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立哲：一個知青偶像的沉浮
孫立哲的傳奇持續時間之長為當代人少有。他1969年從清華附中到陝北插隊，在土窯洞里為農民做了上千例手術,他被毛澤東欽點為全國知青先進典型。文革後因堅持赤腳醫生政策被隔離批判，老百姓上萬民折為他請命，胡耀邦親自過問解救。之後的出國求學，艱苦創業，開啟新的輝煌人生。
赤腳資本家孫立哲
作者：查建英
我的朋友孫立哲又遇到麻煩了。他從前的一個「門徒」背叛了他，想把他從一家出版社擠兌出去，而正是他花費了多年心血，才幫助這家出版社走向成功：它出版了許多暢銷全國的圖書，贏得過「中國最好的五家新公司」榮譽。聽說立哲遇到了麻煩，我馬上試圖與他聯繫，卻發現他跑到美國去拿西北大學和賓夕法尼亞大學的企業管理文憑了。後來，我發現，他在美國和中國的不同大學裡同時報名兼修了多個學位課程—分別涉及商務、法律、金融、製藥。當時他已經52歲，在這樣的年齡重返大學校園，似乎頗有些奇怪。不過，回過頭來一想，令我甚為震動的倒是，他這種不斷重新開始的行為以及他變幻莫測的生涯本身彷彿就是當代中國自身的寫照。
2001年春，我在北京逗留期間，與一些出版圈子裡的人共進晚餐。那是我第一次聽人提到立哲在做出版。當時，我們坐在一家開張不久、頗為紅火的杭州餐館裡。餐館有三層樓高，光鮮的白色門臉，紅瓦屋頂，喜慶而俗艷的內裝修，來此用餐的顧客大多是剛剛闊綽起來的那些中國人。我們正在討論中國的出版趨勢—這個行業正變得越來越商業化、越來越複雜。當時中國已經加入世貿組織，人們普遍預期政府的限制可能會逐步放寬。一家重要的出版社正在與德國出版集團貝塔斯曼洽談。沈昌文，一位資深的北京出版商和編輯，當時談到了中國合資出版的特殊性，比如商業公司必須與政府機構合作。沈先生身材不高，剪著寸頭，是一位生動有趣的人物。他在業界深孚眾望，大家都認為他精明並且深諳政治。他永遠對所有的小道傳聞了如指掌。他告訴我們：孫立哲，一名美國資本家，目前是這個領域裡的「大玩家」。
我不由得叫了起來：「美國資本家！難道您不知道他從前是一個赤腳醫生嗎？「文革」時期，他可是最著名的赤腳醫生！」「赤腳醫生」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一個創舉。當時，在偏遠地區，農民還仍然使用民間方法治病，赤腳醫生就是為這些地區培訓的一批具備基本醫療知識的人。一桌子的人都茫然地看著我，似乎「文革」以及孫立哲在其中扮演的角色都發生在另一個世界一樣。然後，他們就繼續談論起貝塔斯曼的交易來了。
青年時代的孫立哲曾經是一位傳奇人物。他畢業於北京清華附中，「文革」期間，響應毛主席的號召，成為一名上山下鄉的知青，把他們的知識用於中國的貧困地區。孫立哲志願去了陝北農村，不久即顯露出行醫天賦。他的技藝提高極快，不長時間就能做大型外科手術了。生病的農民會從幾百里外翻山越嶺來找他看病。他的診所，就是幾間設備簡陋的窯洞。在這裡，他夜以繼日地工作，做了幾千例手術。他和幾位助手還在診所周圍自己種植草藥來配製藥品。
▲孫立哲在窯洞里做手術
隨著孫立哲的名聲遠播，一個由中國頂尖內、外科醫生組成的專家考察團受命來到他所在的村子。專家組成員觀看了孫立哲臨床開刀，並對他進行了一系列測試，最終得出結論，認為這位自學成才的醫生技術之熟練，已經達到一位從醫學院畢業並具有幾年臨床經驗的醫生的水平。消息傳到黨中央，給毛主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74年，毛主席親自圈閱批准，將孫立哲列入一個「模範知識青年」的5人名單中。那一年，他23歲。
