鏖戰馬六甲——奧斯曼帝國的海洋之夢（四）

01-26

2017-10-12 mooncatcher

本文為史圖館專欄約稿，僅代表作者觀點，與史圖館立場無關。

前言

在此前的三篇文章中，我們簡單回顧了16世紀奧斯曼帝國與葡萄牙帝國圍繞著印度洋制海權和遠東商路等焦點的軍事對抗，其中尤以奧斯曼帝國四次遠征印度洋為高潮。隨著西迪·阿里·雷斯率領的第四次遠征的戰略失敗，奧斯曼帝國在印度洋的新興海軍事業一蹶不振，1560年代也標誌著印度洋上地緣大國博弈的第一個分水嶺。而就在西迪和他的船隊迷航於北印度洋的季風之中之時，東印度洋的海風又給君士坦丁堡吹來了新的消息——遠在蘇門答臘的亞齊蘇丹向土耳其蘇丹，年邁的蘇萊曼提出了出兵增援的請求。

16世紀的奧斯曼印度洋艦隊

馬六甲海峽三雄

關於亞齊人的祖先，有多種解釋；目前最廣為接受的一個說法認為他們是占婆人的直系後代，他們的故土占婆王國（在中國史書中不同時代有不同稱謂，如「林邑」、「環王」、「占城」）於1471年被越南後黎朝滅亡後，其遺民散落南洋各地，其中一支流散到了蘇門答臘島北部的亞齊地區，並逐漸圍繞此地形成了一個繁榮的新據點。亞齊蘇丹國的正式建立時間亦是一個存在爭議的話題，常見的說法有1496年和1511年兩種，不過這並不影響我們今天的話題，故而不在此處多做討論。

話說經過了一系列成功的對外擴張，到1530年代，亞齊的疆土已經從蘇門答臘北部延伸至整個馬六甲海峽沿岸地區。這對於地處馬六甲海峽南部的兩股勢力——佔據了馬六甲的葡萄牙人和佔據著馬來半島南端的柔佛蘇丹國而言，是非常嚴峻的挑戰。

伊斯坎達爾·穆達統治時期（1608-1637），亞齊疆域達到極盛

葡萄牙人自1511年攻滅馬六甲蘇丹國後，就開始以馬六甲和果阿為中心，沿著著名的香料航線一路擴張其勢力範圍，而緊隨士兵和炮艦之後的自然是商人和投機者（順帶一提，中國澳門即是在這個階段落到葡萄牙人的手裡的，不過當時其戰略地位對於葡萄牙人在遠東的貿易網路而言無足輕重）。而被滅的馬六甲蘇丹國末代蘇丹馬哈茂德·沙哈（Mahmud Shah，亦稱馬末沙）在逃離馬六甲之後在馬來半島南端的柔佛河北岸（柔佛河即今天分隔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那條河）重新站穩了腳跟並開始招兵買馬謀求反攻。1528年他死後，他的兩個兒子也各自開始了創業，其中一個兒子阿拉烏丁二世（Alauddin Riayat Shah II）成為了第一任柔佛蘇丹，並以柔佛港為大本營不斷對北邊不遠處的葡萄牙人進行騷擾和阻截；另一個兒子穆扎法（Muzaffar Shah）則以馬來半島北部的霹靂（Perak）為中心建成了自己的獨立王國，此即後來的霹靂蘇丹國。（順帶一提，今天馬來西亞的霹靂州依舊設有蘇丹一職，現任蘇丹論血緣仍舊可以追溯到五百多年前的馬六甲王朝）

現任霹靂州蘇丹端姑·納茲林沙

霹靂和柔佛兩國的成型自然給葡萄牙人造成了不小的麻煩，但此時他們卻無心與葡萄牙人死磕，因為亞齊的崛起對馬六甲海峽沿岸各國的經濟利益構成了質的威脅。原本通往遠東的商路上，馬六甲是必停之地，一方面此地地理位置極其重要，是控制兩洋貿易的一個重要樞紐，另一方面馬六甲當地的港口條件也是得天獨厚，所以長期以來此地都是印度洋貿易的大中轉站。但是葡萄牙人拿下了馬六甲後，印度洋沿岸的各個伊斯蘭教國家感到了威脅，紛紛停止在馬六甲靠岸，轉而投奔馬六甲海峽沿岸的各穆斯林控制的港口，而其中最重要的兩個港口就是亞齊（Aceh）和舊柔佛（Johor Lama）——這自然使得亞齊與柔佛之間的競爭變得愈發激烈，直至不得不兵戎相向。

