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管理為何毀了我們的生活？

作者：Oliver Burkeman

人類永不止息地為了活得有意義而鬥爭，對抗著不可避免的死亡。這一鬥爭在2007年夏天的一個星期一進入新的階段。這天，谷歌的員工們聚集在一起，傾聽以極客自居的作家梅林·曼恩（Merlin Mann）發表演講。他們最大的職業煩惱就是電子郵件。這種「數字化瘟疫」侵佔了越來越多的時間，使他們沒時間處理更重要的工作，也沒時間享受生活。而曼恩這位「個人生產力」運動的新星，認為自己已經找到了答案。

他管自己的這套方法叫「收件箱歸零法」，而其基本思想相當簡單。我們大多數人使用電子郵箱的時候沿襲著一種壞習慣：我們每隔幾分鐘就檢查一下郵件，閱讀它們，覺得有些小小的壓力，卻幾乎不去處理。於是郵件越堆越多，成為一座壓力山大的大山。

曼恩則不同。他那天在矽谷的谷歌校園中，對聽眾提出建議：每當你查看收件箱時，都應當有條理地「歸零」：弄清楚每一封郵件要你採取的行動——是回復一封信，是在自己的待辦事項中添加一個項目，還是把它歸檔就行了。然後採取那個行動。重複這麼做，直到郵件全部審完。然後你就可以關閉郵箱，繼續享受生活了。

「這相當於在說，『我處理起電子郵件來就是個渣渣，而這些東西能幫助我不那麼渣渣——也許你會覺得它們很有用。」曼恩後來回憶道。然而他卻引發了緊張的社會意見大對立。成百上千的人在網上看了他的演講視頻後，「收件箱歸零法」催生了無數的博客、書籍和APP。

此法在御宅族中風靡，彷彿是當年「阿特金斯飲食法」[1]大流行的再現：即使你自己不那麼做，你也幾乎可以肯定地知道有誰在那麼做。曼恩的追隨者們鬥志昂揚地曬出截圖，展示他們已經清空的收件箱。而《紐約客》卻察覺到對曼恩的追捧越來越像是一種邪教，於是說他的體系「介于山達基教和禪修之間」。（《紐約郵報》則說該方法是一派胡言。）

提高個人生產力，也就是最大化地利用你有限的時間，這一目標已經成為了我們當代的主旋律。

如果覺得這些狂熱行為很極端（畢竟「收件箱歸零法」只是一套處理電子郵件的技術流程而已），這是因為電子郵件的問題早已遠遠不止是技術問題了。電子郵件充當一種無限的待辦事項表：地球上的任何一個人都能隨意地往裡面添加任何事項。對數字化經濟中的「腦力勞動者」而言，這既是一種隱喻，又是一種交付機制，給人以這樣的感覺：試圖在有限的時間內，完成數量在不斷增長的任務，這種壓力會讓人難以承受。

我們大都體會過這種隱隱的不知所措：感覺我們的生活雖然充滿各種活動（這可能讓人很興奮），但時間卻脫離了我們的控制。而現在，由曼恩參與發起的「個人生產力」運動，承諾提供時間管理的建議來減輕人們的痛苦，而這些建議專為智能機與互聯網的時代量身定製；這一運動正前所未有地繁榮。目前在蘋果應用商店裡，「生產力」類別之下有上千個APP，其中就有軟體用來模仿在咖啡廳里工作時的背景噪音（一些心理實驗表明，這有助於人們集中精力工作），還有一種文字處理器：如果你不能保持足夠快的打字速度的話，它會把你寫下的字刪掉。

提高個人生產力，也就是最大化地利用你有限的時間，這一目標已經成為了我們當代的主旋律。《紐約時報》記者查爾斯·杜希格（Charles Duhigg)所著的兩本該主題的書籍共同佔領了美國暢銷書排行榜超過60周。而另一本書，《四小時工作周》開出了不靠譜的空頭支票，誘惑了全世界135萬讀者。還有一些博客為高效約會提供建議，也為高效約會的潛在成效，也就是高效育兒，提供建議。美國的一些旅店，甚至還在店內的標語上，祝福房客能夠享有「高產的住宿體驗」（你懂的——譯者注）。

