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美趣味與社會區隔——對後現代消費行為的一個考察

在我國的思想政治教育體系下，可能很多人對於馬克思「經濟決定政治、文化，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階級矛盾、剝削、再分配的不公必然導致階級鬥爭」等等這樣從經濟領域出發去考察社會現象與社會行為的經濟主義觀點已然十分熟悉。但馬克思縱然「以天才的透徹而鮮明的語言描述了新的世界觀」，也無法擺脫歷史局限性的困囿。馬克思所生活的時代，即自由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過渡，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純粹對立的十九世紀中後期，已經與我們所處的當下——即經歷了信息技術革命、中產階級全面崛起、文化生產工業化與擴散的消費主義取代意識形態之爭成為人們生活主題等等巨變的「後現代社會」有著巨大的差異。經濟決定論已經無法完美地解釋時下社會的種種文化現象。

我們可以觀察到，一方面，在時下的社會中，有資格參與到公共討論、將自己暴露於諸如互聯網這樣的公共場域的個體，已經很少存在像馬克思時代那樣的「赤貧階級」與「悲慘的無產階級」，每個人不僅能夠滿足自己最基本的生存需要，還能夠餘下一些財富進行更高的超越「生存」層次而到達「生活」層次的消費；另一方面，物質生產力極大發展的後工業社會在為人們提供充分的物質滿足之後，開始轉向以消費主義為主導，大規模批量生產和複製商業化文化產品的文化工業時代，「消費主導的時代」轉向了「生產主導的時代」。

上述的消費者與生產者內涵的變遷，使得人人沉浸於消費主義和娛樂至上的滿足之中。馬克思時代以爭取再分配平等為主題的階級鬥爭和顯明的經濟不平等似乎已經成為了過眼雲煙，取而代之的是「每個人作為消費者追求種種精巧品味的花式滿足」以及「不同階層的人們能夠平等的享受相同的文化產品」的現狀。一個娛樂至上的消費社會似乎已經取代了原來階級分化、階級矛盾尖銳、階級間極端不平等的階級社會，我們每個人似乎是作為「平等的消費者」而存在的。

那麼，階級政治與階級鬥爭真的退場了嗎？我們每個人真的得到了所謂的「平等」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對上述社會現象的思考與批判早在一眾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之中展開，他們認為：消費主義所營造的平等是一種虛假的平等，階級鬥爭依然存在，只不過它是被掩藏在了更加紛繁蕪雜、更加精巧而具迷惑性的種種文化現象之下。布爾迪厄一針見血地指出：「任何文化實踐的參與都具備階級屬性的色彩。」也就是說，在實質上，我們表面上看來平等無差別的文化消費活動，其實依然受個體所處階級的決定性影響。「文化品味不僅是一種審美能力，他不經意地泄露和表達了行動者的社會位置（階級）。」後現代文化消費行為，其實是作為階級區隔和個體各自所處階層的標誌而存在的。

與此同時，我們的文化消費活動往往不是純粹個體的孤立活動，我們在文化消費的過程中往往與這樣那樣的群體/圈子產生種種互動和聯繫。我們在公共領域通過價值認同來形成各種各樣的價值共同體，如古風圈、二次元圈、攝影圈、手繪圈……等等，而這種價值認同又並非單純的對於彼此「趣味同好」的認同，它本質上依然是消費主義與文化工業所造就的消費行為的基礎上的身份認同，並與文化鬥爭和階級鬥爭、公共場域的模因戰爭、社會交互的變化、文化現象的產生等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那麼，在「身份鬥爭掩蓋階級鬥爭，消費主義造就身份認同」的當代消費社會下，我們如何跳出「不識廬山真面目」的困境，以觀察者的身份回頭對我們當下的種種社會行為與文化現象做一個新的考察？本文就是進行這種考察活動的嘗試的產物。我於一個月前偶然通過朋友luzz君的一篇關於布爾迪厄《區隔》一書（此書中譯本由商務印書館於2015年出版，題名為《區分：判斷力的社會批判》）的筆記接觸到了文化社會學與文化工業理論，之後便對西方馬克思主義有關消費社會、消費主義、文化工業、社會區隔、身份認同的一系列理論產生了極大的興趣，此後便展開了對於相關理論的學習。

