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左派的國家主義：從何而來，向何處去

左派對國家主義的告別一直在艱難地進行著，面對資本與權力的介入，是時候加快步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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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鄭姿妍

編輯 | 屐鬆鬆

美編 | 黃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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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一部分中國左派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不同類型的國家主義的影響。正因為如此，「中國左派」的內涵才具有不容忽視的複雜性和變動性。有的人輕易將國家主義與中國左派等同起來，甚至將自稱「保守愛國主義者」的周姓寫手與左派等同起來，不僅是以偏概全，更是思維停滯在上個世紀的表現。事實上，隨著經濟基礎的變化以及國家角色的轉變，中國左派與國家主義的關係也在悄然改變。此種轉變是如何發生的？這便是本文討論的主題。

世紀之交：「中華民族又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20世紀90年代的社會思潮紛繁複雜，在與自由主義、文化保守主義、新威權主義思想的對壘中，一些知識分子被劃歸到「新左派」中。不論汪暉、甘陽、王紹光、崔之元等人的思想差異有多大，他們確實都在論述中提出了對市場化、資本化改革的反思。這種反思不僅針對國內不平等，也針對資本主義國際世界的霸權關係。

當新左派在《讀書》、《天涯》和《二十一世紀》參與論戰，老左派們也創辦了《中流》與《真理的追求》。新老左派們雖然行文風格大相徑庭，具體觀點也相差不少，但他們都共享一種批判的立場：質疑改制下崗潮、教育醫療產業化，質疑簽署世貿協議，認為這將進一步惡化中國農民的處境，而「與國際接軌」則加速了國企私有化的進程。甚至還有人認為，許多產業將被外資所控制，使中國淪為西方的殖民地。在他們看來，政治自由化無疑會加劇這一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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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觀點的背景，是剛進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中國所處的環境：在分為「核心-半外圍-外圍」三級的世界體系中，世紀之交的中國無疑屬於外圍國家，即受剝削、壓榨最深的一類國家。在國際產業鏈、價值鏈上處於低端，有大量的剩餘價值被轉移到外國。據經濟學學者李民騏的計算，中國2006年在國際不平等交換中被轉移走了四分之一的社會勞動時間，化為了核心國家的企業利潤與公民福利。

世界體系中的不平等不只有經濟關係，還有國際政治的權力關係。隨著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美國的世界霸主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鞏固。在許多中國人看來，1993年銀河號事件、1996年台海危機、1999年大使館被炸、2001年撞機事件，均體現了美國肆無忌憚的霸權行徑。以《中國可以說不》等書籍為代表，中國民間的民族主義被強烈激發出來。在這樣的背景下，新老左派「反霸權主義」的立場必然呈現出民族主義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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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可以說不》、《中國不高興》等都曾在市場大賣，民間的民族主義情緒被激發。圖片來源：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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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紀之交，當局一邊大刀闊斧地推行市場化改革，一邊著手意識形態的更新換代。對於他們來說，當務之急是融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維繫經濟增長帶來的績效合法性。儘管這樣的經濟發展伴隨著兩極分化與工人、農民政治地位的極度弱化，但物質生活整體水平畢竟提高了。

在這樣的基礎上，意識形態宣傳自然不能再使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話語，而應當強調民族、國家、全社會的「整體利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前身，終於在1997年被確立起來。「社會主義建設者」的概念也橫空出世，資產者與無產者的階級對立被一筆勾銷。有學者甚至獲得了某種支持，掀起了推翻勞動價值論的聲浪。

在如此高強度的權力意志下，老左派們遭到了停刊，他們不得不將陣地轉移到互聯網，新左派們也試圖在這裡打開一片天地。2003年，「烏有之鄉」、「毛澤東旗幟網」誕生，這意味著左派思潮的發言權不再集中於幹部群體和高級知識分子群體，一些知識分子無法在學界造成影響，卻能在此大受歡迎。這同時也意味著，「左派」群體的構成將更為複雜，彼此的側重點可能愈發不同。

質疑私有化、市場化的改革，批判帝國主義的霸權行徑，揭露西方民主的虛偽是這些左派的共同之處。不過，許多左派將精力放在抨擊自由主義者的歷史敘事上，這樣的行動在2011年萬人起訴茅於軾的簽名活動中達到頂峰。在這些左派的話語中，革命歷史敘事往往同民族主義敘事難捨難分，「漢奸」便成了最常使用的辭彙。2007年，老左派喻權域就針對「為列強侵略中國的罪行辯解」的言論，建議人大制定《懲治漢奸言論法》。

