決支持奧匈帝國。德皇威廉二世一方面向他的表兄，也就是俄國沙皇尼古拉二世發去電報，要他取消軍事動員，以免歐洲發生大戰；另一方面也開始進行軍事準備。對於德國來說，被法俄同盟夾在中間，戰略態勢相當不利。如能借這個機會打服俄國，則等於解除了後顧之憂。
關鍵時刻，法國堅決支持了俄國，表示一旦俄國受到攻擊法國將予以援助。這時沙皇尼古拉二世有些猶豫，不知道該不該強硬到底。沙皇的大臣們向他告誡，現在俄國的巨大軍事機器已經發動起來了，如果強行停止將會造成重大損失。於是沙皇決定繼續進行軍事動員，150萬俄國大軍開始向西部邊界進發。德國知道和法俄的一戰要難免了，他擔心的是此時英國的態度。實際上英國是最狡猾的。從內心裡說，英國是希望開戰的。英國感覺到了德國巨大的軍事潛力，擔心再往後拖英國的海軍優勢就會喪失。不過英國也不願意首先表態，怕萬一德國懸崖勒馬，自己就會落了一個好戰的名聲。所以，英國在最初的時間裡公開聲明表示中立。
在有了德國的支持後，奧匈帝國向塞爾維亞步步緊逼，不斷發出戰爭威脅。那麼塞爾維亞政府到底是不是謀殺斐迪南的主謀呢？說是也不是。塞爾維亞政府是巴不得斐迪南死掉的，可是卻也沒有膽大到要派人去謀殺的程度。這次謀殺確是激進的塞爾維亞民族主義者所為。可要說塞爾維亞政府沒有責任，那又太牽強了。其實塞爾維亞政府事先是知道這次謀殺的，因為政府中的一些官員就是塞爾維亞「黑手黨」組織的成員。塞爾維亞政府對這件事的態度是喜憂參半，既希望真的能把斐迪南殺掉，又擔心引起可怕的戰爭。結果，塞爾維亞政府一方面並不去阻止民族主義者的行動；另一方面又通過本國駐奧匈帝國的公使提醒奧匈政府注意，如果斐迪南前往波斯尼亞，將會有生命危險。但是奧匈政府根本沒把這一警告當回事，認為這不過是一種恫嚇。就這樣，悲劇發生了。
7月23日，奧匈帝國向塞爾維亞發出了最後通牒，提出了很多苛刻條件，要求追查兇手，賠償損失，並由奧匈政府派人「幫助」塞爾維亞整頓內政，限令其48小時答覆。戰禍臨近，塞爾維亞政府害怕了。他們除了不同意奧匈帝國派人干涉塞爾維亞內政之外，其餘條件均表示接受。可是，奧匈帝國已決意發動戰爭，便以塞爾維亞沒有答應通諜的全部條件為由，於7月28日向塞爾維亞宣戰。這時俄國通知奧匈帝國，如果攻擊塞爾維亞，那麼俄軍必將參戰。法國隨即也開始進行軍事動員。在德奧與法俄劍拔弩張的時候，英國表面上兩不相幫，出面調停，暗中卻極力慫恿法俄對德奧作戰，並保證給予支持。英國的這種陰險手法一直將德國蒙在鼓裡，直到最後的攤牌時刻。
7月29日，奧匈軍隊進入塞爾維亞，奧塞戰爭首先爆發。7月31日，德國向俄國和法國提出最後通牒，要求它們停止軍事動員。俄法毫不猶豫地予以拒絕。7月31日，德國向俄國宣戰。8月3日，德國向法國宣戰。雖然德國首先因俄國捲入才宣的戰，但其多年來一直憋著勁以法國為假想敵，精心籌劃良久，對俄國反而沒有成熟的作戰計劃。於是，德國的第一拳先揮向了西線。在9年前，德國軍隊前參謀總長史利芬就制定完成了一個凝聚多年心血的軍事計劃，規定一旦和法國的戰爭爆發，德軍將通過中立國比利時的領土進攻法國。8月4日，德國悍然破壞1839年簽定的「保證比利時永久中立」的條約，兵分四路侵入比利時。此時英國終於撕下了面具，向德國發出最後通牒，要求德國軍隊無條件撤出比利時。然而這時的德國已是騎虎難下，知道上了英國的當，卻也只好硬撐到底。德軍猛攻比利時的列日要塞，很多比利時士兵和無辜平民慘遭殺戮。8月5日，英國以德國破壞比利時中立為由，對德國宣戰。
在短短的一周時間內，歐洲兩大軍事集團就捲入了人類歷史上還未曾有過的世界大戰。這場大廝殺整整進行了4年多，陸續又有許多其他國家加入，直殺得血海茫茫，山河變色。戰爭最終以德奧集團的失敗而告結束。戰後，歐洲大陸的政治版圖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德國成了戰敗國，受到了嚴厲的懲罰。奧匈帝國則崩潰了，許多民族獲得了獨立，統一的南斯拉夫國家終於建立。英、法雖然取得了戰爭的勝利，但損失慘重，實力受到嚴重削弱。後期加入協約國參戰的美國大發了一筆戰爭財，國家實力迅速升至世界第一。大戰還導致了俄羅斯帝國的崩潰，世界上出現了一個嶄新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
一切的一切，在普林西普舉起槍的那一瞬便註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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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沒有核捆綁的年代，發生這種事情是必然的。
如果沒有核彈，第三次世界大戰應該早就開始打了。
說一戰偶然的人，是不是覺得鴉片戰爭也是偶然的？
正好英國強大，正好英國覺得中國好欺負，正好中國真的好欺負，
於是就打起來了？
一戰的導火索才死了一個皇儲。
二戰天朝盧溝橋更過分了，走失了兩個日本兵……
我和列寧那一系列的理論不一樣，他們認為是資本主義帶來的不平衡造就了競爭關係，
從而帶來了一系列危機，而我的觀點是，這一切都是人性的錯。
貪婪，自私，懶惰。這才是人類社會弱肉強食的根本原因。
（我就覺得老奇怪的是，「理想烏托邦」信徒總喜歡把所有的錯怪在資本主義頭上，講道理人類自從誕生了文明開始，這些事兒就沒停過咯，哪個朝代都是從公平正義開始，經由馬太效應變得相當不共產然後沒有然後。和資本主義有個毛關係，人家換點名字你們就認不出來了是怎麼回事……）
實際上真正一直在保護人類和平團結統一的，是恐懼。
只有恐懼可以戰勝貪婪自私和懶惰。
只有恐懼可以讓人類在控制不住貪婪自私懶惰的時候，
還會理智地去吃一個虧。
只有恐懼可以讓人們在面對利益糾葛的時候，會砍自己的手。
尤其是死的不是自己，是別人的時候。更需要恐懼來阻止他們。
死亡恐懼壓迫人們去信仰宗教，從而帶來一定程度上的和平。
核捆綁的滅絕恐懼戰勝了貪婪，給全世界帶來了多年沒有大規模戰爭。