因為我接觸西馬理論的時間很短，所以我完全不奢望能在一篇文章中完整解釋和闡述導言中涉及的時代現象。故而本文將作為一篇導論性的文章，主要介紹布爾迪厄的理論以及闡述我在學習過程中的思考。

圖片人物：文化社會學、社會語言學、社會區隔理論的創建者，法國社會學家、哲學家皮埃爾·布爾迪厄（1930-2002）

正文

一、經濟資本與文化資本：階級劃分的標準

1.馬克思經典階級劃分理論的局限

財富曾經被馬克思主義定義為劃分階級的唯一標準，從不同社會個體對財富的不同程度的佔有，以及個體之間結成的生產關係出發，馬克思將社會階層劃分為經典的「資產階級-無產階級」二元對立體。佔有生產資料，利用財富迫使工人為其勞動，並對工人生產出的剩餘價值進行剝削的階級，就被稱為資產階級；而不佔有生產資料，完全靠出賣自身勞動力維持生存的階級就是無產階級。這是我們大家所熟悉的經典階級劃分理論。

但進入20世紀，尤其是20世紀中後葉以來，社會分工的高度分化、物質生產力的進一步提高、共產主義運動興起（以及衰落）以及諸如「人民資本主義」、「國家干預經濟」、「福利國家政策」等等新概念新現象的出現，卻使得決定階級的因素變得極為多元化，單一的經濟因素無法有效地劃分社會階級。正如導言中所說的那樣：進入公眾視野並且參與到公共討論的人們，已經很少為溫飽的基本需要的滿足而掙扎了。沒有人是完全不佔有任何生產資料的無產者，純粹的馬克思時代的剝削行為與尖銳的勞資對立被模糊了、緩和了。中產階級的崛起使得原有的「資本家-工人」的二元對立被打破，馬克思的經典階級理論至少已經部分地不再適合當下的時代了。經典階級理論與時代的脫節顯明地表現在：當你試圖運用它為現代社會中的人們劃分階級的時候，你會發現自己已經很難找到符合馬克思「無產階級」定義的那類群體了——都市白領、自由職業者、微信公眾號運營者……你很難對他們作出經典的經濟意義的階級劃分。

2.布爾迪厄的超越：文化資本的概念

為了突破馬克思階級理論的困境，建構社會階級，布爾迪厄創建了他的獨特的資本概念。布爾迪厄的資本包括經濟資本、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其中又以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為主要的階級劃分標準。布爾迪厄著重討論的則是文化資本的概念。

經濟資本就是馬克思時代作為劃分階級單一因素的經濟因素，它包括財產、生產資料與貨幣；社會資本則體現為社會關係網路，尤其是社會頭銜；文化資本則包括個體享有的以教育文憑為代表的文化商品和服務。其中，文化資本可以理解為個體的教育資歷與文化水平，也就是文化能力。接受不同教育的人擁有不等量的文化資本，於是，他們各自的生活方式、階級習性、消費模式和興趣愛好也就存在著巨大差異。這種差異使得這些文化因素成為社會分層的重要依據。例如：大學教授由於具有較高的文化資本，欣賞音樂時則傾向於古典樂、交響樂；而底層人民由於文化資本較少或不具備文化資本，對音樂的享受則偏向於喊麥和洗腦神曲，並對古典音樂表現出不理解和排斥的態度。這是不同個體之間文化資本存在差異的一個證據。

