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不僅陪跑了諾獎，還見證了日本經濟的輝煌與落寞

圖片說明： 《挪威的森林劇照》

2017諾貝爾文學獎授予日裔英國作家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村上春樹再次陪跑。作為「團塊世代」，村上春樹的文字里記錄了一代人「日本夢」的泡沫與崩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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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奇瑩

編輯：耄耋

美編：黃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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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8歲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樹，於2月24日在日本發售了最新的長篇小說《騎士團長殺人事件》。從其29歲出道時的處女作《且聽風吟》開始，此後每一次村上的新作面世，都幾乎免不了引領起一場購買和評論的熱潮，媒體一時間也會猶如集體去參加村上最愛的馬拉松跑步一樣異常熱鬧和歡騰。不過，今天要聊的不是村上的小說，而是借用他在另一本富於現實意義的散文作品——《我的職業是小說家》[1]中對日本社會的描述，回到新千年之前日本的高速發展時代，看一看，想一想。

一、朗日和風，那是最好的時代

首先，村上春樹在其聲稱為「首部自傳性作品」的《我的職業是小說家》中，對自己出道前後的生活進行了如下描述：

「三十歲那年，我獲得文藝雜誌《群像》的新人獎，以作家身份正式出道。那時候，我已經積累了一定的人生經驗，雖然談不上多麼豐富，卻與普通人或者說常人有些不同的意趣。通常大家都是先從大學畢業，接著就業，隔一段時間，告一段落後再結婚成家。其實我原先也打算這麼做，或者說，馬馬虎虎地以為大概會順理成章變成這樣。因為這麼做，呃，是世間約定俗成的順序。而且我（好也罷壞也罷）幾乎從來沒有過狂妄的念頭，要與世情背道而馳。實際上，我卻是先結婚，隨之為生活所迫開始工作，然後才終於畢業離校的。與通常的順序正好相反。這該說是順其自然呢，還是身不由己便木已成舟，總之人生很難按部就班地依照既定方針運作。

反正我是一開始先結了婚（至於為什麼要結婚，說來話長，姑且略去不提），又討厭進公司就職（至於為什麼討厭就職，這也說來話長，姑且略去不提），就決定自己開家小店。那是一家播放爵士唱片，提供咖啡、酒類和菜肴的小店。因為我當時沉溺於爵士樂（現在也經常聽），只要能從早到晚聽喜歡的音樂就行啦！就是出於這個非常單純、某種意義上頗有些草率的想法。我還沒畢業便結了婚，當然不會有什麼資金，於是和太太兩個人在三年里同時打了好幾份工，總之是拚命攢錢，然後再四處舉債。就這樣用東拼西湊來的錢在國分寺車站南口開了一家小店。那是一九七四年的事。

值得慶幸的是，那時候年輕人開店不像現在這樣耗費巨資，所以和我一樣『不想進公司上班』、『不願向體制搖尾乞憐』的人們，就到處開起小店來，諸如咖啡館、小飯館、雜貨店和書店。我的小店周邊也有好幾家同齡人經營的店。血氣方剛、貌似學生運動落魄者的傢伙們也在四周晃來晃去。整個世間好像還有不少類似『縫隙』的地方，只要走運，找到適合自己的『縫隙』，就好歹能生存下去。那是一個雖然事事粗枝大葉，卻也不乏樂趣的時代。」

從這一段文字中，我們可以讀到幾個時代信息：首先，六、七十年代的日本年輕人——「大家」一方面已經廣泛受惠於戰後迅速提高的中等教育普及率，大部分還有進入大學學習的機會，「高考戰爭」和業績評價的硝煙當時還沒有瀰漫開來，用村上自己的話說就是「什麼分數啦名次啦偏差值啦」，「在我十幾歲的時候，這種玩意兒還不存在」，「校園欺凌和拒絕上學還沒有成為嚴重的問題」。大學畢業後可以順利地「接著就業」。即使有「不想進公司上班」、「不願向體制搖尾乞憐」的人，也可以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到處開起小店來」；「隔一段時間，告一段落後再結婚成家」，大家都默契遵照著「世間約定俗成的順序」，還沒有出現晚婚化、少子化、老齡化等等問題。「整個世間好像還有不少類似『縫隙』的地方，只要走運，找到適合自己的『縫隙』，就好歹能生存下去」。

