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政變一周年：昔日的「中東之光」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

本文原載於澎湃新聞「思想市場」欄目，原標題為《土耳其政變一周年|昔日的「中東之光」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責任編輯為伍勤，轉載已獲授權。

作者：張躍然

【按語】

2016 年 7 月 15 日，土耳其軍方企圖發動政變，推翻總統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an）和他所領導的執政黨——正義與發展黨。此次政變雖然被迅速挫敗，但土耳其在政變之後進入巨大的政治動蕩中。

在土耳其政變發生一周年之際，我們刊出此文，為讀者梳理土耳其動蕩局勢背後的歷史脈絡。土耳其的問題，不僅僅是宗教與世俗之爭，不僅僅是土耳其人和庫爾德人的族群衝突，也不僅僅是政治權力鬥爭。更重要的是，埃爾多安的崛起，代表著一種特殊的政治策略——通過收編宗教資源，來應對新自由主義在土耳其遇到的政治挑戰。而土耳其政治局勢的迅速惡化，則是新自由主義危機再次浮現時，這一政治策略內在矛盾表面化的結果。

【正文】

今天的人們也許很難想像，2010 年以前的國際社會，對土耳其正義與發展黨（簡稱正發黨，或 AKP）和埃爾多安給予了多麼高的評價。

在外界看來，作為伊斯蘭政黨，正發黨領導的土耳其政權將溫和伊斯蘭、經濟自由化、政治民主化與親西方的立場結合，創造出獨樹一幟的「土耳其模式」。「土耳其模式」似乎同時向西方世界和穆斯林世界證明了，「伊斯蘭文明」與「西方文明」並非不兼容，一種擁抱西方政經模式的、「溫和理性」的伊斯蘭政治是可能的。2004年，時任美國總統小布希在伊斯坦布爾召開的北約峰會上發表講話說：「土耳其（一旦）加入歐盟，（將）大大推進了西方世界與穆斯林世界的關係，因為土耳其同時屬於這兩者。」

然而，在經歷了 2013 年蓋齊抗議、2016 年政變和 2017 年公投之後的今天，我們很難再將土耳其看作是「中東之光」，也很難再把埃爾多安和正發黨政權與西方社會所期盼的「自由民主」聯繫起來。回過頭看，那個備受矚目的「土耳其模式」，似乎悄無聲息地倒掉了、甚至似乎從來沒有存在過。為什麼？為什麼曾有那麼多人將「自由民主」的希望寄托在土耳其正發黨身上、為什麼埃爾多安似乎在短短几年之內就走向了他自己的反面？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社會學教授 Cihan Tu?al，分別在 2009 年和 2016 年出版著作《消極革命》和《土耳其模式的倒掉》，為我們提供了回答以上問題的框架。在《消極革命》一書中，Tu?al 記述了自己在 2001、2006 年兩次對伊斯坦布爾同一個備受伊斯蘭極端主義影響的社區的親身觀察，通過前後對比，細緻描摹了土耳其政治生態的微觀變遷。而在《土耳其模式的倒掉》中，Tu?al 轉向更加宏觀的比較分析和歷史分析，在中東的政治大環境中勾勒出「土耳其模式」的興衰。

這兩本書相互補充映襯，貫穿始終的是同一個論點：土耳其正發黨的發展軌跡，不完全是一個宗教或文化問題，而是深深植根於新自由主義背景下的政治鬥爭。正發黨的強勢興起與「開明」統治，本質上是通過「吸納」極端伊斯蘭主義的反體制力量，來為體制主導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凝聚民意基礎。而正發黨在近幾年遇到的種種政治危機和威權化轉向，不僅源於這一「吸納」過程本身的不穩定性，更源於新自由主義所導致的深遠危機。

世俗主義與伊斯蘭主義：不僅是宗教之爭，更是左右之爭

1923 年，土耳其共和國成立，以凱末爾世俗主義為立國之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三十年間，土耳其政權除了致力於法律、文化、社會的世俗化之外，還體現出兩大特點。一是經濟上的統合主義，以國家協調的方式平衡資本與勞工的利益，為正式僱傭體系內的勞動者提供福利。二是政治上的威權主義，對民間的政治活動不全盤禁止，但嚴格限制其空間。

