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快車謀殺案2017版：大家好，我是名偵探波洛·福爾摩斯

拍一個全世界都知道的故事有多難？而且還是一個全世界都知道結局的經典推理小說。

小九希望能盡量以一個觀影者的角度去看待，《東方快車謀殺案》最新的翻拍，而不是以原著黨的身份。所以本篇影評，也會更多地從比較角度去進行敘述。

首先要說驚艷的部分，個人很欣賞新版中電影技法的運用，導演擅用一鏡到底來分割電影語言與舞台語言。

例如在車站的一幕長鏡頭，從波洛進入車站開始，就用一個鏡頭進行了故事鋪陳：波洛需要乘坐東方快車——快車奇怪地坐得滿滿當當（伏筆）——朋友的斡旋下插入一個無人位置（伏筆）——波洛上車往自己包廂走（所有角色出場，人物性格初步呈現）——包廂里角色的反常反應（伏筆）。

如同話劇舞台上大幕開啟前的旁白，巧妙地讓之前相對破碎的電影語言講述方式（大全景的切換、流暢的情節拼接等），轉換成為相對整體呈現的戲劇語言講述。列車就是這群人的舞台，現在大幕緩緩拉起了，好戲上演。

此外，印象最深刻的莫過於影片後段那場象徵意味極濃的「最後的晚餐」，所有角色盡數在舞台上站好位，波洛也緩緩登上舞台，一段極長的如同話劇表演的台詞，酣暢淋漓地揭穿真相。

觀賞性最強的波洛：名偵探波洛·福爾摩斯

新版最明顯的改編，大概是波洛個人形象的變化了。無論是74年的版本還是10年的版本（我自己印象中還看過一個最貼近原著的版本，但是死活找不到片源也是奇了怪了），基本都遵循原著中對波洛的人設定位——走話癆流的小胖子紳士神探。

每次見面都要跟人反覆強調自己是比利時人；超有紳士精神，無論對方有多討厭都能耐著性子接梗半小時；特別嫌棄「警犬」式的偵探流，喜歡通過和嫌疑人對話來抓取漏洞信息……保持禮貌也保持距離，第一印象溫和無攻擊性，軟刀子捅人快准狠。

正因如此，才讓人覺得波洛是可親近的，雖然他不能接受謀殺的罪惡，卻能從某些人情角度去理解罪犯的心理。這種性格，也給東方快車謀殺案最後的選擇給出了可能性。

新版的改編卻把話癆流的波洛徹底改造了：處女座式的強迫症習慣，說話直來直往的耿直boy，注重細節證據的推演，情緒波動極大，甚至還會親自上陣抓嫌犯，身手矯健頗具武力值……這是隔壁劇組的夏洛克·福爾摩斯串場走錯了吧？

這樣的人設變化，導演也許是真的為了觀眾著想。

阿加莎非常用心地塑造波洛的形象，雖然賦予了一些小情趣，但基本上是典型的英式理性代表（馬普爾小姐類似）。但過分內斂、不流露情緒的英式理性，卻比較難以引起電影院里追求刺激感的觀眾的共鳴。

如果按照波洛原有的破案模式，徐徐叨叨地話癆審訊，冷靜梳理的情感表達，觀眾估計早就不耐煩了。

新版的波洛就顯得戲劇性多了，會懟人很傲慢還有打戲……想想神探夏洛克的風靡，你就明白大家多吃「古怪偵探身上發生好萊塢式的戲劇衝突」這一套了。

群戲的削弱：打造IP需要犧牲多少？

《東方快車謀殺案》是一出典型的群戲，準確來說波洛都不算主角，他只是解開整個故事的串聯線。來自十幾位角色各具特色、各含深意的舉止、台詞、心理活動才是故事的精髓，也才是嚴密推理的前提。但新版電影顯然削弱了群戲的表現力。

除了戲劇化的哈巴德太太、家庭教師瑪麗CP，其他人幾乎沒有獨立的戲份，人物形象呈現典型化、戲劇化和標籤化的傾向。例如伯爵夫婦就是相當戲劇化的一對，伯爵夫人嗑藥成癮舉止輕浮，與原著中身體孱弱蒼白的形象大相徑庭。

