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11? 沁園春

班超在姑墨石城的上書，是公元78年發出的。我們不知道章帝劉炟收到這個上書是什麼時候，但要等到他把舅舅們逐出皇宮之後，才能真正主導朝政、重新考慮對西域的舉措。

到80年，朝廷決議，向西域派出一支千人軍隊，歸班超指揮。徐幹上書請纓，志願參與班超的事業。和對匈奴的短期奇襲不同，軍隊將長期在西域的作戰和駐防，所以軍人大都是充軍的死刑犯，主要是步兵，沒有服役年限（漢代從百姓中徵發的士兵服役期是一年，超期會產生很多問題）；此外還有一些志願從軍人員，有些像當年的班超一樣，厭倦了原有的生活，夢想在異域飛黃騰達。有些人則很現實，希望借從軍到西域做點生意，掙了錢再回家享受生活。

重啟西域，意味著朝廷開支增加：出征的軍隊需要供養，西域小國的頭領們也要賞賜——漢軍在這些綠洲國度里的食宿，徵用各種物資，要靠朝廷賞賜進行補償。主管財政的大司農鄭眾（六年前在敦煌迎接耿恭殘兵的就是他）一毛不拔，聲稱朝廷收支已經完全相抵，沒有任何多餘的錢。鄭眾和父親都是高深的經學家，書獃子的固執牛都拉不回。

章帝無奈。明帝末年開始對北匈奴的戰爭，是因為連續二十多年太平無事，年景也好，朝廷積累下了一筆錢，但經過兩三年戰事，錢早已花光了。現在只能從別的渠道打主意。以往的漢武帝和王莽時都遇到過這種情況，對策無非是幾種：

發行大面額鑄幣，其實是搞通貨膨脹；

增加稅收額度，比如漢武帝增加過財產稅額度，還把兒童的人頭稅從20個錢增加到23錢，從孩子們嘴裡搶下來的這三個錢，據說用來養軍隊了；

政府壟斷生產、銷售鹽和鐵器；

搞國有的商業經營（主要針對跨地域的大宗商品）。

章帝決定在局部地區恢復鹽、鐵國有經營，因為這兩樣都依賴礦產，政府比較容易壟斷起來。後世對漢武帝幾乎有蓋棺定論的評價——增稅、國營鹽鐵和商業都是掠奪性暴政，這些已經被文臣集團定義為政治不正確了。而且，按漢武帝時舊制，鹽鐵官是大司農的屬下；大司農鄭眾一次次退回尚書台下發的皇帝詔令，拒絕執行。皇帝火冒三丈，幾次發詔書訓斥鄭眾，御史台官也啟動了對鄭眾違抗詔令的彈劾。最後，皇帝強行任命了主管鹽鐵專賣的官員，也沒有免鄭眾的官。

和漢武帝時候相比，章帝的鹽鐵官營規模不算大，很可能只依託山西南部的「解池」鹽礦（後來章帝曾經去那裡視察），輻射中原腹地，每年能提供一億多個錢收入，成為東漢維持西域和匈奴前線的穩定財政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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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徐幹帶來的一千援兵後，班超勢力大振。首要目標還是拿下叛變疏勒、莎車。不僅是那裡的綠洲富庶，它還是去往蔥嶺以西世界的必經之地。

主導疏勒反叛的是一群本地武官，疏勒王忠實際被架空。漢軍攻入疏勒綠洲，斬首上千，叛亂武裝潰散。但龜茲軍隊趕來救援，與漢軍在漫長的沙漠之路上開始了攻防消耗戰。

綠洲之間相距遙遠，遠征出擊的部隊很容易耗盡給養，如果無法攻入守方綠洲，只能迅速撤退；守方則乘勝展開追擊，直到戰線拉回首次進攻方的綠洲外；攻守雙方一次次換位反彈，循環往複。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北非沙漠戰場，隆美爾和蒙哥馬利也陷入了這種無奈的彈性往複循環。

更複雜的是，蔥嶺之外的兩個大國（相對西域小國為大，比起漢朝還是很小），康居和月氏，也對插手蔥嶺以東的綠洲產生了興趣。康居人之前為班超提供過騎兵志願軍，已經熟悉了蔥嶺東麓、天山南側的綠洲世界，這時希望把疏勒王忠抓在手裡，讓疏勒成為康居附庸。

班超則希望用月氏人牽制康居，他現在手裡握著誘人的籌碼：朝廷送來的精美錦緞，其他的地方都無法製造，甚至不知道它的生產原料是什麼，只知道這種織物質地柔軟細滑，色澤鮮艷奪目，越是往西方越能賣出天價，換回各種金幣銀幣。據說泰西封（巴比倫）和羅馬的貴婦們都在為這種織物瘋狂，越是輕薄透明越值錢。已經有當地的山寨貨：中國產綢緞被細心拆散，重新編織成蚊帳一樣透明的薄紗；有保守人士憤怒揭露蕩婦們的用心：如果幽會情人時被丈夫捉姦，她們至少可以聲稱身上是穿著衣服的……