當時，「赤腳醫生」現象得到了國內外的極大關注。孫立哲是這其中最有天賦也最成功的人，他變成了一個名人。報紙登載他的故事；電視紀錄片和受眾廣泛的新聞影片都介紹他；他被賦予了不少金光閃閃的政治頭銜（生產大隊黨支部副書記、副縣長和地區衛生局副局長、青年團省委委員等），被捧為中國青年楷模。那個時候，我只有十幾歲，還在北京讀高中。在政治課上，我們都被要求學習孫立哲的生平事迹。
1976年，毛澤東去世，「文革」的某些荒唐做法得到扭轉。1977年年底，恢復高考。我們這些考取了的人真是不敢相信自己竟然能夠有一天在大學圖書館裡讀書而不是在農場干體力活。
不過，新時代並非對每個人都那麼友好親善。儘管孫立哲基本是在診所為農民治病，但那些落在他頭上的官方頭銜讓他成為舊政權的一部分。中央某領導指示對其批判，命令省地縣組織聯合調查組從一個村子到另一個村子搜集證據。站在批判會場里，他面對黑壓壓的人群，其中包括他從前的同事和崇拜者，他們向他高喊口號，一連持續幾個小時。回到窯洞，孤單一個人的時候，他開始抽煙、喝酒。
他曾經兩次想到自殺。後來，他借酒澆愁，結果得了肝壞死。不過，這倒正好救了他：他太虛弱了，經過斡旋，政府決定把他送回北京接受治療。在醫院，他逐漸得以康復，並開始與一位相貌平平但善良、聰穎的女子談戀愛，對方叫吳北玲，是我的大學同班同學，與孫立哲相識多年。北玲也是陝北知青，早就暗戀立哲，但他一直只把她當作普通同志來對待。北玲不斷來醫院探視，帶給立哲各種禮物—家常飯菜、新鮮水果、書籍—她守在他的病床邊，想辦法讓他振作起來。為了立哲的平反，她與一些朋友四處奔走籲請，利用家庭關係向政府高官為他的案子辯護求情。北京第二醫學院院長是當年赴陝北的考察團成員，這位年輕的赤腳醫生曾經給他留下過深刻的印象；在院長的幫助下，幾個月之後，孫立哲獲得了1979年大學考試資格。他所有的主科成績都獲得了當年的最高分，被錄取進入北京首都醫科大學讀研究生。他的磨難終於結束了。
我在北京大學讀二年級的時候，北玲首次帶他到我們宿舍。孫立哲長得高大、帥氣，非常善於表達，給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的英文十分流利，這在當時極為罕見，而且他似乎對你能想得出來的任何題目都所知甚多。我想，當時我們都暗暗羨慕北玲竟會有這麼出色的男朋友。她更是一談起他就興奮不已，不斷讚歎他過人的記憶力、智商和旺盛的精力。我還了解到，他以前曾經口吃，他的個人衛生並不令人滿意，他有時候行為舉止像個孩子。通過北玲，孫立哲的英雄光環在我眼中逐漸褪去，變成了一位兄長。我開始像他所有的朋友那樣稱呼他「立哲」。
他和北玲帶我參加過很多次陝北知青朋友們的聚會。吃著涮羊肉、喝著涼啤酒，他們會講起過去那些神奇的故事，回憶起當年的艱苦、貧困、孤獨，以及那個年代天真、強烈的理想主義。他們彼此揶揄取笑，但其中卻滲透著一種深切的溫柔，他們對陝西有著共同的浪漫情懷。陝西，那是他們的青春的代名詞。
此外，我還注意到這個群體的一個特徵：他們當中很多人的健康都受到了損害。這群生長於舒適家庭的城市少年，剛剛十七八歲就投入到極為艱苦的勞動中。儘管他們才二十幾歲，但幾乎所有人在陝西那些年都得過病。後來成為中國著名作家的史鐵生就是其中的一個。他和孫立哲去了同一個村子，當時每天上山放牛。某日，他忽然發燒、腰疼，雙腿麻木，卻無法確定病因。後來回到北京治療無效，從腰部以下癱瘓，再沒行走過。那年他只有21歲。
立哲被公認是北京醫學院的高材生，但卻未能完成學業。當時中國重新向世界打開大門，關於西方的信息雖然不多，但開始有所傳播，政府已經允許人們出國了。1981年，立哲和北玲同時向國外大學申請獎學金；而後，他們分別離開北京。1982年，他們在芝加哥會合，開始了一段新生活。
