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者

01-26

施建生教授去年一百歲了，不像有些國民黨在大陸時一個中國，民族大義喊得震天響，回到台灣一經問起躲躲藏藏、閃閃躲躲，如此妾身不明倒也不妨礙他們跟台灣人解釋"去大陸只是為了賺人民幣的樣子"。更有甚者，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都快變台灣國民黨，真是CNMB。

去年台大和一些施教授的門生有給他組織一個一百歲聚會，下面是2016年教授一百歲生日時台大發的新聞稿以及2010年台灣當局國史館給施教授作的採訪。

施教授比那些狗日OOO不知道高到哪去。

慶祝施建生教授百歲華誕
施建生教授生於1917年(民國6年)， 1956年(民國45年)至本校經濟學系任教，民國48年至56年兼任法學院院長。施院長任內完成商學系及政治學系之系內分組、成立社會學系、並設置經濟學系博士班，使台大法學院的組織規模更形茁壯。同時推動國際學術交流、鼓勵整合型研究，對院內學術風氣有深遠影響。施院長認為圖書設備的充實與否，乃是大學教育品質優劣關鍵之一，乃大力爭取行政院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補助興建圖書館法學院分館，民國52年落成啟用。
施建生老師今年一百歲，依然思慮清明、行動自如，真是可喜可賀。台大經濟系和台大經濟研究學術基金會商得施老師同意，於今(2016)年10月15日(星期六)，在台大社科院3樓梁國樹國際會議廳，舉辦慶祝會，邀請經濟系歷屆畢業的系友，返校祝壽，祝福施老師常保健康，繼續引導後學的發展。 2013年10月26日，為了慶祝施建生老師96歲，台大社科院、經濟學系和台大經濟研究學術基金會，聯合台灣的一些經濟研究機構，在社科院徐州路舊址，舉辦「春風化雨?作育英才：台灣經濟教育現代化的推手-施建生教授學術研討會」，記述施老師任教60多年，對台灣經濟學發展和培育台灣經濟學術與實務人才的貢獻。
這回我們開心的舉辦「施建生教授百歲華誕慶祝會」，邀請施老師的弟子門生撰述和老師相處的點滴並附上照片，編印成一冊充滿大夥回憶的溫暖文集。慶祝會當天報到時，許多人問：「是不是有一本文集？」當然有的，可是施老師說要等他演講結束才能發，其實老師不用擔心大家先看到文章，脫稿講演的內容一樣豐富精彩。出席者都是施老師的學生，有遠從國外回來的、大陸回來的，大夥齊聚一堂，共話當年。
開場請施老師的學生，曾經擔任過施老師助教的孫震前校長，致辭祝福。孫校長風趣生動提及往事，感謝老師的教誨和期許，孫校長說：「更感安慰的是，雖然進入晚年，也許已經是暮年，仍有師長健在，讓我們孺慕和仰望。我常引用李鴻章晚年一聯詩句：『再無朝臣稱大老，猶有慈親呼小名。』這就是為什麼我覺得今天在這裡慶祝施建生老師的百歲華誕是我們大家的福氣」。我想這是許多在座嘉賓的心聲。
接著聆聽施老師演講「平淡一生的簡略回憶」。施老師演講全程站著，他說「教書都是站著，坐著我就講不出來了。」耳邊突然蹦出一句尾音上揚的「OK!」
施老師娓娓道來他這將近一百年的生命，經歷過有歷史意義的四件大事及其影響：第一件事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件大事是同在1917年十一月俄國發生革命，其對於世界所引起的最大影響，應該是於1921年啟發中國共產黨的創立以及由而引起中國政局的演變；第三件大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這是我國於1937年7月7日對日抗戰所揭起的。後於1939年歐洲戰事繼起，到1941年12月7日日軍偷襲美國珍珠港乃至擴大範圍，成為全球性的了。此次戰爭，我國曆時最久、犧牲最大，最後於1945年9月9日終獲勝利而被稱為世界五強之一。但二次大戰固已告終，由於國內因國民黨與共產黨二黨紛爭不已，到了1949年終於出現了；第四件大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創立。不待言，這是對我國影響最大的。隨後老師提到我們從東亞病夫蛻變為世界健兒，舉奧林匹克運動會為例，語重心長的說：「今年裡約則又退一名，成為第三。但如加上以『中華台北』名義參加的台灣所獲得的一枚金牌，就可與英國平分秋色，同列為全球亞軍。由此可見，台灣對中國的邊際效用的巨大。」
50、60年代經濟學領域的人一定讀過施老師的「經濟學原理」，不是經濟學領域的人為了參加公職考試也讀過施老師的「經濟學原理」，真的是桃李滿天下。施老師謙虛的說：「我這一生所處的是一個戰爭與革命頻仍的時代，是一個破壞與建設交替的時代。這實是一個偉大的時代，時代固如此偉大壯烈，但以我個人所經歷的生活論則是平淡無奇的。」「我六十多年在台灣的生活就是讀書，教書與寫書，就是離不開一個「書」字。現在儘管書是多年不教了，但仍然是在讀書與寫書。」「從我親身的體驗，這完全是確屬的。這裡所謂『教』，在我看來就與『學』沒有多大差別，要『教』得好，首先就要『學』得通。『學』得通了，自然也就『教』得好了，所謂教學相長，這確是真理。教了這麼多年，同時也學了許多年，使我對於我所『教』的主題有了較透徹的理解，你能。
施老師說他得頭腦里充滿太多太多的故事，他提到求學和求職時，均非第一次就達到自己心目中理想的目標，但終均達成，告訴大家不要灰心，Never forget second chance. 聽老師以有力的聲音念高中時期的歌詞「拿出力量肩負起天下興亡」實在令人感動。
老師演講結束，休息15分鐘讓大夥敘舊，接著觀看施老師的影片。然後一起與施老師聆聽由台灣師範大學鄭仁榮教授、Island島弦樂四重奏、CJ演唱團演奏，其中當然包括了老師最愛的那首「教我如何不想她」及老師在演講時提到的30年代聶耳的「畢業歌」。最後由鄭教授及樂團領唱，全體一起唱「生日歌」，祝福施老師平安喜樂、永保健康。

