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株無法被救贖的山楂樹

寫在前面的ps:看了《芳華》,又想起這部片,這篇影評。授權自不待言,摘自王人博:《孤獨的敏感者》,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

當時我看完《山楂樹之戀》,不禁對我的整個人生進行了形而上的思考。這一場電影下來,到處都是火花卻怎麼都不燃,蓋著棉被還做擰巴狀遲遲沒個表示,我很痛苦,亦很憂傷。到底是他們有問題,還是我有問題啊?一個男性導演,連「愛好:女」怎麼都不用電影語言呈現呢?這得多麼痛苦啊,整個兒就拉拉手,瞪瞪眼的,太「乾淨」了,乾淨得甚至有些不自然。

「保羅·克利的《新天使》畫的是一個天使看上去正要從他入神地注視的事物旁離去。他凝視著前方,他的嘴微張,他的翅膀張開了。人們就是這樣描繪歷史天使的。他的臉朝著過去。在我們認為是一連串事件的地方,他看到的只是一場災難。這場災難堆積著屍骸,將它們拋棄在他的面前。天使想停下來喚醒死者,把破碎的世界修補完整。可是從天堂吹來了一陣風暴,它猛烈地吹擊著天使的翅膀,以至他再也無法把它們收攏。這風暴無可抗拒地把天使刮向他背對著的未來,而他面前的殘垣斷壁卻越堆越高直逼天際。這場風暴就是我們所稱的進步。」

這是瓦爾特·本雅明在其《歷史哲學論綱》里最為經典的一段文字。把它用在這,既有點可惜,也不完全合乎題意。與其說下面要說的東西是得之於它的靈感,還莫如說就是為了這段文字本身的謄寫——摘抄是對文字和思想表達敬意的最高方式。

下面要說的是張藝謀執導的電影——《山楂樹之戀》。 它被稱作是「史上最乾淨的愛情故事」。我並不認為這個斷語純粹是為了賺取票房的商業噱頭,或多或少也包含著導演自己對「乾淨」概念的真實理解。

影片有關愛情的敘事是以一棵煢煢孑立於半坡的山楂樹為背景的。然而,電影對這個景物與故事主題關係的表達並不清晰。這棵樹在片中只出現了幾次,而且可有可無,與故事本身的關係並不緊密。第一次出現於故事的開頭,在靜秋隨師生到農村去體驗生活時的路途中。電影使用的是遠鏡頭,沒有特寫,並且運用的是一種轉述方式來告知觀眾這棵樹奇異的來歷及身世——它是輝煌歷史的見證者。它之所以異於同類而開紅花,是因為在抗日戰爭中先有一個烈士被害於樹下,後有許多抗日英雄犧牲於此。這使觀眾非常容易地把鮮血與花的紅色聯繫起來。「被烈士的鮮血染紅的」是那個年代通常的修辭方式。然而,在今天,這部電影使用這棵「開紅花的山楂樹」要說明什麼呢?是要用先前死者的血象徵故事的結局,還是最後男主人公「老三」身患白血病的隱喻?

無論哪種情況,這棵樹都讓人有點不舒服。山楂樹通常都開白色的花,紅花只能是樹變異的結果。變異的原因可能很複雜,但那絕不可能是因為鮮血澆灌的結果。不巧的是,「老三」的身體細胞最後也發生了病變。人與樹的雙重異常會使人產生不祥的聯想:是不是那地方真有問題?

「山楂樹」的象徵意義是通過讓「老三」與工友們合唱蘇聯歌曲《山楂樹》而呈現的:「歌聲輕輕蕩漾在黃昏水面上/暮色中的工廠在遠處閃著光/列車飛快地賓士/車窗的燈火輝煌/兩個青年等我在山楂樹兩旁/哦,那茂密的山楂樹白花開滿枝頭/哦,你可愛的山楂樹為何要發愁/當那嘹亮的汽笛聲剛剛停息/我就沿著小路向樹下走去/輕風吹拂不停/在茂密的山楂樹下/吹亂了青年鉗工和鍛工的頭髮/哦,那茂密的山楂樹白花開滿枝頭/哦,你可愛的山楂樹為何要發愁/他們誰更適合於我的心愿/我卻沒法分辨/我終日不安/他們勇敢更可愛呀全都一個樣/親愛的山楂樹呀要請你幫個忙/哦,最勇敢最可愛呀到底是哪一個/哦,我親愛的山楂樹請你告訴我/最勇敢最可愛呀到底是哪一個/哦,我親愛的山楂樹請你告訴我。」