但是核捆綁之前，在人們生產力範圍內所允許的「相對發達國家」數量超標的時候，
一定會有大規模戰爭。
就好像你讀書的時候，
除非有「第一名換人的時候全班拉出去槍斃」的規矩，
不然作為第二名，你會不眼紅第一名嗎？
不可能的嘛……
所有人並列第一名的完全和諧社會，現實里是不存在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當然是偶然，但是世界大戰的爆發則是必然。
1914年6月28號薩拉熱窩事件時，沒有人認為這是一個重要的事件:英國正因為愛爾蘭問題忙的不可開交,法國則舉國上下都在關注一位部長的妻子的桃色殺人事件，沙皇在擔心他血友病再次發作的兒子，甚至連奧地利皇帝都對這位叛逆侄子的死表現出了一絲的幸災樂禍。事實上，是無數的偶然事件最終引發了火藥桶的爆炸: 康拉德對「預防性打擊」的迷戀，貝希托爾德一反平日的強硬，匈牙利總理蒂薩的拖延不決，格雷和德國大使的交流失誤等等。整個七月幾乎是風平浪靜，直到7月底，歐洲才出現大規模提取跨國存款的現象，而這距離薩拉熱窩事件已經過去了一個月。直到最後時刻歐洲依舊有機會避免戰爭: 沙皇在最後時刻萎了想找外交大臣，然而外交大臣卻躲了起來；法國和平人士饒勒斯被愛國小將刺殺；勞合喬治拒絕在內閣會議上反對戰爭。這無數的偶然最終導致了戰爭的爆發，可以說戰爭在1914年8月開打完全是一個小概率事件。事實上，戰前的二十年里，發生過的許多次危機已經令歐洲麻木: 法紹達危機；兩次摩洛哥危機；多格爾沙洲誤擊事件；兩次巴爾幹戰爭等等。而歐洲大國的協調體系都成功避免了戰爭，雖然是以德國對國際峰會失去信心為代價。七月危機雖然兇險，但是被成功解決的可能性還是很大的，至少戰爭的規模會得到一定控制。問題在於，這個不穩定的歐洲體系會不斷地製造危機，各國的結構性矛盾導致衝突不可避免。總有一天，某一個危機會讓歐洲大國的外交機制失靈，從而讓火藥桶炸了的。然而，必須指出的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各國的力量對比發生改變的可能性很大，因而可能會導致外交上的重新洗牌: 1904年，眼看英國和日本就要聯手和法俄同盟開戰了，然而十年後他們卻一同成為了協約國的成員，背後的原因即在於俄國1905年的崩潰使得她無法繼續與英國進行「大博弈」，而德國的威脅使得他們的共同利益大於分期，因而他們實現了妥協。也許到了1924年，面對著完成了斯托雷平改革的俄國，面對完成了恐怖造艦計劃的俄國，英法德會攜起手大戰歐洲憲兵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也許會是日本在遠東的擴張，導致美國的不滿，最終引發美國與英日同盟的戰爭，從而導致世界大戰。這將會是一個完全不同的劇本了。但無論如何，行將就木的維也納體系也無法撐過資本主義的大蕭條了。如果歐洲外交家們每一次都成功地吹熄了威脅著火藥桶的火星，最後資本主義大危機也會給它加上最後一把火的。各國也許會為了轉移國內矛盾，爭奪資源市場開戰；也許有的國家的無產階級會揭竿而起，從而引發各國干涉和一場新的拿破崙戰爭。總之在20世界上半葉發生世界大戰的概率幾乎是百分之百。其實，我覺得我說的這些，完全可以用個人奮鬥和歷史的行程的關係進行總結的。一登陸就看到不學無術的人又在噴我，所以估計還是連本劍橋歐洲經濟史都沒看過的類型。我懶得反駁，批判我的回答里連點像樣的論據都沒有，引用一大堆列寧的東西是算不上正經的學術論據的。你好歹給我引幾篇定量研究嘛。當然我知道他們是看不懂定量方法論的。
所以我還是那個原則：不回復，不反駁，不理會民科。完畢。
是偶然。
霍布森-盧森堡-列寧的理論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必然。其邏輯如下：資本主義製造不平等→生產過剩消費不足→過量利潤→需要對外投資地點→需要排除競爭的殖民地→殖民地競爭加劇、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爆發
但不幸的是，這裡面的每一步邏輯都未必經得起事實的檢驗。
1·過量利潤未必由生產過剩產生。不平等無法解釋對外投資。
1870年代以後英國貿易逆差，實際上依靠英國提供的航運、金融、保險等世界性服務獲得的利潤來彌補貿易逆差和提供對外投資。也就是說，英國的對外投資不來自於國內產品的過量生產而來自於世界範圍內生產的產品的利潤。
再比如，在一戰前的三十年中，德國的儲蓄比例增加，但對外投資占儲蓄的比例不斷下降。
此外，高國民儲蓄與其說是因為不平等所導致的，不如說是很可能和人口學尤其是和撫養率有關。
因此，不平等本身不能單獨解釋歐洲各國的高國民儲蓄。
2·殖民地並非是宗主國完全壟斷的。
英國在1870年後即便對殖民地採用的也是自由貿易政策，比如說印度的棉花只有7%出口到了英國，卻有30%多出口到了日本，而有50%是出口給歐洲大陸的。
此外，宗主國對殖民地的投資量與貿易量確實和引力模型不符，但這裡有很大一部分來自於宗主國對殖民地的基礎建設投資。而這些基礎建設的採購是來自宗主國的。
事實上英國金本位的維持很大程度上依賴和印度的貿易，而如果印度這樣的殖民地不能和其他國家進行貿易，上面這句話就沒有意義了。事實上印度對美國、日本和歐洲大陸享有高額的貿易順差。
3·歐洲對外資本投資首先不走向殖民地
事實上歐洲對外投資大約只有20%-30%是流向殖民地的，大部分投資在歐洲內部、北美、阿根廷、澳大拉西亞等地被消化了。而且，即便是對殖民地的這種對外投資也不需要對殖民地的實際控制。比如說英屬印度是接受法國和德國投資的。
再比如說，大量針對北美、澳大拉西亞、阿根廷等地的投資是為了修建鐵路，而修建鐵路是為了把廉價的農產品更好的運到港口在運到歐洲……所以這本質上也可以看成另類的國內農業投資。
此外，對殖民地投資的比例在戰前年代並沒有上升。
4·在殖民地投資並沒有帝國主義競爭
與英國相關的一些殖民地爭奪包括法紹達危機、埃及爭端等都是為了保護通往印度的道路，而不是競爭殖民地投資的結果。單純的進行殖民地投資的競爭都是以妥協而告終。