班超還要利用老盟友烏孫，雖然他知道，以烏孫人的實力，現在已經很難幫助漢朝了，但這不要緊，和一兩百年前的舊盟友重新建立聯繫，至少證明了他開通西域的事業是成功的。他向朝廷報告：烏孫人已經派使者到自己這裡，希望再向漢朝派遣一位質子，讓烏孫重歸大皇帝的保護之下，希望朝廷能派一名特使前往烏孫，再帶質子一起回漢朝。

果然，章帝劉炟感到滿意，自己對西域的投入總算有回報了。

漢朝眼裡，游牧的烏孫人在西域的地位最高，它是唯一可以用來抗衡匈奴的力量。西漢武帝時，有兩位皇室公主遠嫁烏孫，她們的兒孫還被送到長安接受教育；漢宣帝曾準備把第三位公主嫁到烏孫，在皇家上林苑裡，為這位公主布置了烏孫風格的氈房、草場，公主和侍女們在這裡適應游牧生活，學習烏孫語言；皇室顯貴們紛紛造訪這座烏孫風情園，以能說兩句烏孫語為時尚……

劉炟派出了一名叫李邑的特使前往烏孫，帶去了更多綢緞錦繡；同時提升班超為「將兵長史」，徐幹為軍司馬。和司馬類似，長史也有不同級別，從六百石到一千石不等，班超這個應該是一千石，因為他還額外得到了二千石長官的威儀：出行時有軍樂隊擊鼓、吹響號角，還有一副遮陽傘蓋，一面高桿上的令旗，「鼓吹幢麾」。章帝要按照官僚制的慣例進行提拔，但也照顧了西域人重視排場的心理。

李邑到達于闐綠洲時，已經被漫長荒涼的沙漠之路嚇壞了。前面的路程更艱險：班超還在疏勒前線進行和龜茲人的拉鋸戰；去烏孫地界只能走艱險的天山小路（可能是經今吉爾吉斯斯坦境內的伊塞克湖之路），涉渡湍急的河流，峭壁之路只能攀爬。還可能遇到不友好的土著部落……

聽說了這些，李邑不敢再走，向皇帝上書彙報了他看到的西域形勢：戰爭還在繼續，北道列國都沒有歸順，班超之前的報告都是謊言。而且，班超已經在西域娶了妻子，生了兒子，已經打算安家定居下去，他只是用漢朝的資源來構建自己的獨立王國……

但這未能動搖章帝對班超將士的信任，他回信嚴厲批評李邑不盡本職、妄發議論：「就算班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但跟著他的那些士兵都是傻子嗎？他們為什麼不當逃兵、在西域苦撐十餘年！千餘將士至今還在前線苦戰，這是班超能靠欺騙、恐嚇維持住的嗎？」

詔書指示，李邑即刻歸班超指揮，如果班超覺得他對當前戰爭有用，可以把他留下。

這是班超和老兵們決心留駐西域的第八年（建初八年，公元83年），也是他們離家參戰的第十一年，很多人確實已經在西域成家，生兒育女。班超還算晚的，他在徐幹援軍抵達後才娶了本地妻子，生下了最後一個兒子班勇，這時的班超已經五十多歲了。

雖然得到了皇帝詔令的支持和授權，班超還是意識到了各種流言的危機，立刻與妻子離婚，安排她改嫁。

客觀的說，班超歷次給朝廷的報告里，確實有某些不實之處，或是模稜兩可的誤導，低估了恢復西域的成本，以此誘導皇帝恢復對這裡的支持。他身處天遙地遠、山窮水盡之地，只能這樣做。當受到外來的質疑時，他也只能先捨棄掉自己個人的生活和利益，來澄清自己的動機：至少是為了朝廷的大業，而非一己私利。

所以他沒有難為李邑。烏孫質子來到綠洲後，班超讓李邑陪同質子去洛陽。徐幹很不理解，既然皇帝已經授權，為什麼不教訓一下這個怯懦自私的傢伙？但班超很明白，西域的事業危若懸絲，不能在後方樹敵過多。

章帝也在試圖突破西域的膠著狀態。第二年（84年），又有八百名士兵被派到西域。

疏勒王忠漸漸警覺。他是被班超扶植上位的，當初漢軍還不到四十人，不至於威脅自己的地位，但漢軍最近連續增兵，疏勒王擔心自己成為傀儡，他得到了康居的支持，又和龜茲通氣，試圖引誘班超到自己城內，暗下殺手。班超得到密報，接待了來訪的疏勒王，在酒宴上將他逮捕斬首，另立了一名疏勒貴族為王。忠在位共十二年。

87年，班超和龜茲再度大戰。

這次是為爭奪龜茲人控制的莎車。龜茲及其北道僕從國溫宿、姑墨、尉頭，共有五萬兵力開赴莎車。班超除了近兩千名漢軍，主要靠疏勒、于闐兩國的「民兵」，共二萬五千人。龜茲勢力如果在莎車生根，就隔斷了于闐和疏勒之間的交通，必須拔掉這顆楔入南道的釘子。