「漢奸」一詞也被用在對社會矛盾性質的評判上，張宏良在2006年寫道：「右派是目前中國最大的既得利益者，由官僚買辦集團和漢奸精英集團所組成，……中國人民同這個集團的鬥爭，已經成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中國向西方發達國家驚人的財富『輸血』，已經使中國在經濟上落入最悲慘的殖民地狀態。……中華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中國人民又像20世紀初那樣肩負起了民族救亡任務。」「目前中央的政治路線，是挽救中華民族於大動蕩的最後一次機會，也是實現中國人民利益的不流血轉變的最後一次機會。」

可以看出，張宏良的話語是「階級」與「民族」、「激進」與「保守」的奇異結合。但不可否認的是，他在左翼群體中激起的共鳴是巨大的，他的反對者也不得不承認這個「保黨救國派」的影響力。對「民族利益」、「國家整體利益」的強調，使這些左派要求維護現存的或建立更強有力的國家機器，這便是所謂的「國家主義左派」。然而必須指出的是，當時的國家主義左派其實離國家並不近，他們所表現出的批判性也遠非如今的國家主義左派可比。為何會發生這樣的變化，下文將有所展開。

中國崛起：「這盛世，如你所願」

在2008年中國人愛國主義情感的變化，就是這二十多年來的縮影。一部分西方媒體在「西藏3.15事件」中的不實報道，直接催生了Anti-CNN網站，即四月網的前身。聖火傳遞被干擾、被境外輿論攻擊的屈辱感再次激起了民族主義情緒。這種情緒在「汶川5.12地震」後轉化成了「中國雄起」的呼聲，「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帶來了更強烈的民族歸屬感與國家認同感。這種感情在北京奧運會上進一步發展成了強烈的民族自豪感，完成了從憤怒、悲情到自豪的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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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網（四月網_M4.CN_全球視野,中國情懷），是中國大陸一個帶有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色彩的政治新聞評論網站，其前身是anti-cnn。圖片來源：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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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更長的時間跨度來看，這種轉換更來自於中國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地位的提升。連續十幾年GDP增長8%以上的「黃金時代」，使積累起巨大財富的中國資本得以進佔部分高端產業，從智能手機到高速鐵路。根據亞洲開發銀行的報告，中國在亞洲高端科技產品出口中的份額，從2000年的9.4%升至2014年的43.7%，已經超越日本成為亞洲第一大高科技產品出口國。

在對外投資方面：2013年，中國成為全球第三大對外投資國。2014年，中國成為資本凈輸出國。2016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1701億美元，同比增長44%。2015年底，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為10978.6億美元，所佔全球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的份額，由2002年的0.4%提升至4.4%，排名由第25位上升至第8位（2011年17位，2013年11位）。

伴隨著中國從外圍國家上升至半外圍國家的進程，城市中產階層的規模也顯著擴大。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李強教授的研究是個很好的佐證，他根據2000年人口普查的數據得出，當時的中國社會是「倒丁字型」結構，而到了2010年，中國社會則初步呈現出「土字型」結構的特點，中產人口比例達到了20%左右——儘管其中大多數屬於焦慮的「中產邊緣層」。這些小業主、白領職員、管理人員、專業技術人員在經濟發展中實現了社會經濟地位的提升，而不僅僅是提高了物質生活的絕對水平。

面對「穩定壓倒一切，發展才是硬道理」的國家主義官方敘事，他們更容易代入自己的角色，因為他們的社會經濟地位與（資本主導下的）經濟繁榮、社會穩定的程度緊密相關。他們在國家的強大中獲益，因而害怕在國家的動蕩中失去，他們似乎與國家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他們就好像是「國家整體利益」的象徵者！正如列寧所說：「小資產階級由於自己的經濟地位，比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都更加愛國。」他們對「這盛世如你所願」、「此生無悔種花家」等話語的認同，可以說是發自內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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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盛世，如你所願」是在2015年9月3日大閱兵所發微博，截至當日晚上8點，轉發量達93萬，評論、點贊量達79萬。圖片來源：新浪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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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必須注意，「大國崛起」的國家主義，與「民族救亡」的國家主義，縱然時常相互呼應，其對現狀的認識卻根本不是一回事。後一種認識儘管不切實際，卻強調了經濟發展中利益受損群體的存在。畢竟，「民族救亡」的國家主義者主要是由退休幹部、下崗工人和非主流知識分子構成的。比較兩種國家主義的群眾基礎，一個是日薄西山，另一個則是朝氣蓬勃。不過，儘管已「日薄西山」，其在左派內的影響力卻依然強勁，意識形態畢竟存在滯後性。

兩種國家主義者的共同點在於：他們都在事實上遵從了被制度所維繫的政治權力關係，都將所謂的「民族／國家整體利益」置於階級主體爭取自身解放的運動之上。作為改革開放的獲益者，「大國崛起」國家主義者的政治取向我們不難理解；而對於「民族救亡」國家主義者而言，其取向則既可能是出於現實中與權力的依附關係，也可能是依賴、迷信父愛主義國家的精神遺留。

