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級富豪的末日準備

作者：Evan Osnos 翻譯：ONES Piece 王沫涵、農穎、塔娜 校對：ONES Piece 關嘉偉

譯者按：這是最壞的時代——人類彷彿正在經歷著變幻多端的壓力、挑戰、矛盾與災難。如果說我們能夠相對輕易地感知普羅大眾的焦躁與憂心，那麼超級富豪這個神秘群體對此會有怎樣的回應及態度呢？本文出自紐約客知名記者及作家歐逸文（Evan Osnos）；文章詳細描述了美國的超級富豪們不惜斥巨資做著周密的末日生存準備計劃，深度剖析了「生存主義」行為的根源與發展，生動呈現了富豪階層品行中的幽暗以及更深層次的社會階級衝突。在這個時代背景下，「適者生存」不可能再像它聽上去那麼輕巧了。

33 歲的史蒂夫·哈夫曼（Steve Huffman）是 Reddit 的 CEO 兼聯合創始人，這家社交網路現在的估值已經達到 6 億美元。在 2015 年 11 月之前，他還是近視眼，直到他做了一次眼部激光手術。哈夫曼決定做手術並非為了方便或者外貌，而是出於一個他通常不會談及太多的原因——他希望治療近視能讓自己更有可能在自然或人為災難中生存下來。「如果世界末日來了——或者甚至不需要世界末日，就比如我們遇到了什麼危機——這時還要戴著眼鏡就太麻煩了。」他在不久前的一次採訪中告訴我，「沒有眼鏡，我就是廢人一個。」

哈夫曼住在舊金山，他有一雙藍色的大眼睛和一頭濃密的淺黃色頭髮，神情中透露著無盡的好奇心。在弗吉尼亞大學讀書時，他是學校交誼舞比賽的選手，喜歡惡作劇的他還曾經黑掉了室友的網站。相對而言，他不太關注具體會發生的災難——無論是聖安地列斯斷層發生地震、流行病爆發還是臟彈襲擊，他更在意的是災難過後的後遺症，也就是「我們的政府和社會架構的暫時崩潰。」他說，「我有幾輛摩托車，還有足夠的槍支和彈藥，以及食物。我覺得這些東西能讓我在家裡躲上一段時間。」

「生存主義」（survivalism），即為文明崩壞做好準備的行為，它通常會讓人們聯想到這樣的畫面：戴著錫紙帽住在森林裡的人，囤積大量豆子的妄想症患者，虔誠的末日論者。但在近幾年，生存主義開始向富裕階層擴散，並在矽谷和紐約這樣的地方紮根，影響著許多科技公司高管、對沖基金經理人和各個經濟領域的頂尖人物。

去年春天的總統大選揭露了美國許多不為人知的陰暗面，為此，40 歲的安東尼奧·加西亞·馬丁內斯（Antonio García Martínez），現居舊金山的前 Facebook 產品經理，在太平洋西北地區的一座小島上購置了五英畝植被茂密的土地，並把發電機、太陽能發電板和大量彈藥帶了過去。他對我說：「當社會失去了作為支撐的積極信念，它就會陷入混亂。」加西亞·馬丁內斯寫過一本言辭尖刻的矽谷回憶錄——《混亂的猴子》（Chaos Monkeys），他想要一處遠離都市但不與世隔絕的避難所。「人人都以為僅憑一個人就能搞定所有四處流竄的暴民。」他說，「但其實不是這樣的。你需要組建一支地方民兵，還需要許多其他東西才能真正挺過一場浩劫。」在他開始跟自己在灣區的朋友們談到這個「小島計劃」後，他們也站出來坦露了自己的準備工作。「我認為那些真正了解社會運行機制的人都很清楚我們現在正處於如履薄冰的境地。」

在一些私密的 Facebook 小組裡聚集著一群富裕的生存主義者，他們在一起交流防毒面具、地堡和哪些地方不會受到氣候變化影響等問題。其中一位成員是一家投資公司的高管，他告訴我：「我有一架時刻加滿油的直升飛機，還有一個自帶空氣過濾系統的地堡。」他承認自己做的準備工作在朋友當中里算比較「極端」的，但他補充道，「我的很多朋友都準備了槍、摩托車和金幣這些東西。這種做法已經不算罕見了。」

44 歲的蒂姆·程（Tim Chang）是風投公司 Mayfield Fund 的董事總經理，他告訴我，「矽谷裡面有著這樣一群金融黑客，我們會經常一起聚餐，討論大家都在做什麼樣的生存準備。我們討論的範圍涵蓋囤積比特幣和其他加密貨幣，如何在有需要的時候拿到第二本護照，在其他國家購置度假房產作為臨時避難所。我也可以坦白說：我現在就在囤積房產，這不僅是為了增加我的被動收入，也是為了可以有避難的地方。」他和從事科技行業的妻子已經為自己和四歲大的女兒備好了逃離的行李。他告訴我，「我會想到這樣的恐怖場景：『天啊，如果哪天爆發內戰了，或者加州因一場大地震變得分崩離析，我們要做好準備才行。』」

馬文·廖（Marvin Liao）是前雅虎高管，現風投公司 500 Startups 的合伙人。他也在為末日做準備，不過他認為只囤積食物和水是不夠的。他問我：「如果有人過來搶這些東西怎麼辦？」為了保護自己的妻女，他說：「我雖然沒有槍，但我有很多其他武器。我還去學了射箭。」

對於某些人來說，這種行為只是「純爺們程序員」的娛樂，一種迷戀裝備的現實科幻；但對於哈夫曼這樣的人來說，這是他們悉心籌備了多年的事情。哈夫曼說：「自從我看了電影《天地大衝撞》（Deep Impact）之後，」這部 1998 年上映的電影講述的是在一顆彗星撞進了大西洋之後，人們爭相從海嘯中逃生的故事，「每個人都想逃難，但是交通堵塞卻讓他們寸步難行。那個場景剛好是在我高中附近拍攝的。每次我開車經過那段路的時候都會想，我得買一輛摩托車，因為開車根本就是死路一條。」