1968 年，一場全球左翼風潮刮過，土耳其也進入了左翼鬥爭活躍的 1970 年代。大量激進左翼政治團體湧現、工會力量壯大、土耳其的「開國之黨」共和人民黨也轉向左翼民粹主義。由於統合主義的福利體制不覆蓋失業的、非正式就業的邊緣勞動者，這些人群對體制的不滿也蔓延為對世俗主義的不滿。將政治制度與日常生活重新「伊斯蘭化」、甚至建立伊斯蘭政權的訴求，獲得越來越多的支持。這一思潮與經濟再分配、公有制、社會正義等訴求相結合，形成具有強烈左翼色彩的激進伊斯蘭主義。

在這種環境下，1979 伊朗革命給土耳其帶來了巨大的震動。土耳其的世俗主義精英們意識到：左翼激進伊斯蘭主義居然真的能成功發起革命動員、推翻世俗主義政權，這一威脅是如此真實、如此迫切。在 Tu?al 看來，1980 年土耳其軍方發起的政變，實質上是對左翼激進伊斯蘭主義革命威脅的預防性撲滅。

1980 政變後，激進左翼政治團體幾乎被全盤清剿，工會力量被嚴重打壓，共和人民黨也重新開啟右轉。肅清左翼政治力量後，土耳其執政者開始壓低工資、限制福利、私有化，吹響了土耳其的新自由主義改革號角。另一方面，統治者緩和了強硬的世俗主義態度、為宗教活動提供了更大空間，希望以此平息更加激進的伊斯蘭主義訴求。

這樣一來，新自由主義之風勁吹的情況下，左翼政治力量衰微，伊斯蘭主義政黨卻獲得了更大的生長縫隙。在這種情況下，伊斯蘭主義政黨就「自然而然」地成為了左翼訴求和反新自由主義情緒的唯一動員出口。1983 年，繁榮黨（其前身曾在 1970 年代兩次被執政當局禁滅）成立，一手推動政治制度與日常生活的伊斯蘭化，另一手以「正義秩序」（Just Order）為動員口號、大打經濟正義牌。雖然繁榮黨在原則上不反對資本主義和自由市場，但其提出的企業集體所有、反對金融獲利、全民就業、全民工會化綱領，卻體現出強烈的左翼色彩。

1980 年代末和 1990 年代，繁榮黨代表著一股名副其實的反體制力量，它反的「體制」不僅包括世俗主義，更包括新自由主義。通過自下而上的深耕和動員，繁榮黨在窮人和工人階級中民意極高，在基層發展成為足以和體制抗衡的政治勢力。

1994 年，繁榮黨在多個地區的地方選舉中獲勝；1996 年，繁榮黨在全國議會大選中獲得最多席位，成為執政黨。繁榮黨強烈的反體制屬性，讓擁抱新自由主義的世俗主義政治精英們深感不安。1997 年，軍方再次出動，逼迫繁榮黨政府下台。1998 年，土耳其憲法法院宣布繁榮黨違反了憲法中的政教分離原則，將繁榮黨解散。

在這之後，繁榮黨的成員們重組為賢德黨，雖然繼承了伊斯蘭主義的衣缽，但政治能量已經大不如前。與繁榮黨相比，賢德黨不再將反新自由主義的左翼經濟訴求作為動員焦點，而是更傾向於從人權角度關注宗教自由問題。然而，這樣一個動員能力減弱的伊斯蘭主義政黨依然不被世俗主義當局所容忍，在 2001 年被土耳其憲法法院解散。

簡言之，在 20 世紀末與 21 世紀初的幾年中，作為一股反體制力量的土耳其伊斯蘭主義受到了世俗主義體制的一連串沉重打擊。Tu?al 指出，這一連串打擊給伊斯蘭主義政治運動帶來了兩大主要後果。

第一，許多原先支持激進伊斯蘭主義的政治活躍分子開始沮喪、灰心。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認為，激進伊斯蘭主義是政治天真的產物，政治制度和日常生活的全盤伊斯蘭化並不現實，建立伊斯蘭政權更是天方夜譚。殘酷的政治現實，使得土耳其的伊斯蘭主義變得越來越不激進。