在過去的幾年中，典型的矽谷初創企業致力於解放時間與腦力。其方法是消除日常生活中惱人的「摩擦阻力」：購物、洗衣，甚至是吃飯——比如改吃那種粘稠的米色代餐Soylent。而這種解放，基本上總是以增大你的工作量為目的。

然而事實上，更多的時候，旨在提高個人生產力的技巧似乎加劇了他們想要緩解的焦慮。你越是善於管理時間，你越會覺得擁有的時間太少。即使有人成功地運用了「收件箱歸零法」，也不總能讓他們安心。一些人把它解讀為，每一封郵件都應當回復，這卻反而更加牢固地把他們拴在了收件箱旁。（「這個狀況真令我抓狂。」曼恩說。）

對另一些人而言，無論是什麼郵件，一想到它會讓本該保持整潔的收件箱變得雜亂無章，他們就神經緊張。於是他們更加頻繁地查郵件了。而我自己對於「收件箱歸零法」的鬱悶體會是，處理郵件變得超級高效也就意味著我會收到更多郵件。——畢竟，回復一封郵件，通常會引來一封對你回復的回復，如此往複。（相比之下，粗心的郵箱用戶時常會發現，忘記回復能夠帶來一些好處：別人會去尋求其它的解決方案，來解決之前纏著你要你解決的問題；或者信中提到的迫切危機根本就沒有降臨。）

時間管理理論給出的誘惑是，總有一天，一切終將置於控制之下。然而現代經濟中的工作，具有無上限的特點。而如果來信源源不斷，「收件箱歸零法」就永遠無法帶來解放。——你依舊是西西弗斯，永恆地把石頭滾上山頭。你只不過是滾得稍微快了一點。

在谷歌發表演講兩年後，曼恩在網上發表了一段又亂又長還略顯狂熱的視頻。他宣布已經簽約，要出一本「收件箱歸零法」的書。而他作為一個生產力導師的生涯，卻開始引起他內心的衝突。「做這一行(也就是演講和諮詢)，我已經開始賺很多錢了，但我也開始感到內疚。」他今年早些時候告訴我，「這種關於生產力的話題引發了最糟糕的拖延症，因為它讓你感覺你在幹活，而我的作品卻特意跟人說，『喂，過來瞧瞧該怎麼幹活，而不是這就去幹活！』」

那部書錯過了原定的出版日期。粉絲開始質疑。又過了兩年多，曼恩發表了一篇自我批評的文章，突然宣布放棄那個項目。這是一篇3000字的吶喊，是一個男人的幡然悔悟：失去一天又一天的早晨與自己的三歲女兒在一起的時光，全因他「信口雌黃，只為讓我的編輯看了滿意」，寫的是如何更好地利用時間——如此地諷刺。他宣布自己有罪，因為他「為著述關於優先性的書籍，而拋棄了（我）最重要的事情……我無意間無視了我自己給出的建議：永遠不要讓你辛苦的工作攪亂那些美好的事情。」

他暗示他可能寫一本不同類型的書——一本關於真正重要之事的書——但他始終沒有寫。「我現在基本上退出『生產力圈子』了，」曼恩跟我說。「如果你提高效率，只是為了把更多的事項塞進你的一天……那麼，你怎麼可能知道那樣管不管用呢？」

我們通過使自己更有效率，來應對現代生活中棘手的需求——這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如果說高效率只會讓事情變得更糟呢？

人的平均壽命大概只有4000周。因此，怎樣才能有效地利用每一周，就成了多多少少難免會使人焦慮的事情。我們有足夠高的心智水平來提出無限多的雄偉計劃，卻一點都沒有時間來付諸實施。如何管理時間，這一課題據說至少能追溯到公元一世紀，羅馬哲學家塞涅卡（Seneca）發表了《論人生之短暫》：「賦予我們的這段間隔逝去得如此之快，如此之輕，以至於除了極少數人以外，人們在剛剛準備生活時，卻發現人生已經走到了盡頭。」他說道，斥責他的同胞把時光浪費在無意義的忙碌上，還有「在陽光下烤自己的身體」。

顯而易見，如何度過充實的一生，這一挑戰自古有之。不過，我們依然可以肯定地說，一世紀的羅馬公民並沒有經歷過什麼事情能和當今因生產力而起的恐慌相提並論。（塞涅卡關於如何生活的回答，與提高生產力無關，而是叫人放棄對財富或者高位的追求，轉而在哲思中度過你的時光。）