而且實際上很多對殖民地和對外投資都是聯合的……那個年代國際金融投資項目的辛迪加程度特別高，基本上投資收益都會內部進行二次再分配的。
再比如說，法德資本常常在英國註冊或者投資項目來進行殖民地投資，所以哪怕看起來各國在本國殖民地投資比例高，都未必真的所有投資都來自母國，因為一戰前國際化和要素流動水平非常非常高。
國際的資本合作和金融合作程度也非常高，在許多殖民地，投資都是多國資本聯合的。許多艦炮外交的行動實質上維護的是歐洲資本的共同利益，而不是維護某一國的特殊利益。
5·殖民地意義上的帝國主義並沒有助長一戰爆發的風險
即便資產階級需要殖民地擴張和壟斷，他們也不會支持戰爭。因為一戰前國際化程度太高，資產階級會發現戰爭將讓他們損失慘重。
沙文主義精神肯定影響了當時的精神氣質，但是具體到一戰的決策中，決策是非常封閉的。尤其在德奧俄三國，決策過程排除了資產階級、外交專家、議會代表等。事實很可能是，如果有大量資產階級的代表人士在內閣中出現，第一次世界大戰就不會爆發，奧匈帝國和塞爾維亞的衝突會被調停。
即便我們真的認為帝國主義很重要，也不得不承認，一戰的爆發源於巴爾幹方面的矛盾，而不是所謂的殖民地爭端。
綜上所述，霍布森-盧森堡-列寧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因素解釋需要太多的邏輯步驟，這中間每一步都很難稱得上是「必然」。事實上，第一次世界大戰更可能是一個外交誤判，一個偶然事件、總動員的不可避免性、還有一些決策失誤的政治家和外交家所導致的悲劇。
其實存在中歐同盟和法俄協約並不會導致戰爭，相反這兩個實力大體相同的組織的存在維持了歐洲的和平，真正導致國際局勢失控的原因是三國同盟趨於瓦解，義大利對三國同盟感到失望，英國放棄中立，開始與俄國尋求妥協，俄國與英日的妥協使得俄國不再孤立不再完全依賴法俄協約，則法俄協約也有鬆動的跡象，於是法國政府強化英法關係，並且把法俄協約從純粹的防禦性協定轉變為攻守同盟來挽留俄國，進而慫恿伸直鼓勵俄國的帝國主義傾向，從而把局勢推向戰爭爆發的邊緣。從這個意義上說無疑戰爭勢將爆發。但是從具體的問題上看，英俄之間沒有軍事義務，英法之間雖然有軍事協定但這種協定未經議會批准不是條約，只系之於愛德華格雷爵士個人，如果英國內閣分裂，格雷辭職則這種協定就成了一紙空文。法俄協約是有軍事義務的，但是如果奧匈不在巴爾幹採取擴張政策，則俄國不會為了威懾奧匈而宣布動員，俄國不動員，德國就不會主動跳出來入侵法國。那麼問題來了如果弗蘭茨費迪南大公沒有遇刺，奧匈是否會在塞爾維亞採取行動呢？我認為不會，因為弗蘭茨費迪南大公是慎重派，他是反對吞併塞爾維亞的，因為他相信他的三元體制可以解決帝國的斯拉夫人問題比盲目的入侵瓜分或者兼并塞爾維亞要高明的多。則假如弗蘭茨費迪南大公沒有遇刺，遇刺的是風燭殘年的皇帝，則一戰很可能不會爆發，至少不會在1914年爆發。
關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為何爆發大致分為三個學派。
第一個學派，代表人Fritz Fisher,認為德國應該背下整個鍋。第二個學派，代表人物A.J.P Taylor,認為幾個主要國家都對最後戰爭爆發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帝國主義的爭霸賽最終導致了大戰。第三個學派，創始人列寧同志。修正主義學派將戰爭爆發主要歸結於一些環境因素，比如軍國主義，帝國主義，經濟帝國主義，愛國主義，軍事聯盟。最新的在這個問題上很有影響的著作我覺得是Christopher Clark 的The Sleepwalkers: how Europe went to war in 1914。他認為最終戰爭爆發得怪罪於七月危機里的一系列外交失誤和戰略誤判。我的老師是覺得修正主義學派沒有足夠重視決策者們的影響力。加之這個個問題上修正主義學派的創始人是列寧同志，導致老教授每次講到這裡都冷嘲熱諷一下。
她上課問到我們一戰為何爆發在各國都是怎麼教的，我回答說是帝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她就條件反射一樣的說類似於「那是肯定的。列寧說了啥啥...」不過期末考試的時候我回答了一道題，第一次世界大戰如何變成真正的世界大戰的。我發現第一次世界在遠東，非洲，中東和美洲的戰場都直接跟帝國主義有關，跟任何具體決策人無關，所以咱們教科書所說並沒有錯誤我是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主要原因是7月危機里各國外交的失誤和戰略誤判
咱們現在來看看七月危機的最後幾天：
28號奧匈帝國對正式對塞爾維亞宣戰，29號凌晨正式向塞爾維亞開火，理由是塞爾維亞的人開始破壞邊境的鐵路。同一天，俄羅斯跟奧匈帝國接壤的四個軍區開始了半動員。
其實知道這個時候戰爭還是可以避免的。這時威廉二世致電尼古拉二世，希望得倒俄羅斯對於奧匈帝國對塞爾維亞動武的支持。尼古拉二世回復到「感謝你的回復。我需要你的幫助一個不光榮的戰爭降落到了一個弱國的身上。我很快會被迫採取極端手段導致戰爭，為了避免一場歐洲大戰，我請求你管管你的盟友，不要讓他作出太出格的事情」之後這一天里英德俄的一系列秘密外交沒有得到任何實質性結果。7月30號，尼古拉斯二世致電威廉二世統治他俄羅斯的partial mobilization，並再次請求他管管奧匈一面事情鬧大。此時小毛奇已經說服了皇帝向俄國宣戰。威廉二世冷冷地回復道「那麼我們也會動員起來」7月31號，尼古拉二世最後一次致電威廉二世，說俄羅斯的動員是預防措施，不希望德國誤解誤解。這天晚些時候，沙皇終於下令全國總動員。8月1號，英國最後一次試圖阻止這場戰爭變成世界大戰。英國方面致電威廉二世，表示英國會努力保證法國的中立使得這場戰爭控制在東歐。威廉二世接受了這個提議，命令自己的士兵向俄羅斯進發。