▲80年代的孫立哲和史鐵生
直到1990年春，我才有機會到伊利諾伊州芝加哥北邊的斯科基鎮拜訪他們。那一帶民居是經典的美國郊區風格—車庫裡停著大塊頭轎車、車庫門上面有籃球筐—立哲、北玲家的房子與周圍其他房子看起來毫無二致。但房門一打開，這種美國幻覺就蕩然無存了。立哲和北玲站在我面前，言談舉止就像他們從不曾離開過中國。家裡到處是大沙發、大電視，後院支著一套燒烤架。不過，所有傢具都像是從店裡匆忙採購回來放在一起的，並不考慮外觀和風格。北玲帶我在房子里參觀了一番，我驚嘆於房子的面積之大。讓我最驚訝的是二層，竟然有一排客房，裡面放著相同的傢具，每間屋都有一張床、一隻桌子和一台電視機，看起來就像一家功能齊全、簡樸實用的旅館。
親友們接二連三地前來走訪逗留。立哲的媽媽幫著照顧兩個孩子：一個神情陰鬱的7歲男孩和一個胖乎乎的小女孩。家裡的氣氛挺特別：既嘈雜喧鬧，又有一種什麼都無所謂的和諧。北玲穿著一件家常舊裙子，拖著腳步走來走去，用她特有的那種慢騰騰、懶洋洋的聲調說著北京話；立哲一會兒跳起來一會兒坐下去，一會兒加入談話，一會兒張羅茶點，一會兒把孩子們趕到外面去玩。開晚飯了，各式家常中國菜肴擺了滿滿一桌，立哲忙碌地繞著桌邊給大家斟茶倒酒。那天的客人是一群在異國的知識分子，有北島、張暖忻、李陀等，他們無視周圍的喧鬧，熱切地討論著政治。這場面很像陝西知青在北京的聚餐。立哲這位中國移民與他們「混」在一起，似乎與他昔日在毛時代當英雄模範一樣得心應手。
不過，北玲看上去卻有點兒心不在焉和疲倦。她要把7歲的兒子聲聲哄去睡覺，我便隨著她上樓。聲聲睡著了，我們坐在光線朦朧的卧室地板上聊天。在過去的10年里，他們的生活不斷地處於動蕩之中。在西北大學醫學院攻讀博士期間，為了掙錢，立哲曾自願在醫學院實驗室當實驗對象，也曾賣過血。當他的哮喘病開始持續發作，他便利用這一「優勢」，在一個哮喘病研究項目上做付費的研究對象。不幸，病況日益惡化，最終他無法再進實驗室；摸一下實驗用的白鼠就會引發一陣劇烈的哮喘。他只好放棄醫學夢想，轉而自行創業。北玲創辦了一個家庭餃子公司，於是立哲就把他的精力投入到這個項目上來。起初，全部工作都是手工完成的，連立哲的父母也一起幫忙，跪在地板上擀皮兒、剁餡、包餃子。隨著需求和利潤的增長，他們從中國訂購了餃子機，把家裡變成了生產餃子的工廠。這個項目持續了兩年。
此時北玲也離開了研究生院。她和立哲開始為美國公司從事英譯漢的商務文件翻譯工作。這促使他們開始了下一個商業項目—排版印刷。一開始，它只是一個家庭生意，但業務量穩步增長。
北玲仍深深痴迷於立哲的個人魅力。在一個滿是婆家親戚的大家庭里，她既是丈夫的賢內助，也是一個孝順盡職的兒媳，但這個角色令她不堪重負。在生意上，她與丈夫一樣充滿熱情，但她並不是天生的管理人才。夫妻倆忙得幾乎沒有時間單獨相處。立哲的母親個性極強，不太好應付。有一次，她和北玲之間起了爭執，立哲跳起來維護母親，並打了北玲一巴掌。「立哲是個大孝子。」我們下樓準備重新參與大家的談話時，北玲說。
1988年，北玲的腹部發現了一個腫瘤，隨後做手術切除了。第二年，她生了女兒珍妮弗。1990年，就在我看望他們不久之後，肝上又發現了一個十幾公分如大柚子大小的腫瘤，隨後也被切除了。醫生認為第一次胃裡的瘤子是良性的，但其實是惡性的，癌細胞已經擴散了。立哲對這個誤診結果怒不可遏。他告訴我說：「我曾建議醫生，他應該假設它是惡性的，再多切一點兒。我自己就是醫生，我知道自己在說什麼。但那個傲慢的混蛋只是輕蔑地看了我一眼，根本不理我。」