是啊，那簡直是一個最好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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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產業社會下的：教育、工作、家庭

不過，讓我們再冷靜地細察一下，那個好時代中生機勃勃、樂趣無窮的日本社會究竟是維繫在一種什麼樣的社會結構里？這種結構中蘊含的問題又是些什麼？而那些問題在此後乃至至今的發展進程中又是以怎樣的形式被留存和延宕？亦或在怎樣的程度上被反省和克服的呢？

對此，我們首先可以借用日本教育社會學者本田由紀提出的「日本戰後循環型發展模式」這一概念，來走進當時的社會時空。「戰後循環型發展模式」，即一種形成於日本經濟高速發展時期，並被建構在教育-工作-家族這三個領域中的一種三位一體的纏繞關係和社會構造。

不難憶起，二戰後隨著冷戰帷幕的迅速拉開，美國一改冷戰前期的對日佔領政策，而將日本視為在反蘇反共和作為遠東軍事據點意義上的重要「同盟」。以此關係轉換為前提，日本在經濟方面得以藉助朝鮮戰爭、越南戰爭的「特需」動力實現了迅速復興，自五十年代後半期開始就達到了年均8%~9%的經濟增長率，開始進入所謂的高速發展期。1973年，雖然因為石油危機的影響經濟有所回落，但是自七十年代後半至八十年代間，日本經濟也仍舊保持在年均4.2%左右的穩定增長率，「富裕」的實感一直持續到九十年代中期，直至泡沫經濟崩潰和冷戰終結，轉入「消失的十年」。

回到村上春樹的話題上來，生於1949年的村上，是被稱為「團塊世代」的一代人。對此，村上有如下自述：

「說句真心話，我從小學到大學，一直對學業不太擅長。倒不是成績糟糕透頂的差生，成績嘛，也算馬馬虎虎說得過去，可是我本來就不太喜歡學習這種行為，實際上也不怎麼用功。我就讀的那所神戶的高中是所謂的公立「重點學校」，每個學年都有超過六百名學生，是一所很大的學校。我們屬於『團塊世代』[指在日本戰後第一個生育高峰期，即1947 年至 1949 年期間出生的人] ，反正就是孩子多。在那裡，各門功課定期考試前五十名的學生，姓名都要公布出來（我記得好像是這樣），可那份名單里幾乎不會出現我的名字。也就是說，我不屬於那約佔一成的『成績優秀的學生』。呃，往好里說，大致是中等偏上吧。」

也就是說，像村上一樣被稱為「團塊世代」的人們，恰好集中出生在日本戰後復興的時期里，而其從小學至大學的階段（1960~1970年代），又完美地和日本的經濟高速增長期重合在一起。尤其自1960年安保鬥爭之後，戰後思想的實踐和政治運動漸露疲態，人們逐漸將想像力從彼岸拉回，返回到此岸的生活之中。此後的社會氛圍，便恰如1964年東京奧運會的標語一樣——「快速、強力、發展」，一切扶搖直上，此岸的未來閃閃發光。