第二，伊斯蘭主義運動內部的階級分化變得越來越顯著，中產階級、小企業主與工人階級、窮人的隔閡漸深。從主打反新自由主義旗幟的繁榮黨，到離經濟正義訴求越來越遠的賢德黨，伊斯蘭主義政黨的領導權漸漸轉移到資本與中產階級手中，因此也漸漸喪失了大眾動員的根基。2001 年，伊斯坦布爾再次爆發了大規模的反新自由主義抗議，但賢德黨無法、也無意引領這樣的街頭運動，彰顯出其群眾基礎愈發薄弱的現狀。

土耳其正發黨的誕生：一場消極革命

21世紀初的土耳其，就陷入了這樣一種非常不穩定的狀態：伊斯蘭主義的動員能力不再，但世俗主義精英除了強力鎮壓之外，也找不到可以鞏固統治的方法。強烈的反新自由主義情緒時不時爆發，無法被化解。這種政治勢力和社會大眾嚴重割裂、沒有任何政治勢力能夠掌握民心的不穩定狀態，恰恰就是義大利思想家葛蘭西所說的「深刻危機」（organic crisis）。

而在 Tu?al 看來，土耳其正發黨的誕生，正是抓住了這一危機時刻的機會。2001 年，以埃爾多安為首的一群在 1990 年代活躍在激進伊斯蘭主義運動和繁榮黨當中的政治人物，成立了正義與發展黨。正發黨自我標榜為「溫和伊斯蘭」，雖然依舊捍衛伊斯蘭宗教傳統和生活方式，但不再謀求政治制度和日常生活的全盤伊斯蘭化，更不再挑戰世俗國家的基本政體。更為重要的是，正發黨主動而熱烈地為新自由主義背書。

更重要的是，溫和伊斯蘭和新自由主義，在正發黨手中有機結合起來。正發黨一方面保留激進伊斯蘭主義運動留下的動員策略，另一方面為伊斯蘭主義符號和話語注入新的內涵、去除其激進色彩，將伊斯蘭主義變成一種為世俗主義國家和新自由主義改革凝聚民心的工具。也就是說，正發黨脫胎於自下而上的激進反體制運動留下的政治動能，但奇詭的是，在正發黨手中，這種動能被引導、轉化成了塑造大眾擁護體制的手段。

為說明正發黨這一政治策略的實質，Tu?al 引入了葛蘭西提出的「消極革命」（passive revolution）概念。在革命、或者類似革命的時刻，我們能比較容易地看到兩股力量：自下而上、挑戰既有體制的革命力量（比如以繁榮黨為首的反體制伊斯蘭主義運動），和由捍衛既有體制的政治精英組成的反革命力量（比如以土耳其軍方和司法系統為首的土耳其世俗主義力量）。我們很容易想像，革命力量與反革命力量的對峙，結局往往「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

然而，在「革命勝利」和「反革命勝利」之外，還存在第三種可能性：自下而上動員起來的革命力量最終成了既有體制的一部分，改變了既有體制的外在面貌，但也更加鞏固了體制的根本內核——這便是「消極革命」。在 Tu?al 看來，「消極革命」的關鍵環節有二：一是「吸納」（absorption）——既有體制吸收一部分革命動員中產生的領袖，也學著將革命動員的策略為其所用；二是「去動員」（demobilization）——切斷自下而上的動員渠道，平息那些衝擊既有體制的草根行動。 「消極革命」意味著，「如果體制想保持不變，那麼它就需要作出改變」。

2001 年成立的正發黨，在 2002 年便贏得全國議會大選，並執政至今。要理解正發黨在短時間內的驚人崛起，就必須意識到，正發黨恰恰是在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都無法成功的時候，提供了一個「消極革命」的解決方案。藉由正發黨，一批反體制伊斯蘭主義運動中的政治領袖得以進入體制。同時，正發黨繼續使用繁榮黨時期形成的各種基於伊斯蘭話語和符號的動員策略，比如依靠包頭巾的女性挨家挨戶敲門助選、藉助同鄉會的力量，而埃爾多安那包頭巾的太太一次次在公眾場合的露面，也在不斷向人宣告正發黨的伊斯蘭色彩。

