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者張岱

回憶者張岱

顧文豪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明清小品由於受到周作人、林語堂等人的推舉而一時風行。晚明文人的際遇一下子好起來，從打壓轉為禮遇，湮沒不彰的文集也紛紛重新標點出版。在當時亟亟為新文學謀求歷史合法性的文人看來，獨任性情、橫出己見的晚明文章不啻是現代文學的歷史源流，依憑這股源流，看似離經叛道的新文學運動恰如錢鍾書所言，「一方面強調自己是嶄新的東西」，「另一方面更要表示自己大有來頭，非同小可，向古代也找一個傳統作為淵源所自」。

在當時的風潮中，有幾部選集最為著名，頗可看出時人的眼光手眼，分別是沈啟無選輯的《近代散文抄》和阿英、施蟄存分別編選的《晚明二十家小品》。所選皆為後世公認的晚明文章大家，諸如袁宏道、張岱、王思任、李漁等，就中又以張岱最為特出，以沈書為例，共選明清16位作家之作品，張岱一人入選散文27篇，洵為全書之冠。沈啟無對於張岱的重視不僅出於個人喜好，亦受到乃師周作人的影響。周氏尤為推重張岱，在《陶庵夢憶序》一文中，即點出張岱洒脫的文章「大抵出於性情的流露，讀去不會令人生厭」，雖為名士派的文章，但與「現代文的情趣幾乎一致」。1932年，周作人在燕京大學作題為《中國新文學的源流》的重要講演，進一步勾連晚明文學與五四新文學，認為兩者的文學運動趨向相同，同屬言志派，前者的代表一為清麗見長的公安派、一為流於險僻的竟陵派，明確指出張岱的散文是「兩派結合後的大成績」，一舉奠定了張岱的文學史意義，日後幾乎絕大多數的文學史著作都沿用此觀點將其置於「晚明小品集大成者」之交椅。

之所以要在本文開頭絮叨這樣一段文學史故實，是為了說明張岱長久以來是以「小品文作家」的形象登台亮相的，這幾乎成了張岱第一且唯一的身份，同時無形中也限制了我們真實而全面的理解張岱。這一形象經由周作人、黃裳、汪曾祺等一大批現代文人的反覆強調與成功經營，幾乎遮蔽了原本那個更為豐富複雜的張岱，使得大多數讀者只知道這是一個經歷了國破家亡的富家子，一個在晚年以筆墨舔舐生命創口、耽溺早年繁華的小品文人。而其實被標舉為傑作的《陶庵夢憶》、《西湖夢尋》的第一面目對張岱而言，絕非一個「文本」，而是一份「記憶」，換言之，歷史的意義要遠勝過文學的意義。

因此，如何與幾成習見定見的「小品文人」這一先入為主的張岱形象進行技巧而又耐心的博弈，其實是理解與評價史景遷《前朝夢憶》一書的重要關節點。

史景遷為何要書寫張岱？論事功，張岱幾無可述；論聲譽，也非一線人物；論心事之幽微周折，亦不可與錢謙益之流相較。換句話說，類似張岱這樣的前朝遺民真不知有幾何。那書寫張岱的意義在哪裡？難道是因為張岱的散文中對於都市生活不憚細瑣的描寫而滿足了史景遷中文版序言所說的給了他「新的著力點」，可助其「思索四百年前的生活與美學」？若果真如此，那也許此書瑣細散漫的寫法並未給予我們重新審視晚明生活與美學的好角度，甚至單就材料而言，也不夠豐贍，它更像是為張岱一家拍攝的長篇紀錄片。

也許我們可從宇文所安關於此書的長篇書評中找到可能的答案。宇文所安認為，史景遷將張岱的歷史寫作擺到一個過高的位置，其實張岱更適切的身份是一個優秀的作者，而非一個出色的史家；而在史景遷的筆下，張岱文學寫作的價值並不足以取代或超過他的歷史書寫。這也回到了我們文章的開頭，史景遷需要角力的就是這個被定格的「文人張岱」，換言之，他真正關心的不是小品文人張岱，而是遺民史家張岱，一個寫出皇皇大著《石匱書》的張岱。

若從此角度重新來讀本書，我們發覺史景遷對於張岱生平的平實到近乎寡淡的敘述其實別有剪裁。全書先自流光溢彩的早年生活開始講起，將張岱《自為墓志銘》提及的精舍美婢、孌童鮮衣、美食駿馬、華燈煙火、梨園鼓吹、古董花鳥一一呈現出來，從寫作手法而言，這自是史景遷之專擅——通過一幕幕活色生香的生活場景將讀者帶進歷史敘述中去。而張岱精緻到奢華的個人生活一方面貼合了史景遷個人的「晚明情結」，「晚明是中國史上文化最繁華的時期」；另一方面也引導讀者注意，隱匿在繁華生活背後的是一個趨於傾塌崩坍的國家，由此暗藏歷史的詰問——當更大的荒敗即將襲來，個人生活是多麼的脆弱，而恰恰是這份脆弱卻能韌久地停駐在人們心間。