施老師治學不倦，誨人不厭、智慧通達，洞明世事，在今日紛擾的社會中，仍然保持真誠正直，是我們後學的榜樣。餐後送老師回家，他要看我們離開才肯休息，在老師的堅持下將門帶上，腦子裡浮現的是施老師演講結束時對台下深深一鞠躬的身影。謙沖的長者！我們要學要做的還很多！

我的學思生涯 - 施建生教授訪談紀錄
訪談時間：2010年6月21日訪談地點：台北市長興街中華經濟研究院訪談及紀錄：國史館協修許瑞浩
一，求學歷程
（一）高中軼事
比起那些優秀的學子，我算是不太會念書，因此我考高中及大學的過程並非一帆風順。初中畢業後，參加杭州好幾所公私高中的入學考試，都未錄取。到了9月快開學了，才考上位於吳興的東吳大學第三附屬中學（第一附中在蘇州，第二附中在上海）。吳興別稱湖州，離杭州有一段路程，當時京杭國道剛開通，（注1）我搭公車赴考，晚上住在當地的旅館，旅館常有妓女來做生意，這是我生平第一次去吳興，也是第一次坐公車，第一次住旅館，更是第一次知道有娼妓這回事。

放榜時，校方在牆上張貼一張小小的告示，榜上有我的名字，但註明是試讀生。榜上沒有通常所謂的「正取」與「備取」。大家都不明白什麼是試讀生，也不敢問膽子較大，就跑去問學校人員：我們是試讀生，可不可以來讀？他們回答：歡迎來讀。
終於有學校念了！
我讀了一年就想轉學，希望插班考上比較好的學校，如當時杭州最好的高中 -浙江省立杭州高級中學結果又沒考取。差不多又到9月了，所幸看到廣告，杭州還有一所私立學校蕙蘭中學（Hangchow Wayland Academy）正在進行第二次招生，第一次招生時我沒被錄取。我再次報考，報名時要繳交轉學證明書，背面都會由招生委員會蓋驗訖章。我的證明書背面蓋滿了圖書，算不清負責受理報名的工讀生，收到證明書後一瞧，即知我之前考過，就大聲對著我們一大群排隊報名的人嚷嚷：「施建生，第一次考過的啊！「大家聽了都大吃一驚，但無人作聲。我就回答：「怎麼樣？老實說，學校第二次招生，我第二次來考，因為有你們這種學校，才有我這種考生，非常相配。
考完放榜，我們都站著等學校貼榜，大家都翹首引領著急張望。由於是按照初一，初二，高一，高二的順序張貼公告，所以最後才看到「施建生」列名高二的榜上，而且是第一名，我謙稱「那是依報名先後排列的吧「。
蕙蘭中學是教會學校，英文課由外籍老師來教，我們的老師Miss Edgar是一位老小姐，上課都說英文。教室座位是按身高排的，那時我個子比較小，所以是4號，坐在第一排。我當時的綽號叫「麵包」，因為臉圓圓的。記得有一次發英文考卷，是按座號發還，大家都拿到卷子了，就只有我沒有，我心想這下糟糕了我的試卷，並說：「This is the best paper Ihave ever seen「這句話我到現在都還記得。班上同學都以懷疑的眼神注視我，心想「麵包「的成績如何可能這麼好，一定是作弊。不過天知地知自己知，我確實沒有作弊。