盟軍集結到莎車城下時，龜茲聯軍也做好了戰鬥準備，龜茲王親自前來督戰，要一舉消滅漢軍，稱霸西域。

班超連夜召集於闐王廣德和眾軍官開會，說：這次敵軍數量太多，超出了我們的預計，他們的營壘也很堅固，強攻肯定會失利。不如先放棄這次行動，于闐王返回于闐，漢軍和疏勒人返回疏勒；等龜茲主力撤回北道，再來打莎車。為了行動保密，各軍要立刻做好開拔準備，等夜半的報時鼓響時，各自分頭撤退。

全軍開始準備撤退。班超讓人暗中放走了抓獲的莎車俘虜，這些人逃回去之後，向龜茲王報告了漢軍的動向。龜茲王大喜，準備分頭伏擊撤退中的敵軍：他親自帶領一萬騎兵去西方，伏擊疏勒人和班超漢軍；溫宿王帶八千騎兵去東方，伏擊返回的于闐人。兩支騎兵趁著夜色悄悄出發了。

但這是班超的佯動。漢軍斥候早已潛伏在莎車城外，發現敵軍分兵外出之後，班超盟軍在天色微明時直撲莎車軍營，敵軍在睡夢中驚醒，完全沒有防備，只能潰散逃命；盟軍一路追殺，斬獲五千多首級，順利佔領莎車城。龜茲王和北路軍隊帶來的各種物資、營帳都成了戰利品，包括龜茲、溫宿王的各種奢華用品，乃至妃嬪奴僕。

莎車人見大勢已去，向班超投降。龜茲、溫宿等軍隊丟掉了大本營，吃住皆無，只好撤回各自國內。

西域再次回歸南北兩道勢均力敵的對峙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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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開支日漸增加，取得的進展仍屬有限。原因很明顯——龜茲、焉耆和漢朝作對，靠的是北匈奴的支持。關鍵還是要拿下北匈奴。竇憲一次次向皇帝請命，要挂帥出征，蕩平北匈奴，全面打通西域。這是武帝皇后衛子夫的兄長衛青的事業，竇憲是章帝劉炟的大舅子，也以當世衛青自命。

問題是錢從哪兒來。章帝還不敢公然提出戰爭動議，光在西域增加投入就已經很困難了，大司農官員拒絕改變財政收支計劃，分不出錢來。一名叫張林的尚書向皇帝建議：可以恢復武帝時的國營商業體系，「均輸」，就能籌措到資金。這招來了大臣們的一片反對，無疾而終。

竇憲的冒失已經為他招來了很多反對派。他出身功臣豪門，祖父和父親都是驕奢之輩，竇憲十來歲時，父親惹出麻煩喪命獄中，但這對竇憲的性格似乎沒什麼影響。他太年輕了，二十來歲就靠皇后妹妹位極人臣，成了皇帝的玩伴，這是一般人無法想像的生涯。

章帝劉炟的個性則完全相反。他父親過於強勢，法律意義上的母親馬太后又工於心計，虛偽造作，這讓劉炟自幼謹小慎微，善於隱忍和觀察，具有遠超出其年齡的老練圓熟。他絕不是沒有政治抱負，但要顧及各方面的意見和承受能力，在妥協中逐步推進。

劉炟欣賞竇憲的鋒芒和銳氣，但是知道這是當前朝廷大忌。父皇劉庄過於鋒芒外露，得罪了幾乎全體臣僚，在年輕的劉炟面前，他們幾乎向債主一樣，動輒發出長篇大論的控訴，舉出在先帝大獄中家破人亡的無數士大夫的名字——竇憲的祖、父有時也在其中。他們受了光武帝、明帝幾十年驅使，現在需要休息和享受，不能再承受繁重的工作、嚴厲的考核「督責」。就像一匹馬，已經跑得太累了，渾身大汗、哆嗦踉蹌，騎馬者搖搖欲墜，得讓它緩步休息一段時間。

而且，儒家理念正在滲入官僚階層，孕育出「文官」的認同和價值觀體系，越來越多的大臣們開始作為一個整體對朝政發表意見。而且，他們在加速自我繁殖，排斥異己，試圖主導皇帝的決策，甚至影響皇帝的私生活。

表面上看，這似乎和漢代皇帝對臣僚的嚴厲「督責」格格不入。但臣僚們恰恰是在「一切為了皇帝」的道義旗幟下團結起來的。起作用的不僅有儒家理念，還雜糅進了一些法家思維。

漢代的官方意識形態一直在緩慢變化。劉邦開國時「漢承秦制」，全面沿襲了秦朝的國家機器和治理理念，但也吸取了一點秦亡的教訓：作為皇帝要稍微節制一些個人慾望，讓百姓過上安穩日子；對官吏仍是重效率、明賞罰，從完全實用的的立場看待政治問題，並沒有想到確立什麼官方的意識形態。

