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中國最洋氣的城市

撰文 | 成梁

出品 | 網易浪潮工作室

說到「洋氣」，今天的上海依然是大多數中國人腦海中浮現出的第一個城市。

同樣都是一線城市，北京街頭正在上演秋冬時尚災難片，上海弄堂里要俏的老太能與國際潮流接軌。跨出隨處可見的便利店，走到寬闊整潔的街道上，這裡更像是個大都市。從南京路拎了大包小包，打卡外灘夜景自拍是遊客的基本修養：「上海，老洋氣了！」

19世紀「洋氣」從上海灘登陸中國，今天依然賦予這座城市獨特的氣質。中國上續兩千多年的春秋辨夷夏，到晚清的時候開始轉變態度。「洋氣」這個詞一開始是籠統概括來自外洋的新鮮事物。後來西方勢力撤離中國，「洋氣」也有了「文明」、「現代」的更多內涵，而上海始終是這個詞的最佳詮釋者。

上海的洋氣，到底是怎麼來的？今天的上海，真的有人們說的那麼洋氣嗎？

村炮修鍊手冊

今天我們說上海地理位置優越，什麼扼內河航運與海運樞紐，古代的農民聽了肯定想打人。距今150年前的上海縣，還看不到任何洋氣的跡象。

當時這群農民定居在低矮的沖積平原上，不僅有水災和颱風的侵襲，海潮的衝擊也使土地常含鹽鹼，不宜種稻。元代設縣後，上海人口不僅沒有增加，反而有大量農民由於土地貧瘠而繳不上賦稅，被迫遠走他鄉。上海農民為數不多的謀生產業是植棉和紡織手工業。

雖然上海積累了一點工商業基礎，但是直到清末，同富饒的江南鄰居相比依然相形見絀。清廷重內河輕海運，鴉片戰爭後，英人想將中國的部分港口城市納入自己的世界貿易體系，他們看中了上海。朝野上下看到英人選擇上海而放棄了蘇州，甚至有些小慶幸。

事實上，上海正式開埠通商後其實沒什麼水花。英人於1845年設上海租界，開始為方便管理設定了華洋分居的規矩，縣城和租界兩個社區是互不溝通的，只有買辦等特殊職業往來其間。對大部分上海縣民來說，他們依然可以安於棉花田和織布機邊的小日子，不必關心北邊灘頭的外國人。

當時誰能想到，這樣的上海有朝一日竟然會成為全世界最前列的五大都市之一？為什麼這樣的上海，會與「洋氣」扯上關係呢？

上海的「洋氣」，一開始特指伴隨洋人進入的新事物。雖然租界是家國恥辱，但踏入租界的上海人不得不承認：現代城市的先進文明讓人心曠神怡。

如果能夠穿梭時空採訪上海人接觸租界的第一感受，應該是「空氣中終於沒有屎尿氣」。當時的中國從皇城到地方，不僅沒有排水管道設施，居民也大多習慣隨地便溺傾倒。《申報》對比租界與縣城夏季傳染病的發病概率，大嘆穢氣侵襲之弊。

公共衛生事業是現代城市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必須有工業物質文明的支撐。歐洲城市在工業革命後的技術支持下建立了大型排污系統，使用自來水和室內抽水馬桶。19世紀中葉細菌學和寄生蟲學建立，也更加重視對傳染病的積極預防與衛生規定。洋人把這套設計搬進了租界。

租界里濃縮的種種現代城市文明，對久蒙野蠻落後之名的上海人是直觀的刺激，啟發了變革的慾望。以公共衛生事業為例，19世紀60年代初就有知識分子呼籲引進先進衛生設施，到20世紀初，華界效法租界的管理方式，體制規章已經達成一體化。《申報》贊「大街僻巷均極潔凈，居民便之」。

當時上海興起了一系列市政改造運動。洋人每把新事物引入租界，上海縣城一定緊跟其後，從浚河、排管、修路，到自來水、煤氣、電燈。士紳與普通居民在改造活動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報刊等大眾媒體則極力渲染著濃縮在北邊租界里的西方新氣象。

我們衡量傳統城市的現代化時，往往將其分為三個階段，首先是城市功能改造，第二是城市格局改造，第三是新的意識形態的佔領。對租界的一系列效仿活動也已逐步滲透到價值取向的層面。

租界一通電，華界立馬翹首以待。閘北電廠甫一落成，立馬普及夜間開工。二十世紀初西方新式交通工具在租界普及，《申報》即登呼籲，號召在華界推廣以節省交通時間和便利貨物流通。來自現代工業文明的組織方式和基本觀點已可窺一斑。