哈夫曼是火人節（Burning Man）的常客——這場盛會每年都會在內華達沙漠舉行，無論是藝術家還是商業巨頭都能參與其中，他們在這裡甚至不需要穿衣服。他尤其喜歡火人節的一條核心原則——「完全的自力更生」。 在他看來，這意味著「樂意幫助他人，但不希望請求他人」。生存主義者（有些會自稱為「末日準備者」）認為 FEMA（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即美國聯邦緊急事務管理署）的全稱應該是「愚蠢地等待救援」 （Foolishly Expecting Meaningful Aid）。哈夫曼盤算過，當災難來臨之際，他應該會找到某種群體：「跟其他人在一起還是不錯的。雖然這樣說會顯得有些自大，但我覺得自己應該會是一個好的領導。在危急時刻，我應該可以掌控大局，或者至少不會淪為奴隸。」

這些年來，哈夫曼越來越擔心美國政局的穩定，以及爆發大規模動亂的風險。他說：「當體制發生崩潰後，緊接著執行就會出問題。」（末日準備者的博客把這種狀況叫做「W.R.O.L」，即「無法無天」（without rule of law）。）哈夫曼越來越相信，現代生活是建立在脆弱的共識之上的。「我認為，在某種程度上，我們所有人都相信我們的國家正在正常運轉，我們手中的貨幣是有價值的，權力會被和平地交接——我們所看重的這些東西之所以能正常運轉，是因為我們相信它們沒問題。雖然我也認同它們抵禦災難的能力很強，而且我們也經歷過很多災難，但我們以後要經歷的災難只會更多。」

Reddit 現在已經是一個擁有成千上萬個討論組的社區，而且是全球訪問量最大的網站之一。在經營這個網站的過程中，哈夫曼認識到了科技是如何改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的，無論好壞。他親眼目睹過社交媒體放大公眾恐懼的方式。「人們聚在一起的時候會更容易感到恐慌，」他指出，「而互聯網讓人們可以更容易地聚集。」 當然，它也能警告人們即將到來的危機。早在金融危機登上新聞頭條之前，一些 Reddit 帖子的評論裡面就出現了相關的跡象。「用戶開始悄悄討論房屋抵押貸款，擔心學生貸款以及各種形式的債務。許多評論說，『這事兒好得讓人難以置信，一看就不對勁。』」他補充說，「這裡面可能會有一些錯誤判斷，但從整體上看，我覺得我們是反映公眾情緒的有效標尺。如果社會要因為人們失去信心而崩塌，你會最先在社交媒體上看到根基的裂痕。」

可是，這種對世界末日的執念是如何在矽谷流行起來的？按照通常的印象，這裡的人應該比誰都要相信自己有能力讓世界變得更美好才對。

這兩種想法從表面上看是相互矛盾的，實則不然。技術世界鼓勵人們暢想各種不同未來的能力。羅伊·巴哈特（Roy Bahat）是舊金山風投公司 Bloomberg Beta 的負責人，他告訴我，「當你這樣做的時候，你很容易會陷入無限的想像，最後到達烏托邦和反烏托邦兩個極端。」 這種想像既可以產生絕對的樂觀——比如人體冷凍術的風潮，人們選擇在自己死亡後將屍體冷凍起來，希望未來的科技可以復活他們；也有可能會讓人們看到凄涼的景象。時刻準備好逃難行李的風險投資人蒂姆·程告訴我，「我現在的心態就是在樂觀與驚恐之間不斷搖擺。」

近幾年，生存主義已經逐漸滲透到主流文化之中。2012 年，國家地理頻道推出了真人秀節目《末日準備者》（Doomsday Preppers），其中記錄了各位參加者在為世界末日做準備的情況。節目在首集播出時就吸引了超過四百萬觀眾，到第一季結束時，它成為了該頻道有史以來最受歡迎的節目。一項由國家地理組織的問卷調查顯示，40% 的美國人都相信儲備物資或者建造防空洞會比 401k 養老保險更有投資價值。末日準備者在網上的討論話題從相對正常的「媽媽在社會動亂時期應該怎麼做」到更為恐怖的「怎麼通過吃松樹活下來」，什麼類型都有。

奧巴馬的連任推動了末日準備的相關產業的發展。極端保守派人士指責奧巴馬政府加劇種族緊張關係、限制槍支自由和擴大國家債務的政策，他們會聽從格林·貝克（Glenn Beck）和肖恩·漢尼提（Sean Hannity）等政治評論家的建議，在家裡囤積各種冷凍乾燥的農家乳酪和俄式牛柳絲。在一系列的「末日準備」展銷會上，參會者可以學到傷口縫合知識（使用豬蹄來練習），還有機會與電視生存節目《生存與恐懼》（Naked and Afraid）的明星合照留念。

矽谷內部對末日的恐懼也有所不同。當哈夫曼在 Reddit 上關注金融危機的進展時，簡彥豪（Justin Kan）第一次從朋友那兒大致了解到生存主義。簡彥豪是遊戲直播網站 Twitch 的聯合創始人，後來這家公司以接近十億美元的價格被亞馬遜收購了。「我有些朋友說，『社會快要崩潰了，我們應該開始囤積食物。』」他說，「我試過這樣做，但我們就囤了幾袋米和五罐西紅柿。如果真要發生什麼事情，我們就死定了。」我問簡彥豪，他的朋友們一般是怎麼準備末日的。「大量的金錢和資源。」他說，「我還能擔心或準備別的什麼東西呢？這跟保險是一個道理。」

黃易山（Yishan Wong）是 Facebook 的早期員工，並在 2012 年至 14 年間擔任 Reddit 的 CEO。他也為末日生存做了近視眼矯正手術，這樣他就不用依賴眼鏡這種「不可持續的外部援助來實現正常視力」。黃易山在一封郵件中告訴我，「大多數人都以為低概率的事件不會發生，但懂技術的人會從數學角度分析風險。」他繼續說道，「科技圈的末日準備者們不一定認為末日就要來臨，他們會把它看成是一個會在將來某天發生的事件，但是這一旦發生就會造成極其嚴重的後果。所以，考慮到他們已經擁有的財富，用其中小部分的資產對沖這種風險是……非常合理的做法。」