到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政府只供養少量儒學經師擔任「博士」，其他各家學者都不再受到政府資助。但儒家理念如何體現在漢代的現實政治中，並沒有簡單明白的操作方式，因為儒家傳承的「六經」，是一套春秋及之前華夏早期文化的大雜燴，有各種上古傳說、歌謠（詩）、禮俗，還沒涉及到皇權時代政治的問題。漢武帝也沒有要求官員都必須熟讀儒家經書，他只是要求各地向朝廷推薦後備官員「孝廉」時，要有一部分尊奉儒家孝道的人。而在漢代的現實中，真正靠孝行當官的人微乎其微，可以忽略不計；靠熟悉儒家經典當官的人倒是在逐漸增加，但也從來沒成為過多數。官僚機構內部的業績考評，從來都是提拔官員的主流方式。

如果先秦的儒家思想里有某些適應皇權時代的東西，可能首先是「仁政」理念，主張統治者不要過分刻剝百姓，讓天下人都生活的富足而和平，在秦亡的教訓之下，這顯得彌足珍貴。關於帝王和臣僚（官員）的關係，儒家思想能提供的準則並不算多。

後世的儒家重視「忠君」理念，認為臣下應當隨時能為君王犧牲一切，但這不是真正的儒家精神——先秦幾位大儒，孔子、孟子、荀子，從沒有忠於過某一位特定的國君，更沒有為君主捨生取義的行動。

「忠君」思想的真正源頭，其實是法家，這也是法家的一個有趣悖論：它建議君王用防賊一樣的警覺對待官吏階層，防範官員們任何徇私舞弊的可能性；但是作為臣下，法家人物又標榜自己絕對終於君王，為了君王喪命都義不容辭。韓非子悲慘的結局，就是這種理念的最佳範例。

從武帝「獨尊儒術」開始，無條件忠君的理念確實開始慢慢流行起來，但這也是和秦漢官僚制國家機器全面掌控和融入社會同步，到底有多大程度上是法家或儒家的影響，也很難說。這種權力結構之下，即使沒有任何先入為主的思想學說，也會自然生長出一套無條件忠君理念。

漢人的「忠君」還有變異。在官吏和士大夫階層里，能夠面見帝王、為之盡忠的人畢竟是極少數，於是在東漢朝，「忠君」慢慢變異成對上級領導的忠誠，主要是在地方州、郡、縣政府里。因為每個州里，只有刺史是朝廷任命，每個郡和縣裡，朝廷任命的官員也只有兩三個人，其餘分管財政、人事、治安的各種小官吏（掾屬），都是長官從本地人中選擇任命，朝廷不加干預。

這些小官吏對提拔自己的長官，往往按「忠君」理念為之服務。比如，某位地方長官遭到了冤獄，他提拔的掾屬們往往不惜性命為其鳴冤；長官死在任所，掾屬們往往為其送喪回鄉，甚至幫助撫育遺孤。地方士人被長官推舉為「孝廉」，也往往對長官有君臣之義。當然，從理論上說，這種對地方長官的忠誠，是對皇帝忠誠的一種方便的體現，它絕對不應該損害皇帝的利益。

在和法家有淵源的「忠君」思想之外，儒家確實也貢獻了一點關於君臣關係的理念，那就是臣下應該幫助君王認識到自己的長遠利益，避免君王因為慾望或短視造成對國家、最終也是對君王自己的傷害，這可以叫「匡正」君王的理念。在西漢後期，臣僚對皇帝的建言，經常引用「災異」作為證據，各種自然災害或天象的不正常，都被解釋為上天對皇帝的不滿和示警，如果皇帝拒絕改正，上天會考慮換一個皇帝或王朝。

這種理念推進到極端，就是王莽打著「天命」的旗號和平篡奪皇權，廢漢建新。劉秀、劉庄對此極為警惕，嚴禁臣下用「災異」威脅皇帝，這成為東漢朝的一條政治紅線。但儒家的影響力仍在東漢官吏群體中逐漸擴展：首先是形成了「文臣」的認同，儒家一向反對戰爭，靠軍事才能獲得提升的官員，逐漸遭受到多數同僚的排斥，至少也要被視為異己；第二，這些靠儒家理念建立起認同的官員們，對於「修身」的追求壓倒了行政能力，軍事才能之外，財政、公共工程、農業或畜牧業的特長技能，也被視為有損宏觀政治和諧的雕蟲小技。值得推崇的，是各種出眾的道德品行，比如孝悌忠信，用絕對利他主義的方式對待家人、朋友、上下級同僚，以及敢於匡正和對抗皇帝，承受的危險越大，得到的肯定就越多。

漢代沒有完整的「科舉制」考試選官制度，主要官員都有選拔任命低級官員的權力，除了州郡縣長官自己任命掾屬，「三公」等高官府內的低級掾屬，也是長官負責任命。文官群體形成的這些認同和共識，逐漸成為官員們選擇掾屬的標準，掾屬又通過舉「孝廉」等形式進入中級官員序列。文官群體就以這種方式實現自己的定位和擴張。

