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曰」橫貫於《史記》邏輯結構的作用

摘要：目前學術界對《史記》的研究已蔚然成風,且學術成果豐碩,但其中關於「太史公曰」邏輯結構的研究,則篇籍甚少。本文不揣譾陋,論述《史記》「太史公曰」作為部分對整體邏輯結構的作用。歷史性與文學性的高度融合是《史記》的最大特點，是《史記》的經典意義所在。鄙人通過此文來表述「太史公曰」的作用。

關鍵詞：太史公曰; 邏輯結構; 論斷語言; 司馬遷

司馬遷的《史記》作為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在中國文學與史學體系成型與發展的過程中起到關鍵性的作用。兩千年來對《史記》文學性，尤其是其春秋筆法與微言大義的特點，早已被廣大學者與史學愛好者所關注，但對「太史公曰」這一特有的語言表達形式的研究，許多學者僅僅認為這是司馬遷個人情感的表現，而較少將其作為《史記》邏輯結構整體一部分來研究，這不得不說是一個非常大的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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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曰」原創於《左傳》等先秦史籍的「君子曰」，但司馬遷對前人史論從形式到內容乃至風格上都在繼承中有所突破。它雖依附於正文而存在，但因其有之而使文章增色，給為後代史家樹立了典範，並由此衍生了「贊」的文體。「太史公曰」的文體分為序論、贊論和論傳三種,對它們的界定與歸類理應從文體的角度去追溯源流，而非單純採用位置來區分。

（一）

《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太史公曰」原文如下：

太史公曰 :余讀 《離騷n》、《天問 》、《招魂 》、《哀郢》,悲其志。適長沙 ,觀屈原所自沉淵, 未嘗不垂涕 ,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吊之n,又怪屈原以彼之材游諸侯,何國不容, 而自令若是 。讀《鵩鳥賦 》,同死生 ,輕去就, 又爽然自失矣[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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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以悲壯聞世，賈誼以心中才華鬱郁不得志而著稱，對兩人的感傷是司馬遷作為「遷客騷人」，作為一名文人的內心感觸，這是已經基本確定的認識[ 2]。賈誼曾任長沙國太傅，《鵬鳥賦》亦寫於該時期。《鵬鳥賦》的寫作背景就是其在漢景帝時期改新與保守高祖老臣及後裔的政治鬥爭失敗， 賈誼左遷二千石的結果。《史記》主體部分也是司馬遷在李陵案後淡出政治舞台後繼續編撰的。《漢書》卷五十四《李廣蘇建傳》載：「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復誰為乎？願聽陵計，勿復有雲！」就通過講述李陵對蘇武的勸誡來揭示漢武帝後期朝政紊亂的情況，這也是司馬遷的寫作背景。顧及茲，就能夠對太史公曰的史學價值有一個清晰的認識：在官方的正文背後是他個人對時政的看法與揭露，並且通過此零敲碎打的透露出來。

在該段「太史公曰」中，其起到了畫龍點睛點明格局的功效。如果將該段「太史公曰」與《太史公自序》稱 「作辭以諷諫 ,連類以爭義, 《離騷n》有之n」的作傳緣由 、與《報任安書 》中「蓋文王拘而演《周易 》,仲尼厄而作 《春秋》, 屈原放逐乃賦 《離騷》, ……這些聯繫在一起就能發現太史公對於自身清晰的定位：身為史官卻不能奮筆直書，肩負著未盡的事業；身為文人亦不可放聲嗟嘆，考慮到種種的影響。「太史公曰」就是這些看似矛盾的思維在《史記》中的雜糅。湯炳正先生在其《〈屈原列傳 〉理惑 》中闡述其矛盾在於對「什麼是令司馬遷悲傷動容的屈原之 「志 」」的理解，此不屬於鄙文的範疇，故不多予以探討。湯先生的觀點之獨到在於其肯定了司馬遷對屈原以人格化的投射，把他物化成為自己生命中鬱郁不得志的代表，並藉此揭示社會格局。

（二）

《史記 魯周公世家》《史記 鄭世家》「太史公曰」如下：

太史公曰：余聞孔子稱曰「甚矣魯道之衰也！洙泗之閑齗齗如也」。觀慶父及叔牙閔公之際，何其亂也？隱桓之事；襄仲殺適立庶；三家北面為臣，親攻昭公，昭公以奔。至其揖讓之禮則從矣，而行事何其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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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曰：語有之，「以權利合者，權利盡而交疏」，甫瑕是也。甫瑕雖以劫殺鄭子內厲公，厲公終背而殺之，此與晉之里克何異？守節如荀息，身死而不能存奚齊。變所從來，亦多故矣！

《史記》在微言大義的基礎之上還蘊含著由小到大，見微知著的內涵。司馬遷往往通過關鍵詞的重複來揭示事件發展的線索，從而構造完整的邏輯層級，而此處的「太史公曰」則主要起到串聯故事情節，歸納故事發展脈絡的作用。