關於我們的命運，一種只屬於現代的現象是，我們感到有義務讓自己儘可能地高效，以此來應對時間上的壓力——即使這樣做並不能像期望的那樣緩解壓力。想要通過削減工作量來換取更多時間，即使不是不可能，也至少通常在感覺上是不可能的。

時間壓力的問題總被認為應當隨著社會的進步而改善，而不是惡化。

1930年，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提出了著名的預言：在一個世紀之內，經濟增長將使得我們每周工作不超過15個小時。於是人類將會面對他們最大的挑戰：安排好如何利用所有空閑的時間。經濟學家依然在爭論，為何現實發生得與這一預言迥然不同，而最簡單的答案是「資本主義」。凱恩斯似乎假定，一旦我們滿足了基本需求，外加一些慾望，我們自然會減少工作。然而，我們卻不斷地產生新的需求。視你所處的經濟階層而定，想要通過削減工作量來換取更多時間，即使不是不可能，也至少通常在感覺上是不可能的。

可以說，史上第一位時間管理大師弗雷德里克·溫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是指出提高個人生產力可以解決時間壓力問題的先驅。作為一名工程師，他在1898年被賓夕法尼亞州的伯利恆鋼鐵公司聘用，任務是提高公司的效率。「視察著覆蓋賓夕法尼亞州數平方英里範圍的工業園區，他看著工人們將92磅（鐵錠）裝載到軌道車上。」馬修·斯圖爾特（Matthew Stewart)在其書《管理學的神話》中寫道，「有總重8萬噸的鐵錠要被儘快運走，以滿足西美戰爭引發的新需求。泰勒眯起了眼睛——那裡有浪費，他很確定。」

根據他的計算，伯利恆的工人每人每天能搬運大約12.5噸的鐵錠。——而意料之中的是，當他給了一群「又高又壯的匈牙利人」額外的工錢，讓他們按自己最快的速度工作了一個小時，他發現他們的績效遠比那要好。外推到整個工作日，並估算了休息時間之後，泰勒從他那自信與模糊計算的標誌性結合中得出結論：每個人每天都應當搬運50噸，也就是四倍於他們通常的搬運量。

泰勒想要出同樣的錢讓他們干更多的工作，對於這一公開的企圖，工人們自然非常不高興。然而泰勒卻不是特別在意他們的幸福度。工人們只需執行，而不是去理解他新思想——「科學管理」。「適合搬運生鐵的人，要符合一個最重要的條件，」泰勒寫道，那就是「他應當夠蠢夠冷淡，以至於他的精神面貌幾乎更像是一頭牛，而不是其它類型……他蠢到連『百分比』這個詞都聽不懂。」

泰勒試圖將效率的思想強加於伯利恆鋼鐵廠，而這一思想，他借鑒自工業革命時代的機械工程師。這種思想原本用來提高機械效率，現在卻用在了人身上。之後，它流行開來：泰勒作為這個話題的講師，享有了高調的職業生涯。而截至1915年，根據歷史學家珍妮弗·亞歷山大（Jennifer Alexander）的說法，「『效率』一詞已經到處都是：報紙頭條上、廣告里、社論里、商業手冊中、和教堂外的公告牌上。」在20世紀最初的幾十年中，英國處在對德國國力崛起的恐懼中，而國家效率運動將左翼和右翼的政治家聯合起來。（「當前，」《旁觀者》雜誌在1902年評論道，「人們普遍地呼籲，要在社會的各個部門，和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提高效率。」）

這種呼聲不難理解：效率所承諾的事情，是你已經做過的事情，而且只會做得更好、更省錢、更快。這怎麼可能有錯呢？除非你處在想要把人當機器對待的那種極端（就像伯利恆鋼鐵廠對待工人那樣），那就沒有什麼明顯的壞處。

然而，隨著20世紀的向前發展，重大的變化發生了：我們都變成泰勒了，殘酷地統治著我們自己的生活。隨著效率原則的根深蒂固，隨著市場的精神滲透到社會越來越多的方面，而生活也變得更加個人化，這一原則被我們內化。在泰勒的時代，效率主要是用來說服（或者脅迫）其他人在同等時間內做更多工作。而現在，它卻變成了一種我們用來壓迫自己的工具。