另一方面，正發黨徹底去除了伊斯蘭主義的反體制意涵，與世俗主義政體和精英達成和解，並且變成了體制的一部分。經過正發黨重新詮釋的伊斯蘭主義，依然認為宗教為社會生活提供了道德、價值和社群感，但卻不再認為宗教應該成為指導政治生活和經濟生活的標尺。「溫和理性」的伊斯蘭主義意味著，正發黨治下的土耳其，看起來確實更加伊斯蘭化了，但體制的世俗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內核卻毫髮未損。

伊斯蘭主義的去政治化，和正發黨「去動員」的高度成功相得益彰。原先的激進伊斯蘭主義分子變得越來越政治冷感、越來越遠離街頭運動。另一方面，表面的伊斯蘭主義，加上黨組織在基層社區中的深耕，已經足以使得大量民眾對正發黨產生極深的認同感。正發黨被人們認為是「我們自己的黨」、給人們提供了一種「人民正在掌握政治權力」的幻覺，這種幻覺反過來有效抑制了人們真實的政治參與。

在正發黨通過重塑伊斯蘭主義而贏得民心的過程中，埃爾多安的個人魅力發揮了極大的作用。除了極佳的演說能力，他的平民出身背景和早期活躍在激進伊斯蘭主義運動中的經歷，極易讓原先的激進伊斯蘭主義分子和廣大平民產生認同、將埃爾多安看作是「我們中的一員」。雖然埃爾多安在各種場合利用自己的個人魅力為私有化、貿易私有化等新自由主義議程背書，但依然在廣大平民之中留下一種「他是站在我們這邊」的印象。即使一部分人對埃爾多安鼓吹的政策並不滿意，也傾向於認為這是他面對世俗主義精英時不得不做出的妥協，骨子裡依然是為平民說話的。

伊斯蘭主義與新自由主義：土耳其的奇妙聯姻

這場「消極革命」最關鍵的部分，是動用伊斯蘭主義來正當化新自由主義、將人們對宗教的熱忱轉化為對自由市場秩序的擁護。正發黨通過伊斯蘭教義，強調勤奮工作的重要性，藉以污名化「懶惰、無所事事」的政府僱員，為公共部門私有化提供道德依據。在正發黨的渲染下，自由市場被蒙上了一層宿命論的必然色彩，被解讀為神的旨意。

在正發黨領導的新自由主義改革之下，土耳其經濟高速發展，但不平等程度也越來越大。對於那些新自由主義改革中的輸家，宗教成了平抑他們不滿的有效工具。正發黨塑造的社會主流話語，將苦難看做是一種恩賜，強調在經濟困境面前堅強忍耐，而不是通過政治渠道表達不滿。許多人將他們遭遇的經濟困境歸因於猶太人和世俗主義者的搗亂，而不是正發黨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更有甚者，基於宗教的動員，使人們想像自己身處於一項更宏大的共同事業當中，從而認為「只要經濟整體在發展，個人的境遇好壞無所謂」。而這，恰恰就是葛蘭西所說的「領導權」（hegemony）的重要維度：用一種對於「普遍利益」或「共同利益」的想像，取代人們對個人利益的關切。

在正發黨的新自由主義話語中，「社會正義」的說辭並未消失，但其意涵發生了顯著改變：「社會正義」指的不再是資本與勞工之間的矛盾，而是伊斯蘭資本和非伊斯蘭資本之間的矛盾。在這套話語中，社會正義的實現，有賴於伊斯蘭資本的壯大，因此工人階級和窮人必須團結在伊斯蘭資本的周圍，幫助其克服發展中的種種困境。

換句話說，正發黨並未改變新自由主義的經濟綱領，但深刻改變了新自由主義的政治基礎。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土耳其世俗主義精英領導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是以強力鎮壓反新自由主義力量為基礎的。而 2001 年之後，正發黨通過將伊斯蘭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有機結合，消除了反新自由主義力量的政治根基，為新自由主義贏得了巨大的民意支持——新自由主義，成了一項廣受社會各階層認同的正義事業。

