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保守與變革的平衡

中國有至少三千年的政治文明史。在漢代，它就已經產生相當可觀的政治經驗了；漢代以後的各朝，不管是在理論上，還是在制度實踐上，都有現成的、豐富的資源可以利用。[1]然而，1840年以來，中國的外在處境發生了範式變遷，原有的以中國為中心的「天下體系」，變成了以歐美為中心的「世界體系」；中國由傳統時代的天朝上國，變成現代性背景下民族國家。對於晚清中國來說，這一轉變是激烈的。時人所感受到的，恰如一個孩子被人從「搖籃」中揪起，扔到了陌生的野地里那般。

　　 170多年的中國近現代歷程，就是傳統中國在現代性處境中掙扎求生、自我重塑的歷程。今日回顧，這段歷程顯得驚心動魄、紛繁複雜。然而，帶著歷史的後見之明細細審視，我們又能夠從中感受到相當的教訓，汲取相當多的經驗。當代中國依然處於現代性演進之中，諸多政治、法律的議題依然還需要審慎探索。重溫近代歷史中那些關鍵時刻，看看歷史中人的憂思、關切和努力，亦算是一種「溫故知新」、返本開宏。或許，前賢的智慧能給今日的我們提供某些啟迪。

　　 面對晚清局勢，梁啟超算是「先知先覺」中的一個代表性人物，他在康有為的熏陶教化下，對中國的狀況、世界的局勢，有著清醒的認知{1}（P.15-20）。梁啟超以「立憲」作為處理時代問題的總綱領，在不同階段進行了不同程度的努力。本文集中審視梁啟超在武昌起義期間（1911年10月至1912年2月）的立憲努力，并力圖通過這一透視，去進一步認知梁啟超立憲思想的內涵。

　　 武昌起義如一聲驚雷，打破了晚清時代沉悶的政治局面，革命黨人的勢力正式擠入中國政治權力的核心地帶，由滿族親貴所主導的清政府面臨根本危機，北洋勢力蠢蠢欲動……作為立憲派核心人物的梁啟超、康有為也深深感到局勢之變已是天翻地覆。他們原來的籌劃已經不敷應對了，必須調整方案，才能跟上高速旋轉的時勢渦旋。概括說來，從武昌起義到清帝遜位這四個月的「非常政治」時刻中，[2]梁啟超圍繞立憲主題，根據形勢變遷，策劃並部分實施了三種政治方案。第一種方案是在武昌起義爆發初期，他力圖策動宮廷政變，擁護立憲陣營中的皇族親貴載濤重組內閣、召開國會、撫慰革命黨。隨著形勢變遷，此方案已不可行，梁啟超於是策劃第二個方案，發表以「虛君共和」為主旨的《新中國建設問題》一文，並以此為綱領，派出人馬與北京、上海、山東、廣東各大政治力量聯絡，意圖向他們推廣這一折中性方案，把清政府、革命黨人和其他地方政治力量納入到「虛君共和」的道路上來。這一斡旋努力沒有得到積極響應，梁啟超於是又展開第三個方案，與袁世凱的北洋勢力接近，準備分別從政治軍事與輿論兩個方面共同遏制南方激進勢力。

　　 在四個月里，梁啟超的三次籌劃，都是以立憲為宗旨。他既不贊同清政府的保守頑固，又不支持革命黨人的激進冒險。他所追求的乃是一種中庸之道。而此道的要義，在於尋求保守與變革的平衡。所保守者，是整體的政治秩序、國家領土和民族主權；所變革者，是政府體制、官民關係和國家在現代性語境中的生存能力。

　　 梁啟超一生中，直接經歷的且具有憲制意義的政治時刻有四個，一是戊戌變法（1898），二是辛亥周旋（1911），三是組黨輔袁（1912-1913），四是護國運動（1915-1916）。這四個時刻中的活動，都是他的立憲理念在具體社會政治語境中的展開。在這裡，我們集中闡釋他的「辛亥周旋」這一「立憲時刻」。

一、立憲的主旨：追求保守與變革的均衡

　　 中國的現代性進程行至今日，大體上使中國獲得了主權的鞏固和領土的完整，使中國重新回到世界權力的核心地帶。以今日的位置回看100多年前武昌起義時的歷史，我們會感到，可能梁啟超等立憲主義者，對當時中國的國際處境之理解，是同輩人中較為深刻的。

　　 梁啟超的立憲立場，既不同於清政府中的守舊派，因為這種守舊立場，只能耗散中國掙扎求生的契機，坐待滅亡；也不同於激進的南方革命派，因為革命派力圖重新奠定政治基礎，斷裂式地再造政治體系。他所追求的，是保守與變革的平衡。恰恰是這種對政治的分寸感，體現出梁啟超在理解中國處境時的高人一籌。

　　 如果說康有為堅持君主立憲，混雜著政治義理與帝王知遇的複雜元素——他的儒家聖人情懷使他很難在政治實踐中擺脫「君為臣綱」的倫理意識，「戊戌變法」時期光緒皇帝對他的賞識與重用則進一步強化了他對清王朝君統的情感忠誠。梁啟超則沒有這種傳統倫理和個體情感層面的約束，他主張君主立憲、反對激進共和，所持的理由都是國家公義層面的。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說，康有為是清王朝的忠臣，而梁啟超則是一個具有現代意識的愛國者。由於梁是在如此身份下反對激進主義的，所以他的理念就更值得我們細細追究。

　　 概括說來，梁啟超立憲思想的主旨，是追求保守與變革的均衡。接下來就有三個問題，第一，何以要「保守」，保守的內容是什麼？第二，何以要「變革」，「變革」的內容是什麼？第三，保守與變革的均衡是一種什麼樣的局面，它包含著哪些更深刻的內涵？下面對這三個問題展開細緻分析。

（一）何以要「保守」，「保守」的內容是什麼？

　　 政治建構的方案與政治體的處境總是密切關聯，處境構成了方案選擇的制約性要素。在1840年之前，中國總體上處於一個穩定的環境中。中國是「天下體系」的中心，是自足的東亞文明的核心。在這種條件下，歷史上各朝在開國時一般不用特別關心中國之外的要素。哪怕偶然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壓力，也可以在穩固政治根基之後，從容出軍、北擊夷狄，光復大漠，漢朝、唐朝、明朝在這點上表現得特別典型。中原文明對於邊疆勢力、化外勢力，有足夠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優勢。為此，推翻舊朝、另立新朝，幾乎就不怎麼需要考慮中國之外的因素，外在環境對於中國來說，是安全和恆定的。[3]