需要指出的是，無論哪種國家主義者都未必自稱左派，但不可否認的是，有太多左派都是實質上的國家主義者。與左派並無關聯的國家主義者也常常會有意無意地使用左派的話語，說什麼「（反華）資本控制媒體」之類，然而他們卻幾乎沒有反思過資本作為支配性的生產關係在中國的存在。有的左派卻相信，國家主義者憑著這些隻言片語——被切割、裝飾過的左派宣傳——再加上社會現實的教育就能轉向社會主義，因而樂於與國家主義媒體合作，好像是自己「利用」了國家主義，而不是恰恰相反。

駕馭資本：「讓每個人都成為大大小小的資本家」

我們不能僅僅重視國家主義的群眾基礎，更為關鍵的是，經濟發展造就了強大而政治傾向保守的資本，不僅包括國家資本，還有一些私人資本，乃至於替華爾街金融家打工的買辦資本——如果認為中國的買辦資本總會站在國家權力的對立面，可就大錯特錯了。即便是屬性相同的資本也未必是鐵板一塊，經濟關係的許多具體因素，以及資本家對自身利益的不同認知，會使其產生不同的取向。

同樣的，國家權力也不是鐵板一塊，而是相互博弈的許多塊。資本在這場權力遊戲中的任務，就是為自己找到一塊鐵板，並讓這塊鐵板變得比其他任何人的都硬。於是，這些人格化的資本——以金融資本為主——全都試圖將自己的認知和意志注入到意識形態的政治劇場，將上述群體的力量化為自己的政治資源。就這樣，一個個網站、刊物、基金會出現在了世人面前。從這些政治勢力的文章中不難看出，他們的意圖就是要否定階級主體爭取解放的政治鬥爭，將「主導亞洲」的資本利益，描繪成「全體社會成員的共同利益」。

最為露骨的帝國主義表述是由某位周姓寫手做出的：「總結就是：中國要想徹底去除污染，國家就必須要下定決心頂住壓力，繼續完善工業化水平和掌握製造技術的制高點，同時利用強大的工業體系來打造一支全球最強的作戰部隊，因為只有這樣中國才能具備轉移和轉嫁污染型企業的資格。」在這裡我們看不到左派的半粒兒原子。

相比之下，有些人就要斯文多了。他們強調：「中國與周邊國家的經濟交往，在很大程度上意味著，不僅僅是將他國作為能源基地或商品銷售地，也要為他國建立工業體系和奠定現代化的基礎而努力」，因此包含著突破「中心—邊緣」模式的可能性。

然而，即便是在舊殖民主義時期，建立殖民地的工業體系都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問題不過在於是否有利可圖。對外擴張中不平等的程度是與資本積累的條件和需求相適應的。當中國資本的利潤壓力不斷提升，對外關係的不平等程度及其帶來的矛盾衝突真的不會愈發加強？只有當本國經濟首先拋棄了資本積累的邏輯，才有可能推動不平等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被平等的新體系取代。

問題在於，國家主義者並不打算拋棄資本支配勞動進行增殖的生產關係，他們要麼避而不談，要麼無限期地延遲這一任務，要麼乾脆發明一套「恩格斯是企業家不是資本家」或者「社會主義要讓每個人都成為大大小小的資本家」的胡言亂語。

在他們的論述中，資本可以存在，但不能由資本家壟斷，而應由國家資本來壟斷——這就是社會主義。除此之外，「勞資政三方談判」是社會主義，員工持股是社會主義，養老金投資基金是社會主義，淘寶店也是社會主義。然而基本上，這些舉措都沒有改變勞動者在生產領域被資本所支配的生產關係，該出現的矛盾依然會出現——從北大建築工，到清華保安，再到廣州大學城環衛工，哪一起勞動者權益受損事件中的主角不是「國家資本」？即使能有所改善，也僅僅是資本容納範圍內的改良，一旦遭遇利潤率危機就可能被放棄，特別是在工人毫無政治力量的條件下。當人大代表、政府高官紛紛揚言修改《勞動合同法》，我們又能在哪兒找到工人的聲音？

誠然，不少學者也意識到了工人政治權力的喪失，但儘管他們口口聲聲依靠人民、為了人民，卻從未把工人階級視作可以也必須「自己爭取自己解放」的階級主體，而認為必須由一個超脫於勞動者與資本的「第三方」式的存在來協調勞資關係，來動員工人實現被其限定的需求，來決定工人的命運。然而，這樣的「存在」其實根本不存在。協調勞資關係的國家機器要麼服務於工人階級消滅資本的過渡階段政策，要麼服務於資本積累，想以此抑制工人階級的鬥爭。如果事實上國家機器否定了消滅資本的必要性，那麼它顯然就屬於後者。

