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爾·馮·克勞塞維茨——偉大的靈魂(2)
題圖:克勞塞維茨在法國所作的兩份報告
雖然人的理智總是喜歡追求明確和肯定,可是人的感情卻往往嚮往不肯定。人的感情不願跟隨理智走那條哲學探索和邏輯推論的狹窄小道,因為沿著這條小道它會幾乎不知不覺地進入陌生的境界,原來熟悉的一切就彷彿離它很遠了,它寧願和想像力一起逗留在偶然性和幸運的王國里。在這裡,它不受貧乏的必然性的束縛,而沉溺在無窮無盡的可能性中。在可能性的鼓舞下,勇氣就如虎添翼,象一個勇敢的游泳者投入激流一樣,毅然投入冒險和危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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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戰爭不是消遣,不是一種追求冒險和賭輸贏的純粹的娛樂,也不是靈機一動的產物,而是為了達到嚴肅的目的而採取的嚴肅的手段。戰爭由於幸運的變化,由於激情、勇氣、幻想和熱情的起伏而表現出的一切,都只不過是這一手段的特色而已。社會共同體的戰爭,特別是文明民族的戰爭,總是在某種政治形勢下產生的,而且只能是某種政治動機引起的。因此,戰爭是一種政治行為。
——《戰爭論》
大難臨頭
拿破崙在12月5日接見了普魯士公使豪格維茨,將自己勝利的消息親口告知,本身就存在親法情緒的豪格維茨更是不知所措,被派去宣戰的公使,卻匆忙帶回了一份和約,普魯士聲名掃地,國民對這樣的舉動更是怨聲載道。
《戰爭論》中的這兩段話,在後世看來,很可能是對1806年的普魯士宮廷所寫的評語。在被拿破崙稱之為「普魯士唯一的真男人」的路易斯王后斡旋下,普魯士一步步走向了戰爭。
在當時的普魯士,統治者將戰爭的結果歸結在運氣和勇氣上,儘管沙恩霍斯特和他的「軍事協會」已經不止一次討論過戰爭的決定因素,從戰爭計划到如何應對法軍的新式散兵戰術。但國王腓特烈威廉三世以及他的幕僚們堅持認為:軍隊的勇氣是最重要的因素,在此之上,一切都將應運而生。
沙恩霍斯特在這緊要關頭,再一次提出了改革的呼聲,他建議動員國民,就像他們的對手——英國和法國那樣,喚起國民的尚武精神,裁撤那些毫無能力又身居高位的統帥。
對於侵略戰爭而言,這個成見也許不完全錯,但是,在整個民族受到征服或掠奪的威脅,人人都為自由獨立而戰,大家都渴望勝利的一場戰爭中,全民意志代替了在其他情況下所要的最大智慧。我們只要想一想現代發生的事情就夠了:科西嘉人反抗法國人的鬥爭,美洲人反抗英國人的鬥爭,旺代反抗共和主義者的鬥爭,最後還有共和主義者反抗全歐洲的鬥爭。他們不是在下列統帥的指揮下取得勝利的嗎?這些統帥是:迪穆里埃、居斯蒂納、烏沙爾、迪戈米埃、孟德斯鳩、儒爾當、皮歇格魯、奧什、莫羅、波拿巴、馬賽納以及其他一些人。然而,他們大多只能說是普普通通的人。
沙恩霍斯特的睿智又一次埋沒在碌碌無為的普魯士宮廷中,腓特烈·威廉三世只想著如何結束這種苦惱而又難堪的狀況,最終沙恩霍斯特的意見中,只有把編製劃分為師這一項得到了通過,而腓特烈·威廉三世也找到了解決問題的辦法——對法國宣戰。
克勞塞維茨又一次走上了戰場,這是他第二次披掛上陣,他在行進中開始不停地寫作——旅途的見聞,軍營的故事,以及對瑪麗的愛戀之情,全部都寫入了書信之中。在9月20日,當他在羅斯巴赫行進時,回憶起那場永載史冊的輝煌勝利,充滿激情地寫道:命運賜予普魯士一次機會,向整個法蘭西施加蒼白的恐怖,將傲慢的皇帝投入深淵。