　　 然而，1840年以來，中國的外部處境發生變化，「世界體系」取代「天下體系」，中國已處於現代性潮流和歐美強權的壓力之下了。在此情況下，中國的政治建構方案，就須充分考慮語境變遷這一要素了。康有為在武昌起義發生時，就充分闡釋了由舊制驟然轉向新制所蘊含的危險：

　　 今各省軍隊皆變……政府請援兵於外國，以與革命新起之軍戰；革命軍兵械不足，顧畏多方，又請兵於外國而酬於地；鷸蚌相爭，終為外人受漁人之利而已……夫使若劉項、李竇、朱陳相爭之世，甚至如洪、楊、韋、蕭、馮、石相殺之時，皆無外國列強之窺視，譬如二夫搏鬥，無論誰為勝負，不過楚人失弓，而楚人得弓，皆中國自主之，不足計也。今列強之軍艦陸兵，憑軾觀戰，寧能待劉、項之數年相拒於滎陽、成皋，李竇之數年相持於洛口，朱陳之數年相持於長江耶？{2}（P.654-565）

　　 武昌起義之時，恰是列強虎視、見縫插針之時。梁啟超也多次表達過類似的憂慮，立憲主義者對這一處境顯得非常敏銳。

　　 梁啟超在思考中國政治問題時，現代性的國際處境始終是一個關鍵要素。他深刻地意識到古代中國與近代中國在外部環境方面的變化，以及這一變化對國家政治變革的影響。對比一下，同是碩學鴻儒的革命黨人章太炎，對此問題就缺乏梁啟超那樣的敏感性。章太炎在給梁啟超的信里寫到：

　　 清帝猶在，而蒙古已宣告獨立，是雖存清帝之號，未足羈制蒙古也……本部之地大於日本七倍有餘，日本尤足以自強，況中國本部乎？要之，兵強財盛，本部足以雄視世界……共和政體既就，蒙古必無惡感……俄人能運動蒙古人，漢人亦能運動蒙古，豈在持清帝之虛名以招致之乎？{3}（P.374）

　　 對於弱國在強權時代的艱難處境和所面臨的危險，一直處於在野狀態、缺乏實際政治經驗的革命黨人，似乎缺乏真切的理解。

　　 現代性潮流中列強環伺的險惡處境，是梁啟超「保守」的根本理由。時勢比人強，民主共和極美極佳，但價值優越是一回事，實踐中能否達致又是一回事。那麼，在梁啟超立憲觀念中，「保守」的內涵有哪些呢？細細分析，約有三個層面。其一，保障基本秩序不破裂。之所以要採用「虛君立憲」，在政治體系中延續君位，關鍵一點就在於君主的存在代表著基本秩序的存續。君主是一種文化心理上的凝聚力，是政治秩序的象徵。「人心惟危」，保留此定心錘，就是在國民內心保留一種秩序感和安全感。其二，維持領土不分裂。一直到清代，中國才真正把西藏、蒙古與中央朝廷的關係穩固下來。這種關係又主要是依賴西藏、蒙古政治（宗教）領袖與清朝皇帝的君臣關係支撐的。[4]為此，維繫君位，對於維護西藏與蒙古地區的領土安全有著深刻的意義。一旦皇綱解鈕、皇位滅失，藏蒙地區與中央的關係就會在英國、俄國的窺伺下出現危機。其三，為議會民主政治的運轉消除障礙。梁啟超考察了墨西哥、拉美等總統共和制的狀況後，看到了總統共和制在這些國家造成了無盡的兵爭與混亂，就深刻意識到在後發國家中貿然展開共和政治所存在的風險。由於共和政治的規矩還沒有樹立和鞏固起來，一旦沒有了君主這一秩序象徵，政客之間爭心大起，會為了總統之位訴諸一切手段，以叢林法則的形式展開競爭。如果能保留君主並虛之，則在總體秩序之下，政治競爭限於國會的層次，人性中的那種極端慾望就會有所節制，就不會有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民主政治也容易走上軌道。

（二）何以要「變革」，「變革」的內容是什麼？

　　 革新政體、通達官民、救亡圖存，一直是梁啟超努力的目標。然而，自戊戌變法以來，晚清政局發生了幾次大的變化，但每一次變化，都沒能使政治危機緩解。1908年，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先後去世，年輕的載灃監國攝政，成為清政府實質上的最高掌權人。載灃掌權後，進一步加強所謂中央集權，將「預備立憲」中「大權統於朝廷」的理念在人事問題上付諸實施。[5]細細看去，晚清的中央政府權威流失，加強中央集權的思路是正確的。但問題在於，缺乏政治智慧的載灃，卻將加強中央集權的改革過程變成了排斥漢族政治勢力、強化滿族親貴勢力的自我狹隘化過程。中央集權的強化需要夯實中央權威，但載灃的人事布置卻使得滿漢矛盾進一步激化。1911年「皇族內閣」的出現，使清政府徹底變成一個勢單力孤的滿族親貴政府。[6]

　　 梁啟超對此看在眼裡，心中的失望與憤怒不可言表。他在武昌起義期間發表的《新中國建設問題》中寫道：「今之皇室乃飲鴆以祈速死，自甘取亡，而更貽我中國以難題。使彼數年以來稍有交讓精神，稍能布誠以待吾民……吾知吾民當不屑斷斷與之較者。而無如始終不悟，直至人心盡去，舉國皆敵……」{4}（P.27-46）親貴集團這種顢頇自私、坐待國亡的蠢行，使梁啟超求變之心，愈加激烈。當武昌起義爆發後，梁啟超相當程度上把它視為一個政治革新的契機，期望借武昌起義的壓力，策劃宮廷政變，力圖使親貴集團中的開明分子載濤出任總理、重組內閣、召開國會，並誅殺引起南方激變的盛宣懷以安撫革命勢力，進而將革命危機扭轉為立憲契機。

　　 細究梁啟超立憲思想中的「變革」，我們可能會發現一些更為深邃的內涵。比較而言，南方革命黨人的政治變革，受民族情感驅動，它內核里是一場追求政治民主化的變革；而梁啟超的政治變革，是以政治實效為主，是一場追求政治現代化的變革。政治民主化偏重於價值理念，政治現代化偏重於功利實效，二者構成了革命黨人與立憲主義者之間微妙而重要的差別。