在這樣的背景下，「教育-工作-家族」這種三位一體的「戰後循環型」發展模式意味著什麼呢？回到村上的描述，我們不難看出，經濟高速增長期的年輕人們從學校畢業之後，立即可以作為應屆生得到統一的正式錄用。這種「應屆生統一錄用」的模式，其實是呼應著日本經濟高速增長過程中勞動市場人力不足的迫切需求才應運而生的，一方面是高中擴建大學擴招，另一方面是很多應屆生在畢業之前就被企業早早地「內定」下來，並且這種迫不及待的錄用均以「終生僱用」和「年功序列」這兩大日企政策作為前提性的就業保障。因此，年輕人在職場中可以期待隨著晉陞或就職年限的增加而獲得上漲的工資，並可以將逐漸充裕起來的收入用於下一代的教育中去。結婚養家沒有問題，生子育孩也可以承擔，在丈夫工作和收入穩定的前提下，接受男主外女主內（丈夫認真工作養家、妻子操持用度顧家）的性別分工也是當時大部分都市核心家庭的現實選擇。而且，承擔著守護家庭和育子職責的專業主婦，自然比較注重對下一代子女的教育管理，對孩子的教育過程也會傾注較多的期望和投入。這實際上意味著，在當時日本政府對於學校教育領域的投入和財政支出比較低的情況下，子女教育實質上是由家庭在校外教育方面作出了彌補，也就是說，下一代的教育保障實際上更多地是依靠家庭層面的付出和支出而得以支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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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塊世代村上春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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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好，「團塊世代」的父親們穩定上升的工資，畢竟可以承擔起孩子們上漲的學費和各種校外補習費，而母親們也可以將主要精力用於監管子女的學習過程。只要孩子們通過升學和大學的洗禮，又可以順利地進入企業獲得穩定的工作，然後結婚，生子，育子，工作……往複循環。如此，只要日本政府在產業政策方面做好對企業事業的支援（雖然同時抑制了對教育和家庭方面的支出），便可以通過將某一領域獲得的資源作為下一個領域的再生產資源加以投入的方式，實現「教育-工作-家族」三個系統間的循環發展。這種模式，在泡沫經濟崩潰前，一直成為支撐戰後日本社會和家庭發展的主要模式。也正是因為以此循環系統作為前提，才得以鞏固日本戰後形成的以企業為中心、加速地域開發的經濟發展主義的意識形態。當然，在彼時發展夢的滾滾大潮中，正如村上所說，即使有「不想進公司上班」、「不願向體制搖尾乞憐」的人，也可以創業創新，「到處開起小店來」，碰著運氣，去尋找到世間適合自己的「縫隙」，「好歹能生存下去」。

三、繁榮背後，簾幕無重數

但是，回望彼時日本的發展，日本學者們也早已指出，這樣的循環模式在其成立之初，就開始內含了自身的病理。

比如，教育、工作和家庭各個系統間的循環運作，每一個系統的目標只是單一地指向下一個系統，而因此必然在某種先行主義的傾向中，造成自身系統內部的空洞化和對自身問題的無視。例如，在教育領域中，學習的目的只是為了進入好公司，而對學習本身的意義、對以成績和業績為中心的競爭規則及其合法性卻不予關注和追問。同樣，在家庭領域中，因為男性的職責被定位於婚後掙錢養家，所以其在職場為了確保穩定的工作並完成某種社會角色，就需要充當「企業戰士」、「公司人」甚至是「社畜」；在這樣的境況下，要擔負起家庭內部職責和監管子女教育的女性，即使家庭內部的某種空洞化和形骸化已經開始蔓延，也同樣沒有多少餘裕停下來重新凝視家庭自身的問題。而另一方面，這種被定位為「良妻賢母」的家庭內部的女性角色，也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戰前日本家庭中女性被視為堅強溫暖的「大後方」時，某種一脈相承的奇幻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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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畜」是日本企業底層上班族的自嘲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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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被這種安定富足的生活所浸潤滋養起來的，還有一種自私自利的生活價值取向。即人人都只關心和守護自己的生活權，並自足於自己的內部世界。為了做好「一國之君、一城之主」（村上語），甚至不惜趕走和排除其他的異己者，因此更加排外和自閉，也越發失去了與他者連帶和團結的契機。

其實，對於戰後日本的「私」與「公」的關係，日本學者藤田省三曾指出，以「私生活」為基盤建立起來的日本的「戰後」時代，在人們關注個人主義和偏向私生活的意識指向中，實際上蘊含著一種作為個體之人對於戰前「國家」的抵抗姿態。因此，在這種圍繞戰前和戰後展開反思的意義上，在這個層面的「公」-「私」相對中，「私」的位置其實是具有它的優越性和重要意義的。可惜，隨著高速發展列車的啟航，「私生活」所具有的抵抗姿態也在加速度中被逐漸風蝕和瓦解，其想像和構築另一個世界可能性變得越來越小，甚至難免被抽空成另一種面向上的自足排外的「私生活利己主義」。在以經濟為中心、以開發主義為範式的時代氛圍里，隨著科技、消費、地域開發和城市化等新象徵物的浮現，人們不管有意無意，都願意把那些諱莫如深的歷史記憶、意興闌珊的政治情緒和破碎的自我認同推向歷史的彼岸，然後乖巧地回歸到眼前自足繁榮的、不觸及外部問題的、保守自閉的私生活軌跡上來。