到底有多少美國富人正在為世界末日做準備？具體數字不得而知，因為大多數人不願意談論這個話題。（「匿名是無價的。」一位對沖基金經理在拒絕我的採訪時這麼說道。）有時，這個話題會在毫無預料之下被提及。LinkedIn 聯合創始人、著名投資人里德·霍夫曼（Reid Hoffman）回憶起有次他跟朋友說想去紐西蘭一趟，「哦，你是要去買『末日保險』嗎？」這位朋友問他。「我當時都不知道他在說什麼。」里德告訴我。他後來發現，紐西蘭是人們購置末日避難所的勝地。霍夫曼說，「如果你說要在紐西蘭買房，這就相當於是一句暗號。一旦雙方把暗號對上了，那麼大家就會順著這個話題聊下去，『我認識一個出售廢棄洲際彈道發射井的經紀人，它們都做過了防核打擊的加固，感覺住在裡面挺靠譜的。』」

我請霍夫曼大概估計一下，有多少矽谷億萬富豪已經購置了某種形式的「末日保險」，無論在美國境內還是境外。「我猜有一半以上。」他說，「但其實這就相當於買了一座度假別墅。人類的動機是複雜的，我想他們大可以說自己是在為自己害怕的東西未雨綢繆而已。」每個人害怕的東西可能都不一樣，但有很多人都在擔心人工智慧會蠶食新增的就業崗位，屆時作為美國第二大財富聚集地的矽谷將會遭到強烈抵制（西南部的康涅狄格州是美國第一大財富聚集地）。「我已經從很多人那裡聽到過這個說法。」霍夫曼說道，「國家會跟富人作對嗎？它會阻礙技術創新嗎？這種情況會演變成社會動蕩嗎？」

另一家大型科技公司的 CEO 告訴我，「行業領袖們現在還沒有到開誠布公地詢問大家的末日計劃的時候。」他繼續道，「但是，儘管如此，我認為這樣做是合理的，也是適當謹慎的。」他提到了俄羅斯對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的網路攻擊，還有去年 10 月 21 日發生的黑客事件，後者導致北美和西歐發生了大範圍的網路癱瘓，這些都說明了我們的社會體系其實是很脆弱的。「我們的食物供應取決於GPS、物流和天氣預報。」他說，「而這些系統都需要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互聯網，互聯網又離不開域名伺服器。當你逐一去了解各種風險因素時，你會發現很多因素是你之前從來沒有聽說過的，然後你就會問，『這個東西在未來十年崩潰的概率有多少？』或者反過來：『未來五十年什麼東西都不會崩潰的概率有多少？』」

生存主義變得流行的一個跡象就是開始有人站出來反對它。馬克斯·列夫琴（Max Levchin）是 PayPal 和借貸創業公司 Affirm 的創始人，他告訴我，「這是我為數不多不喜歡矽谷的地方之一——感覺我們是掌控一切的大人物，我們即使犯了錯，最終也能幸免於難。」

對於列夫琴來說，為末日生存做準備是一種道德上的錯誤，他總是會在聚會上打斷關於這個話題的討論。「我通常會這樣問他們，『你說你擔心流浪漢的生活水平，那麼你給你家附近的流浪漢收容所捐過多少錢？』我認為這種狀況主要還是跟收入差距有關。所有其他形式的恐懼都是人為造成的。」在他看來，人們現在應當把金錢投入到解決問題，而不是逃避問題之上。「目前我們正處於一個經濟發展比較穩定的時期。但如果經濟發生衰退，很多人都會陷入困境。這時我們該怎麼辦？」

在美國的另一端，類似的尷尬對話也在一些金融圈子裡展開。羅伯特·杜格（Robert H. Dugger）曾經做過金融行業的說客，後來在 1993 年成為了全球對沖基金都鐸投資公司（Tudor Investment Corporation）的合伙人。他最近告訴我，「金融圈子裡的人都認識一些擔心美國會朝著俄國革命方向發展的人。」

杜格表示，他注意到人們會用兩種截然不同的方法來對抗這種恐懼。「大家知道唯一的真正答案就是解決問題。」他說，「這也是大多數人捐款做善事的原因。」但與此同時，他們也會投資各種各樣的逃難方案。杜格回憶起自己曾經參加過的一場晚宴，當時正值「9·11」襲擊和互聯網泡沫破裂過後：「一群百萬富翁和幾個億萬富翁在一起想像美國末日時的場景，討論他們到那時會怎麼做。大多數人會選擇開飛機帶著家人逃到西部的牧場或位於其他國家的住宅。」杜格說有一位賓客對此表示質疑。「他傾身問道，『你們要帶上飛行員的家人嗎？還有那些負責飛機維護的人呢？如果鬧革命的人要闖進家門了，你們要帶走多少跟你們有關係的人？』在他的不斷質疑過後，最後大家都承認自己最後逃不掉。」

精英們的焦慮不會被政治陣營左右。即便是那些支持特朗普當選總統，指望他推行減稅和放寬監管的金融家，他們現在也陷入了深深的不安之中，因為特朗普那些離經叛道的做法似乎會引起人們對現有建制的藐視。杜格表示，「媒體正在飽受其害。他們擔心法院系統會不會成為下一個受害者。我們會不會從『假新聞』走向『假證據』？對於那些生計依賴契約精神的人來說，這就是生與死的問題。」

羅伯特·約翰遜（Robert A. Johnson）從同輩對逃難的談論中看到了更深層的危機。59 歲的約翰遜擁有一頭凌亂的銀髮，說話輕聲細語的他總能給人一種和藹而從容的感覺。他先在麻省理工學院獲得了電氣工程和經濟學學位，後來又成為了普林斯頓大學的經濟學博士。在美國國會任職一段時間後，他開始進入金融業，成為了索羅斯基金管理公司（Soros Fund Management）的董事總經理。在 2009 年，也就是金融危機爆發過後，他被任命為智庫機構新經濟思維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New Economic Thinking）的負責人。

不久之前，為了拜訪約翰遜，我來到了他位於公園大道南（Park Avenue South）的辦公室。他當時形容自己是一個意外了解到城市壓力的學生。他在底特律郊區的格羅斯波因特帕克（Grosse Pointe Park）長大，父親是位醫生。他親眼目睹過底特律在他父輩那一代衰落。「如今我在紐約看到的就像昨日重現一般。」他說，「這些人都是我的朋友。我以前就住在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的 Belle Haven。路易斯·貝肯（Louis Bacon）、保羅·都鐸·瓊斯（Paul Tudor Jones）和雷·達里奧（Ray Dalio）這些人（均為對沖基金經理）都是離我 50 碼不到的鄰居。我在工作上跟不少人交流過，越來越多人在說，『你必須要有一駕私人飛機，而且你要連飛行員的家人都照顧好。他們也得上飛機。』」