　　 回看歷史，革命黨人幾乎是從體制外興起的力量，他們在理解政治問題時，更多受西方價值理念的影響，具有強烈的先驗價值氣息。康有為在這點上就看得很准，說革命黨人「動於情感而缺乏通識」{2}（P.611-659）。其實，如果我們放眼歷史，會發現一個問題，從體制外興起的革命力量，很多都是感動於某種理念而起來行動的。這些革命者由於沒有體制內的經驗，摸不準現實中的內在理路，他們就只能依賴理論邏輯或自發情感。當革命黨人訴諸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共和主義時，立憲派的人士會覺得他們不懂政治，抓不到問題的實質，僅是憑著一腔熱血在盲動。梁啟超等立憲主義者，絕大多數都擁有體制內的相關經驗，更重要的，他們屬於傳統士大夫階層，對於古代中國政治經驗有相當程度的繼受。這些因素，使他們在思考問題時比較老辣，能夠懂得什麼是核心問題，什麼是國家利益的關節所在。在行為過程中，他們就會比較務實，能夠以最大政治實效作為思考的出發點。[7] 恰恰因為這一特點，才使得梁啟超對滿漢問題、國體問題不那麼在乎。「皇族內閣」出現以後，輿論一片嘩然，但梁啟超不以為意，所籌劃的新內閣依然是以載濤為總理的新版「皇族內閣」。

　　 從總體譜系來說，革命黨人和立憲派都追求現代政治，但革命黨人卻不自覺地以現代價值理念為出發點，而立憲派則從政治實效出發採擇現代性思想資源和制度資源。現代性在革命黨人那裡是本體性的，在立憲派這裡卻只是工具性的。這一差異，非常值得我們辨析。

（三）變革與保守的平衡意味著什麼？

　　 近現代西方政治學理論，如霍布斯、洛克、盧梭等人的契約論，多是從個體權利與自由出發思考政府與政治秩序。個體是絕對的出發點，政府與權力是維持個體間和平與安全的「必要的惡」。這是一種邏各斯化的、線性化的思維方式，在其中，個體的自由是因，政府的存在是果。這樣的一種思維，對於馴化權力來說，具有相當積極的作用，近代政治文明成果，大半出於這種思維的規訓。然而，這種思維如果固化，則容易在實踐中喪失現實洞察力，喪失一種政治實踐的智慧。革命黨人對於總體政治秩序、國家領土完整的漠視，相當程度上是由這種政治學邏輯導致的。因為，在這種邏輯中，政治秩序與國家領土不是基礎性問題，它們在價值位階上次於民主、自由。[8]

　　 梁啟超等立憲派則有另一番視野。他們大多熟讀儒家經典，具有那種從官到民、從秩序到個體、從上到下的視域方向。當他們接觸西方政治理論時，一方面會認同這些理論中的權利、民主要素，另一方面又有機會細緻審視其中的邏輯。梁啟超一度非常讚賞盧梭，但稍稍回過神來之後，就發現盧梭的理論會導致秩序的大破壞，進而又遠離了盧梭。總體看去，這些主要來自於士大夫階層的立憲派人士，他們對於皇權與民權、秩序與自由、國家與社會、權威與民主等範疇的把握，有很恰當的分寸感。他們不是從某種單一邏輯出發考慮問題，而是從整體格局出發考慮問題。這是一種中庸之道，其間包含著整體性視域，包含著處理各種矛盾要素時的平衡感。所謂變革與保守的平衡，究其實質，就是自由與秩序的平衡、政權與民權的平衡、國家與社會的平衡。

　　 由於這個原因，梁啟超一方面要和清政府里的頑固勢力鬥爭，策劃著要推翻舊的「皇族內閣」，重塑政府體系；另一方面要和激進的南方革命黨人鬥爭，遏制激進主義，避免秩序的總破裂與國家領土的分崩離析。保守與變革的平衡是一種政治實踐中的智慧，在梁啟超的立憲理念和各個階段的立憲實踐中，都貫穿著這一智慧。

　　 闡述完立憲的主旨與內涵之後，我們就具體來重溫和理解梁啟超在武昌起義期間策劃實施的三個立憲方案。

二、籌劃宮廷政變、召開國會

　　 武昌起義的爆發，對於梁啟超來說，福兮禍兮，尚未可知。但是，一貫善於權變的梁啟超，決定在亂局中尋找立憲契機。於是，就有了關於策動宮廷政變、擁戴載濤、召開國會的籌劃。

　　 事情的原委，得從「皇族內閣」事件說起。1911年5月，清政府頒布《新訂內閣官制》，並任命慶親王奕劻為總理，組織了滿清貴族占多數的內閣。這一內閣布置，引起輿論大嘩。[9]梁啟超和立憲派對清政府失望至極。在這種情況下，武昌起義事件，對於梁啟超來說，一則以憂，一則以喜。所憂者在於，武昌起義有可能導致國家秩序破裂，使既有政治權威徹底瓦解，進而內亂外患，一起湧來；所喜者在於，武昌起義為沉悶的政治局面打開了一個缺口，從而醞釀著邁向立憲政治的機會。面對這種情況，梁啟超以盡人事而知天命的態度，決定有所作為。

　　 他的第一項方案是策劃宮廷政變。在書信中，他闡釋了政變的具體安排：

　　 兩年以來，朝貴中與吾黨共事者惟濤、洵兩人而已，而洵實無用，可用者惟有一濤……今日所欲辦之事，則一面勒禁衛軍駐宮門，以備非常，即逐慶、澤，而濤自為總理，殺盛以快天下之心，即日召開國會。當選舉未集時，暫以資政院、諮議局全數議員充國會議員，同時下罪己詔，停止討伐軍，極言今日時勢不容內爭。令國會曉諭此意，然後由國會選代表與叛軍交涉。此次叛軍非由中山主動，不純然為種族革命。告以國會既攬實權，則滿洲不革而自革之義，當能折服；若其不從，則舉國人心暫歸於平和黨，彼無能為力矣。政府一面仍下詔廢八旗，皇帝自改漢姓，滿人一切賜姓，以消除怨毒{3}（P.361）。