傳說泰勒初次踏進個人生產力領域，是當伯利恆鋼鐵公司的總裁查爾斯·施瓦伯（Charles Schwab）邀請另一位顧問，商人艾維·李（Ivy Lee)，讓他使公司主管的效率也能得到提高。李建議那些白領員工，每晚列一個待辦項目表，按照優先順序安排好第二天六個最重要的任務，第二天一早就從上到下，按照列表順序執行。這有點難以想像：以前居然從來沒有人考慮過這麼做。而接下來發生的是，當李告訴施瓦伯，將此法試行三個月，然後依照他的估值來給自己報酬，這位鋼鐵巨頭給他開了一張換算成今天的貨幣價值超過40萬美元的支票。時間管理這一行業由此起步運行。

在一個不能保證就業穩定的時代，我們必須通過瘋狂工作，不斷地展示我們是有用的。

其他大師也緊隨其後，寫了暢銷書，改進李的基本技巧，將長期目標的設定（如1973年出版的《如何掌控自己的時間和生活》。作者阿蘭·拉金（Alan Lakein）以先後為IBM和葛蘿莉亞·史丹能（Gloria Steinem）[2]提供建議，並啟發了年輕的比爾·柯林頓為榮）和精神價值（如摩門教徒、效率專家史蒂芬·柯維（Stephen Covey）於1989年出版的《高效能人士的七個習慣》）融入其中。

時間管理帶來了一種盡在掌握的感覺，而這是當今世界中的個人所欠缺的——宗教或社區的社會紐帶給他們的支持日益減弱。在一個不能保證就業穩定的時代，我們必須通過瘋狂工作，不斷地展示我們是有用的。而時間管理則能給你帶來有利的優勢。的確，如果你屬於日益壯大的自雇者群體，在零工經濟中當一名自由職業者或者工人，那麼提高個人生產力就可能對你的生存至關重要。如果你「磨洋工」（這種職場惡習被泰勒視為盜竊罪），唯一經濟上受到損害的人，就是你自己。

最重要的是，時間管理讓人覺得在如今這種利益驅使的環境中，依然有可能度過一個有意義的人生，正如梅麗莎·格雷格（Melissa Gregg）在《反生產》一書中論述的那樣。「反生產」也即將書寫管理學領域的歷史新篇章。時間管理領域的預言家們暗示，只要有合適的技巧，你就可以度過充實的一生，還同時能夠兼顧你老闆越來越多的需求。這種承諾，「每當經濟下滑時，它就會復辟，並且是有力地復辟」，格雷格對我說。

特別是對於高薪階層，時間管理用更誘人的希望誘惑著他們：獲得真正的內心安寧。「這是可能的：一個人有海量的事情要做，卻依然能高效地工作，保持清晰的頭腦，和對鬆弛管理的正確認識。」當代生產力導師之王戴維·艾倫（David Allen）在其2001年的暢銷書《搞定》中如是宣告，「你確實可以感受到武術家所說的』心如止水』和頂級運動員所提到的』境界』。」

正如格雷格指出的那樣，最顯著的一點是，「個人生產力」將調和這些需求的重擔平均分配給了我們每一個人來擔當。時間管理大師們很少停下來發問，僅僅在現代經濟中維持生存（維持住一份工作、償還房貸、成為一名足夠好的家長），究竟是不是真的首先需要我們達到反人性的高效率。

況且，仔細觀察就會發現，即使是時間管理中較小的承諾都未必像它們看起來那樣好。關於泰勒著名的效率驅動力，真相令人尷尬：它並沒有帶來成功：伯利恆鋼鐵公司於1901年解僱了他。因為他領了巨額的工資，卻沒有給公司收入帶來任何明確的影響。（他的計劃有一個長期後果，那就是儘管一開始似乎很有前景，但他讓工人長期地保持那種工作方式，他們就太過勞累了。）

同樣，試圖遵循那些個人生產力導師教導的人，通常會有這樣的體會（我以我多年的經歷告訴你）：「心如止水」的境界與他們保證的那種結果天差地別。「收件箱歸零法」是這樣，一般的工作也是這樣：你越是能夠有效率地完成你的任務，新的任務似乎就會越快的到來。（「工作會不斷擴展，填滿為了完成它而可以使用的全部時間。」英國歷史學家C·諾斯古德·帕金森（C. Northcote Parkinson）早在1955年就意識到這一問題，他提出的這一見解後來給人稱作「帕金森定律」。）