外僑在上海的生活方式，也引得上海居民競相效仿。時人最推崇有西方老紳士之風的上海「老克勒」（「老」在上海話里是很，非常的意思，「克勒」來自英文「Carat」或「Class」），一身筆挺西裝，腳蹬鋥亮皮鞋去咖啡廳，是上海灘頂洋氣的人物。而那個時候誰要是不會用刀叉，就和蘇北鄉下人沒兩樣。

近代上海在城市現代化取得的一系列成就，大量來自仿效租界的結果。而上海之所以能夠成為中國吸收西方文化的最前線，並不是個巧合。

沒有根的上海人

既然租界起到了示範和榜樣作用，可是晚清那麼多租界和口岸，天津、青島、武漢……為什麼西方文化只有在上海才最大規模、最系統、最迅速地擴大了影響？

這是因為開埠以前，上海就是傳統文化精英真空的城市。

宋室南遷後，中國的江浙一帶長期是全國文化最為活躍的地區，上海在這之中是一座孤島。由於地緣環境不利於農業發展，設縣晚，流動人口大，上海沒有形成傳統社會擔任精英文化對平民文化控制角色的士大夫階層。出生蘇南的晚清學者王韜不無嫌棄地描述鄰居的文化狀況，說是「文物寂寂，杜門自大，不與四方賢流，甘囿於鄙」。

上海歷史短，文化保守性差，與廣州、福州、天津這些聚集傳統士紳集團的區域政治文化中心不同。開埠以後，西方人進入上海，要比在廣州和福州順利得多。

其實說到貿易條件，廣州顯然更勝一籌。1757年至《南京條約》簽訂前，洋商僅能在廣州一口通商。然而正是這種既有的經驗加劇了華洋矛盾。廣州的海上貿易長期建立在中國全盛王朝的朝貢體制上，官紳對「番鬼」有居高臨下的憎惡與排斥。整個19世紀40年代，英人深蹈廣州社團與士紳領導的反入城鬥爭，門都進不去。他們在福州也同樣碰了壁。

洋人焦頭爛額地來到上海，頓時感覺輕鬆許多。他們這樣描述當地人的特點，「廣州人如果能對外僑冷淡，我們就覺得很好了」，而上海人至少「願意和外僑半推半就地接近」。

這裡講的「上海人」，已經不是上海本地人。如果按照出生地劃分，這片貧瘠的土地上其實沒有太多土著。上海城市現代化的過程，實際上是外來移民不斷擴充、參與到上海人隊伍中，不斷合流西方文明的過程。上海基本上一直是一個移民城市。

有明確人口記載的上海人口發展史從1355年開始，以1850年為界。1850年前，上海人吃盡海溢、水風災和倭寇的苦頭。從1355年的30萬到1816年的52.6萬，年均人口增長僅1.2‰，遠低於中國平均水平。商人貨盡即歸，選擇定居上海的人並不多。

1850年後，上海人口發展出現了急遽增加的局面。無論是太平天國戰事、小刀會起義，還是連年饑荒，都促使大量移民湧入上海謀生。工商發達、生活便利的資本主義現代化中心城市吸引了前來投資和作樂的富商巨賈，渴望新知的青年學子，下層青年則在這裡尋找創業的舞台。

當時上海租界與華界一市三治的局面，存在大量政治控制的縫隙，對移民也具有很強的吸引力。

1845年上海開闢英租界，1849年軟弱的上海道台麟桂在交涉下同意開闢法租界，1863年，英美租界合併成為上海公共租界。兩租界與華界對對方區域發生的事情高高掛起。當時上海在國際上的稱號是「冒險家的樂園」，亡命者、罪犯、流氓都可以在三家分管的縫隙中找到容身之所。

上海「魔都」的叫法就是這樣來的。1923年日本浪人作家村松梢風初訪上海，在遊記《魔都》里描繪了當時一市三治的格局。在序言里他慨嘆，文明的光輝如何照耀著罪惡的巢穴，極端的自由，極端的痛苦，極與極的現象交織在一起，構成了這座巨大的「魔都」。

移民社會使當時的上海成為名副其實的大熔爐。中國各地文化在異質的西方文明面前半斤八兩。西人將歐美的物質文明、價值觀念、生活方式都帶到租界這片東方世界的西方文化飛地，通過租界展示出來的現代城市模式，租界與華界的可觀差距，使西方文明在移民群體間獲得了更多的認同。

語言的使用情況往往能夠反映文化勢力的對比。根據語言接觸機制的規律，強勢文化對應的強勢語言會從詞語等方面滲透方言。30-40年代上海流行辭彙中約有40%來自英語借詞以及用上海話拼寫英語字音的「洋涇浜詞」，如衣料的法蘭絨（flunnel），詈語的癟三（beg sir）。當北京士大夫對學習外語嗤之以鼻的時候，上海的外語培訓班已經和當鋪一樣多。