　　 細緻歸納，這個方案主要包含四個方面的內容：（1）改組以慶親王奕劻為總理的「皇族內閣」，擁立載濤為總理，組織新內閣；（2）召集國會；（3）與起義軍和解；（4）誅殺引起民憤的盛宣懷、廢除滿族政治特權、皇帝改漢姓，以緩和民族矛盾。

　　 這四項措施中，後兩項為應付局面的技術性辦法，前兩項關乎梁啟超一以貫之的立憲努力。我們就集中闡釋前兩項內容。

　　 現象之下，往往包含某些實質性的東西。我們首先來透視新內閣構想中包含的民族觀念。

　　 在晚清政治中，民族問題是一個基本的政治問題。晚清政府的腐敗無能，在革命黨人的眼裡，以及相當多的立憲派人士眼裡，與異族統治密切相關。為此，「驅除韃虜」、推翻滿清皇室的統治，就被視為政治演進的一項關鍵內容。對於異族統治局面及其所帶來的問題，梁啟超也一度非常憤慨。他在不同時間段，均痛陳歷史上「揚州十日」、「嘉定三屠」這些皇族原罪，也對現實中皇族的顢頇自私深惡痛絕。然而，審慎的理智最終還是壓過了情感上的激憤。當他意識到君主問題與國家秩序、政治改良之間存在緊密關聯時，他把滿漢民族問題放到了一個次要位置上。

　　 「皇族內閣」出現之後，整個立憲派對朝廷的行徑極其失望。但是，在這種氛圍中，梁啟超在構想政變方案時，還是擁立滿族貴戚載濤任總理。這是一個新版的「皇族內閣」。載濤在這個時刻擁有兩重身份，一重是滿族貴戚，另一重是立憲黨的同路人。前者涉及民族問題，後者涉及政治理念問題。若是依當時濃厚的反滿氛圍，則不應該推重載濤；但如果依當事主體的政治觀念，載濤則是立憲派最合適的人選。在當時的語境下，梁啟超和康有為等立憲派還有另外一項選擇，就是擁立漢族實權派領袖袁世凱出任總理。不管是從當時的民族主義氛圍來看，還是從方案實施的難易程度來看，選擇袁世凱顯然比選擇載濤更具有可行性。但問題在於，立憲派不信任袁世凱的政治品格，對袁世凱是否認同立憲政治沒有信心。康有為在武昌起義之後，第一個要防範的就是袁世凱，他說：

　　 所幸武漢之事，出自將軍黎元洪，而湯化龍參之，皆士夫也，或可改為政治革命。又適有機會，北中兵事，有熟人，亦有親貴，欲脅以改政府，即以資政院（為）國會，併合十八省諮議局為議員，且罷征討軍令，往撫之。已發要人數四，入北運動。若不得，則欲募壯士數百為之，否則土頭（袁世凱）亦必自專，亦無我等迴翔地矣。[10]在這裡，政治理念是原則問題，民族身份是權變問題；優先選擇載濤，實質是優先考慮政治理念。

　　 儒家傳統中一直有華夷之辨、文野之別的意識架構。華夏代表文明，夷狄代表野蠻，但二者區分的標準，有時依據身份血緣，有時則依據文化內容。西晉時期，八王之亂，士族紛紛南遷，時人認為，江北處在少數民族統治下，性質上屬於夷狄。可是，有人探訪北方之後，卻發現北方雖然處於少數民族的統治之下，但文明程度卻很高，「衣冠人物、盡在中原」。這個歷史公案，算是儒家文化中以文化內容來處理「文野之別」問題的一個典型。在晚清，梁啟超等人認識了歐美的現代文教制度之後，經常感慨，儒家「三代之治」的理想已在域外得到了實現。他們此時已經開始以文化內容來理解文明和野蠻問題了，已經不再把歐美人看做蠻夷了。經過這樣的一種思想洗禮，再回視國內，他們對於革命黨激烈鼓吹的「驅除韃虜」、過分強調民族身份的做法，已經不那麼以為然了。梁啟超曾創製了一個包含境內各民族的綜合性概念：中華民族。這一概念是在近代民族主義思潮衝擊之後產生的，它意味著梁啟超在思考國內政治問題時，已經具有了相當成熟的現代民族國家觀念。在這種開放觀念之下，所謂滿漢問題，已經不屬於政治現代化中的最重要的問題了，而只是某種次要層面的問題。有時需要去關切它，比如皇帝改漢姓等，但只不過是為了應付一時輿論潮流而已。

　　 我們再來分析「召集國會」與立憲之間的關係問題。

　　 在梁啟超的這個立憲構想中，改組內閣只是表層目標，召集國會才是根本所在。國會是立憲體制的關鍵，是改造舊政府的中心環節。在原有帝制權力結構中，皇帝是權力核心。攝政王載灃通過行使皇權，建立了內閣班子，形成令人失望的「皇族內閣」。但是，在梁啟超的眼裡，哪怕載灃組織的是以漢人為主要成員的開明內閣，事情也並不令人樂觀。因為，舊有的皇權結構並沒有變化。

　　 權力的中心在哪裡，這關係到政體類型的差異。當權力中心在君主時，它就是傳統的皇帝官僚制，當權力中心在國會時，它就屬於梁啟超孜孜追求的立憲政治。為此，是否召開國會，意味著政體是否有了實質變化。英國是立憲改良的典型範例，在它幾百年的政治發展史中，一直貫穿著一條主線，即權力中心逐漸由君主移向國會。君主的權力慢慢減小，國會的權力慢慢增大，一直到君主變成單純的國家象徵為止。這一權力轉移過程，也是君權縮小、民權擴大、民主增長的過程。通過民權和民主的發展，政治癒加開明、社會愈加繁榮自由、國家愈加富強文明。[11]梁啟超深諳這一政治發展之道。傳統儒家思想中官民通達、言路開放、選賢與能的理念，在國會制度中找到了具體的實施路徑。

　　 我們細細考察梁啟超關於國會的闡釋，發現他對於國會的組織、國會與內閣的關係、國會的運轉等等，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主張。比如：到底是採用一院制還是採用兩院制，內閣對國會的責任形式應該怎麼界定，他的闡釋顯得前後不一。然而，去掉這些表面的差異，我們還是能發現他的一個基本主線，即通過國會這一機關來轉移君主權力，使政治結構朝著民主化、開明化方向演進。在這個具體的立憲方案中，梁啟超期望在南北雙方對峙的時刻，先下手為強。通過政變，改組內閣，將資政院和地方諮議局改造成為臨時國會，由其掌權。從而一方面和革命黨人爭搶政治發展的話語權；另一方面也藉由國會平台，來容納南方政治勢力。國會在整個立憲構想中，成了主軸性的政治設施。