另外還有自我意識方面的問題：幾乎每一位時間管理專家的第一條建議，都是寫一份詳細的日誌來記錄使用時間的情況。但這麼做只會讓你更加在意：時間在流逝，並一去不返。而越是專註於長期目標，你日常生活中就會有越多時間為尚未實現它們而稍感沮喪。即使你能夠實現一個目標，那種滿足感也是出奇地短暫。然後你就又要設定一個新的長期目標了。這種所謂的「奇招」只會讓問題更加嚴重。

而這一切都在重複著歷史：十九世紀末，「節省勞動力」的裝置改變了從歐洲到北美的家庭婦女和家僕的生活，之後發生的正是這樣的事情。科技發展到現在，想洗衣服已經不需要在熨平機前彎一整天腰了；而一個吸塵器可以在幾分鐘內讓地毯一塵不染。

2016年的「時間很重要」大會，到會者很少。因為它在八月召開，而那時很多人都在休假。

然而正如歷史學家魯思·科萬（Ruth Cowan）於1983年在著作《母親乾的活更重了》中論述的那樣，在二十世紀大多數年頭，負責家務活的人，空閑時間一點都沒有增多。相反，隨著做家務效率的提高，社會因此而期望的清潔度和家庭秩序的標準也提高。現在，既然起居室的地毯可以絕對乾淨，那它就必須絕對乾淨；既然衣服再也不用是髒的了，那麼對臟衣服的禁忌就更重了。如今，你在半夜都可以在床上回復你工作上的電子郵件。那麼，你在下午五點半收到的那封郵件，真的需要等到第二天早上再回復嗎？

有個運動組織名叫「奪回你的時間」；去年夏季一個炎熱的周末，他們的成員滿懷熱情地聚集在西雅圖一所大學的講堂內，以推進他們長期以來的目標：「消滅過度工作這種瘟疫」，並在此過程中，探索不那麼專註於個人生產力的人生，將是怎樣的人生。

2016年的「時間很重要」大會是一場少有人參加的會議。主辦方承認，部分原因是，它在八月召開，而那時很多人都在休假；而作為美國最積極主張休息的組織，他們也無可抱怨。但還有部分原因是，如今即使是最溫和地反生產力，也會被視為一種顛覆性立場，特別是在美國這樣的地方。它不是那種為閃光的大型活動提供慷慨的企業贊助和有效市場營銷活動的平台。

參會者討論了如下議題：實行四天工作制、廢除夏令時、選舉日改在周末舉行，以及總體上把美國變得更像義大利和丹麥等國家。（美國工作文化的批評家，總是遙望大西洋對岸，寄託於對斯堪的納維亞和南歐半真半假的傳言。）

然而，「奪回你的時間」的成員卻在尋求比僅僅增加閑時更加激進的事情。他們試圖全盤質疑我們功利化的時間觀念，即「首先該想著做完更多事」這種思想本身。「你總是在聽人說，更多閑時會對經濟有好處。」約翰·德格拉夫（John de Graaf）說道。這位一點都不悠閑的70歲製片人是組織的領導者。「可是，我們憑什麼要從經濟的角度來為生活正名呢？這毫無道理！」

而效率導向的時間觀念有一個更加隱蔽的陷阱，那就是我們開始覺得有義務「高效」利用自己的休閑時間。這種觀念暗示著，為了休閑而休閑（也就是你所認為「休閑」該有的全部意義）其實還不夠好。因此我們發現自己會（舉例來說）去不熟悉的地方旅行，卻不是為了單純地體驗旅行，而是為了往自己的「精神倉庫」中添加經歷，或者刷朋友圈。我們走步或跑步來強身健體，卻不是為了運動的快樂；我們盡父母之責，卻只想著培養出將來能夠事業有成的成年人。

在1962年的《快樂的沒落》這本書中，評論家沃特·科爾（Walter Kerr）指出了我們時間觀念的這種變化：「我們所有人都被迫為了利益而閱讀，為了達成合同而聚會，為了結交人脈而一同吃午餐……周末待在家裡，卻是為了整修房子。」

