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人回憶》：通往歷史深處的凝視

奉俊昊是一個人文主義者。

從《綁架門口狗》、《殺人回憶》、《漢江怪物》、《母親》到《雪國列車》，從都市喜劇、黑色幽默、偵探懸疑到科幻巨制，多變的題材背後一以貫之的，是他對人性的關懷。作為歷史、社會產物的人以及歷史、社會對人的扭曲異化，始終是他創作的主題。

具體到《殺人回憶》，對政治、社會的批判並不是最終目的。作為一種手段，它為關照人物的生存狀態和精神世界提供了一個必要的語境。歸根究底，本片的落腳點依然在「人」身上。正因為如此，片末朴探員的凝視才衝破民族文化的藩籬，深深觸動了世界各地觀眾的心。

既然如此，我們對本片的分析不妨也從「人」開始。

片中圍繞兇案的偵辦過程刻畫了四組主要人物：警察（朴多曼、徐太允等）、嫌犯（白光昊、喬秉淳、朴興圭）、神秘兇手和多位受害者。這四類人分別體現出社會的某個側面，藉此，觀眾可以一窺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韓國社會的概貌。從敘事功能和人物設定上看，每類人物中的個體也存在差異（主要是在朴多曼和徐太允），讓我們逐一分析。

一、朴多曼

1986年10月，韓國某地，秋意漸濃，金黃的水稻尚未收割。小鎮探員朴多曼乘一輛拖拉機在廣袤的稻田間穿行，車後追逐著一群嬉戲玩鬧的孩子。他來此地是為了一樁兇殺案，一名年輕女性被殘忍殺害，屍體渾身赤裸、手腳被縛地丟在路旁一處陰暗骯髒的排水溝下。

這樁兇案在朴探員看來說大不大，說小不小。

說它不小，是因為朴探員是本地人氏，深諳當地的風土民情。小鎮人口不多，居民們出門低頭不見抬頭見的，街上走的不是親朋好友就是鄰里鄉親。日常口角糾紛是在所難免的，但這件案子有點特殊，死者的慘狀著實令人觸目驚心。

說它不大，是因為兇案恰好發生在一個敏感的節點上。1986年韓國亞運會舉辦在即，1988年的漢城奧運會也在緊鑼密鼓地籌備當中，自近代以來命途多舛的大韓民國終於有機會站在世界的舞台上表現自己了，政府顯然對此高度重視。與此同時，韓國的民主化進程正在艱難進行。1987年，韓國當代政治發展進入了決定性階段，奉行軍事獨裁的韓國總統全斗煥七年任期將滿，其暴力獨裁統治引發的社會矛盾在此期間不斷激化，他於當年允諾的民主化改革也一再推遲，最終導致韓國爆發了現代史上參加人數最多、規模最大、衝突最激烈的一次全國性民主抗議，史稱「六月抗爭」。這不禁讓人想起七年前全斗煥通過政變上台之初發動血腥軍事鎮壓——「光州事件」的情形。在這國家動蕩時期，死一個兩個人也算不上什麼「大事」。

通過對色調的不飽和處理和高反差布光，本片呈現出一種陰冷壓抑的褪色質感，廣袤的稻田、大型工廠、破敗的小鎮、隔三差五的防空演習營造出一種獨特的時代色彩。朴探員便整日在此間走動，來往於陰暗的審訊室和簡陋的小鎮。對他來說，「韓國就是幾把大小一塊地方，用腳辦案就行了」，再不濟加上一架小相機和一個小錄音機也就夠了。他時常誇耀自己有一雙「識別罪犯的眼睛」，只要盯著別人看一眼就知道他犯沒犯罪。