可惜，他被小毛奇告知，德軍的主力部隊已經根據施里芬計劃，向盧森堡和比利時進發了...威廉二世甚至怒斥小毛奇「你舅舅（老毛奇）會給我一個不同的答案的」。在皇帝的勒令下德軍暫停對盧森堡的攻勢。等動員好了之後再向東線進發。結果此時出現了這場危機最戲劇性的一幕：
宰相霍爾維格宣布德國總動員了，向法國下達最後通牒，要麼斷絕與俄羅斯的軍事同盟要麼面對德軍的攻勢此時，法國已經收到了德軍向比利時和盧森堡進發的情報，加上德國的最後通牒，法國宣布了總動員（傳說中的self fulfilling propehcy啊）同日，德軍正式入侵盧森堡並且向俄羅斯宣戰。
8月2號早晨，德軍佔領盧森堡全境。此時法軍距離德國邊境還有一段距離。
德國向比利時下達最後通牒，要求比利時給德國借道，遭到比利時國王的拒絕，因為這違反了比利時的中立8月3號，德國向法國宣戰8月4號，德國向比利時宣戰同日，英國給德國下達最後通牒，要求德國撤出比利時。午夜過期，德國沒有回應。英國向德國宣戰8月6號，奧匈帝國向俄羅斯宣戰大家看完之後應該明白了大戰爆發到底是偶然還是必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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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主義製造不平等→生產過剩消費不足→過量利潤→需要對外投資地點→需要排除競爭的殖民地→殖民地競爭加劇、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爆發
這個邏輯很好笑。什麼叫資本主義製造不平等？馬克思還是列寧說的？我不大清楚。
生產過剩、消費不足是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現象，跟過量利潤有什麼關係？在帝國主義論中，過量利潤是由壟斷產生的。
難道還有那種規定商品只能出口給自己的殖民主義？這又是一件怪事了。宗主國對於殖民地國家的控制主要體現於投資和資本積累的控制，主要的保護主義措施在於種種關稅壁壘，主要受益是剩餘價值的積累。另外，英屬印度的商品總出口中英國大概佔1/4，歐洲大陸占另外1/4。原棉只是商品出口的一小部分而已。
此外，宗主國對殖民地的投資量與貿易量確實和引力模型不符，但這裡有很大一部分來自於宗主國對殖民地的基礎建設投資。而這些基礎建設的採購是來自宗主國的。
……再比如說，大量針對北美、澳大拉西亞、阿根廷等地的投資是為了修建鐵路，而修建鐵路是為了把廉價的農產品更好的運到港口在運到歐洲……所以這本質上也可以看成另類的國內農業投資。
這兩段話真是神了，對殖民地的完全控制==另類的國內農業投資，話術大師，學習了。
但是，我們知道，某位左翼騎警給我們科普的並非是什麼新東西，相反，卻是列寧在他的著作中不厭其煩地批駁過的東西：
有些資產階級作家（現在卡·考茨基也加入了他們的行列，他完全背叛了象他在1909年所採取的那種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認為，國際卡特爾作為資本國際化的最突出的表現之一，給人們帶來了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各民族間實現和平的希望。這種意見在理論上是十分荒謬的，在實踐上則是一種詭辯，是用欺騙的手段為最惡劣的機會主義辯護。國際卡特爾表明了現在資本主義壟斷組織已經發展到怎樣的程度，資本家同盟是為了什麼而互相鬥爭。後面這一點是最重要的，只有它才能向我們說明當前發生的事情的歷史經濟意義，因為鬥爭的形式由於各種比較局部的和暫時的原因，可能發生變化，而且經常在發生變化，但是，只要階級存在，鬥爭的實質，鬥爭的階級內容，是始終不會改變的。很明顯，掩飾現代經濟鬥爭的內容（瓜分世界），而強調這個鬥爭的這種或那種形式，這是符合比如說德國資產階級的利益的（考茨基在理論見解方面實質上已經轉到德國資產階級那邊去了，這點我們以後還要說到）。考茨基也犯了同樣的錯誤。這裡所說的當然不是德國資產階級，而是全世界的資產階級。資本家瓜分世界，並不是因為他們的心腸特別狠毒，而是因為集中已經達到這樣的階段，使他們不得不走上這條獲取利潤的道路；而且他們是「按資本」、「按實力」來瓜分世界的，在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制度下也不可能有其它的瓜分方法。實力則是隨經濟和政治的發展而變化的；要了解當前發生的事情，就必須知道哪些問題要由實力的變化來解決，至於這些變化是 「純粹」經濟的變化，還是非經濟的（例如軍事的）變化，卻是次要的問題，絲毫不能改變對於資本主義最新時代的基本觀點。拿資本家同盟互相進行鬥爭和訂立契約的形式（今天是和平的，明天是非和平的，後天又是非和平的）問題來偷換鬥爭和協議的內容問題，就等於墮落成詭辯家。
唯一的一點區別在於，考茨基是在資本主義貌似還在欣欣向榮，資本主義大戰似乎不會發生的時候提出這樣的觀點的。而騎警先生確實在大戰的確發生了，資本主義的確自相殘殺了之後，還力圖把一切已經發生過的歷史確立為偶然，這個智商也是很高的了。
回到這個問題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除了資本主義強國之間發展的不平衡之外，還有一點需要注意，就是帝國主義國家內部的矛盾。在大戰爆發前的十年，各資本主義國家內部都產生了各種各樣的政治和經濟的危機。俄國有耳熟能詳的一九零五革命，英國、德國、奧匈、義大利、美國等各國也爆發了經濟危機，工人運動強大了起來。在殖民地國家，有辛亥革命、土耳其和伊朗革命、印度的反英鬥爭。沙文主義的意識形態，軍國主義的戰爭經濟，在這種時期也一定會被統治階級發明出來。
有人在回答下面援引了恩格斯的預言，但我更情願引用一個更晚近的預言，即並沒有預言到自己的滅亡方式的第二國際，在面對戰爭已經迫近的危險形勢中在巴塞爾召開的非常代表大會中關於國際局勢和反對戰爭的統一行動的宣言：