2015 年 1 月，約翰遜感受到了危險的信號：由嚴重收入不均引起的矛盾日益凸顯，以至於世界上最富有的一群人都開始採取一些保護自己的措施。在瑞士舉辦的達沃斯經濟論壇上，約翰遜對觀眾說道，「我認識一些世界各地的對沖基金經理，他們正在紐西蘭這樣的地方購買飛機跑道和農場，因為他們想給自己留一條後路。」

約翰遜希望富人們可以在金錢上肩負更大的社會責任——在面對政策變化時，比如更高額的遺產稅，他們應該保持開放包容的態度。「25 位對沖基金經理賺的錢比全美國幼兒園老師加起來的還要多。」他說，「作為這 25 人中的一員其實也不好受，我認為他們變得更加緊張和敏感了。」貧富差距正在加劇。去年 12 月，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發布了一份新的分析報告，作者為經濟學家 Thomas Piketty、Emmanuel Saez 和 Gabriel Zucman。他們發現，有一半的美國成年人「從 1970 年代起便與經濟增長完全無關」。大約有 1 .17 億人平均掙的錢和他們在 1980 年掙的沒有差別，而最富有的 1% 的收入則翻了將近 3 倍。這個差距相當於美國與剛果民主共和國的人均收入差距。

約翰遜說，「如果我們的收入分配更平均一些，有更多資金和精力被投入到公共教育系統、公園和休憩場所、藝術和醫療健康這些領域，那麼社會上的問題將會被大大減少。但是大部分這些設施都已經被我們拆除了。」

隨著公共機構的惡化，精英們的焦慮成了我們判斷國家困境的一個指標。「為什麼那些在別人眼中的權貴會顯得如此恐懼？」約翰遜問，「這說明我們整個社會體系出現了什麼問題？」他補充道，「這是令人費解的。你看到的這些最擅長預測未來、擁有最多資源，並因此創造了最多財富的人，現在卻成為了最忙於準備帶著降落傘跳下飛機的人。」

在去年 11 月初的一個清涼的傍晚，身處堪薩斯威奇托市的我租了一輛車，在夕陽中一路向北駛出城市。我經過了最後一座購物中心，來到了荒無人煙的郊區，遠處的地平線隱沒在一片農田之中。幾個小時過後，我在康考迪亞鎮前轉向西邊，開進了一條兩側都是玉米和大豆田地的泥土小路。道路在黑暗中一直蜿蜒，直到我的車燈落在一座巨型不鏽鋼閘門之上。這時出現在我眼前的是一位身穿迷彩服的警衛，他手裡握著一把半自動來福槍。

他領著我走了進去。在黑暗中，我能隱約看到一個巨大穹頂的輪廓，上面的金屬防爆門正虛掩著。站在那裡迎接我的是拉里·霍爾（Larry Hall），生存公寓項目（Survival Condo Project）的 CEO。這是一座 15 層的豪華公寓建築，建於一個阿特拉斯（Atlas）導彈的地下發射井之中。這個設施曾在 1961 到 1965 年間存放過一顆被淘汰的核彈頭。在這個原本為了抵禦前蘇聯核威脅而建造的設施上，霍爾樹立了一堵隔離新時代恐懼的圍牆。「這裡能讓最有錢的人感到真正的放鬆」，他說「他們可以在這裡隨意走動，因為他們知道外邊有武裝警衛把守，可以放心讓孩子們奔跑打鬧。」

霍爾大概在十年前產生了這個項目的想法，他了解到聯邦政府正在重新投資災難規劃，而這原本在冷戰之後就鮮被提及。在「9·11」恐襲過後，布希政府啟動了一項「可持續政府」（Continuity of Government）計劃，用直升機和大巴將一批經過挑選的政府官員運送到防禦工事裡面辦公。但是在經過長年的荒廢之後，地堡里的電腦和其他設備都過時了。布希下令重新關注可持續計劃，美國聯邦應急管理署開始進行全政府範圍內的年度演習活動。（最近一次是 2015 年的 Eagle Horizon 演習，當時模擬了颶風、簡易核裝置、地震和網路襲擊的應急預案）。

「我開始想『等等，政府是不是有什麼事情在瞞著我們？』」霍爾說。2008年，他花了 30 萬美元買下了那座發射井，並在 2012 年 12 月完成對它的改造工程，總共投資將近兩千萬美元。他在那裡建了 12 套私人公寓：全層套間的標價為 300 萬美元，半層套間的價格則減半。他說所有公寓都賣出去了，除了一間留給自己的。

大多末日準備者都沒有這樣的地堡，加固避難所的建造成本和難度都非常高。在被霍爾改建之前，這座發射井原本是美國陸軍工程部為了抵禦核打擊而建造的。它內部儲存的食物和燃料可供 75 人在與外界隔絕的情況下生存五年。這裡有用魚缸養殖的羅非魚，在生長燈下種植的蔬菜，加上可再生能源，這裡可以一直自給自足，霍爾說。在發生危機的時候，他的特警隊裝甲車（「Pit-Bull VX，裝備有高至50口徑的子彈」）會接上方圓 400 英里內的業主。有私人飛機的住客可以在 30 英里外的薩萊納降落。在他看來，陸軍工程部已經將最困難的選址工作完成了。「他們考察過這裡的海拔高度、地震學研究記錄，還有離大規模人口聚居地有多遠。」他說。

爽朗健談的霍爾雖然年近花甲，但仍然擁有十分健碩的身材。他曾在佛羅里達科技大學攻讀商科和計算機專業，畢業後進入了諾斯洛普·格魯門公司（Northrop Grumman）、哈里斯通訊公司（Harris Corporation）等國防承包商擔任網路和數據中心的工作。他現在要經常往返於堪薩斯的發射井和他在丹佛郊區的家，他家裡住著從事助理律師工作的妻子和他們 12 歲的兒子。