朴探員這一番略顯荒唐可笑的言行實出於對現實的無奈妥協與適應。國家體制不健全、民主法治不完善、經濟技術落後、地方警力不夠，不能給朴探員提供良好的辦案條件。這一切迫使他不得不尋找自己的應對方法——證據破壞線索不足？那就自己造吧；嫌犯不肯承認？暴力威脅加口供誘導。像朴探員這樣遊走在執法與違法邊緣的八九十年代警察形象，作為一種典型的時代特徵在韓國影片中屢見不鮮。

本片並未因此而對朴探員採取一種貶損立場，畢竟警察的無能歸根究底出於社會的無能。相反的，作為個體的警察與那些被害的女性無異，同樣是這個無能社會的受害者。對於朴探員和他的同事們，影片以同情的態度去關照他們的現實處境，揭示出社會對他們精神世界的異化。

孤軍奮戰的朴探員是無論如何也不可能與病態無能的社會相抗衡的，曠日持久的調查和接二連三的挫敗不斷消磨著他的意志，使他在社會責任與黑暗現實間苦苦掙扎。眼睜睜看著受害人接連不斷遇害，眼睜睜看著關鍵證人白光昊被列車撞得血肉橫飛，眼睜睜看著朝夕相處的曹探員被截肢，朴探員深深體會到被現實捉弄的無力感。作為一個正常人，他的情感和底線都使他不能再直面這段痛苦的經歷，因而朴探員漸漸萌生退意。當美國來的鑒定文書使得最後一點希望也破滅之後，一向堅韌的朴探員也崩潰了，他用最後一點氣力抓住朴興圭，放棄了警察身份，以一個有正常情感的普通人身份，以他那雙「能識別犯人的眼睛」近乎乞求般的質詢朴興圭——「你看著我……你是兇手嗎……你也和普通人一樣每天吃飯嗎……」。

朴探員令人動容之處在於，他心中一直存有一點點美好的對人性的執念，為了維護這點執念他拼盡全力。他相信這點執念是他在這黑暗現實里生而為人的唯一一點憑證，他相信即便殘忍如兇手，也有著與常人無異的正常情感。正是這點執念使他放過了朴興圭，也保住了自己的信念。

二、徐太允

徐太允在一開始是作為案件偵辦過程的旁觀者而存在的，他為觀眾提供了一個審視與質疑的視角。與朴探員相比，大學學歷的徐太允還年輕，他和當時千千萬萬韓國青年一樣有著單純的信仰，相信憑自己的奮戰可以為改變這黑暗的世界盡一點力。

因而他時常質疑反對朴探員的一番做法，他試圖通過理性分析尋找案件的蛛絲馬跡。起初他確實做到了，他發現兇手作案有三點特徵：雨夜出沒，電台情歌響起，以年輕紅衣女子為目標。但他也只能找到這點少的可憐的線索了，無論如何，他也不得不面對和朴探員相同的困境。模糊的線索沒能幫他解決難題，被害人同樣在他眼皮底下遇害，在經歷過最初的挫敗後，徐探員意識到自己和朴探員的相似，與朴探員之間的競爭關係開始改善，他不再一味的反對朴探員的行事作風，甚至他漸漸變得和朴探員一樣簡單粗暴。

與朴探員不同的是，徐探員始終未能看清這一連串兇殺案背後的實質。他的執念和大多數觀眾一樣，認為兇手必須伏法，殺人必得償命。這一信念背後的邏輯認為，在一個健康運轉的社會裡正義必會得到伸張。可惜的是，徐探員所處的並不是一個健康的正常社會，相反，這個病態無能的社會使得兇手註定會逍遙法外。

所以說，徐探員是盲目的。現實的挫敗使他認識到自己的無能為力，而這正與他的信仰衝突。當案情陷入膠著狀態，徐探員便開始變得越來越偏執，越來越衝動。他緊緊抓住最後一條線索，死死認定朴興圭就是兇手，被憤怒蒙蔽的徐探員一意孤行要槍決朴興圭。