國際在斯圖加特和哥本哈根的兩次代表大會上業已規定各國無產階級反對戰爭的活動原則。
目前的局勢比任何時候都更加要求國際無產階級竭盡全力進行協調一致的活動。一方面，普遍的瘋狂的軍備競賽，引起生活必需品價格的暴漲，使階級矛盾更加尖銳，工人處於忍無可忍的境地。另一方面，戰爭危險的周期性的出現，日益激起人民的公憤。歐洲各大國人民隨時都有可能互相殘殺，而這種違背一切博愛與理性原則的行為，絲毫也不能用各國人民本身的利益來作解釋。已經給人們帶來許多災難的巴爾幹問題，一旦擴大，勢必給文明和無產階級造成可怕的危害。同時，這種現象是一個可恥的歷史事件，因為它所帶來的災難之深重，是無法跟它所帶來的蠅頭小利相比擬的。因此，大會十分滿意地指出，在各交戰國內所有社會主義政黨和團體都一致地對戰爭抱否定態度。世界各地的無產階級都同時起來反對帝國主義，國際的每個支部都用無產階級的抵抗對付本國政府，並發動輿論反對一切好戰的狂妄企圖。對於保衛和平作出不少貢獻的各國工人，就是這樣進行偉大的合作的。統治階級害怕世界大戰會引起無產階級革命的這種恐懼，是和平的最可靠的保證。大會要求各國社會黨積極地繼續它們的活動並採取它們認為有必要採取的一切措施。為了進行這一共同活動，大會為每一個社會黨規定了特殊的任務。巴爾幹半島各國的社會黨務須完成艱巨的任務。在那裡，歐洲列強竭力一再拖延實行必要的改革，在土耳其製造政治上和經濟上的混亂，以及煽起必然引起戰爭和內亂的民族仇恨。為了防止列強利用這種局面來加強帝制和資產階級的統治，巴爾幹社會黨人以驚人的勇氣提出了建立民主聯邦的要求。大會要求他們繼續進行這項有力的工作。同時，大會希望巴爾幹的社會民主黨在戰爭結束後採取一切措施來阻止任何王朝、軍閥以及垂涎於戰爭果實的巴爾幹資產階級篡奪或破壞以如此驚人的犧牲為代價而取得的成果。大會特別號召巴爾幹社會黨人不僅要用全力制止塞爾維亞、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和希臘各族人民之間的敵對關係的重現，而且也要防止對現時屬於另一個陣營的巴爾幹民族——土耳其人和阿爾巴尼亞人進行任何迫害。巴爾幹社會黨人必須反對任何侵犯巴爾幹各族人民的權利的現象，並通過在巴爾幹各民族（包括阿爾巴尼亞人、土耳其人和羅馬尼亞人）之間建立起友好的關係，跟沙文主義和猖狂的民族主義情緒作鬥爭。奧地利、匈牙利、克羅埃西亞、斯拉沃尼亞、波士尼亞赫塞哥維納的社會黨人應該儘力反對多瑙河君主國對塞爾維亞的任何侵犯。他們的責任是反對（就像他們到目前為止所作的那樣）用武力和慘重的戰爭後果來掠奪塞爾維亞的政策，反對把塞爾維亞變成奧地利的殖民地，反對為了王朝的利益而使奧地利人民以及歐洲各族人民遭到可怕的災難。此外，奧匈社會黨人今後應該為目前處在哈布斯堡王朝統治下的若干南斯拉夫少數民族爭取民主的自治權，即使這些民族仍然留在奧匈帝國內也罷。奧匈社會黨人，還有義大利社會黨人，應該特別注意阿爾巴尼亞問題。大會承認阿爾巴尼亞人民的自治權，但是大會決不希望見到在自治的口實下而使阿爾巴尼亞變成奧匈帝國和義大利的奢欲的犧牲品。大會認為這不僅會對阿爾巴尼亞本身造成威脅，而且在不久的將來還勢必會威脅奧匈帝國和義大利之間的和平關係。阿爾巴尼亞只有作為巴爾幹民主聯邦的一個自治成員才能夠獨立生存。因此，代表大會號召奧匈和義大利的社會黨人起來反對本國政府想把阿爾巴尼亞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的任何企圖。大會要求他們為保障奧匈帝國和義大利之間的和平關係而繼續工作。大會以極為滿意的心情迎接俄國工人的抗議罷工。大會認為俄國和波蘭的無產階級在反革命沙皇政府打擊下所遭受的創傷已開始復原。大會把工人的這次行動看成是反對沙皇政府的罪惡陰謀的最有效的保證，這個把本國各族人民淹沒在血泊中並屢次背信棄義地把巴爾幹各族人民出賣給他們的敵人的帝國政府，現在一方面既害怕戰爭可能給它帶來的後果，另一方面又害怕它親手造成的民族運動，因而猶豫不定。可見，沙皇政府目前所以想把自己打扮成巴爾幹各族人民的解放者，只不過是想在假仁假義的幌子下通過流血戰爭在巴爾幹半島上贏得優勢。大會希望俄國、芬蘭和波蘭的城鄉無產階級依靠自己的日益壯大的力量，撕下沙皇政府的這種假面具，反對沙皇政府的任何軍事冒險和對亞美尼亞或君士坦丁堡的任何進犯，並集中自己的全部力量來進行反對沙皇專制制度的新的解放鬥爭。沙皇政府是歐洲一切反動政府的支柱，是俄國人民的最兇惡的敵人。國際認為推翻沙皇政府是自己的主要任務之一。但是，在國際的活動中，德、法、英三國工人所擔負的責任最為重大。目前各該國工人應迫使本國政府不給奧匈帝國和俄國以任何幫助，不對巴爾幹的混亂局面進行任何干涉，並嚴格遵守中立。如果在人類文明最發達的三大國之間由於塞爾維亞和奧地利在港口問題上的爭端而爆發戰爭，那將是罪惡的瘋狂行為。德國和法國工人在任何時候都絕不承認秘密條約所承擔的參加巴爾幹戰爭的義務。如果土耳其的軍事潰敗最後會瓦解它在小亞細亞的統治，那麼英國、法國和德國的社會黨人的責任便是要盡全力制止在小亞細亞實行足以導致世界大戰的掠奪政策。大會認為，大不列顛和德意志帝國之間的人為的敵對態度是歐洲和平的最大威脅。大會讚許這兩個國家的工人階級試圖消除這種對抗現象的活動。它認為，解決這個問題的最好辦法是雙方達成有關限制海軍軍備和廢除海上捕獲權的協定[2]。大會號召英國和德國社會黨人為締結上述協定而加緊宣傳。緩和德國與英法之間的敵對狀態，將消除對世界和平的最嚴重的威脅，同時必將動搖沙皇政府的實力，因為它正利用這種敵對狀態來謀求私利。大會要使奧國進攻塞爾維亞成為不可能，從而保障世界和平。因此，國際應當為實現這一目的而盡其全力。大會確信，整個社會黨國際都一致承認這些主要的對外政策原則。大會要求世界各國工人以無產階級國際團結的威力來跟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相抗衡。大會警告一切國家的統治階級，不許用軍事行動來加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給工人階級帶來的不幸。