　　 兩千多年前，孔子和孟子懷揣儒家政治理念，周遊列國以求落實理想、改進現實政治。他們的心性和行為塑造了「士」這一個階級。[12]兩千年後，我們細細體味，梁啟超對立憲政治的追求和當年的孔孟有相當類似的地方。梁啟超本人，雖然經過近代西學的洗禮，但實質上還是一個士大夫。他把立憲理念當做那個變革時代的救世藥方，半生倚道而行。他認定國會是政治發展中的關鍵，就用盡一切努力把現實政治朝這個方向拉……1912年，清帝遜位，根據《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和南方參議院的選舉，袁世凱成為總統，實施議會內閣制，梁啟超積极參与，但等到1913年袁世凱取消國民黨、解散議會時，梁啟超也變得意興闌珊了，和袁的關係也漸漸疏遠了{3}（P.442）。

　　 發動宮廷政變、擁立載濤為總理、召集國會這一整體構想，是梁啟超立足於清王室內部力量的一次立憲努力，它在性質上和1898年的「戊戌變法」有些類似，都是想扶持當權集團中的開明力量，從而實現政治革新。只不過，這一個構想，在制度結構上比「戊戌變法」更加接近立憲理念。為此，梁啟超專門從日本回國，到大連、奉天等地活動。但政治形式瞬息萬變，安置在清政府內部的立憲黨人被袁世凱清除，宮廷政變的計劃無法順利推進，整個構想失去了現實可能性。梁啟超又返回日本。

　　 根據新的政治形勢，梁啟超迅速展開了第二個立憲方案，發表了《新中國建設問題》，同時派人向各方推廣「虛君共和」的方案，意圖把清王室、袁世凱、南方革命黨和各地方政治勢力納入到一個共同政治架構中。

三、推廣「虛君共和」，斡旋南北各方

　　 政治實踐需要具有高超的戰略能力。某些時候，需要從內部某一層面入手。另外一些時候，則需要調整思維，從整體局面入手。如果說發動宮廷政變、擁立載濤屬於第一種情況，那麼推廣「虛君共和」，則屬於第二種情況。梁啟超歸國未遂，回到日本後，即發表《新中國建設問題》作為政治綱領，圍繞中央與地方關係、政體結構兩個問題展開闡釋，有傾向性地拋出「單一制」和「虛君共和」的方案。同時，派出得力人士向北方的袁世凱、南方的宋教仁、章太炎，以及山東、廣東地方軍政大員遊說，力圖以「虛君共和」方案爭取各方的妥協與合作。

　　 《新中國建設問題》分為上篇和下篇，上篇以「單一國體與聯邦國體之問題」名之，下篇以「虛君共和政體與民主共和政體之問題」名之。關於單一國體與聯邦國體，即中央和地方關係問題，梁啟超列舉分析了主張單一制和聯邦制的各自理由，最後有傾向性地指出：

　　 吾國今日所要求者，首在得一強固統一之中央政府。今采聯邦制，若能用德國式，則此願誠易償。然時勢既不許爾爾；若用美國式，則無論若何，而於強固統一之程度，總有所不慊。吾所以始終不能釋然於聯邦制者以此。今所最當熟審者，則今日之中國，是否必須經過聯邦之一階級乃能進於單一。此則須俟全國俊傑之公判，非不佞所能臆斷也{4}（P.27-46）。

　　 關於虛君共和與民主共和，即政體結構問題，梁啟超所花筆墨較多。先是分析了古今中外各種政體形式的優劣得失，最後強調英國式的「虛君共和」制。他寫到：

　　 此雖未敢稱為最良之政體，而就現行諸種政體比較之，則圓妙無出其右者矣。此制濫觴英國，全由習慣積漸而成……有一世襲君主稱尊號於兆民之上，與專制君主國無異也。而政無大小，皆出自內閣；內閣則必須得國會多數信任於始成立者也；國會則由人民公舉，代表國民總意也。其實際與美法等國之主權在民者絲毫無異……異者，則戴一世襲之大爵主為裝飾品，國民待以殊禮，且歲貢皇室費若干以豢養之而已。夫歐人果何取乎此裝飾品而全國人屈己以禮之，且出血汗金錢以豢之也？以其可以杜內爭而定民志也。{4}（P.27-46）

　　 這種體制能否落實於中國？梁啟超欲說還休。他首先把怎樣落實這一體制的路徑給大體敘述了，包括君主改姓、首都南遷等。

　　 依比利時挪威等國迎立異邦君主使宣誓入籍然後即位之例，但使現皇室能改從漢姓，我國民或許其屍此虛位乎。夫昔代既有行之者矣；北魏孝文帝之改拓跋為元氏是也；更有進者，則憲法中規定冊立皇后，必選漢族名媛，則數傳之後，血統亦既丕變矣。吾以為苟用此法，則以視糜千萬人之血，以爭此土木偶之虛君較為得計。又所謂憲法十九信條者，今已誓廟公布，若能永見實行，則虛君共和基礎確立，吾民誠不必爭此虛位，然事定之後，舊朝豈肯長此退讓，不謀所以恢復其權力乎？此盡人所不能無疑也。竊以為若萬不得已而戴舊朝以行虛君共和制，則遷都實為一重要之條件。誠能南遷，則民權之確立，孰可期矣。且京師久為首惡之區，非離卻之，則政治之改革，終未由奏效也。然此事果能辦到乎？即能辦到，而吾國民遂能躊躇滿志乎？吾盡不敢言{4}（P.27-46）。

　　 然後，話鋒一轉，又把清王室痛切批判了一番：

　　 嗚呼，吾中國之大不幸，乃三百年間戴異族為君主，久施虐政，屢失信於民，逮於今日，而令此事殆成絕望，怡我國民以極難解決之一問題……今之皇室，乃飲鴆以祈速死……使彼數年以來，稍有分毫交讓精神，稍能布誠以待吾民……吾知吾民當不屑斷斷與較者，而無如始終不悟，直至人心盡去，舉國皆敵，然後迫於要盟，以期偷活，而既晚矣{4}（P.27-46）。