老師是臨時主動出題，根本沒有考古題，如何作弊？連我也不相信我的成績竟么會這麼好，但卻是事實，所以我並不怪別人懷疑我。我由此事學到一個教訓：你做壞事別人永遠記得，好事卻永遠不記得我的功課不好，成績突然好起來，一定有問題。然而從此以後，我就風光了，對學業也比較認真了。
（二）大學點滴
教會學校彼此之間都有聯繫，因此每年各教會大學都會到各教會中學招生，如果學生有意願，畢業之前就會派人來舉行考試，對我們來說很方便。班上同學都想先報考東吳大學（Soochow University），為後來萬一考不上國立大學時預留後路，只有我想考滬江大學（University of Shanghai）大學在蘇州，滬江大學位於上海的楊樹浦。為什麼選擇去上海讀書呢？高三畢業旅行時，到上海，南京，蘇州等地遊歷，校方美其名為訪問各地大學，實際上是去玩我一番比較：杭州是浙江省會，規模說小不小，說大又遠不如上海;然而「上有天堂，下有蘇杭「，蘇州雖然名列杭州之前，卻是個小城市，所以又比不上杭州，更無法與上海相提及。我對滬江大學印象非常好，學校濱臨黃埔江，校舍典雅，尤其女生很多又很漂亮，足登高跟皮鞋，十分摩登，所以心嚮往之。
最後我卻附和眾議，和同學一起報考東吳大學法學院（Law School），結果大家都當然我們還是以就讀國立大學為優先，先考上私立大學只是當作備胎來我又去考國立大學，如北京大學，中央大學等名校，那時並無聯合招生制度，而是各不過，大學在全國各大城市多設有考場，像我就是在上海考北大的。我一校接著一校應考，但是全軍覆沒。東吳跟我有緣，高中，大學都讀這所學校，東吳大學校本部在蘇州，法學院則在上海。大一都在蘇州上課，之後才去上海。有一位名人和我同一年進東吳大學，我認得他，他大概不認識我。這人是蔣建鎬，也就是蔣緯國，蔣中正委員長的養子;哥哥蔣建豐，也就是蔣經國口蔣氏故居「豐鎬房」。由於養母姚冶誠[蔣中正的側室]大部分時間住在蘇州，蔣建鎬在蘇州讀東吳大學第一附屬中學，我讀第三附中，那時蔣中正推動新生活運動[1934-1949]，一有集會，學校都要推派學生代表出席，東吳大學就選蔣建鎬其實蔣建鎬總是奇裝異服，是典型的公子哥兒，一切穿著是最違背新生活運動的精神的。
在東吳大學讀了半年之後，決定重考，從一年級念起。我隻身一人遠赴北平，那時北京已改稱北平。我在北平舉目無親，只認識張公量一人，他是我的小同鄉，大我幾歲，杭州高中畢業，北京大學歷史系的之前我在胡適主編的知名刊物「立論論「上看到張公量的文章，就大膽寫信問他，能否去北平找他？他回信表示歡迎，併到火車站接我。所以我就到北平準備考大學，住在公寓，同時也在北京大學旁聽胡適和傅斯年等教授的課。那時北平在大學附近的公寓都是由準備考試的學生或重考生所分租的宿舍，考上了就去住另外的學生宿這些公寓在清代都是考秀才落後的老童生因為旅費昂貴而留下來住，準備明年再考的。