此後，史景遷開始敘述張岱的家世與生平。值得注意的是，他頗為強調張岱的讀書生活與功名之路的不順遂。張岱自幼穎悟，6歲時被祖父帶至杭州見陳繼儒，因屬對敏捷，深得誇許。此後即在家藏萬卷的書房中讀書，15歲始親炙祖父教誨。祖父張汝霖對於張岱意義重大，他為人曠達，不重八股而獨醉心古人文章，還將《世說新語》印製成袖珍本隨身攜帶。祖父的讀書態度與科場遭遇對其影響最是深遠。張汝霖應考鄉試時曾被教諭列為淘汰之列，後大主考清點試卷，發覺少了七份，遂問及教諭是何故。教諭答說，「七卷大不通，留作笑資耳」，大主考卻執意調出這七份試卷查看，一讀之下，撫掌稱妙，便將張汝霖選中遂免遺珠之憾。日後張汝霖為官做主考，也特別留心榜單之外的考生，最後常因力排眾議終被解職。祖父的經歷令張岱體會到科考的虛妄甚至殘酷，其結果是貽害天下，凡能通過科考之人，「非日暮窮途，奄奄待盡之輩，則書生文弱，少不更事之人」，是故張岱即便一生科名無緣，也未耿耿難釋懷。而祖父要其讀書不以各家註疏橫踞心中，更促使他廣搜博取，盡精力於種種繁雜學問，無意間完成了一位歷史學家所該有的技藝與修養。

科舉功名的不可得，使得張岱轉而思考自己生命的重心應該放在哪裡，滿腹才華又該如何措置。在傳統文人那裡，最高榮譽不是執掌大權，也非翰林文章，而是修史。擁有對歷史的解釋權是文人的最大意義和價值。

1627年，明熹宗賓天，魏忠賢失勢，朝局一新。此時的張岱完成了第一部著作，《古今義烈傳》。是書廣搜正史、博採野史，上起西周，下及蒙元，匯良將、碩儒、廉吏、明君、商賈、僧道、乞丐四百多人於一編，每人皆附小傳與贊語。古之義烈，雖早已湮滅，但張岱每覽其行狀，無不激憤感觸，而這憤激之情其實是源於對現實的強烈不滿，「天下事不痛則不快，不痛極則不快極」，故只有以如此義烈之俠行來鼓盪人心，收拾殘局，方可「立地一刀，鬱積盡化」。而在具體治史方法上，張岱亦有自己獨到的思考。簡言之，他仰慕兩種人，一是「慷慨赴義，必於倉皇急遽之交，生死呼吸之際，感觸時事，卒然迸裂，如電光江濤，不可遏滅」，一是「乃有為國捐軀，至死不悔，是蓋純任憤烈，非謂當然而然也」。張岱激賞折節的是那些「憤烈」之人，因此他不寫荊軻之流、不寫為「恩結」赴死的劍客、不寫「君臣之分，莫逃天壤，而有死無他」的大臣、亦不寫那些不值為之而死、或僅出於「積處所成，非義憤所激」而死之人。

同樣是身死，張岱並未等量齊觀，在寫什麼與不寫什麼的裁斷中，作為史家的張岱有他自己的觀念。對死亡價值的思考，透露出日後其人生抉擇的消息——死亡是容易的，為什麼生活才是真正困難的；對於那些奇崛怪異之人的青睞，亦見出因一生未獲功名而被排斥的張岱其內心的身份認同與非主流的價值取向。換句話說，《義烈傳》奠定了張岱一生寫作的基調，背馳正統知識和意識形態規訓，傾心那些被權力湮沒而不得彰明的內心憤激之士。

1644年，甲申之變，張岱四十八歲，明亡。翌年，好友祁彪佳投池而死。1646年，方安國以「商榷軍務」為名脅迫五十歲的張岱出山。其時，張岱適疽發於背，疼痛呻吟，夜倚枕假寐，夢見祁彪佳囑其「天下事至此，已不可為矣」，隨爾高手終不過一死了之，要其速速還山，早日完成《石匱書》。驚醒過來，汗濕衣衫，撇去所有家當及三萬冊藏書，倉皇出走，隱居於紹興西南之越王崢。

披髮入山的張岱自稱「野人」，時有自盡之念，只因念及撰寫明史的大業未竟，也就抱恨苟活。有意思的是，與「野人」身份相稱的是他修撰「野史」的工作。在這度日如年的生活中，他一邊寫作宏大的《石匱書》，一邊寫作薄薄一冊《陶庵夢憶》，這兩種看似輕重有異的寫作其實都在呈示一個「回憶者張岱」的形象。「石匱」為司馬遷保全史料之地，張岱藉此名意在表達對太史公的推崇，這種推崇並非基於司馬遷歷史寫作成就之偉大，而是他需要從太史公那裡找到活下去的理由——人即便受盡侮辱也不能輕尋短見。