手術後，立哲帶北玲回到北京。我仍然記得1991年春天我到醫院去看望她的情景。她面容蒼白，極度虛弱，因為化療，頭髮幾乎都掉光了，只能依靠嗎啡來止痛。但她看起來似乎比在芝加哥時更快樂。她表現得異常平靜，而立哲則很憔悴，比以往更顯得狂亂。他無微不至地關心她，她則快樂地享受他的照料。他們的角色如今完全顛倒過來了。在她生命最後的幾個月里，她成了他的一切。後來他告訴我，他為自己沒能醫治她深深內疚，而他本來是一個醫生；他也為自己沒能更愛她感覺悔恨，尤其是想到自己欠她那麼多。她於1992年8月去世。
葬禮結束後，他對那位誤診了北玲病症的醫生提出訴訟。他開車跑遍美國十幾座城市，訪問了很多所醫院，查詢了大量醫療檔案，搜集各類醫療信息和專家證詞以贏得訴訟。這些材料最終填滿了30隻大紙箱。他回憶說：「我的律師看到這些驚訝之極，他從來沒遇到過像我這樣的客戶。」他的執著終獲回報，他最終為北玲的兩個兒女贏得了兩百多萬美元的賠款。
立哲後來告訴我：「那是瘋狂的一年。我生病、破產、負債。在醫院裡樓上樓下兩邊跑，照顧北玲和我父親（他那時也生了重病），我在醫院旁邊一間6平方米的小屋裡弄了個小辦公室，放了兩台電腦，繼續開展排版業務。我必須得賺些錢！」就是這樣，他把生意帶回了中國。
北玲去世後不久，立哲注意到，中國出版業尚未開始使用電腦製圖法，他便從美國海運回一些高解析度的彩色掃描儀。不過，該技術迅速流傳開來，他也就失去了市場優勢。此外，他發現當地的合作夥伴騙了他。他便把機器賣掉，退出這項業務，但仍然留在中國。此時是1993年，經濟改革正在全國風起雲湧。顯然，一股巨大的商業浪潮正帶領著全社會走向一個更加國際化、市場化的未來。再一次，立哲敏銳地嗅到了機會。
憑著他在美國的多年經歷和出色的英文能力，他認為他可以將各種大有益處的美國圖書引入到中國。他用賣掃描儀的錢做投資，很快創建了幾家合資出版公司，出版圖書和雜誌。他投資創辦的第一本雜誌是《今日電子》，提供關於計算機技術的各種信息。這本雜誌擁有完美的政府關係—立哲的生意夥伴成功地取得了江澤民主席為該刊的親筆題名。立哲逐漸參與到更多的合資出版活動中來，所有的關注點都在技術上。他開始定期參加美國和歐洲的圖書交易會，尋找有前景的書目併購買翻譯版權。
事情的進展時好時壞。因為他早在1990年代初已經成為美國公民，按照中國法律規定，他要在中國做出版，必須有一些中國合伙人。這意味著他必須依靠當地的生意夥伴—而他們往往是些政府官員。他與前任官員簽署的合同經常會在繼任手上失效，他信任的人有時也會帶著他的一大筆錢失蹤。
2000年，立哲與中信出版社聯手。中信公司是一家與執政黨關係密切的集團，但在出版方面沒什麼名氣，資金也很少。立哲確信中國處在一個現代化的大好時機當中：中國過去是一個政府很大、個人很小的社會；但如今，他認為，正在發生真正的改變。因此，他推薦給出版社的書籍都是關於如何成為一個現代人—如何處理婚姻、離婚、養育子女、投資、獲得成功等等。儘管從法律上講，立哲只是一位顧問，但他把自己全部的精力投入到中信出版社的項目中，為它做業務策劃和出版書目清單。他把中信的員工帶到國際書展，教他們如何搜尋外國圖書。他自己掏錢購買翻譯版權。
那次在北京與幾位出版商一起吃飯，我第一次聽說立哲的商業活動。此後不久，輪椅上的作家史鐵生告訴我，立哲也在北京，並給了我他的電話。自北玲去世後，我再未見過他。當天晚上，我給他打了電話。
「猜猜我是誰？」
短暫的猶豫之後，他大叫道：「查查！你在北京嗎？」他請我一起吃午飯。第二天，我乘計程車到東邊一處新開發的園林式住宅區，在一座帶有亭子式門廊的粉紅色樓房前停下。站在大廳桌子後面的前台接待員看起來乾淨利落，穿著紫色的職業西服套裝，化了妝。她問我找誰。