我們不難發現，宣揚國家主義的機構的成員重合度相當之高。除了一些青年學者，不少人就是當年的新左派。與老左派的毫不動搖相比，學院里的新左派華麗轉身，投向了資本與「大國夢」的懷抱。不僅如此，隨著官方宣傳口徑的轉向，他們中的不少人也成為了官方新媒體的座上賓。當資本對新媒體意識形態領域的介入進行了數年，權力機器才幡然醒悟，但為時不晚，因為它們收穫了新左派這批梁山好漢。

至於體制內老左派，生前極力揭露「修正主義」的老幹部魏巍、李成瑞等人，已一個個去世了。民間的左派則發生了一次分化：始終寄託於「健康力量」，卻又使勁批判「修正主義」的烏有之鄉，在2012年被關站，擊碎了一批人的幻想。同時，卻又有不少人聲稱接受了某種「信號」，開啟了新一輪期盼，儘管他們已無力再恢復「烏有之鄉」往日的風光。無論如何，富有激進性的「民族救亡」左派衰敗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人對國家主義話語的摒棄，以及另一些人對國家權力的愈發親近。

告別國家主義：幸福和權力，要靠我們自己去爭取

國家主義左派對打破政治秩序的擔憂並非沒有來由。有人認為中國應當謀求在世界體系中更核心的地位，因而需要穩定的秩序，這種實質上的帝國主義主張，我們不做過多評價，因為歷史的教訓已經足夠深刻，中國資本的擴張也不會由於人的主觀願望而帶來平等。

更值得回應的是這種想法：一旦政治秩序變動，國家就會分裂，民族、地域矛盾就會激化，右翼保守勢力也會奪取權力。維護國家秩序，就是維護國家利益，或者說就是維護中國無產階級的利益。

這種主張最致命的問題在於：難道照現狀發展下去，我們就不會面臨民族、地域衝突加劇和「中華保守主義」當政的危險了嗎？無產階級必須無力地等待災難，而不能靠自己的力量試著解決問題嗎？

只有團結各族各地人民的無產階級社會運動，才能真正地阻擊右翼保守派，只有無產階級的群眾運動才能與排外主義者、原教旨主義者、大漢族主義者的群眾運動抗衡。

對於宗教極端勢力，主流國家主義的問題在於，光靠優惠政策與反恐力量，是無法消除極端思潮的。恐怖主義是一種群眾運動，「反穆」也是一種群眾運動，其參與者大多在階級關係中處於受支配的一方，而他們所受的生存壓力則被轉化成了對其他群體的怨恨，必須靠無產階級運動消滅這一根源；其次，國家的基層控制力一但由於經濟危機而衰弱，極端運動將無法被權力遏制，這時也只有無產階級運動才能與其抗衡；最後，只有在聯合了各族人民的無產階級運動中，先鋒隊獲得了群眾基礎與政治信任，才能更好地在各族群眾中推行性別平權、尊重包容等進步理念。

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西藏和港台問題。光琢磨對港台的優惠政策以及反分裂宣傳、威懾，而不去思考當地的階級關係、團結那裡的勞動群眾，是絕無可能實現各地人民的真正統一的，反而還可能加劇對立。而要團結當地的勞動群眾，首先便要求內地勞動者起來爭取政治權力。我們難道能指望一個壓制自己工人的資產階級，去幫自己生意夥伴的工人謀幸福嗎？

我們絕不能否認國家體制內存在著積極力量，但能從根本上推動社會前進的還是無產階級有力的團結鬥爭。為爭取前者而壓制後者，是徹頭徹尾的捨本逐末，是國家主義立場的產物。

正如《勞動者讚歌》所唱的那樣：「我們的幸福和權力，要靠我們自己去爭取。」工人階級的解放應該由工人階級自己去爭得。共產主義者是工人階級運動的一員，而不是「站在工人階級運動以外，寧願向『有教養的』階級尋求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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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人藝術團的《勞動者讚歌》傳唱較廣，「我們的幸福和權力／要靠我們自己去爭取／勞動創造了這個世界／勞動者最光榮」這句歌詞表達了勞動者的心聲。他們於近日又發行了新的專輯《紅五月》，試聽：《紅五月》。圖片來源：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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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對國家主義的告別一直在艱難地進行著，面對資本與權力的介入，是時候加快步伐了。這不是件容易的事，否則第二國際就不會在一戰中解體，我們只能一起加倍努力。我們相信：「那麼多人終將走到一起，火紅的五月，只是你我新的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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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圖：Pinkerton guards escort strikebreakers in Buchtel, Ohio, 1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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