　　 以前，我曾把這篇文章當做一般政論文來讀，發現它和梁啟超一貫文風很不相同。梁啟超有高超的表達技巧，屬於那種知一能言十的人；只要若有所感，他就能把意思說得酣暢淋漓。憑他的敘事技能，如果願意，強辯足可飾非；對於答疑解難，他順手拈來，經常一個問題可以提出多個對策。可是，在這篇文章中，他卻顯得重分析而不重判斷，似乎只用五六分力氣說話。直到了解了這篇文章的歷史語境和性質後，我才恍然大悟。這不是一篇普通的政論文章，而是向南北敵對各方推廣「虛君共和」體制的政治方案。梁啟超力圖在分析闡釋過程中關照到矛盾各方的立場，並促使他們能接受這一開誠布公而又有所傾向的方案{3}（P.369）。

　　 在這一方案中，關於中央與地方關係問題，梁啟超傾向於單一制，除了單一制與「強大政府」相關聯這一因素外，梁啟超可能還有更現實的擔憂：在南北對峙、各省宣布獨立的狀況下，聯邦制可能會導致中國分裂。方案的重心在於政體形態，梁啟超傾向於「虛君共和」，主要理由在於這一體制可以在總體秩序不破裂的情況下進入到立憲政制中來，並且，虛位君主有「定民志而杜內爭」的功能。

　　 發布了這一綱領之後，梁啟超派出自己陣營的人士，分別到北京、上海、廣東、山東進行遊說，以推廣「虛君共和」方案、謀求敵對各方能夠在此基礎上妥協合作。然而，情況並不理想。袁世凱虛與委蛇，革命黨人冷淡消極，地方政治勢力騎牆觀望。

　　 羅癭公是梁啟超派到北京與袁世凱接洽的人。他在給梁啟超的報告中描述了袁世凱的態度：

　　 外人揣測，謂袁將為總統。昨見袁時，氣度極其閑暇，言下似甚有把握，不知其心如何……{3}（P.370）

　　 袁世凱此時，已被載灃任命為總理大臣，掌握了清政府實權。到底是採用君主立憲，還是採用民主共和，由於博弈的形勢瞬息萬變，他自己也一時無法決斷。對於梁啟超的提議，只能是含糊虛應著。

　　 盛先覺是梁啟超派到上海、南京與革命黨接洽的人。他的報告中寫到：

　　 午後訪章太炎，託詞事繁不見，僅以書答……「清帝猶在，而蒙古已宣告獨立，是雖存清帝之號，未足羈制蒙古也……本部之地大於日本七倍有餘，日本尤足以自強，況中國本部乎？要之，兵強財盛，本部足以雄視世界……共和政體既就，蒙古必無惡感……俄人能運動蒙古人，漢人亦能運動蒙古，豈在持清帝之虛名以招致之乎？」{3}（P.374）

　　 除了章太炎，盛先覺還三訪宋教仁，均「不遇」。革命黨人在孫中山「三民主義」旗幟下活動，「驅除韃虜」是其核心政治目標；對於梁啟超提出的「虛君共和」方案，態度非常冷漠。

　　 搜集南北雙方和談信息的藍公武、在山東活動的章漢章、譚奎昌，在廣東活動的麥孺博，均沒有帶來積極消息{3}（P.374-384）。

　　 事實上，武昌起義期間的博弈和較量，主要是兵與權的較量。南方革命黨有自己的政治藍圖，北方的袁世凱也有自己的盤算。雙方都希望以自己的方案來收拾局面。沒有獨立軍事力量和獨立政治力量的立憲派，在整個博弈格局中只能是邊緣性的第三方。在這個時候，除了梁啟超的「虛君共和」方案，南北雙方也有自己比較完整的方案。南方革命黨人所追求的是民主共和體制，他們期望通過頒布憲法，確立革命法統，實施民主共和政治，並將北洋的袁世凱勢力納入到革命法統和民主共和政制之下。而北方的袁世凱，一度在君主立憲與民主共和之間猶豫。如果在君主立憲的框架下，南方的妥協其實就是向北方投誠，直接將自己置於滿清法統之下；如果北方要採取民主共和體制，袁世凱則籌劃著由清帝遜位，將主權禪讓於北洋主導的民主共和政府，使民主共和政府的法統奠基於清帝禪讓的基礎上。從這個角度講，梁啟超的方案，顯然令雙方都不滿意。南北雙方爭法統、爭政體形式，而梁啟超則完全站在超越的立場上考慮問題，沒有真正照應到南北雙方的利益焦點。南北雙方後來雖然一度達成妥協，但雙方法統之爭依然存在著。革命黨人認為袁世凱是在革命法統的基礎上，由南京參議院選舉而成為總統的；而袁世凱則認為自己的總統是建立在清帝禪讓主權的基礎上的，南方革命政府只是被吸納進北方法統中來。革命黨人與北洋力量在1913年決裂，決裂的原因有多種，但法統之爭、政體形式之爭，是其中關鍵。[13]

　　 在這一個立憲的展開過程中，梁啟超等立憲派的性質暴露得比較徹底。立憲派人士多是從士大夫階層演化而來，他們在思想氣質和行為模式上，與古代士大夫頗為類似。古代士人不事生產、不營造獨立的勢力團伙，而是靠著從聖賢書中獲得的知識，通過與政治權力的合作來實現自己的價值。如果用階級分析的方法來看，士人階層沒有自己獨立的政治經濟基礎，他們必須依附在某種政治經濟力量上才能發揮自己的功能。立憲派人士，總體上屬於士人範疇。在南方的革命黨和北洋集團面前，他們的社會政治根基最淺，一旦政治博弈進入到以力相爭的階段，像立憲派這樣的「第三勢力」就會顯得飄渺無依。

　　 歷史經常會以不同的形式重複，武昌起義期間飄零於南北雙方之間的立憲派，和30多年後夾在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之間的民主黨派，處境非常類似。更為直接關聯的是，民主黨派中諸多骨幹力量，比如張君勱、張東蓀、梁漱溟等，某種程度上就是梁啟超的弟子。這種以知識和理念為立身之道的士人知識分子，只有在和平時期，他們的知識和理念才能有較多的發揮餘地，才有較多的機會嵌入到社會政治中去。在近現代中國歷史上，立憲之道算是一種中庸之道，此道中人的命運沉浮，與我們這個民族的現代性歷程密切相關。今日重溫這類問題，似乎並不過時。