我把記事本上的名字報給她：「萬國國際出版公司。」
隨後我便上樓，按門鈴。我聽見一陣快速的腳步聲，馬上知道那是誰了。門開了，一個男人站在我面前，比我記憶中的那個形象老了些。
「查查！」他大聲說，「你看起來還是老樣子！」
我也只好撒個謊：「你也一點兒沒老！」
立哲笑起來，眼角皺紋彷彿一張收緊的漁網。「真的嗎？」他滿懷希望地說，把我引進門。「不過，我這兒得減減肥了。」他說著，拍拍肚子。他穿了一件整潔的藍色襯衫，下擺緊繃繃地塞進褲子里。
「哦，這不算什麼。」我說的是真話。最近幾年，我在中國見到的許多中年男性，情況比這可糟多了，他們基本上成了缺乏鍛煉又需要大量應酬的文化的犧牲品。幾分鐘後，我們坐在沙發上喝著茶，我確信立哲真是一點兒也沒變。還是那雙孩子般的眼睛，還是那樣快活地大笑，還是那樣一刻都停不住。
我向四周看看。辦公室從前一定是一間公寓：除了三四個房間外，還有幾個洗手間和一個功能齊全的廚房。有兩間房裡有床。每間屋裡都有沙發、椅子、辦公桌、咖啡桌、電腦、電視；塞滿了報紙和圖書的紙箱四散在地板上、辦公桌上，或者牆角。整個地方讓我想起當年去芝加哥拜訪時的感覺—仍是那種粗枝大葉、不太講究的氛圍。他告訴我，他在北京有好幾個辦公地點，還有一些在其他城市，在洛杉磯也有一處。「你先自己轉轉。我處理完幾件事咱們就一起去吃午飯。」沒等我回答，他就跑到另一個房間去了。我聽見他在那邊和兩位手下僱員快速地說著什麼。
吃午飯的時候，立哲語氣自豪地向我談起他的商業成就。由於他的參與，中信出版社這兩年已經在出版圈裡名聲大噪。他告訴我，他已經出版了幾百種圖書。這令我記起北玲曾經說過的話：「立哲唯一感興趣的號碼就是特大號。」我問他是否會考慮出版一些更具挑戰性的學術和政治圖書。
他說：「目前我還不想碰政治。我也不會考慮那些印數在5萬冊以下的書。」他舉了幾例他引入中國的暢銷書，比如《你的降落傘是什麼顏色？》、《傑克·韋爾奇自傳》等等。
我問：「除了潮流與市場，你還有別的什麼指導原則嗎？」要知道，此人可是我青年時代的偶像、是理想主義和勇氣的化身呵。從他嘴裡聽到與如今這個「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時代的企業家們沒什麼差別的話，我不免感到異樣。以他為代表的那類出版物近來已經飽受一些中國知識分子們的批評，他們認為這些大量湧進的引進版圖書通常翻譯得倉促潦草，卻伴有高強度的商業促銷活動，這使國內的一些好書受到排擠，產生了不好的影響。
立哲對這種擔憂似乎並不在意，他繼續講述讀者對這類圖書的需求：「我認為全球化與中國傳統文化之間的衝突使中國人產生了精神危機。比如，在成功與失敗的壓力之下，人們開始分化了，開始懷疑在這個實用主義的時代，純粹的情感還有沒有價值。」不過，他說，「我不能對這些問題想得太深。當你面對一股巨大的潮流時，重要的是行動。無論它是什麼—下鄉、上大學、出國、回國—都不重要。我必須得弄潮。」
我帶著一臉壞笑，突然問了他一句：「如果中國下一次的潮流是一個納粹政權，你會怎麼做？」
立哲看起來吃了一驚，隨即哈哈大笑，說：「我當然不會去弄那個潮流！到那時候我肯定會去弄抵抗運動之潮！就像在「文革」當中那樣：我沒有打政治牌，我打的是知識牌！」
他所說的「弄潮」，是中文裡一個古老的說法。在風浪大的地方，比如杭州的錢塘江，幾百年來，每年都會有一些蠻勇大膽的人專門在漲大潮的時節在浪潮中戲耍表演，當地人稱「弄潮兒」。中國古代詩人以驚嘆之語描述這些弄潮兒：他們高舉彩旗，在險象環生的漩渦中游泳、翻筋斗。多少年來，孫立哲一直站在風口浪尖上，有時威風凜凜、光彩照人，有時則差點兒被中國歷史洪流中某些不可預卜的漩渦淹沒。無論是在陝西窯洞里做手術，在芝加哥包餃子，還是在北京做出版—在孫立哲的生命里，弄潮始終是他內心最不可抑制的一種衝動。他決意證明自己的隨機應變與多才多藝，證明他永遠能夠在他選擇的每個領域裡迅速行動並取得成功。