整個問詢和證據搜索過程的節奏也很快，少了以大群戲為基礎的推理，電影只能將阿姆斯特朗案件的線索早早放出，以縮短推理的過程，波洛那些問詢中的小手段和話術，也就難以呈現了。

削弱群戲的目的，一方面可能是因為《東方快車謀殺案》的劇情基本人人皆知，編劇與導演認為無需再做詳細的呈現；另一方面，則是為了突出塑造波洛的形象，為之後一系列的翻拍埋下伏筆，打造一個金字招牌的波洛IP。例如影片最後就給《尼羅河上的慘案》做了一個正兒八經的預告。

但為了滿足系列電影的品牌化打造，犧牲了群戲、修改了波洛的人設，卻讓整個故事的嚴肅性被削弱了。

為什麼《東方快車謀殺案》經久不衰，就是因為它足夠震撼，震撼到波洛溫和卻縝密的英式理性出現了破綻，甚至願意違背自己一貫的原則去隱瞞真相。

可是新版的改造，既讓波洛最後的轉變顯得突兀，又讓東方快車謀殺案變成了波洛人設中的一次「逢場作戲」——下了東方快車，強迫症的毒舌偵探依舊處女座，馬不停蹄地趕往下一個案件，自此與東方快車分道揚鑣、各不相干。

我更懷念那版找不到片源的電影中的處理：所有角色在塵埃落定前幾乎無交流，完全就是一群陌生人，卻在波洛慢悠悠地講述完真相與抉擇離去之後，互相沉默著，起身倒了一杯酒，舉杯共飲。情感的壓抑在一杯沉默的酒中得到釋放，因為壓抑得足夠深沉，也才足夠震撼。

故事核心概念的替換：律法-倫理困境 VS 道德認同

新版另外一處大修改，就是刪除了對西方法律體系中的十二人陪審團制度的思考，這直接導致了故事核心概念的偷換。

原著中十二人陪審團制度的概念貫穿了全案，嫌疑人之所以選擇湊夠十二人集體殺人，就是因為他們並不認為自己是在犯罪，而是在對有罪之人進行審判，為了律法層面的公正，每人一刀、不多不少；

而波洛之所以能夠把所有線索串聯起來，找出真相，也是因為對「12」這個數字的執著：十二刀致命、車上有十二名乘客（伯爵夫婦算一個整體）涉嫌、陪審團需要十二人方可定罪……

小說留給了讀者一個律法哲學層面的問題：當律法無法涵蓋所有罪行、無法處罰所有罪犯，私人是否可以代行律法的權力，從倫理認同層面對有罪之人進行刑罰？

如果我們不認可這一點，那麼律法的精神是否真的存在，畢竟法律條文的制定不就是為了保護大多數人的利益嗎？如果我們認可這一點，那麼法律的嚴肅性與公正性又如何得到保證，是否人人都可以自詡倫理上的正義而濫用私刑？→大家·推理 |《東方快車謀殺案》：起始人還是終結者

誰又能信誓旦旦地保證，自己能夠判斷準確，什麼樣的情境律法才無法涵蓋，需要由倫理來頂上？

一個「洞穴奇案」式的律法-倫理困境，在新版的改編中被簡單化了，將波洛最後的選擇簡單歸結為一種道德的選擇，即「罪無可恕、情有可原」。這種簡單，讓最後的「抉擇」行為顯得輕易、突兀又割裂——容易感情用事、歇斯底里地訓斥罪犯的波洛，還會思考律法-倫理的困境嗎？

那個話癆的比利時小鬍子，懷著一顆守護律法的精神，明確揭示了十二人陪審團的殺人邏輯；又念著一絲來自上帝視角的憐憫，並未對道德代替法律的行為給出價值與是非判斷。

他糾結而曖昧，在自己原本堅實的信念里露出一條縫隙，神性與人性在最後的抉擇里博弈，方是東方快車留給我們最深的靈魂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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