霍爾帶領我穿過車庫，走下斜坡，然後進入了一間休息室，裡面有一個石造壁爐，旁邊還設有用餐區和廚房。房間內擺放的撞球桌、不鏽鋼傢具、真皮沙發，給人一種置身於滑雪公寓的感覺，只是這裡沒有窗戶。為了最大化利用空間，霍爾參考了游輪的設計。與我們同行的還有馬克·門諾斯基（Mark Menosky），他是這裡的日常運維工程師。在準備晚餐時——有牛排、烤土豆和沙拉——霍爾說這個項目最難的地方是維持地下的生活。他研究過如何避免產生抑鬱（增加更多燈光）、預防形成派系（輪流做家務），以及如何模擬正常的地面生活。公寓的牆壁上裝安裝了多個 LED「窗戶」，它們會實時播放發射井上方的草原視頻。業主也可以選擇播放鬆樹林或其他景色的視頻。一位來自紐約的意向住戶想要看到紐約中央公園的視頻。「一年四季，從白天到黑夜的景象。」門諾斯基說，「她還想聽到那裡的聲音，比如計程車的鳴笛聲。」

部分生存主義者指責霍爾這樣做是在給富人建造一座專屬的避難所，並揚言要在災難發生時奪取這座堡壘。我在晚餐時向霍爾提到了這個問題，他揮手表示這是不可能發生的。「你們可以隨意朝這裡開火。」他說這裡的守衛在必要時會開槍回擊，「我們還有專門的狙擊位。」

不久前，我跟泰勒·艾倫（Tyler Allen）通過電話，他是佛羅里達瑪麗湖的一位地產開發商，他跟我說他花了 300 萬美元在霍爾那裡買了一間公寓。艾倫說他擔心美國未來會面臨一種「社會衝突」，政府會想方設法欺瞞民眾。他懷疑埃博拉病毒就是為了荼毒民眾而被故意引入國內的。我問他的朋友在聽到這些想法時通常會有什麼反映，他說，「大多數時候，他們都會一笑置之，但其實這是因為他們感到害怕了。」他繼續說道，「不過我的擔憂可是千真萬確的。十年前，要是有人說我們國內會發生社會動蕩、文化分裂、種族迫害和仇恨煽動，那他肯定會被其他人認為是個瘋子，但這些事情都確實發生了。」我問他在災難發生時他要怎麼從佛羅里達逃到堪薩斯。「如果一枚臟彈在邁阿密爆炸，大家都會躲進屋子裡或聚集在酒吧內，一直盯著電視上的新聞。但其實你有 48 個小時來逃離這片鬼地方。」

艾倫告訴我，他認為這種未雨綢繆的做法遭到了不公正的指責。「總統去戴維營避難不會被人說是陰謀論」他說，「但如果你有辦法在災難發生時保護自己的家人，他們就會說你是陰謀論」。

為什麼我們的反烏托邦情緒偏偏會在這個時候爆發？世界末日無論是作為預言、文學流派，還是商業機會都一直很有市場。它的影響力會隨著我們的焦慮變得愈發強大。最早的清教徒移民來到美國這片廣袤的原野大地時，他們眼裡看到的除了天堂，還有末日的景象。1780 年 5 月，一片突如其來的黑暗籠罩在新英格蘭地區的天空，農民們把這看成是一場預示基督回歸的災難。（事實上，這片黑暗是由安大略省的大面積野外火災造成的。）勞倫斯（D. H. Lawrence） 生動清晰地描繪了美國人的恐懼。「毀滅！毀滅！毀滅！」他在 1923 年寫道，「美國深邃黑暗森林之中似乎有什麼在低語著」。

歷史上，我們對世界末日的沉醉總是發生在政局不穩和技術飛躍的時期。「19 世紀後期出現了各種各樣的烏托邦小說，而每一本烏托邦小說都會有一本對應的反烏托邦小說。」斯坦福大學歷史學家理查德·懷特（Richard White）告訴我。愛德華·貝拉米（Edward Bellamy）在 1888 年出版的《回顧》（Looking Backward）中描繪了一個在 2000 年出現的社會主義天堂，這本書在當時造成了極大的轟動，以至於全國範圍內出現了多家「貝拉米俱樂部」。與之相對的是，傑克·倫敦（Jack London）在 1908 年出版的《鐵蹄》（The Iron Heel）中，構想了一個在法西斯寡頭統治下的美國，在那裡，「0.9% 的人」掌握著「全國 70% 的財富」。

那時的美國人既驚嘆於技術的發展——在 1893 年的芝加哥世博會上，電燈的各種新應用讓參觀者們目瞪口呆——又在抗議工資過低、工作環境惡劣和企業貪婪的問題。「這跟今天的情況很相似」懷特說，「感覺當時的政治體系已經失去了控制，沒法再處理社會的問題。那時的財富分配嚴重不均，工人階級奮起反抗，人們的平均壽命變短，讓人覺得美國的發展已經到頭了，整個國家將要垮掉。」

商業巨頭們變得不安。1889 年，安德魯·卡內基（Andrew Carnegie）即將成為當時的世界首富，其身價相當於今天的 40 億美元。他在一篇文章中表達了自己對階級矛盾的擔憂：社會階層之間變得涇渭分明，他們在「互相無視」和「互相不信任」的狀態下生活著。標準石油公司的約翰·洛克菲勒（John D. Rockerfeller）是美國第一位身價上 10 億美元的富翁，身為基督徒的他認識到了回饋社會的責任。「能夠買到自己想要的任何東西所帶來的新鮮感很快就會消退。」他在 1909 年寫道，「因為人們最想要的東西是金錢買不到的。」為了提高民眾的識字率，卡內基後來建造了將近 3000 座公共圖書館。洛克菲勒則創辦了芝加哥大學。根據美國慈善學研究著作《基金會》的作者喬爾·弗雷施曼（Joel Fleishman）的說法，這兩位企業家都致力於「從源頭改變產生這些社會癥結的系統。」

冷戰期間，美蘇末日決戰成為了政策制定者必須考慮的一個問題。哈里·杜魯門創立的美國聯邦民防局發布了清晰易懂的說明文件，教導民眾如何在核打擊中生存下來 ，裡面的內容包括「跳進最近的壕溝或排水溝里」和「永遠不要失去理智」。1958 年，艾森豪威爾的希臘島計劃（Project Greek Island）破土動工，這是在西弗吉尼亞的群山之中建造的秘密避難所，裡面可容納所有國會成員。這座避難所隱藏在白硫磺泉鎮的綠薔薇度假村下方，30 多年來，這裡一直為參眾兩院保留著備用的議廳。（國會現在也計劃在隱秘的地方建造避難所。）當時美國政府還打算分別從國會圖書館和國家檔案館轉移走葛底斯堡演說講稿和獨立宣言。