文化資本來自於個體所接受的教育，而個體能夠接受什麼樣的教育，則取決於個體所處的階級。這就產生了經濟資本與文化資本的一個內在聯繫：經濟資本可以轉化為文化資本。出身中產家庭者能夠佔有更為優質的教育資源，即使個體學習能力欠缺，中產家庭依然可以通過自身的財力將子女送往國外留學，積累相應的文化資本；而出身底層者由於缺乏經濟資本，很難接受到很好的教育，而教育水平的相對落後又導致底層個體難以進一步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由此導致了底層人民文化資本的欠缺。當中產子女接受著名師輔導與專業書籍的熏陶時，底層家庭可能連買幾本《五三》都要躊躇許久，省吃儉用。關於教育對階級再生產和個體文化資本的影響，在第二部分我將進行詳細的論述。

3.布爾迪厄對社會階層的劃分

基於經濟資本與文化資本的雙重標準，社會階層就可以有如下的劃分：

統治階級，或者說上層階級是處於支配地位的階級，社會規則與審美秩序（這個概念也將在第二部分得到解釋）由他們制訂，他們可以說是天然符合規則的人。統治階級包括三個部分：

一是經濟資本高，文化資本相對較低的大資產階級，這一階級包括工業資本家、大富商、大企業家等。他們對消費採取一種「安逸的，享樂主義的審美」，他們的消費習慣被描述為「鋪張浪費、大把花錢、慷慨大度」。他們在經濟地位上處於絕對的支配地位，也是一般人眼中「花天酒地、紙醉金迷」的奢靡生活代表。

二是經濟資本低，文化資本高的高級知識分子，包括大學教授和藝術家等。他們由於自身文化資本的高度積累，掌握著對審美秩序和文化規則的絕對解釋權和話語權。他們支持「純粹的藝術革命」，喜歡通過參觀博物館、享受高雅音樂或高雅藝術等消費行為來顯示自己精神境界的提升。

三是處於兩者之間，經濟資本與文化資本都一般，但相較中間階層的小資產階級依舊強出許多的中間人。以高級公務員和高級管理人員為代表。採用健康的享樂主義，熱衷於旅行、專業體育運動如滑雪、乘坐遊艇等消費活動。

中產階級是社會分層中剛剛進入區隔的最低階層，為了與底層階級進行區分並努力向上流階級靠攏維持區隔，他們小心翼翼地遵守著統治階級制訂的社會規則，但由於不具備充分的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他們很難完全符合規則和遵循規則的各項規定。因此，他們的消費習性體現出緊張、矯飾的特點。一方面他們對上層階級的生活方式無比嚮往，卻又因為經濟資本的不足而無法享受。於是表現出文化親善的緊張狀態；另一方面他們又對底層的生活方式極為擯斥，表現出嫌惡和嗤之以鼻，他們的地位極為尷尬，說上不上說下不下。為了緩解這種尷尬，中產階級通過通俗藝術神聖化與高雅藝術通俗化來拼湊出一個專屬於自己階層的「中產趣味」。這一點我將在後文詳細說明。

底層階級是純粹的被統治階級，由普通工人、農業勞動者等組成。他們沒有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多數是消費社會的「新窮人」，即那些由於教育的缺乏而導致不太具備審美能力，趣味相對庸俗，同時物質生活也相對匱乏的人。他們的消費僅僅為了生存，在符號消費上極為匱乏，遠離主流消費文化和消費市場，乃至於被排斥在外。因此，他們的一舉一動都不符合統治階級的社會規則和審美秩序，於是他們乾脆放棄遵守規則而進行自我創造。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殺馬特和洗剪吹」，或者說殺馬特文化。殺馬特被主導了公共領域話語權的中間階級和統治階級所鄙視、嘲笑，被蔑視為「LOW逼」。殺馬特代表的是底層階級的文化生活現狀：他們一邊被擺上公共領域，被當作新奇的笑料所娛樂和取笑，有時甚至還被當作娛樂的素材；一邊卻與主流保持著相當的區隔，遠離大多數中產階級的生活範圍，在空間上猶如兩個世界的人。