北玲去世一年後，立哲再婚，娶了一位名叫張瑾的年輕下屬。她為他生了一個男孩和兩個女孩，並照顧北玲留下來的兩個孩子。立哲在洛杉磯地區買了兩套房子，大的一套在北郊，面積極大。他告訴我：「孩子們可以在客廳里騎自行車，在外面打高爾夫。有一次，我在房子周圍種了30棵蘋果樹。」不過，立哲的各項事業鋪得很開，是個空中飛人，住在家裡的時間有限。他承認自己不屬於「居家男人」。於是，年輕的妻子擔當起了家務，並負責打理他們在美國的公司的日常業務。他在北京又買了不少房地產：8套公寓、2套別墅和4套寫字間。在每個地方，他都給自己預備了一個房間、一張床，但沒有一個地方是真正的家。1999年，因為中國的生意發展緩慢，他回洛杉磯與家人們共度時光。他把那段時間都用在了高科技股票交易上，最終虧損了100多萬美元。「這迫使我重新把重心放到在中國的業務上。」
2003年，我搬回到北京後，立哲和我有段時間沒見過面，因為他頻繁旅行，很難找到他。但我不斷聽到一些關於他的傳言，說他被迫離開中信出版集團。就像中國商業活動中通常的情形那樣，這裡面的細節撲朔迷離。不過，立哲似乎遇到了一系列的挫折。先是一位中信高管轉去國家銀行就職，使立哲失去了一位強有力的盟友。接任的出版社社長認為合資組合的框架對未來的發展前景已經意義不大，便開始著手排擠立哲。他的同事繞開立哲，直接與他的許多國際商務客戶建立聯繫。幾個月後，新團隊就將立哲完全排除在外了。
出版社社長如此行事，可能得到了老闆們的授意。由於立哲的努力，中信出版集團已經大出風頭，但它無法接受把這功勞記在一個拿美國護照的人的名下。出版社的名聲意味著，其高管們如今有希望因此獲得更好的職業前景。一旦母公司的管理層意識到出版是一項有利可圖的生意，他們就想把它捏在自己人的手裡。
據他的朋友們說，被排擠出局這事對立哲的打擊很大。史鐵生和他的妻子告訴我，立哲甚至避開了像他們這樣的老朋友。史鐵生說：「我不認為他能夠承認失敗。他從來都是一個贏家。他必須要贏。」
我再與立哲見面，是在北京東方新天地的咖啡廳。看著他一副疲倦、憔悴的樣子，我暗自心痛。但沒有幾秒鐘，他那旋風般的活力就把我卷了進去。原來，為了準備考試，他頭天晚上徹夜未眠，當天上午剛剛參加了一門大型考試—那是他當時正在攻讀的四個碩士學位中的一個。「真是精疲力竭！」他說著，興緻勃勃地點了一份咖啡和一塊巧克力蛋糕，儘管我們馬上就要去吃午餐了。我剛吸了幾口西柚汁，他已經風捲殘雲把蛋糕一掃而光，一邊迅速地把他近期的商業活動向我做了詳細的說明：他剛會見了亞馬遜網站的幾位高管（於是我知道，立哲創辦了一個中文網路圖書銷售的服務），此外還有在美國開辦出版業務的新計劃。
午餐時，立哲向我暢談未來。他點了小乳豬、豆豉牛肉，邊吃邊說：「中國的未來走向是什麼？我認為有三個領域將成為熱點：倫理、法律、醫療保健。你明白嗎？我說得對嗎？那好，我正在朝那兒進軍。」這就是他研究法律的原因。他正計劃在中國開辦幾所醫院，他正在籌辦另一家合資出版社。他甚至將目光投向英文市場，打算出版中國經典作品的英譯本和如何在中國做生意的指導用書。他說：「世界對中國的興趣增長的速度與中國的經濟發展一樣迅速。」這一次，他要在美國註冊公司，這樣他的合作夥伴就無法「篡權」了。