此後，越是在皇權獨大的漢人王朝，比如東漢、宋代、明代，文官集團的活躍和好鬥越明顯；只有非漢民族建立的王朝，才能壓制住文官集團的黨同伐異衝動——因為他們有另一支可以憑藉的政治力量：統治民族的宗室貴族。

從章帝劉炟開始，皇帝們都要和日益抱團的文官集團打交道。劉炟也算老於此道，他雖然重視竇憲，但沒給他任命重要職務，只讓他管理幾百名虎賁禁軍，陪自己讀書射獵，以免在外面招搖生事，隨著年齡增長，他會成熟起來的。

不斷有人給竇憲告狀。比如，他用低價強買了皇帝姐姐、沁水公主劉致的一片園宅，這是欺辱皇室的大罪，處死也不過分。據說章帝因此斥責了竇憲。但這事實本身很可疑，因為沁水公主嫁給了功臣鄧氏家族，而鄧氏成員和竇憲的關係很好，公主丈夫鄧乾的兩個叔叔：鄧鴻和鄧訓，後來都追隨竇憲遠征匈奴，立了大功。這兩家皇親之間互相買賣一座住宅，旁人恐怕難以妄加評說。

但文官集團願意相信這個傳說，他們用這些對自己有利的流言（以及謊言）書寫了官方正史，隱藏起了無數真實，今天已經難以如實還原。東漢數百年後，這個故事還變成了一首歌謠，又變成了著名的宋詞曲牌《沁園春》。

後宮裡的故事也從未止息。章帝最寵愛竇皇后，但竇氏一直未能生育。之前，一位皇子劉慶被立為太子，但章帝又廢黜了劉慶，改立梁貴人生的劉肇為太子。梁氏家族也是東漢開國功臣，而且在歸屬劉秀之前是竇融的下屬。

劉肇生下來就被竇皇后撫養。在劉肇成為太子後，梁氏家族頗為喜慶。不久，皇帝收到匿名的檢舉信，揭發了梁氏家族的一些不法行為，他下令查辦——梁氏家族的經歷也很複雜，經歷過竇氏那種因過於囂張而招致的嚴懲，在明帝初年，梁貴人之父梁竦被發配到九真郡（今越南北部），後來被赦免回京——這次，梁竦被逮捕，死於獄中，梁貴人死於深宮中，其餘家人又被發配九真。

檢舉信被認為是竇氏家族策劃的。竇皇后保住了這個競爭對手生的兒子，而且，劉肇的身世被嚴格保密，他很長時間裡一直以為自己是竇皇后生的。

在臣僚士大夫看來，竇氏家族幾乎是全民公敵，有些激進的官員開始向竇氏挑釁。洛陽縣令周紆公開鼓勵下屬侮辱竇家。竇憲的弟弟竇篤擔任黃門侍郎（皇帝身邊的侍衛官），一次深夜，他從皇宮回家時被夜巡的亭長攔住——侍中、黃門侍郎等侍衛官有夜行的授權——竇篤的僕人和亭長發生爭吵，亭長拔出佩劍幾乎砍傷竇篤，並用極為粗俗骯髒的語言咒罵竇家。

竇篤性格克制，沒有和亭長繼續衝突，事後向皇帝申訴。皇帝指示京師州、郡兩級組織調查。周紆和亭長最終沒得到任何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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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驅逐舅舅馬氏家族之後，劉炟開始了另一種學習。

作為承平時代的皇子，他從小在深宮裡長大，很少見到外面的世界，現在他要補上這一課。

24歲那年（公元82年，建初七年）秋天，劉炟第一次離開京城巡遊，車隊先遊逛了京城近郊，然後渡過黃河，周遊了河北的幾個郡。

劉炟的詔令說：自己想看看各地秋收的情況，只帶了必要的騎兵衛隊，不得勞師動眾。地方郡縣官員一律不得預備接待，不得探聽車隊的方位和去向。隨行有人負責維修道理、橋樑，準備舟船，不需要郡縣政府預備。

冬天，皇帝又啟程去往關中，抵達舊都長安，劉炟拜謁了西漢的十一座帝陵，遊覽了關中北面的黃土高原，登上涇河裡的船，順流進入渭河和黃河。沿途經過之處，都要找來當地的吏員和老人，了解當地風土氣候、民風政情。

此後，劉炟幾乎每年都會進行長途巡遊。按傳統，在開春時，皇帝和百官有「親耕」典禮，皇帝用鐵鍬給一小塊農田鬆土，百官繼之，然後，君臣圍觀農民在土地上播種。由於劉炟經常在春季巡遊，親耕的典禮也常在途中不同的地方舉行。

在劉炟登基第四年，天下曾發生一次大規模牛瘟，耕牛幾乎全部病死。此後數年裡，各地耕牛的數量都無法回升到正常水平。劉炟在巡視中發現，因為缺少畜力，有些地區發生了大面積拋荒和饑饉。他要求各郡國放寬對人口流動的限制，鼓勵人口稠密的地區的農民到人少的地區開荒種地，政府無償提供種子和農具，數年內不徵收地租和人頭稅。開荒者還有隨時回家鄉的自由。

