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矛盾怎樣成就我們，並激發創造力？

作者：David Berliner

你是否曾驚訝於你在一天中產生了多少矛盾的想法？你的想法又有多少次與你的行動相衝突？你的感情又多久一次地與你的信念和原則相悖？大多數時候，我們對自己身上的矛盾視而不見，去觀察別人身上的不一致反倒經常會更容易些。但是，你和我一樣都充滿了矛盾。我們人類由矛盾構成，它們與我們矛盾著的自我常常能和平相處，儘管有時也會令我們痛苦。正如沃爾特·惠特曼（Walt Whitman）在其詩作《我自己的歌》（Song of Myself）（1855）中如實道出：

我自相矛盾嗎？n那好吧，我是自相矛盾的。n（我遼闊博大，我包羅萬象。）[1]n

試想一下，人們在購買科技設備的同時，又反對（由此可能造成的）童工和生態廢料；或者一方面譴責偷竊，然後又非法地下載音樂和電影。一些大談特談尊重私人生活的人，僅僅過了一會兒就把他們的個人照片上傳到了Facebook。一些自稱為環保主義者，卻常常坐飛機出行；一些金融操盤手，卻對窮人非常上心；還有一些佈道的神父，卻已然失去了他們的信仰。塞巴斯蒂安·梅洛昆（Sebastián Marroquín）[2]仍記得他的父親唱著搖籃曲伴他入眠。然而他的慈父就是毒梟帕布洛·艾斯科巴（Pablo Escobar），是哥倫比亞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殺手。充滿矛盾的生活是深刻的，也許正是因此才使人成為人。

美國女性主義歷史學家瓊·沃拉克·斯科特（Joan Wallach Scott）論證說，一個批判性思考者的特徵就在於擁有「指出矛盾」的能力，但即使是他們也無法逃避矛盾。在《撒謊的天賦》（Le génie du mensonge，2016）一書中，法國哲學家弗朗索瓦·諾德曼（Fran?ois Noudelmann）把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描繪成一個既渴求「（揭示）真相的勇氣」又隱瞞自己的絕症的人，而思想先鋒讓-保羅·薩特（Jean-Paul Sartre）在維希時代[3]也扮演了一個非常曖昧的角色。

也許矛盾是一個激發思維創造力的必不可少的要素。儘管大多數人力求保持心理的統整感，但矛盾會在自我內部產生破壞穩定的缺口。這些缺口或有意或無意地助長了富有創造性的靈感，這些靈感可以被視為對內在心理衝突的一種消解和升華。我相信，在所有需要創造力的領域，情況都是如此。如果沒有內在矛盾以及消解它們的慾望，藝術、文學、科學或哲學也許將會是不可能的。

普魯塔克（Plutarch）[4]提出的一條斯多葛式原則是「在為人的準則及其行為表現之間實現完美的一致」。難道就沒有人遵循這條原則來生活嗎？確實沒有，但這並不總是造成危機的原因。我們會將知識、實踐和情感區分開來。一些行為和想法在生活中的一些特定方面是可以被接受的，但在另一些方面不是。例如，撒謊在保護受害者免受殘暴政權的迫害時，也許會被視為一個英雄之舉，但在一段友好的關係中卻不容忍受。又比如在實驗室里，科學家可以在他們的專業領域內做一些基於嚴格證據的研究，但他們回家後同樣可以參加宗教祈禱，而宗教信仰涉及不可見之物的存在。

人類之所以能與矛盾和諧共處，就在於擁有這種區分能力。當彼此矛盾的陳述、行動或情感從我們當前的情境中蹦出時，我們擅長於（也許實在是太擅長了）找到一些正當的理由去減輕認知上的失調。我有一個朋友是環保主義者，當我向他指出抽煙不是一個環保的做法時，他習慣於如此回應：「我知道，大衛，但我抽的是捲煙！」說得就像是捲煙不像奢侈的量產煙那樣有害，並且不依賴於他理所當然應該譴責的、（對環境是）毀滅性的煙草生產工業一樣。

矛盾在我們的內心生活中無處不在，在涉及諸如宗教信仰、道德觀和軍國主義觀念等堅定的信念時尤為明顯。我曾經在幾內亞和寮國做過民族志研究[5]，那裡的大多數人都堅信存在著靈魂實體，它們可以把自身變成各種互不相容的形態，能夠變成動物、植物或物體，甚至是一些看不見的東西。在他們看來，這樣的變化完全沒有一丁點兒矛盾。

我們的流行文化則充斥著既死又活的喪屍，還有飽含人類情感的機器人。我們喜歡這些東西，儘管它們有一些彼此矛盾的性質從而違背了「無矛盾原則」。雖然有人認為一種事物不可能既是A又不是A，但事實上人們確實喜歡這些有不相容性質的東西。認知心理學家已經表明，這種由矛盾構成的事物對人心特別有吸引力。由於它們挑戰了我們關於動物、人造物和人的核心本體論預設，因此，它們具有重要的認知地位，並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自我的範圍之外，情況會變得更為複雜。人類的交流包含著對矛盾的微妙運用，比如所說的內容和通過手勢和語調所表達的內容之間的矛盾。作為個體，人們堅持不懈地努力去理解關於對話者的彼此矛盾的訊息，以及他們在社會生活中觀察到的不一致行為。（英國人類學家格雷戈里·貝特森（Gregory Bateson）和他在加州帕洛阿爾托學派的同事們以清晰易懂的方式寫到了這類現象。）

在一些社會情境里，例如，當一個老師命令她的學生們要「自然一點」時，一個人可能會被困於自相矛盾的命令之中。最糟糕的情形是「兩難困境」，例如幼童在面對他們父母的彼此矛盾的情感需求時會不知所措。但是，也有很多被人類學家描述的非病態場景，例如宗教儀式，在其中矛盾是被當作一種交流的模式而被運用和重視的。以古猶太人在女孩第一次行經時舉行的「拍」禮為例。過去在東歐猶太人中，當一個女孩告訴她的母親她有了第一次行經時，母親會拍打她的臉，同時會歡呼「Mazel tov」以表示祝賀。在這裡，信息相互矛盾的本性構成了宗教儀式的根基及其效力的必要要素。

根據詩人約翰·濟慈（John Keats）的觀點，精神分析學家亞當·菲利普斯（Adam Phillips）在他的《允諾》(Promises)（2000）一書中描述了對於長大成人不可或缺的三種「消極能力」：當一個討厭鬼的體驗，迷失的體驗和無能為力的體驗。我想在那份清單上再添一種能力：發現並接受我們的矛盾的能力，即使我們時時刻刻努力想拋棄那些矛盾。

[1] 譯文引自惠特曼：《我自己的歌》，趙羅蕤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版，130頁。

[2] 塞巴斯蒂安·梅洛昆，Sebastián Marroquín，哥倫比亞建築學家，作家。

[3] 維希時代，指1940年6月德國侵佔巴黎後，以貝當為首的傀儡政府統治法國的階段，時間為1940年到1944年。

[4] 普魯塔克（希臘文：Πλο?ταρχο?；拉丁文：Plutarchus）（約46年─125年），生活於羅馬時代的希臘作家。

[5] Anthropology and the study of contradictions

來源：Aeon 翻譯： 謝沛鴻 校對：EON 封面：Rachel Sen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