我小心翼翼地提及中信事件帶給他的負面影響。他冷靜地回應說：「是的，他們想玩我。」他說這與中信高層複雜的人事關係有關。我問他是否會起訴中信。「嗯，那絕不是一個小案子。」他強調說，「他們認為我是一個小人物，但小蚯蚓也能掀大浪。」我早就聽說立哲前幾年損失了一大筆錢。他這次告訴我，他把洛杉磯的兩處房產都賣了來幫中信做那些項目。他的家人搬回到芝加哥。不過，他明確說他的財政並沒有問題；最要緊的是，他在中信的項目上投入了好幾年的時間和精力。
吃過午餐，我到他的公寓逗留了片刻，這裡有我看到過的他的每一個「家」的那種「臨時」氣氛：書架上、桌子上、地板上、紙箱里，到處都是書。一個表妹在幫他清理。然後，她又幫他收拾行李—立哲第二天就要趕早班飛機回芝加哥，而他甚至連上次外出旅行的手提箱還未打開。我們坐在陽台上喝茶，周圍仍然是成堆的書。立哲講了許多學習的樂趣：重新做學生是件多麼興奮的事，可以獨自一人坐在房間里，一宿一宿地讀書，一個新世界就在你的眼前敞開了。
不過他閱讀的一些書卻嚇了我一跳：酷刑與懲罰的歷史；一套《黑鏡頭》系列叢書，每本都是表現戰爭暴行、饑荒和其他心理創傷事件的普利策獎獲獎照片；幾本關於毛時代大清洗的回憶錄。他解釋說，他發現描述1950年代黨派政治的書很有啟示性，讓他不斷地想起中國今天的商業運作。他說：「那種相似性簡直令人震驚。」同樣的拉幫結派，同樣的權力投機，同樣的突然襲擊，同樣的趕潮流追時髦。「其實他們玩的還是從前那一套政治手腕。」
他近來也一直在閱讀中國歷史書，並問我是否知道袁崇煥的故事。袁崇煥是明末名將，在抵抗外族入侵的戰役中多次獲勝。但他最終淪為宮廷鬥爭的犧牲品：某些對他心懷嫉恨的官員設謀陷害，使他失去了皇帝的信任。他被處以最可怕的極刑—凌遲。刑罰一連持續了好幾天，劊子手在他身上剮了999刀卻不讓他死掉。普通百姓誤認為他是一個抗敵不力的賣國賊；他們在監獄門口排成長隊，人人爭著獲取袁的一塊肉，下酒吃掉。我猜想，是否立哲在某種程度上把自己也看作是一位現代版的袁崇煥。
然後，他告訴我，在攻讀MBA學位期間他悟出了一個道理。「我突然明白，他們所教的東西與我學醫、行醫的理念正好相反。醫生治病救人—這是醫生的人生意義。但在這兒，他們卻教給我們如何打擊他人，如何為了在競爭中獲勝而打敗對手，如何成為最強勢的動物。當然，所有這一切都用漂亮的言辭包裝起來了。不過，基本信息是殘酷無情的：為了成功你必須要殺掉那些弱者。」
這位「文革」時代的青年英雄決心要弄中國式資本主義之大潮；這一次，他明白他不能再抱任何幻想。第一次，我在他臉上看到了某種不確定的表情。「要把所有這一切全都理順需要時間，」他若有所思地說，「但或遲或早，總有一天會破局。」
▲孫立哲
後記
孫立哲繼續在中國、歐洲和美國從事著出版業務。同當年與中信出版社的合作不同，經過時間考驗，他與其他幾家出版社已經結成既穩定又有可觀利潤的合作關係。最成功的是華章圖書出版公司，它是立哲的萬國出版集團（總部在芝加哥）與北京的中國機械工業出版社的合資公司。通過立哲的幫助，華章已經與許多重要的國際出版社建立了長期的工作關係，持續地為中國讀者引進了一系列教育與職業領域的暢銷書。它在IT類、經濟類和管理學方面出版的圖書使其躋身於中國行業領先之列，多年來一直引領著市場潮流。新近創辦的「華章心理學圖書」系列，則反映了立哲在衛生保健和心理學方面的個人興趣，出版了這些領域的不少新書。
也許，出版業只能算是立哲的主要生計，他還一直在參與各類其他項目，比如給地方銀行做顧問、組織學術會議、到大學講課、買賣房地產、經營茶園等等。與此同時，他仍在世界各地進修法律和商務課程。想追蹤他不是件容易的事，因為他外出旅行的頻率實在太高。2010年夏天，我重新與他聯繫上，費了不少心思才將他的生活與事業中那些紛繁的線索梳理出了一些頭緒。過了一段時間我才發現，在經商的同時立哲已重拾舊業—幫助病人與弱者—這才是他的真正激情所在。有一天見他的時候，我看到他用手機與一位患者通簡訊。「我現在是一個網路赤腳醫生，」他告訴我，「我一直在治療癌症病人。」