84年（元和元年），劉炟向南方巡遊，進入荊州，先抵達劉秀家族的故鄉南陽，然後繼續南下，在收割秋稻的水鄉穿行，抵達長江北岸的江陵。他沒有渡過長江，只是發詔書要求江南各郡長官代皇帝祭祀南嶽，以及西漢時在江南的幾位宗王。皇帝想必對南北迥異的氣候、地貌和動植物頗有感觸，但官方文獻只是最簡略地記下了他的行程。文官們不喜歡皇帝這種獨出心裁的舉動，他知道的太多（對大臣們）不是好事。

次年春，皇帝又往東方巡遊，在傳說中范蠡經商的定陶進行了春季親耕儀式，然後抵達了泰山腳下。他沒有像劉秀一樣登泰山封禪，只在山下舉行了祭天。朝廷百官和所有王、侯都參加了這次盛典，除了西域國家的質子們，可能還有大月氏和康居的使者。章帝詔書里得意地提及了「蔥嶺之西」的人越過重重山險，來為此次盛會增光。

在巡遊黃河下游時，劉炟專門查看了先帝劉庄時修建的黃河水利工程，特別是進入汴河分流的河口。再往下遊走，逐漸地廣人稀，細沙和黑土混合的草灘廣闊無邊，野獸出沒。這種無主荒地是法律意義上的「官地」：國有土地。當地老人說，以前黃河泛濫，這裡都是湖泊和沼澤，沒有人煙。十幾年來黃河不再決口，就變成了草場和灌木叢，一直延伸到海邊。劉炟要求把這些荒地分給各地的無產業貧民，政府提供種子幫助開荒。

劉炟也要搞一些文化事業。除了像劉秀、劉庄一樣舉行尊師崇學的儀式，章帝還啟動了一項活動：召集一群儒學經師，在南宮白虎觀里進行研討。儒家「六經」涉及很多古代歷史文化，每一部「經」都有好幾家學派，對經書的解釋都不一樣，比如《詩經》里的某一首詩，有人認為是某位周王寫的，也有人認為是民間的通俗歌謠。章帝讓這些人在一起切磋，希望他們能擇優而從，提煉出一套最完整、可靠的解釋。

班固也參與了這項事業，負責用筆記錄下老儒們討論的結果，編輯成書，最後形成了一本《白虎通》，「通」表示這是融匯各學派的綜合之書。但是，這部著作的學術價值很低，因為各家學者很難放棄成見，再加上處在皇帝直接關注之下，眾人對涉及政治的問題都極為敏感，只能做一些安全而無關痛癢的解釋。

比如書中解釋「皇帝」這個詞，用了很多古史的說法來闡釋「皇帝」的偉大。其實「帝」在商周是天上的上帝，並非人間之物，只是到了戰國初年，才有膽大妄為的齊王和秦王試圖自稱「帝」，也沒能實現。「皇」最初也是半神的傳說人物，而且比「帝」的產生晚。只有到秦始皇，才造了「皇帝」這個詞，來代表人間的天子。《白虎通》不敢涉及這些史實。

儒家經書里有大量關於「禮」的內容，都是生活中婚喪嫁娶各種禮儀，但都屬於西周春秋貴族時代。在漢代，這些禮儀大都沒用了，而且世襲貴族階級已經不存在，也沒法直接拿來使用。章帝希望比照古代經書，制定一套當代能夠使用的禮儀，比如，天子的成人禮（冠禮）、婚禮應該怎麼做，和大臣、庶民的有哪些相同、哪些差異。在西漢初年，叔孫通為劉邦制定過朝廷禮儀，但範圍很小，錯誤也很多。現在，章帝讓班固把當年叔孫通的藍本找了出來，交給一個叫曹褒的老官員，讓他參照重新編寫一部當代禮儀典章。曹褒是孔子故里魯地人，家傳儒家《儀禮》之學，劉秀末年曾擔任博士，為劉秀草擬過封禪泰山的儀式。

班固向皇帝建議：制定禮儀是天下大事，應當召集儒生一起討論，如今交給一個人，恐怕有失草率。章帝引用了一句民間諺語回答：「做舍道邊，三年不成」——在路邊蓋房子，路人紛紛發表意見，反倒蓋不起來；學者和臣僚都拘於一孔之見，習慣把朝政變成個人意氣之爭，沒人在意真正的事業能否完成，「群僚拘攣，難與圖始」，還是交給一個人最方便。

曹褒不負皇帝的期望，用了一整年時間完成了《漢禮》。按照程序，應該由太常官員把這部禮典提交朝廷，百官會議討論通過，報請皇帝批准，才能正式成為國家禮典。章帝知道這會引發很多大臣的妒忌心，將有無數爭論和扯皮，正式通過將遙遙無期，所以他只把這部《漢禮》保存在身邊，至於怎麼派上用場，還要慢慢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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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章帝朝相對承平的歲月里，雖然漢朝沒有發動大規模攻勢，但南、北匈奴之間的惡鬥仍在繼續。