但在 1961 年，約翰·肯尼迪在一次電視演說中鼓勵「每個公民」都參與建到輻射避難所的建設，他說「我知道你們不想做得更少。」1976 年，當時的美國人非常擔憂通貨膨脹和阿拉伯石油禁運問題，為了迎合人們的這種恐懼心理，極右出版商庫爾特·薩克遜（Kurt Saxon）發行了一份名為《生存者》（The Survivor）的時事通訊，裡面介紹的是那些早已被遺忘的生存技能，它在當時的社會上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力。（薩克遜聲稱「生存主義者」（survivalist）這個詞是他首先提出的。）市面上出現了越來越多關於經濟衰退和自我保護的書籍，例如 1979 年的暢銷書《如何在即將到來的壞年代變得富有》（How to Prosper During the Coming Bad Years），書中建議人們將金子以南非克魯格金幣的形式保存起來。這股「末日狂潮」在羅納德·里根執政的時期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社會學家理查德·米切爾（Richard G. Mitchell, Jr.）是俄勒岡州立大學的榮譽教授，他曾經花了 12 年的時間來研究生存主義，他說「在里根時期，我第一次從最高層政府官員那裡聽說——我現在已經 74 歲了——政府已經拋棄了我們，用集體制度來解決問題和理解社會的方式已經不管用。人們說，『好吧，制度確實是有瑕疵。那我現在該怎麼辦？』」

小布希政府對卡特里娜颶風的不當處理讓這項運動達到了新的高潮。前《時代》周刊記者尼爾·施特勞斯（Neil Strauss）是《緊急時刻》（Emergency）的作者，他在書中記錄了自己轉變為末日準備者的歷程。他告訴我，「我們看到了新奧爾良的情況，政府明知災難要發生，卻無力拯救自己的公民。」施特勞斯在卡特里娜災害發生的一年後開始對生存主義產生興趣，當時有一位正在上飛行課和準備逃難計劃的科技企業家向他介紹了一群「億萬富翁末日準備者」。施特勞斯取得了聖基茨島的國籍，把自己的資產兌換成外幣，並訓練自己「在只有一把刀和一身衣服」的情況下生存。

近年來，每當朝鮮開始核試驗時，霍爾的生存者公寓項目都會迎來一波諮詢購買的高峰。但他指出了更深層的需求來源。「這個國家 70% 的人都不喜歡當前社會的走向。」他說。晚飯過後，他和門諾斯基帶我到周圍轉了一圈。這座建築的外形是一個高大的圓柱體，長得很像一根玉米芯，其中一些樓層被專門用作私人公寓，另一些則提供公共便利設施：有一個 75 英尺長的游泳池、攀岩牆、人造草皮做的寵物公園、一間陳列著蘋果 Mac 台式電腦的教室、健身房、電影院，還有一間圖書館。這裡會給人一種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的感覺，而且不會讓人感到局促。我們參觀了一間軍械庫，裡邊裝滿了槍支和彈藥，用於抵禦外部人員的襲擊。然後我們還來到了一間只有四面牆的衛生間。「我們可以把人們鎖起來，給他們一些成人休息時間。」他說。總的來說，這裡的規則由公寓委員會制定，也可通過成員投票修改。在危機時刻，也就是「事關生死的情況」下，霍爾說，每個成年人將被要求每天至少工作四個小時，並且未經許可不得離開。「我們有出入門禁，由委員會管理。」他說。

公寓的「醫務區」 設有一張病床、手術台和牙醫椅。 霍爾說，「我們為住戶配備了兩名醫生和一名牙醫。」繼續走上一層樓，我們來到了還沒完工的食物儲藏區。 他希望把這裡的庫存填滿之後，它會變成一家「小型的全食超市」，但現在這裡主要存放罐頭食品。

我們走進了其中一個套間。裡面有九英尺高的天花板、德國沃樂夫系列廚具和一個燃氣壁爐。「這位業主想有一個來自家鄉（康涅狄格州）的壁爐，所以他寄了一塊用來造壁爐的花崗岩給我。」霍爾說。 還有一位來自百慕大的業主，他之前要求把自己公寓的牆壁塗成海島風情的彩色蠟筆畫（橙色、綠色、黃色），但他發現這些顏色在近距離看會讓人感到很壓抑，所以他只好叫裝修師傅過來重新修改。

那天晚上，我在一間配有吧台和精緻木櫥櫃的客房過夜，但這裡沒有之前提到的 LED「窗戶」。房間里安靜得可怕，讓我感覺自己就像睡在一艘經過精心布置的潛艇裡面。

第二天早上 8 點左右，我來到了公寓的公共區域與霍爾和門諾斯基碰頭，當時他們一邊在喝咖啡，一邊在電視上看著《Fox & Friends》的選情新聞。那時距離總統大選還有五天時間，身為共和黨員的霍爾形容自己是一個謹慎的特朗普支持者。「在前面兩場競選演說中，我希望他的商業頭腦能夠壓制他的衝動情緒。當看到特朗普和希拉里在電視上的選戰時，他被特朗普支持者的規模和熱情震懾住了。「我都開始不相信民意調查了。」他說。

他認為主流新聞機構的報道是有失偏頗的，他會認同一些其他人覺得難以置信的理論。 他主觀認為「美國國會的有些做法明顯是愚民政策」。我問他國會為什麼要這樣做。他說，「他們不希望民眾變得足夠聰明，能夠看清楚政治局勢。」他跟我說他讀到了一個估算，說 40% 的國會議員將會被逮捕，因為他們都參與了一個與巴拿馬文件、天主教會和柯林頓基金會有關的陰謀，「他們對這件事調查了二十年。」他說。我問他是否真的相信這個說法。「當你第一次聽到這種事情時，你可能會覺得很荒謬。」但他並沒有排除這個可能性。

在我返回威奇托之前，我們參觀了霍爾的最新項目——位於 25 英里開外的另一個導彈發射井，他正在那裡建造第二座地下避難建築群。當我們在工地邊上停下來時，可以看到上方有一台起重機正從地下深處吊起建築廢料。這座新的避難所將能提供三倍的生活空間，部分原因是它的車庫會被移至另一座單獨建築。新項目還會加入一些額外的設施，包括保齡球館和跟玻璃落地門一樣大的 LED 窗戶，後者是為了提升建築的空間感。