張岱以專業史家自居並效法太史公，雖一貧如洗仍穿州過省訪問遺老、探勘古迹，試圖給每個明朝皇帝作出精要的點評。寫作中最重要的動機與任務是給出明亡的原因，原先設定的止於天啟七年（1627）天啟皇帝駕崩的《石匱書》明顯無法完成這一工作，於是張岱著手寫作《石匱書後集》，以期最終釐清明亡的意義。他認為，明亡與末代皇帝崇禎個人性格有關，崇禎用人朝令夕改，渾如「弈棋」，在位十七年，無時不廣攬人才，隱士、宮女、寺宦、平民無不有之，結果卻「愈出愈奇，愈趨愈下」。好用人，卻用人無方，天下之人無所不用，及至危急存亡之秋，竟無一人為其分憂解難，誠為孤立無助之主。同時，張岱明確指出不能把亂世歸咎於如李自成的單一叛亂上。中國之板蕩，日積月累，人人有責，譴責李自成，猶如宣稱「匠石輟斧伐木」，而事實上明朝已如「蠹木」，李自成最終成功逐鹿，實因「群盜聚踣之」，「張岱與其時代之人所悲痛吞下的，正是腐敗結成的苦果」，就此而言，沒有李自成，也會有張自成、王自成來完成推倒「蠹木」的工作。

1654年，《石匱書》完稿，約過六年，《後集》亦告完成，兩部明史共計三百萬字。完成文稿的張岱致信友人，自謂「心如止水秦銅，並不自立意見。故下筆描繪，妍媸自見，敢言刻畫，亦就物肖形而已」。讀來好似心境平順，其實對過去一往情深的張岱是怎麼也做不到心如止水的，更何況他壓根認為彼時的世界之所以荒敗，恰恰是因為「不痛不癢」，要做的不是隨時順俗，而是痛下針砭。

這份「針砭」最難下手卻必須下手處，即是如何評價朝代淪亡中各類人物的生活樣態——叛變者、擁護者、殉國者、女人和男人、販夫走卒乃至冠蓋之士，而對於「忠貞」與「生死」的探討則是其中最為核心與令人不安的部分。

我們必須再度回到張岱的好友祁彪佳。當年祁自沉之晚，曾書詩一首留予家人，其意是明亡之後只有兩條路可行，或反抗清人，力圖復興；或自裁明志，以身殉國。前者難，後者易，祁認為勢不可挽，抵抗終究徒勞，不如一死潔身。與好友意見截然不同，張岱認為如果「一個人因為多活幾年，有更多時間尋思良方，死於何時就太重要了」。以祁彪佳之自裁為代表的前朝遺民，正氣凜然，但實非義行。有明一朝，皇帝大多昏聵庸庸，臨了如崇禎以區區一死塞責，雖然眾人皆心知肚明，卻仍舊選擇死殉，又是為何？在張岱卻看來，這恰如婦人「嫁凶酒撒潑之夫，以沉湎昏聵而笞逐其妻妾，乃妻妾不以為恨，而當其喪亡之日，猶欲為守節殉亡，則與彼情深伉儷，而願為之比翼連理者，不更難之難哉？」為了昏聵荒淫的前朝王室殉死，不就像是為成天酗酒撒潑的混賬男人守節殉亡嗎？

《陶庵夢憶》的開頭，張岱自謂寫作此書是為了「遙思往事，憶即書之，持向佛前，一一懺悔」。其實回憶是真，懺悔是假。我們在這本文集中讀到的不是懺悔，而是眷戀，對過往之歡娛的深刻眷戀。與錢謙益、龔鼎孳之流不同，明朝並沒有給張岱帶來什麼直接的利益，沒有功名頭銜的他之所以畢一生心力寫史，說到底仍是因為那份對昔年生活的眷戀。張岱明白，從今而後，生命只有自然的意義，而無審美的意義。那些文字，不管多麼清麗，都只是為了在紙面構築一個回憶的世界。

准此，史景遷為張岱立傳的意義才凸顯出來。當外部的歷史已然崩塌，當生活的情境天翻地覆，當所寄身的精神世界不再具備不言自明的價值，換句話說，當作為歷史的實體轟然倒下，個人究竟可不可以憑藉「回憶」來確立自身的存在與價值？可不可以在這實體之外重建一個自己心中的「歷史」？又可不可以將掩蔽在莊嚴與廢墟之後的由專制、侈泰、愚妄結合在一起的事之里與人之里一起表達出來，從而使後人透過由權力宰制的虛偽的歷史而把握歷史的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