這樣的過分樂觀很快就遭到現實的打擊,克勞塞維茨在9月29日的信件中寫到「沙恩霍斯特的改革活動真是舉步維艱,在這個軍團里本應該只有一名統帥和一名軍需長,可實際上卻有三個統帥和兩個軍需長。」他開始覺得這場戰爭的結局將會搖擺不定,但他對普魯士的優勢仍然抱有信心,他認為如果由他來指揮普軍,這場戰爭的勝利是毋庸置疑的——「德意志和整個歐洲的解放已經臨近了。」
當普軍前列與法軍交戰,斐迪南親王不幸戰死,克勞塞維茨意識到決戰就要來臨,他在10月12日激動地寫道:「後天或兩三天後,將進行一場全軍期待的大戰役,我本人也在興奮地等待著這一天的到來,如同高興地期待婚禮一樣,幻想它能使我幸福地同那隻給我戴上了戒指的手握在一起。我盼望著勝利。再見,我的親愛的瑪麗,我從來沒有像此時此刻這樣感到同你近在咫尺,同你更相配。再見,期望著在此間或在另外一個世界上重逢——永遠屬於你的卡爾。」
普魯士擲彈兵們唱起了歌——不再是「弗雷德里希皇」或「安斯巴赫拜羅伊特」了:
「有的人情願為國捐軀,我卻想繼承十萬金幣!
祖國啊!無情又無義——為它犧牲?十足蠢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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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望與希望
你們不要對自己的命運絕望,這就是:要尊重你們自己。——克勞塞維茨
10月24日,克勞塞維茨期待的大會戰開始了,兩天後,普軍便潰敗四散,甚至慌張投降。
克勞塞維茨隨著奧古斯特親王的部隊從奧爾施塔特撤退,擺脫了追兵之後,26日在駐地諾伊魯平集結起600人,又經過兩天的行軍,只剩下240人,不到出發時的一半。
在向帕澤瓦爾克行軍途中,他們遭到了法軍騎兵的進攻,克勞塞維茨回憶起之前法軍騎兵的進攻方式:他們先進行加速衝鋒,之後減慢速度,於是他命令士兵不要開火,法軍騎兵果然如此進攻,等他們慢步前進到較近的距離,普軍的齊射把他們擊退。
但這樣的好運不長,法軍騎兵越來越多,而普軍無法渡河,只能陷在河邊的沼澤中被包圍,奧古斯特親王試圖組織士兵排成方陣做最後一搏,但疲乏的士兵們混亂不堪,克勞塞維茨不禁懷念起曾經那支只會死板執行命令——但的確能執行命令的普魯士軍隊。
最終親王和其餘的士兵成為了俘虜,繆拉元帥指示親王前往柏林的王宮,拿破崙皇帝有意會見他——這個法軍的戰利品。克勞塞維茨作為副官也跟隨前往。
個人與國家的徹底失敗,對於克勞塞維茨來說,自然是一種巨大的侮辱——雖然他沒有歇斯底里的仇恨和復仇的強烈慾望,但是,他確實憎惡作為侵略者和佔領者的法蘭西。當奧古斯特親王與拿破崙會見時,拿破崙不厭其煩地大談自己對和平的渴望,對普魯士為何挑起戰端表示不解。而在《戰爭論》中也就自然出現了這樣一句話:
征服者總是愛好和平的(如拿破崙一貫聲稱的那樣),他總是願意和平地進入我國,但是為了使征服者不能得爭,因而就得準備戰爭。
當克勞塞維茨跟隨身著破爛軍服的奧古斯特親王走出王宮時,受到的嘲諷和怠慢,使他心中燃燒起一團烈火——並非是仇恨和憤怒的火焰,而是更為奪目的忠誠之火,在失敗的陰霾下,對國家和民族的熱愛,指引著他繼續奮鬥。
奧古斯特親王作為俘虜被遣送到南希——克勞塞維茨也伴隨在身邊,隨後又被轉移至蘇瓦松。在法國的日子裡,克勞塞維茨唯一的精神支柱,就是與瑪麗的書信往來,是愛情支撐著他的信念。
當克勞塞維茨終於探聽到沙恩霍斯特在埃勞會戰中的成就,以及他的現狀,克勞塞維茨激動不已,因為他非常清楚,這位出身農民的軍官,能夠為普魯士軍隊帶來革命,鑄就德意志的解放之劍。他激動地給沙恩霍斯特寫了一封書信,由於戰時限制俘虜只能與親友通信,便附在寫給瑪麗的信後,由她轉交,註明「致朋友S」。