明帝末年兩度遠征北匈奴，雖然沒能捕獲匈奴主力，但迫使北匈奴向西北方逃避，那裡是乾旱的中亞草原和陰冷的西伯利亞交匯地帶，當地部族對外來入侵者極為警覺，伺機發動一次次攻擊。北匈奴在遷徙中損失慘重。有些人決定遷回涿邪山草原，結果南匈奴偵知了這個動向，和漢軍發動了一次小規模遠征，北匈奴損失數千人（公元76年，建初元年）。

即使遭到這些損失，北匈奴還在源源不斷返回涿邪山故地。這一年，大草原發生了大面積乾旱和蝗蟲災，草場赤地千里，牛羊屍骸遍地。南北匈奴都遭受了慘重損失，進入赤貧狀態。但南匈奴有漢朝接濟，章帝下令提供三萬多人份的口糧，這佔了南匈奴的一半人口，所以南匈奴首先從大災荒中恢復過來。

北匈奴幾乎過著吃土的生活，不過他們控制下的焉耆、龜茲也盡量提供糧援，為北匈奴挽救下了一些人口。這種大災荒時，農、牧社會的經濟互補和互惠性表現得最明顯。

在烏孫使者隨李邑抵達洛陽的那一年（83年，建初八年），有些北匈奴人開始穿越大草原和戈壁，陸續抵達黃河最北端的長城線外，向漢朝乞降。這些人已經餓得沒有人樣，共三萬八千人，以及二萬匹馬、十餘萬隻牛羊——這點牲畜最多只能養活一萬人。他們屬於匈奴的三木樓訾部族，並非單于家族成員，在異姓貴族中排名也最靠後，沒有好的草原，所以最先發生了崩潰。這些難民被交給南單于管理。

84年（元和元年），北單于終於示弱了，他的一名特使出現在武威郡的長城外，傳達說：現在草原生活艱難，北匈奴希望能和漢朝臣民做生意，換取一些糧食。

武威郡上報朝廷。章帝批准，並命令邊郡給北匈奴災民必要的救濟。北單于大喜，派了一位顯赫的親王帶隊南下交易，帶來的只有萬餘頭瘦弱牛馬。其他未得到授權的北匈奴親王、貴族，也擅自驅趕著牲畜來出售，沿邊郡縣都按詔令提供了食宿和無償救濟。

但很不幸，這個消息傳到了南單于那裡。南匈奴的一支輕裝部隊兩度渡過黃河，悄悄穿越了陝北高原和騰格里沙漠，對長城外的北匈奴人發動了奇襲，把俘獲的牛馬和人口都帶回了自己地盤。

85年（元和二年），北匈奴繼續崩潰，一批批部落大人和屬民來到長城下投降，前後多達73批，人多得已經來不及統計，應該在十萬人以上。

這一年，老南單于去世，繼位的新單于耀武揚威，帶著一千多親兵到涿邪山行獵，和北單于一個弟弟的牧群猝然相遇，這個弟弟的名號是溫禺鞮王，被俘獲斬首，他在北匈奴中排名第七、八位，南單于把這顆首級送到洛陽請功。

西部的武威郡報告，又得到了北單于使者的口信：南匈奴多次搶掠北匈奴的交易人員，北單于認為漢朝在暗中縱容，很可能要對漢朝展開報復。如果漢朝不想惹麻煩，請把南匈奴搶劫的人口、牲畜還給北單于。

百官為此舉行討論大會，分成了兩大派：太尉、司空認為不應交還；司徒和太僕袁安（主管皇室車馬，此人隨後將升任三公，有更多表現）認為應當交還。雙方的爭論越來越激烈，變成了咒罵和人身攻擊，都指責對方是奸臣、賣國者。監察官對情緒失控的大臣提出彈劾。被彈劾者都摘下禮冠、交出官印，聲稱引咎辭職，也有要挾皇帝之意。

章帝沒太在意這些爭論。他說，各抒己見當然是好事，總比都默不作聲、沒有主見好。但他也認為大臣們太熱衷情緒化的爭鬥，拿不出一套完整的解決方案。最後皇帝確定的折中意見是：沒必要和北單于一般見識，大海之所以能容納百川，是因為自己的高度最低，把姿態放低一點沒什麼壞處；負責南匈奴的兩位將軍——匈奴中郎將和度遼將軍——應該統計南匈奴搶掠的人畜數量，用雙倍價格買下來還給北匈奴；至於南匈奴方面在戰鬥中取得的北匈奴首級，按照漢軍的軍功標準給予獎勵。