綜上，布爾迪厄通過提出資本的概念和對馬克思階級理論的超越，重新建構了社會階級。而我們下文的討論也將基於布爾迪厄所劃分的階級進行。無論是審美趣味還是階級習性，無論是身份焦慮還是對「精緻生活」、「輕奢主義」的追求，都無一例外地根源於個體的階級背景與階級基礎。

二、審美趣味與階級習性：文化實踐的前提

1.作為階級再生產工具的教育

當我們作為消費者進入文化商品流通領域時，是什麼促使我們作出的消費選擇呢？比如說，為什麼一部分人選擇西餐日料，而另一部分人選擇東北殺豬菜；為什麼一部分人選擇森女系、優衣庫，而另一部分人選擇了毫無時尚的衣著；為什麼一部分人將村上春樹奉為神明，而另一部分人卻抱著《從你的全世界路過》看的不亦樂乎？這其中固然有經濟資本的限制，但在文化消費成本由於文化工業對商品的大批量生產和複製而大大降低的現下，個體所擁有的審美趣味與階級習性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個體的消費選擇。而上文也已經提到了：個體包括審美趣味和階級習性在內的文化資本的積累取決於個體由於所處階層不同而接受的不同水平的教育。那麼，表面上看來與社會地位、社會階層毫無關係，似乎僅僅是「個人內在的自我反思」而形成的審美趣味就與階級聯繫在了一起。上文還曾提到：經濟資本可以轉化為文化資本。這種轉化的手段就是教育。

教育包括兩個部分，一是進入現行教育體制前的家庭教育，一般稱之為「家學」。二是個體進入社會之後接受的學校教育。相較學校教育而言，家庭教育與個體所處階層的聯繫更為顯然，同時它也是個人早期文化資本的來源。上層家庭會通過言傳身教，那些無意識的身體姿態、語言技巧與生活方式，將上層文化習性與正統趣味傳遞給子女。個人由此獲得正統的文化資本。一個極端但經典的例子是近代學者約翰·穆勒（《群己權界論》即《論自由》的作者）所接受的家庭教育：在父親詹姆斯·穆勒（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的密友，功利主義之父傑瑞米·邊沁的好朋友）的教誨下，小穆勒3歲學習希臘文，8歲學習拉丁文，並接觸幾何與代數，9歲開始閱讀古希臘文學與歷史作品，10歲讀完柏拉圖的原著，13歲閱讀《國富論》……穆勒所接受的家庭教育為他積累了大量的文化資本。

而現今的中產家庭教育的例子雖然大多沒有這麼極端，但也與底層的家庭教育有著高度差異。底層家庭子女難以接觸到餐桌禮儀、正統的語言習慣和高層次書籍。當中產子女熟練地運用刀叉食用西餐，以及發展諸如茶道、插花、攝影等典型中產趣味愛好的時候，底層家庭子女也許正在網頁遊戲與粗鄙之語中消磨著人生；當中產子女擁有著自由主義、個體表達等價值觀念的時候，底層家庭子女也許正在接受著男權至上、男尊女卑等被主流觀念認為是「不正的」觀念的灌輸。

而學校教育可以被看作是對家庭教育的延續。布爾迪厄將家庭教育稱為「個人的早期社會化過程」，而學校教育則被視為是正式的社會化過程。個人在接受學校教育的過程中不斷接觸外界價值觀、與原有自發形成的價值產生抵觸、碰撞、摩擦，從而對社會價值觀進行整合併建構自我價值體系。這就是「社會化」的過程。

由於教育體制遵循統治階級制訂的社會規則與審美秩序，所以，針對不同的家庭教育結果，學校教育也表現出不同的態度。對於上層和中產而言，他們的家庭教育對於學校教育而言相當於一個墊腳石。因為他們是遵守規則甚至制定規則的一方，家庭教育自然天然地符合學校教育的要求。因此，中產及以上子女在早期家庭教育中所積累的文化資本，到了學校教育體系中就獲得了承認與延續。例如有家學淵源的學生在學校內普遍表現為自信乃至自負、學習成績好、知識面廣泛並受到主流讚揚與宣傳，等等。