徐探員同樣是令人同情的，如果他讓兇手逃脫，那便意味著自己對於社會正義，對於自身能力的信念徹底崩塌。他舉槍指向朴興圭，並不是為了伸張正義，而同樣是為了維護自己心中那點美好的對未來的執念。徐探員的變化，是病態社會對個體精神扭曲的更為直白的明證。

三、嫌犯、兇手和受害者

如果仔細觀察，觀眾會發現片中三個嫌犯身上都有一種略微病態的、對於女性的渴望。無論是相貌醜陋、經常尾隨香淑的白光昊，還是穿著紅色內褲、對著女性內衣和兇案報道意淫的喬秉淳，抑或經常在雨天點播一首《悲傷情歌》的朴興圭，其深層性格中都存在一種被壓抑的，對女性的瘋狂渴慕。正是因為這點，他們才成為警察的重點懷疑對象。

回過頭來在分析兇手的作案心理，我們不難發現，與上述三個嫌犯類似，他也是出於類似的動機作案的。將女性內衣作為捆綁女性的工具，將桃子果肉、鋼筆直尺塞入女性下體，這些帶有明顯性意味的犯罪細節無不在暗示兇手對於女性瘋狂的性幻想，更深層次的，影片指出了兇手「性無能」的實質。

對三個嫌犯和一個神秘兇手的心理分析指出，影片的批判矛頭不僅指向政府和社會體制的無能，還指向了整個大韓民族病態的文化心理。整個社會的無能不光是政治層面的，也是個體的生理和心理層面的。縱觀片中為數眾多的獨身男性形象和殘缺家庭形態的刻畫，無一例外地揭示出社會文化對於作為個人基本需求的情慾的壓抑。

八十年代的韓國在外界看來經濟騰飛，迅速步入新興工業化和城市化國家行列，但實質上如片中呈現的那樣，大片稻田與大型工廠並存，韓國社會仍處於一個農業社會與工業社會緩慢交替的時代。時代在進步，大批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走上街頭參與政治抗議，越來越多的女性加入到城市經濟和工業經濟的體系中來，但同樣還有大批的女性依然遵循上一代人所奉行的觀念在家中相夫教子。韓國人的價值觀念便在這一時代的十字路口搖擺不定：一方面長期壓抑的基本需求渴望得到滿足，另一方面保守的道德規範又不允許人們這麼做。最終的接過便是造成了人們心理的扭曲，病態的社會是滋生病態心理的溫床。

此外，觀眾需要特別注意的是本片中的智障白光昊的形象。傻子形象奉俊昊影片的標誌性特徵之一，幾乎他的每部影片中都曾出現過。本片中的白光昊是唯一親眼目睹兇手真容的人，影片一開始便揭示了這一點，而片中人物兜兜轉轉繞了一大圈才將注意力轉到真正有用的線索（即白光昊）上來，無疑構成了一重對無能體制的諷刺。

更大的諷刺在於，影片讓朴探員親眼目睹疾駛而來的列車將白光昊撞死。列車作為一個特殊意象在片中也多次出現，很明顯，這是一輛通往未來的列車，列車本身代表了人物所處的那個一直前進、吞噬一切的時代。白光昊所代表的真相、朴探員所代表的一代人精神的創痛，全被時代這趟列車無情的吞噬，無情的拋在腦後。今天的我們只能透過幽暗的歷史隧道，一窺當日情形。

影片的尾聲提醒觀眾，時間的飛逝並不是我們選擇忘卻的理由，一個時代所造成的影響終將通過「人」這一載體代代傳遞下來，潛移默化的對我們當今的世界和當今的生活產生影響。正如多年後朴探員故地重遊，廣袤的稻田和天空下掩蓋不住的，仍是那段痛苦的殺人回憶，通過朴探員直面鏡頭的震撼影像，我們得以進入那段被壓抑被塵封的歷史，得以進入朴探員真實的內心世界，體驗那段歷史給他帶來的無奈、創傷、扭曲、憤怒、怨恨與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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