四、舊事如流水，前途路漫長

「快速、強力、發展」，在持續穩定的繁榮中，日本的民眾的確迎來了一個築夢的時代，一個我愛我家的時代，一個安定生活「中流」富足的時代。在如此舒暖溫柔的時代中，人們可以選擇背過身去，不去理睬在1960年代前後不斷暴露出來的公害問題，也可以選擇不去看見這份光鮮亮麗的繁榮本身是依附在「55年體制」和日美安保體制上的事實，甚至可以完全不去關心自己所置身的高效迅捷的都市消費生活，與作為其穩定能源供應和安全保障的區域之間那些看似無關、實際卻親密無間的聯繫，即例如東京－福島核電站、大阪－敦賀核電站、日本本土－沖繩美軍基地等的相互關係。畢竟，只要確保自己的生活一切照常溫暖舒適，未來之夢就依舊指日可期。

然而，當九十年代中後期經濟的嚴冬襲來，戰後對「安定」、「中流」抱有廣泛認同的日本國民意識被無情地撕開一道道深深的裂縫，也從此撕裂了日本這個曾經被稱為「最社會主義的資本主義國家」為民眾張開的安全防護網。時代的關鍵詞搖身一變，人們驀然發現眼前儘是「崩潰」、「破綻」、「危機」、「下落」、「凄慘」、「坍塌」……當產業社會的基盤不斷動搖，而世間其他領域的保障安全網又襤褸不堪之時，無論是工作領域、還是教育或家庭領域，原先處於穩定循環結構中各個階層，都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打擊。而對於那些原本就缺失了保障資源和被安置於犧牲體系中的人們，更無疑會遭到釜底抽薪般的沉重打擊。

消失的十年過去時，日本重新響起的是「改革」的大合唱。呼應著席捲全球的新自由主義浪潮，為了重振經濟和提升競爭力，日本政府擼起袖子開始推行一系列「規制緩和」和有助於市場自由化的改革政策。然而，當自由的風迎面吹來，如今的日本，非正式僱用員工仍然佔據著勞動者人數的三分之一，大學畢業後找不到穩定工作的非應屆生正大幅增加，而就算那些好不容易被錄用為正式員工的人，也早已失去曾經「終生僱用」的保障，相反面臨著越發苛刻的勞動條件。

讓我們回到村上的自述：

「在我還是個孩童的時候，社會是有『發展空間』的。所以個人與制度對立之類的問題會被這個空間吸收，沒有演化成太大的社會問題。因為整個社會都在運動，而這種運動吞噬了各種矛盾與挫折感。換個說法就是，感到為難時，到處都有可以逃入其中的餘地和間隙之類的場所。然而高速增長時代早已結束，泡沫經濟時代又已告終，到了現在，就很難找到這種避難空間了。只要順應潮流就總會有辦法，這種粗枝大葉的解決方法已經不復存在了。」

村上說，今日之日本，是「避難空間不足」的日本。那麼多的人，那麼多樣的人生，不再可以粗枝大葉，不再容易找到可以容身的避難空間。是人們不求上進了嗎？還是「上進之路」本身需要被重新視為問題？人生之路，為何越走越窄了呢？

荏苒冬春去。年年歲歲，風月相似；新愁易積，舊痍未愈。夢闌之處何思量。

回望他人，也是為了回望自己。每一次，當那些自知單薄的人在深夜醒來，我們或許應該問問自己：我們可曾有一次對得起自己所承受的苦難？是否還來得及重新審視和看清自己以及同時代人的身後那些歷史的文化的漫長的陰影？是否還來得及挽回曾經因為自保而錯失的那些通向他者並與他者相連的契機？

[1] 本文中涉及村上的引文均摘自村上春樹的大陸譯本《我的職業是小說家》（2017年1月1日，南海出版社出版），譯者施小煒。村上的日本原版《職業としての小説家》於2015年9月10日由Switch Publishing出版社在日發行，2016年10月1日又由新潮文庫出版社發行了文庫版。引文中橫線為作者所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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