但對於社會底層，由於他們的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相齟齬，學校教育就表現出排斥、強制扭轉或同化的態度。由於底層擁有的資本和話語權力完全無法同整個教育體制抗衡，因而底層也只能夠屈服於學校教育的指示。普通教育會強行扭轉來自下層社會階層的子女從前的種種日常生活習慣。這種學校教育強行消解家庭教育並同化底層子女的現象，造成了布爾迪厄所言的「雙重性的浪費」：底層子女一方面要放棄自己曾長期擁有的習慣，另一方面又要努力接受學校教育，而這個過程往往伴隨著傷害與侮辱。因此，他們在學校期間的文化資本的積累就更加緩慢、更加落後。

綜上，教育與階級的內在聯繫是階級再生產的關鍵。雖然這僅僅是一般情況，並不能決定性地斷言「底層子女一定無法通過教育達成文化資本的大量積累」。

2.審美趣味，以及審美秩序的產生

在布爾迪厄之前，康德就從純粹美學的角度討論了個體審美趣味與審美判斷力的形成。康德認為，審美判斷力是「無目的的合目的性」，是個體進行內省的「反思判斷力」。他將審美判斷力從具體的現實的社會中抽離，將之放置在了一個純粹判斷領域之中。這樣，審美判斷力的形成就與個體背景無關，純粹取決於個人理性能力如何。即便是再貧窮的個體，也有可能通過反思形成對高雅藝術的審美判斷力。這是康德的審美判斷力理論。

但布爾迪厄反對康德這種將審美判斷力歸結為人類「先驗綜合判斷」，從而將審美趣味與個體階層剝離的做法。布爾迪厄認為，審美判斷力是後天形成的，與個體所處階層密切相關。雖然審美判斷力包括一個社會化個體的文化愛好、品位、情趣，但是，「審美趣味並非某種基於個人才能基礎之上的獨特內心感受和實踐，而是根源於與階級教養和教育密切相關的社會地位當中。」這樣，審美趣味就擁有了一種新的功能：作為社會區隔的標誌而存在。人們可以通過每個個體不同的審美趣味辨認他所處的階層，並進行自我歸類和尋求那些擁有相似趣味者的認同，以此完成社會區隔。

審美趣味不僅僅代表著一個個體的生活方式，同時如上文所述，它也代表著個體在社會空間中所處的位置即階級。審美趣味也不僅僅是作為外化的標誌而存在的，它同時具有反向維持社會階層邊界的作用。審美趣味維持社會階層或區隔邊界的機制，就在於擁有不同層次審美趣味的個體通過不同的消費選擇，消費不同的文化產品。這種消費行為起到了不斷表述個體所處社會階層的作用。如果運用比喻的話，我將整個文化市場視作一個巨大的玻璃迷宮，象徵著不同等級的文化商品被按次序擺放在迷宮的不同房間里。例如，無印良品、柴靜、麗江、星巴克被擺放在A1區域，而殺馬特、國產山寨手機、路邊大排檔被擺放在B1區，茶道、和服、攝影、COSPLAY被擺放在A2區，等等。不同的個體在面對迷宮的岔路口時，選擇向左轉進入A1區，還是直走進入B1區，這種行動是受個人的審美趣味與階級習性驅動的。而玻璃迷宮中的每個個體都能夠觀察到他的一舉一動。他左轉或直走的舉動無意間顯示了他所處的階層，其他觀察他的個體則通過他的行為判斷「他的品味是高是低」，之後作出或疏遠或親近的行為決策。