鄭魯兩家諸侯大廈將傾，泥沙俱下的過程是比較漫長與錯綜複雜的，但是他們都是千里之堤潰於蟻穴，太史公都是從小的細節著手：「季氏與郈氏鬥雞 ,季氏芥雞羽 ,郈氏金距 。季平子怒而侵郈氏, 郈昭伯亦怒平子。」季氏與郈氏同為魯公家臣卿大夫，從鬥雞的口角之爭逐步發展成為洪水猛獸；鄭國公卿的敗亡的開始也只是大臣拜見國君的路上 ,食指輕輕動了一下。這些都是一些細節之處，如何將其矛盾清晰地表現出來，就需要「太史公曰」進行梳理。

此兩段「太史公曰」中司馬遷作為歷史的記錄者, 在記錄歷史的同時也承擔著解釋歷史的任務 ,他在記錄下完整的歷史事件，如魯國慶父之亂「慶父不死魯難未已」 的同時也必須要將一系列事件進行總結歸納整理。經此在春秋戰國乃至秦漢原本處於混沌無序狀態下的歷史才會變成可理解的並能承擔一定意義的歷史。如何一方面揭示自身對格局的理解，一方面又能夠在紛紛擾擾歷史事件中把握大局[3]。這就是這兩段乃至於其他「太史公曰」的內涵。

正如唐司馬貞在《史記索隱》中的補充：「厲王之子，得封於鄭。代職司徒，緇衣在詠。虢、鄶獻邑，祭祝專命。庄既犯王，厲亦奔命。居櫟克入，夢蘭毓慶。伯服生囚，叔瞻屍聘。釐、簡之後，公室不競。負黍雖還，韓哀日盛。」都是從不同側面去揭示其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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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史記 商君列傳》「太史公曰」如下：

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

商鞅作為先秦法家的代表，集大成者之一，商鞅改革的執行者理論創造者，司馬遷予其入列傳。以表現他作為歷史人物的貢獻，在正文中也對商鞅變法持正面的態度，但是在太史公曰中，司馬遷的態度急轉直下，痛斥商鞅不軌之舉，兩者反差十分大。對於商鞅的歷史貢獻司馬遷還是處於一個客觀公正的態度，未在太史公曰中批判，賈誼《過秦論》中「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具；外連衡而斗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史記 太史公自序》也對法家有一個客觀公正的評價：「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逾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司馬遷在《商君列傳》正文與「太史公曰」的矛盾就可以清晰看出他嚴謹的學術作風：公私分明，不因情感而不客觀，也不因為客觀而壓抑自己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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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處，「太史公曰」就是漢武帝時期關於法家與儒家思想大交鋒的折射：一方面以司馬遷為代表的文官對法家不支持，認為法家與秦是暴政。但是秦的例子也說明唯有法家才可以突破制約。李陵案對司馬遷個人帶來了巨大的影響，對他的命運與個人的衝擊極大，以至於對法家態度的變化。[4]

李陵案後司馬遷入獄遭宮刑，致使他遭遇世態炎涼的洗禮，殘酷的牢獄生活亦給他留下深刻的影響，這些都在他對法家，對歷史人物的判斷中得以體現。在這一篇「太史公曰」中可以看見他對商鞅的私德是有爭議的，但他還是極力剋制對正文的影響，這本就是文學性與歷史性相互倚靠又相互分離的表現，不會因噎廢食，也不會不予評論，而是不偏不倚的評論與梳理這件事情。

《史記》由於其具有文學與史學的雙重屬性，就必須從整體架構來考慮文章的構成要素。司馬遷作為一名史官肩負著書寫歷史的責任，但是歷史的書寫方式帶有相當大的主觀性，其語言又有獨特的張力[5]，邏輯結構的組成有賴於各類層次的舒展，「太史公曰」作為司馬遷評價歷史人物與事件的標誌之語，承擔起溝通文學性與史學性的橋樑[6]。司馬遷作為漢武帝時期的政治人物，承擔著當時輿論與環境的影響，對一些問題不能奮筆直書，對於其率真耿直的性格而言是一種莫大的打壓，「太史公曰」是司馬遷人格與官吏職格的折中產物，折射他對某些問題隱晦的看法，從而使《史記》不僅是一篇史學巨著，更加是文學史上的豐碑。「太史公曰」作為邏輯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必然要予以挖掘與重視。也唯有對此更深刻的探討，才能夠真正理解司馬遷的真實想法，方可理順《史記》中的一些矛盾之處，最終得出一個客觀公正完整的認識。

[1] 　司馬遷.史記[ M] .北京:中華書局, 1959:2503.

[2]《《史記 ?屈原賈生列傳 》「太史公曰 」發微》張慶利A1008-4339(2009)05-0434-05

[ 3]《《史記》敘事中的「蝴蝶效應」》史常力A 1001-6201(2009)03-0197-05

[4]《司馬遷評商鞅探微——兼論《史記》「太史公曰」的獨立價值》

[5]楊燕起, 賴長楊, 陳可青.歷代名家評《史記》[ M] .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n1986:615.

[6] 《論《史記》歷史敘事的文學性特點》楊丁友A 1673 -8179(2008)03-0137 -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