我報考了北京大學，南京的中央大學，居然都考取了！（不知何故，沒有去考清華大學。）從此以後我再也不相信考試，因為我自問這一年來並沒有什麼進步，為何去年都名落孫山，今年卻通通榜上有名。
前面提過，那時沒有大學聯考，是個別招生的，但好的大學還分別在好幾個地區舉行考試，所以榜單刊登在報紙上公告周知。當時全國性的報紙很少，父親看了上海版「大公報」，知道我考上北京大學和中央大之前我已先寫信報訊，但父親還沒收到我的信，就先從報紙得知消息。稍後父親來信，說他知道我兩所大學都考取了，由於北方局勢不穩，不知何時會和日本開戰，所以叫我不要念北京大學，去念中央大學。因為他是金主，我只好乖乖聽話。
我從北平搭津浦線南下，當時長江上還沒有大橋，車子過不了江，大家都在浦口下車，轉乘渡船到下關，再換火車到南京來我第一次回大陸時，當地已建好長江大橋來注兩個的鐵路。（注2）1935年，我進入中央大學，最初是念社會系，全系只有四個學生，教授人數超過由於學生太少，念了一年後，校方決定社會系與哲學系合併，我對哲學不感興趣，所以轉經濟系。
兩年後，中日戰爭爆發[1937年]家倫校長[1932.8-1941.6]在南京對我們訓話，語調悲凄。我們隨學校西遷，一路上但見哀鴻越野，最後抵達重慶的沙坪壩大學是最早西遷的學校之一，準備也最為周全，老早就計畫好遷到重慶。
此外，國立北京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及私立南開大學也於抗戰時期[1937年]遷至雲南昆明，共同組成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簡稱為「西南聯大」;另外也有西北聯合大學。（注3）南開大學是由張伯苓創辦的，他的南開中學更加出名齊邦媛女士的近著「巨流河「，就有描述南開中學在抗戰期間的往事。
中央大學遷到沙坪壩，那裡原本就有四川省立重慶大學，我們在旁邊興建臨時校舍，開始上課
瓊瑤的暢銷小說《幾度夕陽紅》即以此時此地為背景。
1938 年，經濟系的新生如邢慕寰等人紛紛於 9 月 30 前抵達沙坪壩，向中央大學報到，我和他們在不同校區上課。他們的同班同學王作榮過了 10 月才報到，學校收了他，雖因逾期而不能註冊成為正式生，但可申請公費貸金［補助膳食費用］，王作榮因此比邢慕寰晚一年畢業［1943 年］。中央大學後來更名為「國立南京大學」，（注4）是中共取得政權後，唯一改名的國立大學，可能是有「中央」二字的緣故。
（三）留學美國
1939年，我從中央大學經濟系畢業。做了幾年事之後，政府開放自費留學，我通過考試，申請到美國的哈佛大學（Harvard）讀研究所.1944年，我隻身從重慶出發，飄洋過海遠赴美國。1945年5月7日或8日，Harvard Yard中的教堂突然鳴鐘，慶祝V-E Day（歐洲勝利紀念日）。我和外國同學同感高興，但中國還在打仗。8 月 14 日，教堂的鐘聲又響，迎接 V-J Day（Victory over Japan Day，對日戰爭勝利紀念日，或稱Victory in the Pacific Day, V-P Day）。我這一輩子親身體驗中國受盡帝國主義的欺壓，現在終於翻身了！