所謂「品味的高低」並不是天然產生的，個體是依據現有的審美秩序與價值標準來判斷一個人品味高低的。而審美秩序與價值標準如第一部分所述，是由統治階級根據自身階層的特性規定的。統治階級通過權力來規定：什麼有價值、什麼沒有價值、什麼是優秀、什麼是低端、什麼是高雅、什麼是粗俗、什麼是淫蕩、什麼是端莊……而廣大底層人民並非自發自願接受這套審美秩序，僅僅是被權力和話語「被自願地」接受和認可它的。

所以，我們對某一個體在審美趣味上的評判，並不是純粹出自我們自己的獨立判斷，而是依據一套既有的價值標準對這一個體進行歸類和自我歸類罷了。我們對他人審美趣味的評價深受審美秩序的影響。

3.階級習性

習性（habitus）一詞來源於亞里士多德的「Hexis」一詞，意為習慣、素養、經驗等。它是個體早期社會化經驗的內化，也即上文所提到的家庭教育的結果。因此，習性與階層緊密相關。因為同一階級和群體的所有成員面對的社會物質文化生活條件類似，所以他們由此生成的習性也相應地表現出類似性，於是習性就為同一階級或群體的所有成員所共有，由此，不同的階級也就具有著不同的習性。布爾迪厄因此也將習性稱之為「集體無意識」。

習性是一個通用的生成個體實踐的原則，也就是說，它深刻地影響著個體實踐行為模式。但卻是作為一種「無意識的」、「下意識的」、「潛意識的」東西來影響個體。習性影響個體行為的特點可以被概括為潛移默化四個字。個人的行動在行動時通常遵循的並不是一種自覺的理性邏輯，而是一種「含混與模糊」的邏輯，也就是習性。換句話說，每個個體在實踐行動之前並不會總是深思熟慮，脫離階層對自己的客觀利益進行理性考量，而是在他內部的階級習性的影響下不自覺地按照階級習性來辦事。

但上面的論述並不意味著我們可以得出「階級習性決定一個人的具體實踐」的結論，習性所設定的更多是從事實踐的方式與風格，而不是具體的某種實踐。布爾迪厄曾以喬姆斯基的「生成語法」來類比習性：人們可以再符合語法規則的情況下組成各種各樣完全不同的新的、之前沒有見過的句子，從而形成自己的語言風格。同樣，習性也可以讓人在特定的界限之內生成各種事先未曾見過和做過的行動與實踐。但因為階級習性的內在統一性與階層內通用性的影響，這些實踐總的來看像是一種「被規導過的即興表演」。

習性的產生來源於家庭教育，同時也是個性與社會性的統一。習性既來自社會制度，又存在於個體身體之中。習性並不是永久不變的，它「是一個開放的系統，不斷地隨經驗而變，不斷強化或調整自己的結構」。但大體上人們很難超越自我階級，實現階級習性的突破性改變。

階級習性與審美趣味一起形成了個體的審美判斷力，這種審美判斷力「發揮一種導向作用，引導社會空間中特定位置的佔有者（即處於某一特定階級的個人）走向適合其特性的社會地位，走向適合位置佔有者的實踐和商品。」這也就是我上文的玻璃迷宮的比喻，這實際上意味著階級習性是將社會階層轉化為具體生活方式的一個媒介。

綜上所述，個體在文化消費中的文化選擇，直接地與他的審美趣味和階級習性相關。而個體的審美趣味與階級習性又根源於個體所處的社會階級。階級通過教育完成文化資本在上一代人與下一代人之間的傳遞，同時也完成了從經濟資本向文化資本的轉變。

三、社會區隔：追求精緻的目的

1.什麼是社會區隔

在前文的兩個部分中，我們隨著布爾迪厄的理論重新建構了社會階級。在重建構的階級基礎之上，我們討論了個體看似獨立實則根本上受其所處階級支配的消費行為的兩個驅動要素：一為審美趣味，二為階級習性。在本節，我們將會根據上文確立的基本概念來探討社會區隔這個抽象的理論框架。