霍爾表示，他正在愛達荷州和德克薩斯州建造更多的私有地堡，還有兩家科技公司請求他「為他們的數據中心和重要員工設計一座用於避難的安全設施。」為了滿足客戶的需求，他已經在競購另外四座導彈發射井。

如果你覺得位於堪薩斯州的避難所還不夠偏遠或私密的話，你還有另一個選擇。在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後的七天之內，總共有 13,401 名美國人到紐西蘭移民局登記，這是尋求居留權的第一個正式步驟——這個數字要比平時高出 17 倍。《紐西蘭先驅報》在報道這股移民潮時用了「特朗普末日」這個標題。

事實上，在特朗普獲勝之前，這股移民潮已經開始很久了。根據紐西蘭政府提供的數據，2016 年的前十個月，外國人在紐西蘭購買了近 1400 平方英里的土地，是去年同期的四倍有餘。美國買家的數量僅次於澳大利亞人。美國政府並沒有登記在海外擁有第二或第三套房產的公民。正如以前的美國人會被瑞士的保密承諾和烏拉圭的私人銀行吸引過去一樣，紐西蘭提供的是安全和距離。在過去六年當中，有接近 1000 名外國人通過參與 100 萬美元以上的投資項目而獲得紐西蘭居留權。

紐西蘭廣播公司 MediaWorks 的主席傑克·馬修斯（Jack Matthews）是一個美國人，他告訴我，「我認為人們在暗地裡會這樣想，如果世界真的要完蛋，紐西蘭將是出逃的首選，這裡在必要時可以做到完全自給自足——無論是能源、水還是食物。你的生活質量可能會變差，但起碼不會崩潰。」作為美國政局的遠距離觀察者，他表示，「紐西蘭和美國的主要區別在於，這裡的人即使意見相左也能心平氣和地坐在一起談論問題。這個地方太小了，你做了什麼事情大家都會知道。所以這裡的人還是比較文明的。」

奧克蘭離舊金山大約有 13 小時的飛行距離。我在去年 12 月初來到這裡的時候，紐西蘭的夏季才剛開始：天空是湛藍的，20 多度的氣溫剛剛好，十分清涼乾爽。紐西蘭群島從南到北大概是緬因州和佛羅里達之間的距離，全國人口只有紐約市的一半。這裡的綿羊和人口的比例是 7:1。紐西蘭在民主、廉政和安全方面都能排上全球的前十強。(它上一次遇到恐怖襲擊是在 1985 年，當時法國間諜在這裡炸毀了綠色和平組織的一艘船。在世界銀行最近的一份報告中，紐西蘭已經取代新加坡成為了全世界最適合做生意的國家。

在我抵達後的第二天早上，格雷厄姆·沃爾（Graham Wall）開著他的梅賽德斯敞篷車來酒店接我，他是一位開朗的地產經紀，專門為高凈值的人群服務。他的客戶包括身價億萬的風險投資人彼得·蒂爾（Peter Thiel）。沃爾沒有想到，美國人之所以選擇來紐西蘭，正是因為它的地理位置足夠偏遠。「紐西蘭人以前經常把『距離的暴政』（tyranny of distance）掛在嘴邊，」沃爾在開車穿過市區的路上對我說，「現在這反而成為了我們最大的財富。」

在這趟旅行之前，我還在想自己會不會花很多時間在參觀各種豪華地堡之上。但是彼得·坎貝爾（Peter Campbell），紐西蘭建築公司 Triple Star Management 的董事總經理告訴我，他的很多美國客戶來到這裡之後就覺得地下掩體是不必要的。「你不需要在門前的草坪下建一個地堡，因為這裡離白宮有幾千英里遠。」他說。不過美國人會有其他方面的需求。「當然，直升機停機坪是一定要有的。」他說。「你可以乘坐私人飛機前往皇后鎮或瓦納卡，然後你可以在那裡轉乘直升機，直接降落在自己的物業里。」美國客戶也會諮詢一些長遠的建議。「他們會問，『紐西蘭的哪些地方在長期內都不會受到海平面上升的影響？』」

外國人對紐西蘭房產日益增長的需求也引起了部分當地人的抵制，他們甚至發起了一個名為「反對外國人控制紐西蘭」（The Campaign Against Foreign Control of Aotearoa）的活動。其中來自美國的生存主義者是特別招人恨的一個群體。在末日生存者網站 Modern Survivalist 上有一個討論紐西蘭的帖子，下面有人留言寫道，「美國佬，你們給我聽著，紐西蘭不是你們最後的避風港。」

一位 40 多歲的美國對沖基金經理最近在紐西蘭購置了兩處房產，並獲得了當地的居留權。他同意在不公開姓名的前提下向我分享他的想法。在美國東海岸長大的他擁有高大健碩的身材和曬得黝黑的皮膚。他喝下一口咖啡告訴我，美國將面臨至少十年的政治動蕩，包括種族關係緊張、兩極分化和人口迅速老齡化。「這個國家已經分成了三個地方——紐約地區、加州地區和其他地方，因為紐約和加州以外的地方的貧富懸殊十分嚴重。」他說。他擔心如果美國政府草率地向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險注資的話，國內經濟會受到損害。「政府能履行這個承諾嗎？還是會直接給有需要的人印鈔票？這樣做會對美元價值造成什麼影響？這不是明年就會發生的問題，但也不是五十年後那麼遙遠。」

在對沖基金經理的圈子內，紐西蘭儼然已經成為了末日避難的首選，所以他並不希望將自己跟那些更早一步來到這裡的人混為一談。他說，「在擔心世界末日的已經不再是少數怪人了。」他笑著說，「除非我也是這些怪人之一。」

自 1947 年以來，《原子科學家公報》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由曼哈頓項目成員創辦的一本雜誌) 每年都會邀請一批諾貝爾獎得主和其他名人，讓他們一起討論並更新「末日時鐘」的讀數，這是一個形象地反映文明覆滅風險的儀錶。到了 1991 年，隨著冷戰結束，科學家們將末日時鐘調至有史以來最安全的時刻——「午夜」前的 17 分鐘。