就連休閑與娛樂，到了一個效率至上的文化中，除非能起到別的作用，才被認為是有意義的——通常是為了恢復體力，然後干更多活。（多位到會嘉賓提到了阿麗安娜·哈芬頓（Arianna Huffington）最近正大力倡議人們多睡覺。似乎對她來說，休息的主要意義就是能使你在辦公室效率過人。）

如果效率提高了這麼多，卻一點都不能帶來的期望中的好處，那我們還能怎麼做呢？「奪回你的時間」的共識是，個人生活方式怎麼改變都解決不了問題。改革必須從有關假期、產假和加班的法規開始。但同時，我們也可以試著習慣於不去達到最高效率，放過一些機會，惹一些人失望，讓一些任務完不成。許多不愉快的雜務是生存必須的。而另一些則不是——只是我們習慣性地認為它們是。掙更多錢、實現更多目標、在各方各面發揮我們的潛能、更好地融入集體——這些並非必需。在西雅圖，在一個寧靜的時刻，加州的社會心理學家羅伯特·列文（Robert Levine）引用了環保人士愛德華·阿比（Edward Abbey）的話：「為了增長而增長，這是癌細胞的思維方式。」

可是，如果高效率與高生產力的理念可能會使人把經濟的良好運行看得比人的幸福更重要，那麼也可以說，由此引發的壓力感對商業也不會有什麼好處。而事實證明，商界不怎麼懂得吸取這種教訓。「我給微軟公司當顧問那麼多年，突然有一天就不受歡迎了，」湯姆·迪馬可（Tom DeMarco）帶著詼諧的口氣告訴我。迪馬可在軟體工程師圈子中，是一個小小的神話。他的職業生涯開始於貝爾電話實驗室，也就是激光和晶體管的誕生地。後來，他成為了管理複雜軟體項目的專家。這一領域因其耗費高昂、經常逾期和人際衝突而臭名昭著。但是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他成為了異端：他開始主張，把時間壓力加在員工頭上，對推動項目發展來說，是一種糟糕的方式。他開始認識到，真正需要的並不是更加專註於提高時間利用效率，而是正相反：更多的懈怠。

想著時間會讓人不停地查看時間，而這已被反覆證明會降低工作質量。

「這麼多年以來，我去過最好的公司從來都不是特別忙碌。」迪馬可這樣說，「也許他們時不時地運用壓力，而這只是一種有趣的副產物；但從來都不是常態。因為你不可能強求創造力。你必須允許員工靠在椅子上，把腳放在桌子上，然後去思考。」如果加大施加在員工上的時間壓力，體力工作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加快。但是當人們彷彿被拿槍逼著時，好的點子並不會更快地冒出來。相反，好點子會枯竭。

問題的部分原因很直接：想著時間只會讓人不停地查看時間，而各種研究已經反覆證明，這會降低工作質量。在2008年一個很有代表性的實驗中，美國的研究員讓人完成「愛荷華賭博任務」。這是一個著名的決策測試，過程是選擇卡牌以贏得少量現金。全體參與者都被賦予了充足的時間來完成任務。但一些人被告知時間會是充裕的，而另一些人則被警告時間可能很緊。新聞工作者們普遍懷有這樣一種主觀看法：截止時間給他們的壓力能促使他們產出高質量的成果。與此正相反，實驗的後一組人員表現得遠不如前者。他們僅僅是感到時間緊迫，就產生了焦慮情緒，並影響了他們的發揮。

而更大的危險還在後面。迪馬可指出，任何效率上的提高，無論是在工作上還是個人生活上，都是有代價的：你消除了沒被利用的時間，但你也失去了那些閑時帶來的好處。一個明顯的例子是你去見家庭醫生：他們越是有效率地安排他們的時間，他們的日程表就排得越滿，而你也就越有可能坐在等候室里等待前面已經超時的預約趕快結束。（其實這就是隊列的真相：其他人為效率而付出的代價，將被你分擔。）急診科則與之不同：在上文所述的那種意義上，保持「低效率」真是一件生死攸關的事。如果有明確的規定，要人員的時間利用率越高越好，結果將是急診科會忙得無法接診突然到來的病人，而那原本是設立急診科的初衷。