四、與袁世凱接近，共同遏制激進主義

　　 在第一個立憲方案中，袁世凱是立憲派人士主要的防範對象；在第二個方案中，袁世凱已成為立憲派拉攏斡旋的一方。隨著情勢的變遷，梁啟超在展開第二個方案時，同時也在籌劃第三個方案，著手與袁世凱合作，一起遏制南方激進力量。

　　 第三個方案的啟動契機，源於袁世凱對梁啟超的籠絡。袁世凱出任總理後，重組內閣，將梁啟超任命為法律副大臣，並連連修書促其就任。

　　 梁卓如兄鑒：……國勢土崩，人心瓦解，凱起衰病，安任巨艱？延命公推，艱辭弗獲。亟盼賬哲，入危救亡。公抱天下才，負天下望，簡命既下，中外歡騰。務祈念神州之陸沉，憫生靈之塗炭，即日脂車北上，商定大計，同扶宗邦{3}（P.367）。

　　 梁啟超再辭，袁世凱再邀：

　　 卓如仁兄大人閣下：……十餘年來，執事含忠吐謨，奔走海外，抱愛國之偉想，具覺世之苦心，每讀所著文字，未嘗不拊掌神往也……命日之下，中外歡騰。執事熱心匡時，萬流仰鏡，現值國事羹沸之際，民生塗炭之秋，必不忍獨善其身，高蹈遠引，不思同舟之急難，坐視大廈之就傾……{3}（P.367）

　　 袁世凱對梁啟超的籠絡，雖然沒有使他出任法律副大臣之職，但也使之下定與袁進行外部合作、共同對抗南方革命黨人的決心。梁啟超回信袁世凱時，闡釋了外部合作的原則、原因和途徑：

　　 鄙人既確信共和政體萬不可行於中國，始終抱定君主立憲宗旨。欲求此旨之實現，端賴項城；然則，鄙人不助項城，更復助誰……吾自信，項城若能與我推心握手，天下事大有可為，雖然，今當舉國中風狂走之時，激進派所最忌者，惟吾二人，驟然相合，則是並為一的，以待萬矢之集，是所謂以名妨實也。項城坐鎮其上，理財治兵，此其所長也。鄙人則以言論轉移國民心理，使多數人由激進而趨於中立，由中立而趨於溫和，此其所長也。而鄙人自以此為自任，則必與政府斷絕關係，庶可翼國民之漸見聽納。若就此（法律副大臣）虛位，所能補於項城者幾何？而鄙人則無複發言之地位矣。此所謂棄長用短也{3}（P.370-371）。

　　 這封回信簡要闡述了二者合作的綱領。細究之，它的內涵有三個層次：第一，梁在君主立憲的立場上與袁世凱合作；第二，合作的目的是共同遏制南方激進勢力；第三，梁通過政府外輿論引導的方式配合袁世凱。

　　 在此時期，雖然袁世凱對於梁啟超推廣的「虛君共和」方案曖昧含糊、虛與委蛇，但較之革命黨人的冷淡拒絕，情況要好得多。為此，選擇與袁接近，一方面遏制激進主義；另一方面努力把袁留在君主立憲的軌道上，就成了梁啟超自然而然的選擇了。

　　 梁啟超等立憲派人士除了在政治綱領上反對革命黨人，在精神氣質和實際政治能力上，也不看好他們。康有為曾分析過革命派的心理狀況和認知狀況。

　　 夫洶洶發憤之士，多熱心之才傑，痛中國之淪亡，而思救焚拯溺於一線者也。夫能破家沉族，斷腔膏血，犯萬死不顧一生，以救中國，雖違命於舊朝，豈可不取。然實舉五千年文明之中國，完全無恙者，而破壞沉埋之，舉四萬萬之同胞安平樂壽者，而大半焚溺之，豈其本願哉？……一則易煽動於感情也，一則無通達之深識也{2}（P.658）。

　　 1912年，袁世凱已任臨時大總統，梁啟超在給袁的信中，進一步分析了革命黨人的狀況，他認為：

　　 舊革命派……其純感情用事者，殆始終不能與我公合併，他日政府稍行整齊嚴肅之政，則詆議紛起；但此派人之性質，只宜於破壞，不宜於建設；其在政治上之活動，必不能得勢力，其人數消漲無常，然雖極多，終不能結為有秩序之政黨。政府所以對於彼輩者，不可威壓之，威壓之則反激，而其焰必大張；又不可阿順之，阿順則長驕，而其焰亦大張；惟有利用健全大黨，使為公正之黨爭，彼自歸於敗劣，不足為梗也{3}（P.401-402）。

　　 近代西方興起的憲政體系，憲法制度作為公共平台，各種政治力量依據憲法規則，在公共平台上展開博弈。所謂「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憲制體系是「營盤」，彼此競爭著的政治力量是來來往往的「兵」。憲政體制與各種政黨力量，相當程度上是亞里士多德意義上「形式」與「質料」的關係。「形式」是結構、是平台；而「質料」是支撐結構的內容、遊走於平台之上的鮮活的力量。缺乏了「形式」，「質料」則無歸宿；缺乏了「質料」，「形式」則空洞抽象。對於憲法規則和現實政治力量之間的關係，梁啟超在日本期間已經了解得非常透徹。他通過考察比較英國、美國、法國和墨西哥等國的政治體制和憲政歷史，深刻意識到要構建起一套各種政治力量都能遵守的公共政治規則，是非常不容易的。在沒有政治共識的情況下貿然打破舊的秩序，往往會導致長時間的內戰與紛爭。革命黨人有自己的憲法理念，也有系統的政制構想，梁啟超對這些東西都不懷疑。他懷疑的地方在於，革命黨人是否有能力把他們的憲法理念與政治構想付諸實踐。細細追究，梁啟超與革命黨人在憲政問題上的分歧，根本之處不在於憲政制度本身，而在於如何走向憲政軌道這一實踐層次上。梁啟超認為，打破現有秩序、構建新的憲政秩序，要經歷漫長的過程和付出沉重的代價；而革命黨人則認為，只要推翻滿清這一腐敗政府，他們就能順利實施自己的政治構想，建立起健康的民主共和制度來。所謂「差之毫厘、謬以千里」，都以政治現代性為追求的立憲派和革命黨，在憲政落實難易程度的判斷上存在差異，進而導致雙方的分歧難以彌合。