大會無比堅決地要求和平。讓各國政府永遠記住，在目前的歐洲局勢和工人的激憤情緒下，如果它們膽敢把戰爭惡魔縱放出來，它們本身也不是沒有危險的。讓它們想一想，普法戰爭引起了巴黎公社的革命爆發，日俄戰爭喚起了俄國人民的革命運動。讓它們永遠記住，各國在海陸軍的軍備競賽中進行龐大的支出而引起的困難，乃是目前在英國和歐洲大陸上由於大罷工而趨於複雜的社會衝突的原因。只須一提到進行可怕的戰爭，就會激起一切國家無產階級的憤怒和不滿。如果各國政府不理解這一點，那它們就是瘋子。工人認為，為了資本家的利潤、王朝的野心或是外交密約而互相殘殺是一種罪惡。如果各國政府摒絕一切正常發展的可能，從而迫使整個歐洲的無產階級採取極端行動，那麼它們將擔負自己所引起的危機的全部責任。國際將加倍努力，加緊宣傳，不斷地和不妥協地提出抗議，以制止戰爭。為此，大會責成社會黨國際局要更加密切地注視事態的發展，在任何情況下都必須使各國無產階級政黨保持聯繫。無產階級意識到，目前人類的整個未來都依賴於它，它將用自己的全副精力來防止各民族的文明的精華由於數不勝數的兵災、飢餓與瘟疫而遭受毀滅。大會向你們——各國無產者和社會黨人呼籲，不要在這緊急關頭保持緘默！要在一切地方通過一切方式來表達你們的意志！盡一切力量在議會中提出你們的一致抗議，聯合起來舉行示威遊行和群眾運動，利用無產階級組織和力量所賦予你們的一切手段，以便讓各國政府經常看到高度警惕、生氣勃勃、堅決保衛和平的工人階級的意志！讓我們以無產階級的各族人民友好團結的世界來跟剝削與屠殺人民的資本主義世界相抗衡！1912年11月
「對於普魯士德意志來說，現在除了世界戰爭以外已經不可能有任何別的戰爭了！這會是一場具有空前規模和空前劇烈的世界戰爭。到那時會有800萬到1000萬的士兵彼此殘殺，同時把整個歐洲都吃得乾乾淨淨，比任何時候的蝗蟲群還要吃得厲害。戰爭的嚴重後果將會遍及歐洲大陸，那時到處是饑荒、瘟疫，軍隊和人民群眾因極端困苦而普遍野蠻化；商業、工業和信貸方面的機構將陷於無法收拾的混亂狀態，其結局則是普遍的破產。舊的國家及其世代相因的治國才略一齊崩潰，以致王冠成打地滾到街上而無人拾取！絕對無法預料，這一切將怎樣了結，誰會成為鬥爭中的勝利者；只有一個結果是絕對沒有疑問的，那就是普遍的衰竭和為工人階級的最後勝利造成條件。」
引自《波克罕「紀念1806年到1807年德意志極端愛國主義者」一書引言》恩格斯，1887年
如果是新興資本主義國家和老牌強國的衝突。為什麼同是新興資本主義國家的美國能這麼淡定的孤立主義而不是跑去懟英國？美國工業飆到第一，為什麼不為了陽光下的土地去擴張？就德國的工業活不下去要擴張了？大清葉門戶開放了，門羅主義也攔不住拉美買歐洲貨，德屬非洲也不小，一整個世界市場在那裡，德國貨難道辣雞到賣不出去么？德國資本多到投資不出去么？至於奧匈和塞爾維亞，茨威格的自傳里對南邊那個國家的印象就是「給我們出口生豬的」，維也納那群人吃飽了撐著才會為了所謂市場和原料去吞併這個本來就有很多經貿往來的小國。單純的經濟，恐怕不足以導致一戰。政治上的很多問題更要命。軍事同盟當然會關係緊張，但搞到兵戎相見，離不開一個蠢字。奧匈這邊基本是下定決心要利用這個借口打塞爾維亞了，以至於雙方一個月的外交談判都在浪費時間，刺殺後奧匈入侵塞爾維亞比較難以扭轉。然後沙俄干涉，為了保護已經倒向俄國的塞爾維亞，只好動員。德國這邊問題比較嚴重，基本邏輯是：因為施里芬計劃建立在俄國動員比法國慢的基礎上，所以必須在俄國動員完畢前擊垮法國，而現在俄國因為奧匈動員了，所以我們必須去打法國，否則等俄國動員完了我們就打不過法俄了。可以想像一下1962年五角大樓這麼報告肯尼迪：由於俄國佬把導彈運到了古巴，所以我們必須在他們準備好核彈前核平他們，等他們把導彈運到古巴他們就能核平我們搞赤色黎明了，所以我們建議您立刻下令動用核武器向蘇聯進行全面戰爭，對了考慮到紅色陣營里其他國家是蘇聯盟友我們建議您順手宣戰了北京政府。。。這麼看的話當年如果打成三戰也挺必然的。加上西線為了打法國必須借道比利時，比利時又被英國保障，等於順路要把英國一起打了。這麼找打的戰略作為計劃放在總參謀部備用沒問題，拿出來執導外交就有病了。不然要外交部幹什麼？結果各國外交官忙活半天的同時，毛奇和他的同行們已經提前動員戰爭機器了，文官政府失去了對軍隊的控制，一路奔向總體戰的結局。順便一提，英國海軍也在正式開戰前就動員了，在內閣沒有決定前越俎代庖的是位老熟人：丘吉爾。就這麼個折騰法，一戰好像沒法不打起來。只要讓軍部們主導了國家外交，我們就可以得到一場又一場的「必然的」戰爭。一聲嘆息：「戰爭是如此重要以至於不能被將軍們掌控。」——克萊蒙梭
Uchicago Booth Promarkets上才更新的文章，用了很多最近才有的數據，我認為一戰是必然
Inequality, Imperialism, and the First World War
World War I was probably the most momentous historical event in the past 100 years, arguably even laying the roots for the Great Depression and World War II. The possibility of the outbreak of the war among major powers was anticipated and discussed extensively in the period before 1914.