伊斯蘭主義者對正發黨的伊斯蘭主義話語感到親近，世俗主義政治精英認可正發黨對新自由主義的堅持，自由派欣賞正發黨將伊斯蘭主義「溫和化」的努力，甚至許多原來的激進左派也因為正發黨是「最不壞的選擇」而支持它。正發黨就這樣成功地將各股力量凝聚在一起，掌握了葛蘭西意義上的「領導權」。將反體制的革命力量吸納進體制，既取悅了曾參與反體制動員的草根，也安撫了捍衛體制的精英——正發黨的成功，充分說明了「消極革命」策略在政治上的成功。

「消極革命」能被輸出嗎？埃及的希望與失望

土耳其正發黨的崛起，給了西方社會巨大的信心。人們似乎看到，溫和伊斯蘭主義、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不僅能夠並行不悖，更能相互強化、相得益彰。而實現這一圖景的具體路徑，就是「消極革命」的吸納和去動員策略。因此，西方國家不僅在正發黨鞏固統治的過程中給予有力支持，更積極推動「消極革命」和「土耳其模式」向中東其他國家擴散。而正發黨為了擴大土耳其在中東地區的影響力，也積極尋求輸出「消極革命」的可能性。

最有可能步土耳其後塵發生「消極革命」的國家，是埃及。埃及的政治版圖，確實和 2000 年前的土耳其有很大相似之處：一個嚴守世俗主義的威權主義政權，對上具有強烈宗教色彩的伊斯蘭主義反對派——穆斯林兄弟會（簡稱穆兄會）。更重要的是，雖然埃及穆兄會在 1960 年代之前立場激進，但在薩達特和穆巴拉克統治時期，它在宗教問題上的立場越來越溫和、和世俗主義政權的合作也越來越多，並逐漸擁抱經濟自由主義。看起來，埃及穆兄會頗有希望走上土耳其正發黨的道路，如果能出現一個政治機會。

2011年，這樣的政治機會出現了。無數埃及民眾走上街頭，表達對既有政治體制的強烈不滿。他們不僅希望當權者下台，更希望建立一個全新的政治秩序。這一局面中，我們能清楚地看到革命力量——自下而上動員起來表達不滿的抗議民眾，和反革命力量——既有體制中掌握權力的精英。

而穆斯林兄弟會扮演的角色， 恰恰是革命者和反革命者之外的第三股力量——「消極革命者」。在自下而上的抗議動員過程中，穆兄會並沒有扮演領導者和組織者的角色，而更像是一個觀望者，同時還與既有體制中的掌權精英暗通款曲。穆兄會的目的，是將革命動員中的洶湧民意為己所用，在不打碎既有體制的情況下進入體制掌權。這完全符合「消極革命」的定義：將革命動員的力量吸納進體制，以此平息動員本身，通過對既有體制的有限改變，來鞏固體制的內核。

穆兄會的「消極革命」之所以成功，離不開一個重要的先決條件：革命力量沒有能力去完成「打碎舊體制，建立新秩序」的革命目標。與歷史上許多成功的革命不同，埃及的抗議活動顯示出高度的自發和無序，缺乏政治組織的長期深耕和領導，抗議過程中也沒有湧現出核心的領袖人物。組織基礎的薄弱，使革命者無法把街頭的憤怒轉化成具體的政治策略；基於互聯網的散點狀動員，雖然有利於抗議活動迅速鋪開，卻使得清晰的革命願景無法形成。革命者無法真的成為一股獨立的力量走上政治舞台，因而被穆兄會輕易收編，「消極革命者」於是成了革命力量的代表。

而既有體制中的政治精英集團也意識到，想要維持體制完全不變、專享權力，已經不可能；唯有和「消極革命者」分享權力、一定程度上改變體制外貌，才能維持體制的基本盤不變。因此，舊體制下的精英（尤其是軍方），和作為「消極革命者」的穆兄會形成了一種既競爭、又合作的關係，兩方壟斷了 2011 年新憲法起草和 2012年全國大選的過程。