一個類似的問題會阻礙任何試圖通過使員工效率最大化來削減公司成本的計劃：員工有越多時間在做著有成效的事情，他們就越少有時間能夠瞬時回應緊迫的新指令。要想有迅速的反應，體系中必須預留出閑置的時間。

「一個組織如果能夠加速，卻不能轉向，那就像一輛車能踩油門卻不能打方向盤。」迪馬可寫道，「短期來說，無論它碰巧駛向何方，它都很有進度。但長期來說，只會車毀人亡。」

他經常拿這件事當比喻：有一種滑動數字的解謎遊戲，你需要在九宮格里移動八個方塊，直到所有數字都歸序為止。為了讓空間利用率更大，你隨時可以在空格里放進去第九個方塊。只是那樣你就無法解決那個謎題了。如果這種因為擠滿了而無解的謎題讓你想到了你的人生，那麼難以想像，提高你個人的效率（往格子里擠進去更多的方塊）能有多大幫助。

迫切地想要管理好時間，這種願望是弗雷德里克·溫斯洛·泰勒、梅林·曼恩、我，或許還有你，所共有的。而在這一願望背後，我們不難察覺一個熟悉的動機：對死亡的畏懼。正如哲學家托馬斯·內格爾（Thomas Nagel）所說，以人生的尺度之外、任何有意義的時間尺度（例如地球的，或者是宇宙的時間尺度）來衡量，「我們每個人都隨時會死去。」難怪我們如此執著於「如何更好地度過人生」這種問題。如果我們有了答案，那我們就能不再有這種感覺：（按塞涅卡的話說就是）在剛剛準備開始生活時，卻發現人生已經走到盡頭。能夠死而無憾，無異於換一種方式實現了長生不老。

而在當代，人們繼承了泰勒的效率哲學，在對個人生產力的狂熱追求中，在這個問題上更是得寸進尺了。按他們的意思，只要我們能找到正確的技巧，並保持足夠地自律，那我們就能知道，任何重要事情我們都會擠時間去做，也就終於能感到快樂了。那我們就應當最大化我們的生產力——這確實是我們的責任。這種思想從某些人的角度來講，確實順理成章——那些人，當我們更辛勤地工作，並提高了消費能力時，他們能從中獲利。但它也能變成一種心理上的逃避方式。你越是能說服自己，再也不必作出艱難決定了（因為時間足夠你做所有事），你就越少地感到有必要問問自己，自己選擇的人生，真的選對了嗎？

個人生產力被包裝成消滅忙碌的良藥，而它本身卻是另一種形式的忙碌。於是乎，它起到了忙碌所一直起到的心理作用：讓我們充分地轉移注意力，以防我們去思考說不定很恐怖的問題：我們如何度過時光。「我們每日勞作時，投入超過維持生活所必需的熱情與無心，只因無暇停下來思考對我們而言是更加必需的。」弗里德里希·尼采寫道。他的言論似乎預言了我們的現狀：「匆忙是普遍的，因為所有人都在逃避自我。」

你可以隨意嘗試給自己的收件箱建立起秩序，但最終你不得不面對這一事實：你有大量的郵件，以及想要把它們全部處理掉的慾望，這並不是科技造成的問題。在它背後，是更大的、更私人的一些難題。你會選擇哪些道路，又會放棄哪些呢？你會在極其有限的人生中，優先跟誰搞好關係，又會讓誰失望呢？什麼才是重要的呢？

對梅林·曼恩來說，有意地去面對這些問題，說明他已經認識到：其他人總是會要求佔用他更多的時間（其中也包括合理的要求——多數情況下正是這樣），而這些要求他不能全部滿足。而即使是用最好、最高效的方法來管理收到的郵件，也永遠無法解決那個問題。「最終，我明白了。」他告訴我，「郵件煩惱不是技術問題，而是人的問題。而你不能修理人。」

[1] 阿特金斯飲食法（Atkins diet)，又譯「阿特金斯減肥法」，是美國醫生羅伯特·阿特金斯（Robert Atkins）創造的健康飲食方法，要求低碳水化合物、高蛋白的飲食。[2] Gloria Steinem，美國女權主義領袖。

來源：The Guardian 翻譯：ZDFFF 插圖： Pete Gamlen 編輯：E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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