直至今日，移民社會的影響依然可見於上海人的社交關係。中國傳統農業社會的社交大量建立在以情感為基礎的互助原則上，上海人則是其中的一股清流。來到上海的移民成片地失去血緣和地緣的聯繫，在商業都會中以利益的載體進入社交圈。高頻的人際互動率也使得人們的接觸更為表淺，造就了上海人彼此默契的冷漠。

上海人更看重規則與契約，而非情感同友誼的紐帶。這種工業文明思維方式，不僅有利於當年商業都會的發展，今天重視公平與秩序的人們依然更樂於同上海人共事。

被物化的上海

當我們在談論上海的「洋氣」的時候，到底在談論什麼？

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上海已經完成了傳統市鎮向近代大都市的轉型，和世界最先進的城市同步。中國大部分地區依然為貧困的農村佔據，上海則成為全國人民心目中最洋氣，最具有現代魅力的地方。

當時的上海，不僅是內地城市爭相效仿的物質文明集中地，同時有極強的文化生產力。上海的大眾傳媒產業最早崛起。報紙、雜誌在上海如雨後春筍般競相怒發。1949年前，全國鉛印書刊中50萬令（相當於500張標準紙）有20萬在上海。而上海還有66萬的膠印能力加成。

上海還生產了大量名噪一時的文化產品。即便對老電影不了解的人，怎麼說也能哼上兩句周璇唱的主題曲《天涯歌女》。上海的大量通俗文學與影視作品建立在都市背景下的都市生活，將這座城市的摩登神話源源不斷地輸往內地。大部分人根本沒到過上海，上海的洋氣卻已經深入人心。

從表面上來看，七八十年代後人們依然認為上海是中國最洋氣的城市，依然在追逐與效仿上海。然而上海在文化上的影響力已經歸於歷史。今天人們心目中上海的洋氣，是與物質標籤劃等號的。

1949年解放後，上海接受了一系列社會主義改造。城市空間上，外灘從殖民勢力樞紐和金融中心變成人民政府所在地，昔日的冒險家撤離了上海，南京東路兩邊是國營和公私合營的大店招牌。作為社會主義城市的上海，成為了中國最大的工業基地，在功能上轉向生產型。工人階級成為這座城市的領導階級。

工業數據記錄了上海城市的發展與轉型的勝利成果：1958年，上海的工業產值增加到171.3億元，一年增加的產值比1949年全年的產值還要多。重工業規模也十倍於1949年。十年前，上鋼一廠只有一座半煙囪，現在煙囪是六十七座。工人新村也在上海紛紛興起。

當時人們提到上海，就是一個工廠，以及工廠產出的各種好東西。上海有好的自行車、好的手錶、好的收音機。上海人這個身份的優越性，已經由文化上的優勢，轉變為物理距離的優勢，他們在中國離工廠最近，能最快得到好東西。

從上海下鄉的大批知青代替了當年的大眾傳媒，成為物質文明的實體代言人。在稻田裡插秧的時候，他們穿著高筒的膠鞋，會用煤油燈煮咖啡。這種印象尤其固定在服裝上。全國紡織在上海，知青們往返於上海與地方之間，將新面料、新裝飾的訊息帶給全中國。

當年身在新疆建設兵團的人談到：上海流行什麼服裝，上半年在阿拉爾就流行了。當時上海流行的「一把抓」紗巾，「的確良」春秋兩用衫，假領子，無一不在全國引發熱潮。上海早已有了我們今天說的「代購」。放了探親假，很多工人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拿著親友給的採購清單在上海灘尋尋覓覓，大包小包駝回家，自嘲為「毛驢子」。

浦東開放後，上海接續起一時斷裂的金融中心和航運中心地位，重新進入了高速的發展時期。時過境遷，東方明珠依然是大部分中國人對現代化建築的第一聯想。隨著人們的物慾逐漸合法化，作為消費空間的上海重新回到了人們的視野。

然而與物質的崛起與復歸相對的是，上海再也不是那個現代文明的發源地了。1980年，上海相對的印刷比例已經下降到全國的十分之一左右，實體書比例僅佔8%。上海本土文化產業凋敝，新時代的郭敬明們已經取代了當年的亭子間作家。

從九十年代開始，上海就陷入一種「懷舊熱」。新上海人大踏步向前的時候，老上海們一本本地重寫上海的近代史，一件件地死守老克勒的生活腔調，一遍遍地強調上海話的特殊性，心裡爬滿失重的焦慮。

上海的「洋氣」退到物質標籤，現在等著一個蓬勃的深圳去撕掉。

對大部分外地人來說，沿商鋪林立的南京路步行街一路往東，可以一直走到外灘。上海繁華的物質文明，在這條線上彷彿完成了一次穿越時空的交匯，「上海還是這麼洋氣！」

然而對上海人來說，一個洋氣的時代，已經落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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