這是一首婉轉悠揚的情歌,說的是一個可愛的姑娘,有兩個青年同時愛上了她,一個是鉗工,一個是鐵匠。雖然約好在開滿白花的山楂樹下見面,但她內心卻是愁腸百結——同樣的勞動者,同樣優秀的小夥子,讓她難以取捨。歌曲誕生於1953年,原名《烏拉爾的山楂樹》,帶有濃郁的烏拉爾風情,謳歌的是純真、優美、浪漫的愛情。上個世紀50年代,它隨同其他歌曲一道舶來中國,旋即被廣為傳唱。

影片的結尾再一次出現了這首歌曲,改用的是男聲獨唱的方式。影片對「山楂樹」的移植方式,其實是誤置。在那個年代的蘇聯,用普通物象表達普通勞動者的愛情是極其常見的,因為「普通」本身就象徵著勞動階級意識形態上的高貴與特權,這是無產階級審美的特點。然而,《山楂樹之戀》的故事卻發生在中國上個世紀70年代初。那個年代不僅禁絕了一切有關愛情的敘事,而且蘇聯也早被看作意識形態的敵人,有關它的所有善意想像都是絕對禁止的。至於說像《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這類蘇聯小說和《喀秋莎》這類蘇聯歌曲在中國重新流行,那是上個世紀70年代末中國的意識形態變化以後的事。影片中,「老三」和他的工友們高聲齊唱《山楂樹》的行為,在那個年代要不是被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就是被拴上「蘇修帝國主義的走狗」的繩子。對此,導演應該知道。他之所以如此處理,無非就是讓讀者和觀眾通過歌曲而建構有關「革命時代」與「純潔愛情」的美妙聯想。然而,這樣的手法並不美妙,因為這一切都建立在「時空倒置」的基礎上。

那麼,影片又是如何通過那棵山楂樹來詮釋愛情中「最乾淨」的概念呢?我不知道人間的愛戀是否有「乾淨」與「臟」的分類,更不明白分類的標準。「乾淨」在中國的文化中並不純粹是一個「衛生學」的辭彙,更多的時候屬於倫理範疇。生活中若說「這個人不幹凈」,通常是指他的道德有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講,「最乾淨的愛情」意指的是「最符合道德」,也包含「純真」的意思。

電影對「乾淨」與「純真」所包含的對物質利益交換的拒絕、對真情的真實而全部地投入這兩層意思的詮釋,進行得非常吃力。悖謬的是,影片越是努力剔除利益因素,利益問題就越突出。本來,影片是想通過「老三」在金錢、物質上對靜秋的幫助來刻畫感情的純真,然而,這些元素的過分使用反而減弱了純真的純度。譬如,男主人公第一次幫助困境中的靜秋就給了一百元,在那個年代這可不是個小數目。一個普通的機關幹部的月工資才三四十元錢,而一百元則近乎於一個普通幹部三個月的收入。對初識的靜秋來講,婉拒是很好理解的。無論哪個女孩,只要不是貪圖虛榮,對這樣的幫助都會心存戒心。由於家庭背景、人物身高上的極大差異,男主人公所提供的無私幫助給人的感覺並不是純真的流露,而是一種優越感的宣示。他有時像個疼愛孩子的專斷父親,有時就是個手頭頗為闊綽而自命不凡的紈絝子弟。

讓人最難理解的是,導演對這株「山楂樹」進行「最乾淨」、「最純真」的修剪所使用的主要工具就是「剪除性愛」這把剪刀。拒絕親吻、撫慰、性愛鏡頭是這部電影的最大特點。正因為如此,「老三」與靜秋的關係在整個電影中從頭至尾都處於一種曖昧狀態,有時像過分親昵的兄妹,有時像朋友式的父女,有時像是發育不全的早戀。