在法國,奧古斯特親王——這位自幼受到法國文學熏陶的貴族,一面縱情談論法國文學,一面沉湎於聲色犬馬之中。而克勞塞維茨四處遊歷學習,開始是用來麻痹自己的失落,但之後他從悲痛中走出來,認清了自己的使命,他開始研究法蘭西民族和文化的特質,涉獵法國的戲劇和繪畫藝術。他寫到「我感覺在我的身上有某種對崇高目標的追求」,但他此時還沒有意識到這個崇高的目標具體是什麼。
1807年7月,提爾西特和約簽訂的噩耗傳來,這對克勞塞維茨和奧古斯特親王都是極大的打擊,克勞塞維茨整月沒有動筆,但同時也意味著他們將回到祖國。在等待通行許可的時間裡,奧古斯特親王決定前往瑞士旅行,除了欣賞阿爾卑斯的風光,他還要拜會斯塔埃爾夫人——她不甘淪為御用文人,在著作中向法國人介紹敵國的萊辛、歌德、席勒、赫德爾、溫克爾曼和維蘭德這些偉大的人物,介紹德意志對歐洲文化的貢獻,卻單單沒有提到拿破崙。聽慣了御用文人捧臭腳的拿破崙,對她恨之入骨,下令將此書銷毀——甚至到了聖赫勒拿島上還在咒罵。
奧古斯特親王曾經將她的文學著作《柯林娜》推薦給克勞塞維茨閱讀,而克勞塞維茨也十分推崇。在科佩,反對拿破崙的人們聚集起來,克勞塞維茨在這裡深受啟迪和鼓舞,他寫下:
當一個人民儘管在恐怖的政府面前顫抖著,但也不願第二次拿起武器,當人們由於在自己家裡只能看到被斬首的兄弟、父母兒女的魔影,才願意從這個流血的地方被趕到戰爭中去,因為在那裡至少能以廝殺對廝殺——難道說這是有力量的表現嗎?
當一百萬充滿槍殺掠奪狂的人被投擲到帝國邊界以外,來對付只有不到此數四分之一的軍隊,而這支軍隊又是由一些白髮蒼蒼的老人指揮著,作戰時而走點運氣——難道說這是有力量的表現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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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忘記了,法蘭西當時的整個軍事實力也就是這支訓練無素的軍隊,對此我不想對他們深究。塞莫皮萊戰役、比爾斯河畔的聖雅各布戰役,這才是強烈的熱情產生的效果。而這場革命戰爭中有哪個行動堪能與此熱情媲美?法蘭西軍隊有多少次在一小撮敵人面前望風而逃?它們能夠列舉出哪一次勝利是在以寡敵眾的情況下取得的?根本不存在這樣一些輝煌的戰績,這一情況本來早就應該引起人們對這次革命熱情的能量和法蘭西人的整個英雄氣概的懷疑。看來,促使人們做出錯誤判斷的,正是統治著這支軍隊的精神和那些夸夸其談的言詞。然而,法蘭西人是愛虛榮的,愛講大話的,他們後來表現出來的那種真正的軍事自信心是天才的、全神貫注的和走運的指揮官的成果,而不是革命,也不是民族信心的成果。
克勞塞維茨與斯塔埃爾夫人以及她的丈夫威廉·施萊格爾(註:即著名文學家大施萊格爾)相見甚歡,施萊格爾與克勞塞維茨抱有同樣的愛國主義,斯塔埃爾夫人稱他們為「傑出的德意志人」。三人暢談著德語及法語、德意志人與法蘭西人的對比。
克勞塞維茨在法國期間留有一些報告,這些報告可以看做是他在軍事哲學和政治哲學的一些練筆。其中有兩份最為重要:一份是為奧地利作的對法作戰計劃草案,另一份《德國人和法國人》是對德意志和法蘭西人民的分析,也是他與施萊格爾夫婦交談的一些記錄。這兩份報告反映出克勞塞維茨對於民族未來的憂慮,和他在法國所進行的廣泛涉獵——不僅限于軍事。
而報告中也不乏可取之處,克勞塞維茨一針見血地指出:
在我們的時代,大規模佔領的土地是難以防禦的,因此最聰明的人認為大規模佔領是根本不再行得通的。整個近代戰爭史證明這種看法是正確的,或者更確切地說,促使人們得出這種看法。拿破崙卻違背了這一點,一意孤行,而且是在1806年之後。因為在1797年時,他還覺得,每佔領一地都使他的處境變得更加危險,於是就很快締結和約。1801年和1805年,他都在戰爭開始變得對自己極端危險的時刻,第二次和第三次迫使奧地利皇帝締結了和約……如果奧地利(在1807年)作為法國的敵國出現,那麼法國要防禦的陸地防線就要三倍於迄今為止的防線,這時,大規模佔領的各種弊病都會顯露出來。——我不能不從這個角度來觀察事物的這種狀況,並認為這是這個問題的最有決定意義的特點。
1807年11月,克勞塞維茨和奧古斯特親王一同回到了柏林。
回到柏林的當天,他在朋友家中見到了久別的瑪麗,兩人緊緊擁抱在一起。
克勞塞維茨得到了東普魯士傳來的消息:腓特烈·威廉三世國王決心改革,並且徹底清算這場災難的禍首。他已經邁出了第一步,為了嘉獎沙恩霍斯特在埃勞會戰中的功績,授予普魯士功勛勳章(即日後的藍馬克斯勳章)。同時晉陞少將,任命其為軍事改組委員會主席。
27日,腓特烈·威廉三世下令成立「檢查戰爭中投降和其他事件直屬委員會」,格奈森瑙和格羅爾曼加入其中。而這一天,克勞塞維茨收到了沙恩霍斯特從東普魯士寄來的書信:
在遭受了種種苦難,經受了無限痛苦之後,只要有可能從廢墟中復興,誰會不願意竭盡全力播下能結出新果的種子!如果可以指望它能以新的力量和新的生命成長,誰會不願意捐軀!但是,親愛的克勞塞維茨,要實現這一點,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必須喚起國民的獨立自主的情感,必須給他們以認識自己、主宰自己的機會,只有這樣,他們才能自己尊重自己,並迫使別人尊重他們。為達此目標而努力奮鬥,就是我們唯一能夠做的。我們崇高的活動領域,不外乎打碎各種舊形式,擺脫成見的束縛,指導、促進復興工作,並使之自由發展而不受阻礙。
接下來,沙恩霍斯特談到了箭在弦上的改革
儘管我們的前景並不樂觀,但是我們還是在竭力促使軍隊內在的新生,不但在編製、晉陞制度、 訓練,而且特別是在精神方面;在這方面,國王不但毫無成見地表示贊同,而且給我們出了很多與此精神和條件相吻合的主意。如果國王繼續執行這個已部分得到他同意的方案,偏見不會給貫徹執行帶來困難,主要目標不致由於一些變動和執行者不得力而歸於失敗,那末,這支新的軍隊,即使再小,作用再有限,也會按著一種新的精神向著自己的目標接近,並且同國家的公民結成一種更為緊密和親近的同盟關係。
克勞塞維茨奔赴東普魯士,投入到即將到來的改革中去,雖然他們目前得到了國王的支持,但面對保守的舊容克勢力,以及更大的敵人——法國,改革之路將舉步維艱。
從比利牛斯到波羅的海,拿破崙的帝國此時可謂如日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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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普魯士種下了一粒種子,它終將成為參天大樹
一百多年後,這棵大樹的一顆果實作為種子又被埋入土中
人們稱讚這顆果實的力量,但很明顯,它的本質,應該是最初的一粒種子才對
這粒種子,正是德軍總參謀部這棵大樹的力量源泉
有的人羨慕這樣一棵遮風避雨的大樹,紛紛發出讚歎
可他們不明白,用木架子搭起來的大樹,就是造得再惟妙惟肖,也是活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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