從那以後，時鐘的指針又開始向末日逐漸逼近。2016 年 1 月，當時俄羅斯和北約之間的軍事緊張局勢加劇，而且地球剛剛經歷了有記錄以來最熱的一年，因此《公報》將末日時鐘設為午夜前 3 分鐘，也就是跟冷戰局勢最嚴峻的時刻相同。同年 11 月，在特朗普當選總統後，該小組再次召開他們的年度保密會議。如果他們選擇將時鐘的指針向前移動一分鐘，這就意味著我們現在達到了自 1953 年以來最高的末日風險，當時美國剛剛完成首次氫彈試爆。（根據今年 1 月 26 日公布的結果，末日時鐘現在的時刻是午夜前兩分半鐘。）

如果對災難的恐懼可以促使人們採取預防措施話，那麼它就是有益的。但是精英們的生存主義不是預防措施，而是一種退縮行為。美國的慈善事業支出仍然是全球最高的，其 GDP 佔比是第二位的英國的三倍。但是現在看來美國可能要把頭號慈善大國的位置讓出去了，因為美國最富有的人群中的一部分已經減少了對慈善事業的投入。在看到美國衰退的徵兆，看到他們曾經受益其中的制度和規範開始崩潰時，他們已經開始想像可能的失敗。這是一種鍍金的絕望。

正如 Reddit 的哈夫曼所觀察到的，技術讓我們對風險更加警覺，但也使我們變得更加恐慌；技術促使我們作繭自縛，將自己與敵人隔絕開來，同時不斷加深我們現有的恐懼，而不是鼓勵我們去擊破恐懼的源頭。沒有積極為末日囤積食物的科技投資者簡彥豪告訴我，他想起有一位在對沖基金工作的朋友最近給他打了一個電話。「他說我們應該在紐西蘭購置土地作為退路。他當時的原話是，『特朗普實際上是一個法西斯獨裁者的可能性是多少？也許很低，但是為自己留一條後路的期望值是很高的。』」

其實我們還可以採取其他方式來緩解當代的末日焦慮。「如果我有十億美元，我不會用來買一個地堡，」數字醫療初創公司 Neurotrack 的 CEO 艾利·卡普蘭（Elli Kaplan）告訴我，「我會將其重新投入到民間團體和民間創新上。我的觀點是，我們要想出更聰明的方法來確保可怕的事情不會發生。」卡普蘭曾在比爾·柯林頓時期的白宮工作過，她對特朗普的勝選感到十分震驚，但表示這在另一方面也是對她的一種激勵：「即使處於最深的恐懼之中，我仍然覺得，『我們只要聯合起來就能戰勝它。』」

這個觀點體現的其實就是一種信心——相信即使是退化的政治制度，它們仍然是集體意志的表達方式，是形成和維持我們的脆弱共識的工具。相信，也是一個選擇。

矽谷導師斯圖爾特·布蘭德（Stewart Brand）是一位作家和企業家，史蒂夫·喬布斯（Steve Jobs）稱他為自己的靈感來源。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布蘭德出版的《全球概覽》以其糅合嬉皮士和極客精神的內容吸引了一群狂熱的追隨者（它的座右銘是：「我們已經成為了神，也許我們也能當好這個角色。」）布蘭德在一次電話採訪中告訴我，他在 1970 年代就研究過生存主義，但不久後就放棄了。「總的來說，我發現『天啊，這個世界將要分崩離析』這樣想法很奇怪。」他說。

77 歲的布蘭德住在舊金山北面的小城索薩利托（Sausalito）的一艘拖船上，比起世界脆弱的一面，他更願意看到它的抗打擊能力。在過去的十年里，這個世界撐過了自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一次金融危機，而且沒有引起社會暴動；埃博拉病毒在沒有造成大規模感染之前就被戰勝了；日本在經歷過海嘯和核危機之後仍然沒有倒下。他認為，美國人正在退縮到經驗為上的小圈子裡，這樣會損害「同理心的大圈子」，也就是讓人們停止為大家共同面對的問題尋求解決方法。「我要怎麼保護我和我的財產？這種問題是很容易想到的。而更有意義的問題是，如果我們的文明能夠像過去幾個世紀那樣一直延續下去會怎樣？如果它可以一直蒸蒸日上，我們該做什麼？」

在紐西蘭停留了幾天之後，我明白了為什麼有人會選擇同時逃避上面的兩個問題。一天早上，在奧克蘭蔚藍的天空之下，我和 38 歲的美國人吉姆·羅爾斯塔夫（Jim Rohrstaff）一起乘上了一架直升機。在密歇根州上完大學後，羅爾斯塔夫成為了一名職業高爾夫球手，後來在豪華高爾夫俱樂部和地產行業從事市場營銷工作。樂觀自信的他擁有一雙湛藍的眼睛。在兩年半前，他帶著妻子和兩個孩子搬到紐西蘭，他的工作也變成了向「高凈值人群」銷售房產，他說他們都是想要「遠離世界所有問題」的人。

羅爾斯塔夫現在是精品地產中介 Legacy Partners 的合伙人。他想帶我去看看 Tara Iti，這是他們新建的高檔住宅和高爾夫俱樂部項目，主要面向美國客戶。直升機向北穿過海港和海岸，一直飛到城市外圍的茂密森林和田野。從上空俯瞰下來，大海顯得無比浩瀚，在海風的吹拂下掀起了粼粼波光。

直升機緩緩降落在高爾夫果嶺旁邊的綠色草坪上。這個新建的豪華社區將擁有三千英畝的沙丘和林地，還有七英里的海岸線，但是只設有 125 戶住宅。羅爾斯塔夫開著一輛路虎帶我參觀這個項目，他向我強調了這裡的隱蔽性：「你在外邊是看不到這裡面的任何東西的。這對公眾和我們來說都更好，也是為了保護住戶的隱私。」

當我們接近大海時，羅爾斯塔夫停下路虎，穿著他的懶人鞋走下了車。他帶著我走過沙丘，來到了一片延綿不盡的海灘，我在這裡連一個人影都沒看到。

洶湧的海浪不斷拍打著岸邊。他張開雙臂，轉過身來大笑道，「我想這就是我們未來應該生活的地方。」這是我在幾個星期，甚至是幾個月以來第一次沒有想到特朗普，或者其他任何事情的時候。

這是 ONES Piece 翻譯計劃的第 141 篇譯文。本文原載於 NewYorker，作者 Evan Osnos，由 ONES Piece 翻譯計劃 王沫涵、農穎、塔娜 翻譯，關嘉偉 校對。ONES Piece是一個由ONES Ventures發起的非營利翻譯計劃，聚焦科技、創投和商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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