穆兄會將自己進入體制掌權的過程，說成是 2011 革命的勝利；而最初的革命者，則在這個過程中被吸納、撲滅或是邊緣化了。看起來，一個秉持溫和伊斯蘭主義、擁抱世俗主義政權的埃及穆兄會，即將成為第二個土耳其正發黨。

但不幸的是，埃及穆兄會的政治能力與土耳其正發黨相去甚遠——穆兄會不僅不能像正發黨一樣在基層深耕中培養群眾基礎，也沒有正發黨那樣的意識形態論述能力，無法充分利用伊斯蘭主義的話語來消解反體制情緒。另外，穆兄會長期以城市中產階級為根基、忽視農民階層，因而為激進伊斯蘭主義團體留下大量活動空間。這些因素加在一起，使得穆兄會領導的「消極革命」在「去動員」這一環節上收效甚微，留下了嚴重的政治隱患。

隱患終於在 2013 年爆發。6 月份，大量民眾再次走上街頭，抗議穆兄會執政期間的種種表現。然而致命的是，2013 抗議潮表現出和 2011 革命同樣的特點：自發、無序、缺乏成型的政治組織和領導、缺乏意識形態論述。這些因素，使得抗議者無力提出一種超越穆兄會的政治可能性，而只能將對穆兄會的反感寄托在對舊體制的精英——尤其是軍方——的期待上。舊體制的精英也沒有浪費這次寶貴的機會，乘勢發動政變，一舉將穆兄會掃出政治舞台，把 2011 年前的舊體制原封不動地復活。

短短兩年時間，「消極革命」在埃及落地生根，卻又迅速走向失敗。這一過程除了暴露出穆兄會的政治能力多麼薄弱，也說明了成型的組織和領導對革命是多麼重要：缺乏組織和領導的革命者，無力掌控政治進程，只能眼睜睜看著革命的動能被「消極革命者」或是反革命者收編。Tu?al 不無哀嘆地引用了馬克思在《霧月十八》中的名言：「如果人們無法代表自己，則終將被別人代表」。

「土耳其模式」如何轉向埃爾多安威權

2011-2013 年間埃及發生的事，對於幻想將「消極革命」推而廣之的土耳其正發黨和西方各國來說，無異於當頭一盆冷水，澆滅了「土耳其模式」的示範意義。然而，同樣在 2013 年，「土耳其模式」遇到了遠比這更嚴重的挑戰，這一挑戰來自於土耳其國內。

Tu?al 指出，「消極革命」不管在短時間內取得了多大成功，在長期來看都是一種不穩定狀態。這種不穩定，源於「消極革命」中包含的兩個深刻悖論。

第一，當「消極革命者」收編了革命力量、進入既有體制之後，與既有體制中的反革命精英不可避免地會形成極為微妙的關係。「消極革命者」為了安撫革命力量、平息革命動員，就必須在一定程度上做出革命姿態、回應革命訴求；然而，任何革命的痕迹，對於反革命精英來說都是噩夢般的幽靈。這就導致，既有體制中的反革命精英對「消極革命者」時時警惕；「消極革命者」吸納的每一樣革命話語和動員策略，都讓反革命精英感到威脅。在土耳其，這種微妙關係具體表現為，正發黨需要祭出伊斯蘭主義話語來收編、安撫、化解激進伊斯蘭主義的反體制力量，但正發黨使用的伊斯蘭主義話語——不管它是多麼溫和、多麼不得已而為之——仍然每每讓土耳其軍方等舊體制中的世俗主義精英陷入「革命將至」的惶恐不安中。

第二，既然「消極革命」的核心環節是「去動員」——平息草根大眾自下而上的反體制行動——這也就意味著，「消極革命」成功的必然後果，是大眾遠離了組織化、制度化的政治行動渠道，成為政治場域中被動的接受者、而不是主動的參與者。這固然使人們難以再通過組織化的動員表達對體制的不滿，但也使得人們同樣無法通過組織化的動員表達對「消極革命」的積極支持。這樣一來，「消極革命者」在受到反革命精英的攻擊時，不可能訴諸於自下而上的草根大眾政治行動，來為自己賺取民意資源。