16世紀的葡萄牙寬身大帆船（Nau），繪畫年代與作者不詳

亞齊與葡萄牙人和柔佛人不斷激化的利益衝突使得後兩者決定暫時摒棄前嫌，共同對付生意越做越大的亞齊。而亞齊也敏銳地察覺到了風向的變化，於是派出了大量私掠船隻不分對象地劫掠葡萄牙和柔佛的船隻與海港，這導致雙方的矛盾進一步變得無法調和。亞齊看著情況逐漸變得對己方不利，便開始尋求場外援助——他們立刻瞄準了已經和葡萄牙人死磕了半個多世紀的奧斯曼帝國，在1562年前後派使者給蘇萊曼送去了一封國書，希望奧斯曼能夠出兵增援亞齊以共同對抗葡萄牙人。

此時的奧斯曼帝國經過在歐洲和北非的一系列挫敗，加上在印度洋和紅海地區無法挽回的損失，其實力已經大不如二十年前，持續擴張給國內經濟帶來的各種負面影響也逐漸顯露出來，從客觀國力上而言已經不再具備派遣大量海軍遠征的實力；蘇萊曼本人雖然願意對亞齊提供一定程度的軍事援助，但派兵遠征這事他是萬萬不願意的——此前幾次遠征的慘痛教訓還歷歷在目。然而計劃永遠趕不上變化，1566年，統治了帝國四十六年的蘇萊曼大帝在匈牙利戰線督戰時駕崩於營帳內，他的繼任者塞利姆二世新官上任三把火，立刻下令海軍前往亞齊支援。於是乎，奧斯曼帝國在印度洋上的最後一次大規模跨海軍事行動倉促間拉開了帷幕。

塞利姆二世（1524-1574），1566-1574年在位

最後的榮光

與此前幾次，尤其是第四次由西迪·雷斯率領的那次不同，奧斯曼帝國的這一次遠征並未留下多少史料記載。究其緣由，除了缺乏像西迪那樣忠實記錄航程的航海家之外，也和這次遠征的規模有關。我們前面提到過，1563年之後，奧斯曼帝國在印度洋上已經無法與葡萄牙人匹敵，而來自歐洲各國（尤其是威尼斯人）不斷增加的壓力也迫使奧斯曼人將戰略重心移向地中海，此時能夠派往亞齊的戰船已經十分有限——根據現存的記載，這一次遠征最初派出的艦隊由十五艘炮艦組成，但中途因為葉門地區爆發叛亂，不得不分兵平叛，導致艦隊數量不斷下降，1567年第一批抵達亞齊的艦隊只剩下兩艘船。儘管為種種現實因素所限，作為伊斯蘭世界裡最強的存在，奧斯曼帝國依舊不甘心屈服於葡萄牙人的堅船利炮，縱然與無法逆轉的命運抗爭，也一定要抗他個魚死網破。

此次遠征的指揮官，你可能已經猜到，又是一個「雷斯」——科托格魯·赫茲爾·雷斯（Kurto?lu H?z?r Reis）。這個雷斯與此前的那些雷斯的不同之處在於，他並非出身海軍，而是自幼成長於海盜之家，因此他的身世撲朔迷離。他的父親老科托格魯在16世紀初乃是聞名地中海的大海盜，在西班牙、法國、義大利沿岸臭名昭著，後來受到了君士坦丁堡政府的賞識，一路升遷，一直當到了奧斯曼的海軍上將。因而，科托格魯從小身邊就是一群有名的「雷斯」——比如我們之前提到的老當益壯的皮瑞·雷斯和威震地中海的赫茲爾·雷斯（即巴巴羅薩·海雷丁·帕夏）。在蘇萊曼大帝駕崩之時，科托格魯也已經位居印度洋艦隊海軍上將。