劉炟這個方案解決了南、北匈奴各自關心的問題，而且使兩者仍保持敵對的態勢，比較高明。相比之下，大臣們的思維都過於簡單，執著於黨同伐異和爭強好勝，說是幼稚也不為過。

這些三公九卿都有多年的地方官履歷經驗，但可惜的是，在處理邊政問題上總是缺乏靈活性，而且習慣按立場站隊，任何政務都會被簡化為意氣之爭。

客觀說，這也是劉炟過於寬鬆、縱容的結果。章帝在位的最後五年，換過兩次年號，分別是元和、章和——他倡導和氣，呼籲臣僚們和衷共濟，但似乎事與願違。他對劉秀、劉庄的「督責」工作放棄的太多，較少考察和要求臣僚們的實際行政能力，而儒家著作——尤其是《孟子》——很容易使士大夫變得褊狹、自我中心、狂熱好鬥。

兩年後（公元87年，章和元年），北匈奴又遭到意外打擊。

剛剛崛起的鮮卑人向大草原深處遷徙，進入了北匈奴左地（東部），與北單于主力遭遇——十幾年來，北單于擔心漢朝和南匈奴的進攻，一直行蹤詭秘，外界都不知道他身在何地。在遭遇戰中，北匈奴慘敗，北單于也被鮮卑人活捉。這位單于的名字叫優留，鮮卑人很珍視他，把他的皮完整剝下來，帶回家珍藏。

按照大草原的傳統，斬獲的敵方頭領屍骸有非凡的紀念意義，當年匈奴人剛崛起時，曾把大月氏王的頭骨做成酒碗。

優留北單于之死引發連鎖動蕩，上層王子們爭奪單于之位，戰亂頻繁，一波又一波北匈奴人向南逃命，向漢朝祈求庇護。這年底，北邊各郡接納的北匈奴人多達28萬！

徹底解決北匈奴的時機似乎到來了。這是劉秀和劉庄都曾夢寐以求的機會，劉庄末年的兩度大戰都未能如願。但章帝劉炟已經來不及考慮這些。

公元88年（章和二年）的新年，章帝讓幾個叔叔來京城團聚。有大臣提議：先帝有諸王就國之制，不宜久留京師，應當及時送他們回封國。章帝還未做出批示就患病不起，在北宮章德殿去世。

臨終前的遺詔有：按照兩位先帝的慣例辦理後事；取消自己推行的鹽鐵專賣制度；由竇憲之弟竇篤擔任虎賁中郎將（之前由竇憲擔任）。還有給兩位宗王調整封國土地的遺命，這似乎不是皇帝臨終前應該關心的問題，可能朝廷把章帝死前已經簽字、但未來得及下發的文件都歸入遺詔之列了。

朝廷給劉炟確定的謚號是「章」皇帝。據說是周公作的《謚法》云：「溫克令儀曰章」，這是百官對劉炟寬和政策的肯定。

章帝去世時31歲。

劉秀是東漢唯一的長壽皇帝，活過了六十歲。第二位明帝活到了48歲。之後，歷任皇帝沒人能活過35周歲。只有末代的漢獻帝活過了50歲，但他已經是不掌權的傀儡，也沒有生活在洛陽。

古人相信堪輿風水，洛陽最為帝都，也許有某種不利於至尊的地方；定都長安的西漢、隋唐，則常有相對長壽的帝王。在春秋時，洛陽也是天子的都城，東周天子沒有實權，但長壽的不算少——那時的史書基本不記載天子或國君的年齡，但從在位時間能推算出一些。

章帝去世時，太子劉肇才10歲，最高權力出現真空。按西漢慣例，如果新皇帝年幼，由太后代行最高權力，上朝時太后和少帝並坐，太后在西，皇帝在東，太后發布的命令稱「詔」，和成年皇帝的詔書有同等效力。

但太后一般不熟悉朝政，還要有專門的輔政大臣，主持尚書台事務。西漢的先例，是由太后家族的大臣輔政。如漢武帝臨終前，指定了霍光擔任輔政大臣（衛皇后的外甥），輔佐少年昭帝。後來昭帝早逝無後，霍光選擇了宗室、昌邑王劉賀繼位，旋即發現劉賀性情無常，又借太后（昭帝遺孀，霍光之女）的權威廢黜了劉賀，另立宣帝。這開創了太后權威可以廢黜和改立皇帝的先例。在西漢後期，漢元帝死後，太子成帝年幼，也由帝舅王鳳輔政。

東漢還沒有過這方面的先例，章帝把竇憲的虎賁中郎將職務轉給竇篤，可能有給竇憲授權之意，但在病危彌留之際已經無法全部表達。但有太后的權威在，這也不算大問題。

不久，竇太后發布詔令，任命鄧彪為太傅、「錄尚書事」，太傅是皇帝的老師，不常設，位次排在三公之上；「錄尚書事」則是代行皇帝管理尚書台的權力。鄧彪以前擔任過太尉，資歷較老，而且脾氣隨和。竇太后和竇憲顯然費了一番心思，沒有給竇憲任何應得的輔政待遇，以免刺激好鬥的文臣們。

後來的事實證明，鄧彪忠厚老成，而且不結黨，對於竇氏家族和竇氏的反對派，他都不會唯唯聽命。他試圖彌合兩派，但從未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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