然而，就在翌日早晨，我去哈佛廣場（Harvard Square）買報紙。我永遠記得《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頭版新聞標題大大刊登「CIVIL WAR IN CHINA」（中國爆發內戰）。而當天的editorial寫著：「UnhappyPeople in an Unhappy Land」（不幸的人民在不幸的土地上）。我彷彿從雲端墜落，深感悲苦。
我在哈佛讀了兩年，拿到碩士學位，沒打算繼續攻讀博士，就準備早些返鄉，報效國家。之前，我專心在哈佛求學，對美國了解不多。所以返國前，我花了一年時間「周遊列國」，尤其是到各個知名大學走走，增廣見聞。美國是當時世界上的一流國家，英國已淪為二流國家。一個國家的國力與其經濟、文化的發展是一致的，因此英國的主流經濟學仍屬於 Classical School，而美國的主流經濟學已按 1936 年由凱恩斯（JohnMaynard Keynes）所倡導的新理論［根據其著作《就業、利息與貨幣的一般理論》，The General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而加以發揮。實際上，哈佛已成為宣揚這場所謂「凱恩斯革命」（Keynesian Revolution）的基地。我先走訪美國中西部（Midwest），在芝加哥住了半年，並到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旁聽。後來又去了西岸，大約也住了半年，特別到舊金山的柏克萊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Berkerly，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及史丹佛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遊學。
留學美國三年後，回到上海。國共內戰已經開打，馬歇爾（George Catlett Marshall）調停［1945.12—1947.1］失敗，美國發表白皮書，（注5）不久中華民國政府失去大陸江山，播遷台灣［1949 年 12 月］。 1950年我亦隨後渡海來台，從此走上教學報國道。
二、教學生涯
經濟學有「比較優勢」法則（law ofcomparative advantage），我讀書不行，但教書卻是我的 comparative advantage。到了台灣後，首先我向國立台灣大學申請教職，但該校已無缺額。其次，我去申請台灣省立行政專科學校［1949年8月成立，即省立法商學院、國立中興大學、國立台北大學的前身］。學校剛成立不久，連校舍都付之闕如，只好借用成功中學及台北工專［時為台灣省立台北工業專科學校，今為國立台北科技大學］的教室。我擔任兼任教授，只教一門課，鐘點費不夠溫飽。接著，我又在淡江英語專科學校［1950 年成立，即今私立淡江大學的前身］，兼任一門英文課。
當時淡江英專也沒有校舍，而向私立淡江中學借用。此外，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秘書長張其昀有一天突然派人來找我。我是無黨無派的。然而張其昀是國立中央大學的前身國立東南大學［由國立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改制］史地系的學長、師長。尤有進者，在哈佛大學讀書時，我們都住同一棟宿舍，而且是隔壁鄰居，兩人共用一間 private restroom。我住room19，經過他的 room18 時，看見門上掛著 Chi-yun Chang 的名牌，才知他也在此。張其昀在哈佛大學做研究時，已經具有國立浙江大學教授的身分，當時是應美國國務院之邀，擔任訪問學人。我們經常碰面，都很用功讀書，也都喜歡看 New York Times。戰時美國管制物資，包括紙張在內，所以遲一點就買不到了。在周末，張其昀有時會拜託我早起替他買一份報。當時 Sunday papers要價 1 quarter［25cents］，weekday papers 只要 5 cents。如此我們慢慢建立起親切的關係。
張其昀派人送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Democracy［熊彼德 Joseph A. Schumpeter 的名著］這本書給我，請我撰寫約一萬字的要義，發表在他所辦的刊物《新思潮》上。稿費每千字五十元，非常優渥。一萬字的稿酬五百元，大約等於當時一般大學專任教授一個月的薪水。我在學校兼一門課，鐘點費大約二十元。
此前，有位朋友也將我引介給台灣肥料公司。當時的國營事業，規模最大的是台糖，其次是台電、中油。台肥想翻譯一套管理叢書，請我幫忙翻譯 The Essentials ofManufacturing。我完成了，總共十幾萬字。稿費每千字四十元，報酬亦屬優渥。當時正值韓戰期間聯軍收復平康［朝鮮半島中部的江原道北方］，我就取「康平」為筆名，希望未來能夠康健、和平。從此以後，翻譯稿約接續不斷。不久，我獲聘為行政專校的專任教授，稍後還兼財政科主任［1951 年］。教職穩定，生活無虞。
隔年［1952 年］，台灣大學聘我為經濟系專任教授，專任要負責兩門課，我教經濟學和經濟政策。經濟學是一年級的課，我教的是外系，由法律系和農業經濟系合班上課。那時一年級的課都在校總區上，教室在今天的農業陳列館［洞洞館］。後來我還擔任過教育部高教司司長（注6）及台大法學院院長［1959.8—1967.7］，退休後即接任名譽教授（Professor Emeritus）。名譽教授和榮譽教授（Honorary Professor）不同，名譽教授必須在該校任教多年而且成績卓著，校方才於其退休時授予，而榮譽教授則不必。在國內，名譽教授的授予制度由台大首創，各校跟進，但名稱尚不一致。擔任高教司長時，我照常在台大上課、領薪水，並沒拿教育部的錢，但教育部配給我一輛三輪車。在台大任教期間，我重返美國教書和做研究，前前後後大約有七年之久，當過密西根州立大學（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等校的客座教授（visiting professor）。 1979年，我又以客座教授的身分，到美國教書。那一年，中美斷交。最後，由於在威斯康辛大學勒考斯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 Lacrosse）已先教了兩年，校方又堅持留我教第三年，所以我提前自台大退休，以符合校外兼職不得超過兩年的規定。閻振興校長［第六任，1970.6—1981.7］一直勸我不要退休。但我當過院長，熟悉規定，知法必須守法，還是堅辭辦退。當時退休可以選擇領月退休金或是領一次退休金，我們大都選擇一次退，理由很簡單，對國家前途沒信心。我領取包含公保養老給付的一次退休金共一百萬元，並折換成兩萬五千美金，匯率是 40：1。其他就什麼都沒有了。
我從未在台灣置產，原來在台大分配到很大的宿舍，嗣後改建成公寓時，原住戶都可認購其中一戶，許多同仁都因此而有了自己的房子。等到我的宿舍要改建時，校方已改變這項辦法，不再出售給同仁。當時的理由是，如照原來的辦法繼續推行下去，學校將不再有可供日後所聘客座教授短期居住的宿舍了。那時的校長是孫震［第八任，1984.8—1993.2］，他和我同一年進台大，他是學生，我是老師。孫震還特別為此事向我致歉，希望我能諒解，我當然無異議。