　　 革命黨人浪漫、天真、低估了問題的難度，使梁啟超在沒有其他道路的時候，寧可選擇北洋集團和舊官僚集團。這些舊勢力，雖然沒有多少現代理念，但他們至少還有實踐智慧和實踐能力，如果善加引導，也可以在新體制內發揮作用。這種判斷，使梁啟超在革命黨人和袁世凱之間，一步步走近後者。

　　 在這個立憲努力的方案中，我們可以透視出梁啟超的原則與權變。孟子曾言，「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信念的貫徹，需要不斷調整行為方式。當袁世凱邀請梁啟超入閣時，梁可能面臨三種選擇，一種是直接加入袁的內閣，成為北洋集團中的一員；第二種是外部合作，從輿論上配合袁，共同對付南方的革命黨人；第三種是完全不回應袁的邀請。如果採用第一種合作方式，梁則成為北洋集團內部的一個成員，如其在信中所說，會喪失掉自己的獨立地位，進而喪失掉輿論發言權。這對於梁啟超來說，不僅僅是捨棄話語權，更隱含著偏離君主立憲理念的危險。如果採用第二種合作方式，則能夠保障自身的獨立位置，進而保障自己始終倚道而行。如果採用第三種處理辦法，則會使立憲派被政治形勢邊緣化，被擠出政治博弈的核心地帶。梁啟超權衡各種路徑的利弊得失，選擇了與袁世凱進行外部合作。中國傳統士大夫有「以道事君」的精神結構和行為邏輯，梁啟超在這個立憲方案中，基本上貫徹了「以道事人」的原則。

　　 梁啟超曾設想了這次合作的積極場面：

　　 共和之病，今已見端，不出三月，國民必將厭破壞事業如蛇蠍，渴思所以治之。其時，則我輩主義或伸之時也……因勢利導，轉變輿論，鄙人不敏，竊以自任。鄙人無他長，然察國民心理之微，發言抓著癢處，使人移情於不覺，竊謂舉國中無人能逮我者。今所為文已成者已不少，惟當分先後，擇時而布之……今茲革軍之奏奇功，得諸兵者近十之三，得之言論鼓吹者乃十之七。今欲補救，固不可，然非與項城分勞勠力，則亦無能為役也{3}（P.371）。

　　 然而，時局的變化，卻並未朝著君主立憲的路子發展。在拉攏梁啟超的同時，袁世凱已經與南方革命黨人展開談判。南方革命黨人許諾，只要袁世凱促使清帝退位，終結君主制，南方參議院則舉袁世凱為大總統。袁世凱接受了革命黨人的條件，隨後用種種政治手腕逼迫清帝退位，進而成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君主時代自此結束，共和時代自此開始。以中國政治改良自任的梁啟超，也因勢而移，放棄原有的「君主立憲」立場，開始在民主共和的框架下展開政治改良的努力了。

　　 歷史故事，嚼之思之，餘味無窮。

　　 昔之英雄，奔走斡旋，音容未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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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釋】

　　 [1]關於中國傳統政治經驗的闡釋，可參見錢穆：《國史大綱》，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第7章：「大一統政府之創建」第113-128頁；第8章：「統一政府文治之演進」第131-152頁；第23章：「新的統一盛運下之政治機構」第392-399頁。

　　 [2]高全喜先生專門用「日常政治」和「非常政治」這兩個概念解釋憲制變遷問題，參見高全喜：「『憲法政治』理論的時代課題」，載《政法論壇》2005年第2期。

　　 [3]基辛格從世界秩序的角度，對比分析了古代中國所處的國際秩序與當今東亞秩序之間的異同，參見[美]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胡利平等譯，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6章「通往亞洲秩序之路：對抗還是夥伴關係」，第275-304頁。

　　 [4]外蒙王公在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後，曾致信梁啟超，邀請梁回國救難。信中寫到：先皇下詔立憲，今上頒布信條，既為立憲之君，當食立政之報。民軍主張共和，排斥君位，欺人孤寡，攘奪非分，稍有人心，能不髮指？公倡議保皇，熱心祖國，內外蒙藩部落，俱表同情。既因君位存亡，危在旦夕，請公等速歸，共籌匡濟之策，亟謀對待之方，失今不圖，悔其何及？扶沖主而慰先皇，惟公是賴。蒙古合境上馬，願執鞭以從。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84頁。

　　 [5]相關歷史細節，參見徐爽：《舊王朝與新制度》第7章，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53-176頁。

　　 [6]張朋園細緻梳理了晚清立憲派與清政府之間的關係形態，參見張朋園：《立憲派與辛亥革命》，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7年版，第3頁。

　　 [7]孟子曾闡釋過政治官僚階層的問題，說「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所謂世臣，就是政治世家、以政治為業的官僚階層。參見孟子：《孟子》「梁惠王?下」篇，中華書局2015年版。

　　 [8] 福山在他的政治發展理論中，曾細緻分析了主權、國家能力、自由、政府責任這些要素及其相互關係。參見[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毛俊傑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二部分：「國家建設」第96-225頁；第三部分：「法治」第241-299頁；第四部分：「負責制政府」第315-413頁。

　　 [9]這一內閣組成人員狀況如是：總理大臣奕劻（滿），協理大臣那桐（滿）和徐世昌（漢），外務大臣梁敦彥（漢），民政大臣善耆（滿），度支大臣載澤（滿），學務大臣唐景崇（漢），陸軍大臣蔭昌（滿），海軍大臣載洵（滿），司法大臣紹昌（滿），農工大臣溥倫（滿），郵傳大臣盛宣懷（漢），理藩大臣壽耆（滿）。

　　 [10]康有為給徐君勉的信，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3頁。

　　 [11]約翰?密爾曾對此問題進行過系統闡釋，參見[英]約翰?密爾：《代議制政府》，汪瑄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34-52頁。

　　 [12]陶希聖從階級的角度分析了漢代以前「士」的行為模式，參見陶希聖：《辯士與遊俠》，嶽麓書社2013年版，第36-61頁。

　　 [13]高全喜先生曾對這一問題進行過詳細闡釋，參見高全喜：《立憲時刻》，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71-143頁。

　　 【參考文獻】 {1}梁啟超：「三十自述」，載《飲冰室合集》（第2冊），中華書局1989年版。

　　 {2}康有為：「救亡論」，載《康有為政論集》，中華書局1981年版。

　　 {3}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4}梁啟超：「新中國建設問題」，載《飲冰室合集》（第4冊），中華書局198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