這兩大悖論，一直潛藏在「消極革命」內部；它們是否暴露出來，取決於合適的導火索是否出現。在 2013 年夏天，合適的導火索出現了：新自由主義醞釀的危機，終於以蓋齊公園抗議的形式爆發，嚴重動搖了正發黨的根基。

在人們慣常的印象中，蓋齊公園抗議的矛頭指向政府濫權和國家機器暴力，標榜經典的政治自由主義話語。但在更加本質的層面上，蓋齊公園抗議的初衷，是反對商品化和新自由主義——抗議者反對政府徵用蓋齊公園這一公共空間來建造購物中心，其背後體現的，是長期以來針對正發黨政府將公共資源和服務私有化、商品化的積怨。

雖然蓋齊公園抗議的參與者橫跨各個階級，但抗議的核心毫無疑問是新興中產階級。這看起來讓人非常難以理解：抗議新自由主義的主力，為什麼不是在新自由主義改革中受害最深的工人階級和窮人，而反倒是受益於新自由主義改革的新興中產階級？

Tu?al 指出，新興中產階級和新自由主義之間，是一種愛恨交織的複雜關係。雖然新興中產階級在經濟層面受惠於新自由主義，但隨著經濟地位提升，新興中產階級更加渴望豐富而充實的公共社會生活——新自由主義不僅不能滿足這樣的渴望，而且也在不斷破壞原有的公共社會生活。基於這一點，新興中產階級完全有可能在特定環境下，為了保衛公共社會生活而反抗新自由主義，就像他們在蓋齊公園所做的那樣。這恰恰說明了新自由主義的脆弱性：即使是受惠於它的階級，也依然可能成為它的掘墓人。

受限於薄弱的組織基礎和領導的缺乏，2013 年的蓋齊公園抗議以失敗告終。但是，這一波抗議的意義遠大於具體訴求層面的成功或失敗：正發黨十餘年來通過溫和伊斯蘭主義話語為新自由主義凝聚民心的努力，在蓋齊公園抗議面前化為泡影，支持新自由主義的民意基礎開始崩塌。這無異於是「土耳其模式」的後院起火。

面對這一局面，埃爾多安政府開始調整執政策略。一方面，正發黨越來越多地使用暴力鎮壓手段；另一方面，正發黨更加突出伊斯蘭主義在其意識形態話語中的分量，甚至為了把蓋齊公園抗議污名化，不惜將伊斯蘭主義重新往更加激進的方向引導——在正發黨的宣傳中，蓋齊公園抗議的本質不是反對新自由主義或者政治威權主義，而是反對伊斯蘭主義。

但是，正發黨越是突出伊斯蘭主義話語，既有體制中的世俗主義精英集團就越覺得受到威脅。「消極革命者」和反革命精英之間的矛盾（前文所說的悖論一），變得越來越表面化。面對虎視眈眈的反革命精英，作為「消極革命者」的正發黨無法通過自下而上的草根動員來鞏固自身（前文所說的悖論二），只能更加訴諸暴力和伊斯蘭主義話語。致命的惡性循環就此形成：正發黨越來越依賴於暴力統治手段、宣揚的伊斯蘭主義越來越具有激進色彩，它和以軍方為首的世俗主義精英集團之間的嫌隙也越來越深。2016年的政變，不管有其他什麼複雜因素，軍方和正發黨的矛盾是不能迴避的大背景。

Tu?al 的《土耳其模式的倒掉》，出版於土耳其軍方發動政變的半年前。回看過去一年土耳其政治的動蕩， Tu?al 的洞見仍然富有意義。可以說，無論是 2016 年那場失敗的政變，還是 2017 年埃爾多安發動的極具威權色彩的公投，都是「土耳其模式」 在新自由主義危機面前嚴重受挫、進而導致「消極革命」內在悖論徹底暴露之後的結果。

【參考文獻】

Tu?al, Cihan. 2009. Passive Revolution: Absorbing the Islamic Challenge to Capitalism.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Tu?al, Cihan. 2016. The Fall of the Turkish Model: How the Arab Uprisings Brought Down Islamic Liberalism. Ver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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