一開始，我以為他在開玩笑：沒有正規的醫院、沒有醫療人員和設備，他怎麼做這事呢？然而，經過一番深入調查後，我發現，立哲講這句話不僅非常嚴肅，而且事實上這項工作對他而言具有極為深刻的意義。他正在做的事，其實就是為那些危重癌症患者提供醫療建議和某些非常規的替代性治療（比如有爭議的科萊毒素[ColeyFluid]），而這些患者在目前的主流醫療機構中已被認為沒有治療價值了。立哲還因此失去了一個賺大錢的工作。2009年，他在一家大型的中國民營醫院集團擔任副董事長兼經營決策委員會主席，薪水豐厚。在此期間，立哲開始籌措改進這些醫院裡癌症治療中心的服務，並親自治療癌症病人，包括為窮人提供特別的免費服務。他使用的許多藥物尚未獲得國內審批通過；有些葯甚至是立哲在自己的北京公寓里親手製作而成。藥物很有效，又是免費發給病人，還有誰會幹這種事呢？然而，這種方式卻從根本上挑戰了城市醫院傳統的盈利模式。從某種意義上說，立哲的行為相當於在現代化醫院裡當赤腳醫生！所以也不奇怪，集團方面發現此事之後不久，就開了董事會，以違反規則為理由罷免了立哲。
從那以後，立哲決定嘗試做一名網路赤腳醫生。很多癌症患者通過口口相傳找到立哲，然後通過網路口述病情，獲得他的建議和指導。這是體制邊緣處一個危險的灰色地帶。立哲從傳統醫院和醫生們停止的地方開始他的工作。他傾聽、分析、提出治療建議，並幫忙找葯，一切全都免費。有時，如果病人太窮，他會幫助付藥費。他安慰病人和他們的親人，直到最後的階段，甚至在病人去世之後，他還會給家屬做心理工作。
傾聽這些故事、閱讀那些病人親屬發給立哲的感人至深的感謝信息，對我是一種非凡體驗。欽佩之餘，它也讓我從一種略為不同的角度來看待立哲的許多商業活動。比如，現在我明白了，為什麼立哲會花費那麼多的精力、時間以至於個人資金，去談判推動在吉林省長春市建立一所新型醫療中心。他為當地銀行提供業務諮詢，與那裡一所國有大醫院的高層領導建立了友好關係。顯然，他仍在為實現他的最終目標而努力：他試圖創辦的醫院，應該能夠為那些通常走投無路的危重病人提供他們迫切需要的醫療服務。
同時，他一直在可能的情況下，盡自己的能力和手段來幫助那些生病的人。不久前，他幫助組織了一次關於積極心理學與幸福主題的國際會議。在會上，他說：「人生幸福的真正來源並非為自己謀利，而在幫助他人。」
大會在立哲的母校清華大學舉行，他的話讓我想起2007年那部拍攝他重回陝西的紀錄片。鳳凰衛視攝製組一路跟隨他的腳步，拍攝他闊別29年、第一次重訪陝北農村。顯然，當年這位年輕的赤腳醫生給村民們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農民們成群結隊地出來歡迎他，在豐盛的宴席上和他滿懷感情地交談。影片回放了年輕的立哲在窯洞里做手術的片段，接受採訪的當地老農民講述了立哲當年治病救命和遭受政治迫害的故事，還有立哲用陝西方言敬酒的場面，這一切都既感人又很有揭示意義。正如立哲的一位老友所言：「這麼多年過去了，立哲的基本信念依然未變，那就是為人民服務。這是他青年時代所受的教育，是他當年在陝西農村時所相信的東西。這也是他今天仍然相信的信念。」
我認為，更難能可貴的地方在於，他仍然在實踐著這種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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