Left-wing economists, many of whom were Marxists, saw the forces leading to the war in increasing power of monopolies and cartels whose needs for a wider 「field of action」, together with their disproportionate political influence, led the governments of advanced countries to engage in policies of foreign conquest. Such policies pursued by several countries would, in their view, end up by provoking a conflict. A number of episodes, most notably the Anglo-French conflict in Fashoda and the two Moroccan crises that pitted Germany against France and the United Kingdom seemed to justify this point of view. Imperialism was seen to arise from domestic economic conditions; it was favored by economic interests of the elites.
A similar view, which was at the origin of left-wing imperialist literature, was formulated by John Hobson in 1902. Hobson explained imperialism by the search for new and more profitable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needed because the major economies faced a surplus of investible funds due to high inequality. In Hobson』s view, imperial conquest was the outcome of an unequal domestic income distribution. If inequality were lower, there would be greater domestic aggregate demand and no need for the rich to look for investment outlets externally. Hobson』s hypothesis was later incorporated, fully or in parts, by Vladimir Lenin and Rosa Luxemburg and it remained influential for a long time, even as the war was going on and later as it ended, among the small group of Marxist economists. As Marxist influence in economics waned, it was gradually paid much less attention and was never tested empirically.
In a new paper, Thomas Hauner, Suresh Naidu, and I empirically explore the Hobson-Lenin-Luxemburg hypothesis using new historical data for the key belligerent countries (United Kingdom, France, Germany, and somewhat less for Austria-Hungary, Rus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1) Most of these data have only recently become available. We divide the hypothesis into several testable parts. If the hypothesis is correct, high domestic inequality would tend to spill into high investment in foreign assets (as a share of GDP). The mechanism is simple: we show high-wealth individuals held almost all the foreign assets, and the share of foreign assets in portfolios increased with wealth. These foreign assets should command higher returns adjusted for risks, and, most crucially, these pledges of future income streams had to be maintained by active exercise of diplomatic, naval, and military power. As Lord Palmerston noted in 1860, 「Cudgels Sabres Carbines are necessary to keep quiet the ill-disposed People whose violence would render Trade insecure」 (cited in Darwin, 2009, p, 40).