我們先來討論什麼是社會區隔。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從根本上講，人們存在於世界上，就要將自己與其它個體作出區分。「有區分的，有意義的，這是一回事。」如果不能將自己與其它個體進行區分，導致生成的自我不成其為自我的話，個人就會感到混亂和無意義。自我只有在與他者的對抗之中才能產生。沒有他者，自我就是無意義的缺失語詞。個體必須通過與他者的持續對抗，不斷確認、打碎、重塑自我，保持自我的「流變中的穩態」。一旦他者與自我雷同，就導致了對抗的不可能，自我也就無從確認。這時個體就會產生認同危機。這也是區分的內在原因。

而社會區隔則將個體的區分擴大到了群體的區分的程度。社會區隔表現為統治階級、中產階級和底層階級的相互區隔，這種區隔常常源於各階層文化實踐方式的不同。區隔體現了某種特定文化趣味在同類實踐中的位置與差異，這種差異維持著階級的邊界。比如，對待同一種文化實踐如飲食，統治階級的態度是重視菜肴的方式、形式、服務，表現出鋪張奢靡；中產階級努力向統治階級靠攏，但自身資本不足以長期維持高端消費，於是強調飲食的精緻、相對脫離使用價值、輕奢；底層階級停留在物質與生活必要性上，更注重數量、物質、實質功能、使用價值。於是，階級之間的距離就由此產生了，階級區隔由此實現。而這種距離是統治階級或中產階級刻意維持的，維持的方式同時包括聚合與排斥——聚合同道與排斥異類。而社會區隔被維持的意義就是保持優越感和差異性。

2.利用消費主義形成社會區隔的原理

中產階級如何有效快速地形成與底層的社會區隔，同時又要與上層階級靠攏呢？這一行為是通過對上流社會的觀察與對其生活方式的模仿和重現而形成的。模仿和重現的具體方式，就是消費相應的商品，吸取其中的符號，以多種多樣的符號來建構自己的中產身份。

為了使自己的建構消費行為合法化，中產階級特地構建了一個「中產小資趣味與價值標準」，這一標準的形成有兩個來源：一是上層趣味通俗化，即在上流社會的生活中挑取斷章殘片，羅列重組並添加細節標準成為一種「精緻文化」；二是將邊緣趣味高雅化，即為邊緣藝術注入神聖或高雅形式，使之既獲得一種區隔能力，又符合中產階級的資本量。總之，中產階級通過拼湊和自我創作的方式，強行建構了一種價值觀念和文化標準。這種價值觀念與文化標準又被消費主義通過文化工業批量製造與販賣，於是就產生了新的生產者-消費者關係：

作為賣方的消費主義通過文化工業，依據精緻文化標準批量生產與複製文化產品，而中產群體作為買方，通過消費這些商品來獲取上面標誌著精緻的符號，運用這些精緻符號來塑造自我身份，互相建立「中產階級」的身份認同，達成社會區隔，從而達到緩解身份焦慮並保持階級優越感和差異感的目的。

所以，由此推導出的一個結論就是：所謂精緻文化，包括時下知乎上所流行的許多文化觀念與消費理念，其本質只不過是一種後現代消費行為的產物、一種消費主義下的消費社會的產物罷了。

參考文獻：

《炫耀性消費——凡勃倫與布迪厄之比較》

《布迪厄的階級場域論與階層的形成》

《布迪厄的文化理論透視》

《文化視域中的階級與階層——布迪厄的階級理論》

《消費的階層特徵——解讀布迪厄的階層消費理論》

《布迪厄習性理論的五個核心性結構特徵：德國的分析視角》

《社會區隔：旅遊活動的文化社會學本質——一種基於布迪厄文化資本理論的解讀》

《文化資本與教育場域——布迪厄教育思想述評》

《文化與權力——布爾迪厄的社會學》

《歷史反思中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文化批判理論》

《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蹤跡》

《從物的消費到符號的消費——鮑德里亞的消費文化理論探究》

《單向度的人》

《新窮人及其未來》

@北回歸線之南的部分知乎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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