自美返台後，張其昀先生請我到他創辦的私立中國文化大學擔任教授，併兼任過經濟學系主任、經濟學研究所所長及法學院院長。從文化退休後，先後在中華經濟研究院及台灣經濟研究院擔任研究顧問，都是榮譽制，但我每天去上班、做研究，繼續讀書、寫作。
以最近七年來講，每年我都出版一本約十萬字的小書，討論經濟學史上重要人物的思想，每一冊都以「偉大經濟學家」為名，如第一冊是《偉大經濟學家熊彼德》，以後陸續出書分別論及凱恩斯、海耶克（Friedrich August Hayek）、費利曼（MiltonFriedman）、亞當斯密（Adam Smith）、李嘉圖（David Ricardo）等五人，最近正在闡述薩繆遜（Paul Anthony Samuelson）。別人都說：「窮教授」，但我一輩子沒窮過。從 1950 年來台灣後，六十多年來都是如此。因為我容易滿足，物質需求不高，在學校或中華經濟研究院餐廳吃六十元的客飯就打發一餐了。
三、人生回顧
我很滿意這六十多年的教學和研究生活，同學和同事也對我的教學和研究很滿意。我的《經濟學原理》［1955 初版］，迄今已經十二版了，每一版的內容我都增訂重寫過，不是重印而已。回顧我這一生親自見證了兩件世界歷史大事：
其一，The Rise and Fall of Communism。我在 1917 年出生，那年發生俄國革命；1989 年蘇聯東歐共產集團開始解體，如今我還健在。我年輕時也仰慕過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嚮往共產主義的理想。
我一直想去莫斯科旅遊，但始終未能成行。 2001 年我終於從美國前往俄國莫斯科，抵達翌日就先去紅場（Red Square）觀光。由於我常在書刊、電影、新聞紀錄片中見識紅場，所以對之一見如故，相當熟悉。現在真的到了現場，看了一眼後，想起這段期間發生的巨大變化，真是景物依舊而人事全非，令我不勝感慨！當時我曾問導遊小姐，在十月革命（October Revolution）以前有沒有這個「紅場」？她說：「這是早已存在的。」我接著又問：「為何這座廣場要稱為紅場呢？」她說：「紅字在俄文是表示美麗的意思。」這使我增添一智。我一直認為紅場是共產黨執政後的名稱。
其二，中國的興起。百年來中國人的所渴望的富強，我親眼看見它實現了，今後沒有人再敢輕視和欺侮中國人。 1979 年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時，我在美國看電視新聞報導，記者問鄧小平將來要如何發展。鄧小平回答：中國只求在世界上取得自由平等的地位，人民能夠安居樂業，如此而已，別無所求。我看了十分感動，如果沒有鄧小平，中國繼續走毛澤東路線，今天的局面將會大不相同。中國得天獨厚，文化源遠流長，任何人都無法輕視她、欺侮她、拋棄她。我以身為中國人為榮！我是統派，但我同時也愛台灣。