Exploring the Hobson-Lenin-Luxemburg hypothesis, we find the following:
The United Kingdom, Germany, and France not only exhibited extremely high wealth and income inequality before the war, but their inequality was at a historical peak never achieved before or after. This is most dramatically shown in the case of UK wealth inequality (see Figure 1 from Alvaredo, Atkinson, and Morelli, 2017) where the top 1 percent of wealth-holders owned an enormous 70 percent of wealth. Charlotte Bartels』 (2017) new estimates of German top income concentration yield similar results.
It is also apparent that countries』 holdings of foreign assets (measured as a share of GDP) were both high and rising and that in the case of the United Kingdom changes in inequality went pari passu with changes in foreign holdings (see Figure 2). British net foreign assets went up from less than 50 percent of GDP in 1850s to 180 percent on the eve of the war. French net foreign assets were about equal to its GDP throughout and German net foreign assets increased from 0 in 1870s to about 50 percent of GDP just before the war.
We use the extensive extant sources of financial data to show that, on average and adjusted for risk, returns on foreign equities and bonds tended to outperform the returns on their domestic equivalents. This, of course, did not hold for all years, but over 1870-1914, British bond investors gained on average 1.9 percent more annually from foreign than domestic bonds; the spread during the same periods for German investors was 1.4 percent and for the French 0.9 percent. As for the equities, we find that the spread in favor of foreign equities was a very high 2.2 percent per annum in the case of France. Even when adjusted for risk the advantage of foreign (or colonies only) bonds and equities remains (see Figure 3 which shows it in the British case).
From British probate records and the data on Parisian decedents』 wealth (both of which have only recently become available), we show the prevalence of foreign assets in the portfolios of the rich. Thus, for example, in the estates of the Parisian decedents in 1912, those who belonged to the top 5 percent according to wealth had some 14 percent of their wealth coming from foreign sources. That share monotonically decreases as we move toward lower wealth groups (it is 8 percent for those between the 85th and 90th percentile) and becomes zero for those below the 70th percentile of wealth distribution. British probate records between 1870 and 1902 that cover approximately the top 7 percent of British wealth-holders show that the share of foreign assets in their estates never dropped under one-fifth.
Finally, we argue that countries that had a higher share of foreign assets (compared to their GDPs) also tended to have a larger military (compared to their populations). Here we include more countries (some non-belligerent) and, based on more than 180 country/year observations, find that after controlling for country, year, GDP per capita, and democracy, a 10 percent increase in net foreign assets as a share of GDP was associated with 0.05 percent increase in the share of the military in country』s population. To put that number in perspective, we note that the British military was slightly below 1 percent of the population (and this is excluding the large Indian contingents), German around 1 percent, and French about 1.5 percent. Thus, very approximately, a 10 percent increase in foreign assets was associated, on average, with a 5 percent increase in the size of the military.
In conclusion, it could be argued that the evidence for the chain that goes from high domestic inequality to the spillover into demand for foreign assets among the rich is fairly strong, as well a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aggregate foreign assets and military buildup. Two things, however, have to be kept in mind.
First, it is very difficult or impossible to establish causation between the individual links of the chain, and especially so between the rich having been heavily vested in foreign assets and their influence on domestic pro-imperialist policies. Such policies have often been driven by extra-economic factors like national pride and power. Yet it is also hard to argue that economic factors were absent from the minds of the governments, both because colonies provided access to high-yield investment thanks to valuable raw materials and cheap labor but also because in many cases conquest of one colony necessitated the control over the trade routes connecting that colony with the metropolis. This was at its most obvious in the case of India whose unimpeded control necessitated that the British control the Mediterranean (and hence colonize Egypt) and all the Northern accesses to India (and hence the Great Game with Russia).
Second, proving the empirical underpinning for each of the links does not establish of course that the war was inevitable, much less that it had to occur when it did and in the form that it did. Establishing the evidence consistent with the Hobson-Lenin-Luxemburg hypothesis simply shows that all the ingredients necessary for a large conflict were present. It was up to human agency and historical accidents to transform such ingredients into a worldwide conflagration.國際政治體系的解體必然引發戰爭，比如哈布斯堡帝國的解體帶來的國際體系崩潰之於一戰。一系列誘因無非都是哈布斯堡帝國解體的徵兆或後果，而哈布斯堡帝國作為國際體系中甚為核心的一環，它的解體一定引發這個體系的重組。
一戰因為戰爭技術的變革和戰場範圍的擴大，實際上沒有打完。二戰本質是一戰的延續，解決了一戰沒能解決的一系列問題：蘇聯的崛起、對德國的肢解、原哈布斯堡帝國的重新分配、對遠東的重新分配、以及兩次大戰中產生的新問題。必然中的偶然，必然性是由於時代所決定的，偶然是因為這個導火索僅僅是源於一場自發的刺殺事件。
換個角度，前段時間俄羅斯大使被刺殺，這要放到二戰前，俄土兩國狗腦子都要打出來了，現在呢，依然握手言歡。
所以，歷史事件的發展決定於時代背景，大勢下再多的掙扎和挽救都是無用的反正，如果有了逆天坦克謝爾曼的話，德二將勢如破竹
個人建議玩一玩維多利亞2用普魯士開局，如果70年沒出機關槍搶到非洲，那麼德法英這一場無法避免。
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曾說一戰有個很長時間的潛伏期。1914年之前的若干年，歐洲一直處在戰爭一觸即發的危險之中。從歐洲列強開始爭奪海外領地，有了獨霸全球的野心，就為這場戰爭埋下了伏筆。歐洲列強為了殖民地早已爭得面紅耳赤，大戰一直延遲到1914年才爆發，已經算是個奇蹟！
我記得當年明月說過一句話」你不能擋住歷史的進程「。所以一戰的爆發是必然的，斐迪南被槍殺只不過是導火索罷了，就如同當年侵華日軍說的日軍在中國失蹤一樣，沒有它，戰爭照樣會發生。
所有的軍事競賽，殖民問題和國家之間拉幫結夥，這些問題都已經達到了飽和。總會在一個時間點爆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