然而，再牛的雷斯，也奈何不了沒槍沒炮的現實。這一次的遠征在組織上相當混亂，這是由於印度洋艦隊經過此前數次失敗的遠征以及隨之而來的葡萄牙人的報復，已經失去嚴密的組織性，散落各地，一部分艦隊停泊於蘇伊士，另有戰船分布在從亞丁到巴士拉的各個海港。等到艦隊出征時，各地的戰船乃是分頭趕往戰場，結果往往是被敵人各個擊破。我們剛剛說到，第一批的15艘戰船只有2艘抵達了亞齊，這對於扭轉馬六甲的局勢還遠遠不夠。不過奧斯曼人雖然人數不多，卻在武器裝備上更加領先；因此率先抵達的這批奧斯曼人便開始教授亞齊人使用他們攜帶來的加農炮，亞齊人則以珍珠和紅寶石作為交換，他們還利用奧斯曼人傳授的技術開始嘗試在當地製造加農炮。16~17世紀在馬來列島出產的加農炮大多可以追溯到奧斯曼傳授亞齊人加農炮技術的這一瞬間。

雙方在第二年迎來了正面交鋒：1568年，亞齊蘇丹阿拉丁（Alaal Din）率領著一支由15000名士兵組成的艦隊正面進攻葡萄牙人的大本營馬六甲，葡萄牙人在數量上勢單力薄，但是坐擁深溝高壘，又有來自柔佛的援軍協助，所以採取了持久戰的策略。亞齊圍著馬六甲進行了長時間的猛烈進攻，但收穫甚微，加上來自葡萄牙和柔佛的海上威脅，於是放棄進攻而轉而開始圍城。

一副繪於1630年的馬六甲地圖

到了1569年，葡萄牙也開始了反攻；這一年的五月，一艘裝備精良的私掠大帆船偷襲了亞齊的海軍基地，結果措手不及的亞齊人損失慘重，超過二十艘戰船被擊沉，氣急敗壞的亞齊蘇丹除了對手下的海軍將領大開殺戒之外也毫無辦法。在這之後不久，又有一部分奧斯曼戰船陸續抵達了亞齊，其中就包括這次行動的總指揮官科托格魯，他帶領22艘被長途跋涉折騰的奇形怪狀的戰船趕到了馬六甲海峽，一上岸就立刻宣布：自這一刻起，亞齊正式成為奧斯曼帝國領土的一部分，任何國家對亞齊主權的侵犯將被自動視為對奧斯曼主權的挑釁，任何對亞齊的軍事進攻也將被自動視為對奧斯曼帝國的宣戰。走完了這一套官方程序後，他立刻帶著艦隊趕往馬六甲督戰。

此後的一年多里，雙方基本在馬六甲和附近海域進行對峙，而主動的軍事進攻因為收效甚微而趨於停止。遺憾的是，對這一段歷史的記載遠沒有此前的幾次那樣精彩而細緻，亞齊人究竟是如何進攻的？葡萄牙的防守策略又是如何？奧斯曼人究竟是大規模的參與進了圍城戰鬥，還是僅僅隔岸觀火？這些問題的答案還有待通過歷史學家們進一步的研究來解答。不管那幾年裡具體發生了怎樣的故事，對葡萄牙人而言，這場戰爭的結果是顯而易見的：來自亞齊的迫在眉睫的威脅暫時得以解除，對馬六甲海峽的控制以及對香料貿易的壟斷也暫時得以維持，葡萄牙對印度洋的控制似乎再一次變得穩固而不容挑戰。然而在這樣的表象背後，不可否認的事實是，葡萄牙在這次戰爭中自身亦受到了不小的打擊，不僅直接導致了他們在印度次大陸和中東的許多據點的喪失，更間接為不久之後荷葡戰爭中荷蘭人的異軍突起與葡萄牙人的最終失敗埋下了伏筆。（說到荷葡戰爭，這又是一段極具戲劇性的歷史，荷蘭人的最終勝利常被歷史學家歸功於先進商業制度和戰爭觀念的勝利，但其實一個更為重要的因素乃是雙方對各自海軍基地的選址，如果有機會我會在之後專門介紹）

