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葯家鑫到於歡案，我只看到了輿論的勝利

6月23日上午，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對上訴人於歡故意傷害一案二審公開宣判，以故意傷害罪改判於歡有期徒刑五年，維持原判附帶民事部分。

判決出來後，多家媒體第一時間進行了解讀，甚至有媒體把該判決稱之為「中國司法，不負江山不負卿」。我十分理解某些官媒需要迎合網民的心態，但在一個法治社會，這樣無節操的，過分的渲染該判決的「實體正義」，避而不談新聞輿論監督和民意對一審及二審造成的輿論壓力，不談弱化司法權威的影響及後果，則失去了該案應有的意義。

如果大家記憶還不算太壞的話，在2011年葯家鑫案發生後，媒體把葯家鑫渲染成一個「紈絝子弟」，是「富二代」，他的父親被貼上軍隊高官的標籤，成為社會公眾質疑的對象，而被害者張妙則是在城市邊緣苦苦掙扎。輿論中，各種謠言引發了普通百姓的強烈不滿。甚至眾多網友認為，中國法律的正義性就在於必須給葯家鑫一個死刑。

在滔天的輿論中，本應該不偏不倚的居中裁判者法院，陝西省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竟然破天荒的在開庭審理葯家鑫案前，向前來參加旁聽的記者、西安市各高校學生等五百多人發放調查問卷，徵求大家對葯家鑫事件的看法以及庭審的建議。

一群有著專業素養的法官，在裁決案件時，不求諸與法律，竟然是像手足無措的孩子一樣，徵求「七大姑八大姨」意見，只能說明法院在面對洶洶輿情時，放棄了擔當，主動把裁決權相讓於輿論和網民，用民意代替了專業的審判。

在一個法治的社會，一個案件發生後，新聞輿論可以對司法活動進行監督，要求司法機關公正審判。但是，作為能一手接觸大量事實的執法者，頭腦必須保持冷靜，不被輿論所影響和左右。

要知道，同樣一個案件和事實，新聞媒體完全可以從多個角度進行披露和報道。就拿「於歡案」來說，新聞媒體可以從於歡的角度寫下「刺死辱母者」，渲染於歡的正義，引導討債者成為社會公眾憤怒情緒的宣洩口。

也可以從死者杜某的角度寫下一篇「討債者杜某之死」，渲染杜某上有61歲的老父親，下有1男3女的幼子，家境窮困的狀況，引導網民對一名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嫌疑人之子的痛恨。

作為執法者和裁判者的法官，如果把自己的專業水準交給民意，把自己的經驗判斷交給媒體，把自己的法治理念交給道德，那穿上法袍，敲下法槌時，請問，內心不會感到不安嗎？

再回到於歡案中，從一審被判無期到被新聞輿論介入後，二審改判為5年有期徒刑，這前後刑期差距之大，讓人匪夷所思。倒不是說不能改判，而是改判的理由，是否屈從了輿論的壓力，討好了民意還是確實精準適用了法律？

因此，在我們不少媒體為這個判決大唱讚歌時，其實更要警惕輿論挾帶民意對法律進行綁架！要知道，在傳播學中，通過議程設置，新聞媒體既可以寫出「刺死辱母者」，也能換個角度寫下「討債者杜某之死」，而我們法律的標尺和準繩，不應該被媒體的喜好來調戲。如果，法官審判的尺度被輿論和民意所挾持和左右，這隻能說是法治的悲哀，既負法治又負卿！

（本文首發法律讀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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