【注釋】
1. 京杭國道於由南京到杭州，中間在吳興、長興、宜興、溧陽、句容等處設站。

2. 津浦線現已成為京滬鐵路其中一段。京滬鐵路由京山鐵路（北京—山海關）的北京至天津段、津浦鐵路（天津—浦口）及滬寧鐵路（下關—上海）所組成。津浦鐵路和滬寧鐵路最初為長江所隔，必須在北岸的浦口站（今南京北站）或南岸的下關站（今南京西站）先下車，換乘渡輪到彼岸後，再換列車。 1968 年南京長江大橋建成，全線接通，統稱京滬鐵路，總長約1,450公里。
3. 國立北平大學、國立北平師範大學及國立北洋工學院，於 1937 年西遷至陝西，合組國立西安臨時大學，1938 年改稱國立西北聯合大學，1939 年 8 月再易名國立西北大學。
4. 1949 年 8 月，國立中央大學改名「國立南京大學」；1950 年 10 月去「國立」二字，徑稱「南京大學」，並沿用至今。
5. 「中美關係白皮書」（United States Relationswith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1944-1949，簡稱 The China White Paper），或稱「對華關係白皮書」，在總統杜魯門（HarryS. Truman，第 33 任）及國務卿艾奇遜（DeanGooderham Acheson，第 51 任）的主導下，美國國務院於 1949 年 8 月發表對中國問題立場的政治文件，長達 1,054 頁。白皮書提及：中華民國在國共內戰中失敗，與美國無關，而是政府自己的領導問題，國民黨應負起全部責任。白皮書發表後，美國雖不承認中共，但停止對中華民國政府的軍事援助，嚴重打擊其士氣。
6. 施建生教授於 1957 年 5 月至 1958 年 7 月擔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長，當時的教育部長正是張其昀（1954.5-1958.7），事實上是由其堅邀，施建生教授才勉強出任的。

《國史研究通訊》

慶祝施建生教授百歲華誕 -國立臺灣大學焦點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