開始的場景,「老三」牽著靜秋的手過河,兩手中間還要加上一根樹棍,這讓人除了感到滑稽好笑外,並不覺得「乾淨」和「純真」。相反,倒是「老三」「純真」「乾淨」的可疑。事實上,在「過河」這個特定的場景里,男子牽女子的手,幫助的意義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想牽手,無論出於男子的愛欲本能還是愛戀本身都是如此。「幫忙」只是一個掩飾「牽手」的真實動機的正當借口或方式而已。

故事的高潮部分是兩個男女躺在一張床上卻什麼都沒有發生,雖然女子在來的路上已經打定了主意:「為了『對自己真好』的報答,這個男人的一切要求都給予滿足。」如果沒理解錯的話,這也包括了女子的貞操。然而,姑娘的那句真心告白只是影片的一個噱頭,目的是為了加重「老三」「乾淨」「純真」的證據分量。遺憾的是,「沒做」並不能在道德意義上證明什麼。當然,對於這「沒做」,我和觀眾一樣,並不會齷齪地認為男子或女子生理上有問題,但這並不排除男女主人公的其他考慮。譬如,「禁止婚前性行為」的習俗,對性愛後的責任擔負等等。出於道德因素的考慮並不等於他/她就是道德模範,兩者間有很長的距離。通過銀幕的「去性愛化」詮釋愛情的「乾淨」與「純真」,這對一個男性導演而言多少顯得有點虛偽,對銀幕前的觀眾也缺乏足夠的尊重。因為掏錢進了影院的絕大多數並不是禁欲主義的男女,而對那些為了真愛以身相殉的風塵女子而言,這簡直就是侮辱。我相信,在一個女人好不容易丟棄了裹腳布的國度,不需要再去砌建這樣一個貞節牌坊。

影片的悖謬不在於導演強加給觀眾的「最乾淨」的愛情貞潔觀,而是一種特有的強加方式。

影片是通過「追憶」的方式尋找到「愛情救贖」這個主題的。這也是本文開頭引述本雅明那段文字的因由。影片雖然並不直接表達中國的「當下問題」,但銀幕畫面的背後卻始終隱微著導演的現實焦慮。歷史的廢墟永遠珍藏著現實救贖的可能性,關鍵是如何去尋找。《山楂樹之戀》就是這種尋找的嘗試。面對現實的「愛情廢墟」,導演向歷史天使發出了呼救。於是,這個「新天使」把我們帶到了那個特定年代的廢墟面前。然而,上了年紀的中國人對那個「史無前例」的年代有著某種共同的集體記憶,包括導演本人,那是一個非人的年代。

如何實現用「非人」救贖「人」,這委實是個艱巨的任務。為此,影片不得不把那堆廢墟模糊化,以緩解悖謬造成的壓力。歷史的「模糊化」是《山楂樹之戀》論證現實清晰性的主要策略。

《山楂樹之戀》首先呈現給觀眾的是自然的色調:滿野的油菜花與放縱的野花競相開放,花中的小徑就是靜秋的愛情之路。這片片的黃色遮蔽了社會中人對人的施虐與摧殘。電影為了營造「純真」的氛圍,刻意降低了那個時代對人壓制的烈度。影片中沒有壞人,有的都是一些善良厚道的臉:「張隊長」一家人和藹可親;學校的「李主任」善解人意;即便靜秋的母親作為「走資派」在門口被紅衛兵訓斥,影片使用的都是遠鏡頭。但若這種「緩解歷史壓力」的力量過大,歷史就會失真。在那個年代,靜秋作為右派和走資派「雙料」壞蛋的子女,中學畢業留校而且還留在和自己的「走資派」母親的同一個學校,這也讓人難以置信。

最為悖謬的是,影片所謂的「最乾淨」、「最純真」的愛情最終是建立在靜秋對「性」的無知的基礎上的。「無知」並不是因為女主人公的魯鈍,而是來自那個特定年代對人性的野蠻虐殺。這構成了一種反諷:影片越是要從歷史廢墟中尋找現實救贖的火焰,就越不自覺地變成了對歷史本身的控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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