1570年之後，圍繞著馬六甲城的圍城戰鬥基本消停，戰線開始轉向了從印度南部到馬六甲海峽北部的廣大印度洋洋面，而參戰國也囊括了從比賈普爾（Bijapur）到戈爾康達（Golconda）再到艾邁德納格（Ahmadnagar）的幾乎所有印度南部土邦，從1570年下半年開始的這場擴大化戰爭也因此被一部分學者稱為印度(洋)聯盟戰爭。不過1570年之後奧斯曼海軍已經很少直接介入東印度洋地區的衝突，1571年奧斯曼帝國在勒班陀戰役中的慘敗則對其海軍發展進一步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沉重打擊；從此奧斯曼帝國在印度洋的政策逐漸由積極擴張結盟轉變為安穩守成。亞齊作為奧斯曼帝國的保護國的地位，也在這次戰爭後被正式確認了下來，葡萄牙人雖然依舊視亞齊與奧斯曼的聯盟為重大威脅，但也因為懼怕戰爭的昂貴開支而停止了對亞齊領土和船隻的騷擾，此後的近兩百年里亞齊都作為奧斯曼帝國在東印度地區的一個保護國而存在；後來居上的荷蘭人雖然覬覦亞齊的地理位置，但也不願意因此而和奧斯曼帝國開戰，這樣的和平局面直到1873年才最終被打破。19世紀下半葉的奧斯曼帝國已經病入膏肓，內政陷入混亂，外交上也頻頻失利，更因為軍事實力衰微而屢屢成為歐洲列強宰割的對象；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奧斯曼帝國在遙遠東方的最後一點存在，象徵著奧斯曼昔日榮光的最後一座堡壘，最終在1874年被荷蘭人攻破。1904年，亞齊被正式併入荷屬東印度，與奧斯曼帝國的所有官方關係也在這一年正式結束。

1874年刊載於倫敦新聞報上的圖片，描繪了荷蘭人征服亞齊後拆除其火炮

奧斯曼帝國的最後一次印度洋遠征，是一次沒有留下什麼文字記載的遠征。我們不知道這次遠征中是否也有著戰勝風暴與漩渦的奇幻遭遇，是否也有著孤軍奮戰死裡逃生的英雄傳奇，是否也有著智謀與勇氣斗敗陰謀與野心的戲劇故事；這段歷史雖然有著宏大的舞台布景，卻沒有聲音。

等等，聲音？

有這麼一個我還沒有親自證實的說法：據說荷蘭人佔領亞齊後，將許多奧斯曼人當年遺留下來的有幾百年歷史的加農炮熔鑄成了鐘塔里的大鐘，直到今天你依舊可以在一些古樓的鐵鐘上看到奧斯曼的新月圖樣。這或許只是個傳說，但我卻很希望它是真的，倘若它是真的，那麼這一段無聲的歷史多少能在幾百年後有鐘聲伴奏。

其實，就在亞齊這片土地上，就在科托格魯的船隊抵達這裡的一百五十多年前，還有一個人率領著一支更為雄偉輝煌的艦隊拜訪過這裡，他的到來也沒有留下多少記載，除了一座古鐘。對了，你猜對了！這個人，就是鄭和，這座鐘，在當地語言里被叫做Chakra Donya，意思是「世界之鐘」。

鄭和贈給亞齊的古鐘，現藏於班達亞齊的亞齊博物館

尾聲

各位讀者可能看得出，我原本是決定結尾在上一篇的，之所以臨時補上了這一篇，一者因為此前承諾了會談到遠征馬六甲的這一段，若是不寫則實在有虛假宣傳之嫌，再者也是因為我對這一段歷史本身也存在很多的疑問，希望寫作本身能解決一部分疑問。寫這一段歷史的難處，如前文所說，就在於缺乏史料；僅存的許多記載幾乎都是出自葡萄牙探險家費爾南·門德斯·平托（Fern?o Mendes Pinto，澳門譯成飛能便度，現在澳門還有一條街道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第二手資料，其可信度究竟有多高依舊需要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而我之所以花了四篇文章的篇幅來寫這一段歷史，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因為我們對它的不了解，這種由陌生文明和資料匱乏共同營造出的神秘感給了我很大的求知與寫作的動力，也讓我對奧斯曼帝國，乃至整個16世紀世界歷史有了全新的認識。我衷心希望我的文章能給各位讀者以啟發，希望它能讓我們認識到，每一個文明都有著大段大段被淹埋的歷史等待我們去發現和品味。而發掘這些被塵封的過去，回顧一個個被遺忘的故事與人物，正是我個人閱讀和學習的一大興緻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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