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高原的野生動物監測（1/2）：誰是靠得住的人？

野生動物監測就像青少年性愛：每個人都在討論，但沒有人真正知道怎麼搞；每個人都認為其他人正在做，於是大家都說自己在做。在青藏高原，科學家和農牧民都對野生動物的監測做過寶貴的嘗試。這些嘗試取得了哪些經驗？科學家和農牧民誰更靠譜？

監測像青少年性愛嗎？

如果從事野生動物研究和保護這個行當，你會聽到很多人在說「野生動物監測」。研究人員說要「監測野生動物種群的長期變化趨勢」，主管部門要「建立我省野生動物監測網路」，保護區要「開展野生動物種群以及人為干擾的監測巡護」，甚至農牧民也要「發揮保護主體作用、參與生態監測」。

那麼，到底做得怎麼樣呢？

在谷歌和百度上搜索「青藏高原野生動物監測」，所獲甚少。嗯，分別看看青海和西藏的情況？在谷歌和百度的網頁搜索和學術搜索中，檢索了「青海野生動物監測」和「西藏野生動物監測」。網頁檢索的新聞基本上是兩類報道：主管部門說計劃做什麼監測工作（比如建監測站），或者說疫病疫源監測工作做得好。谷歌的學術搜索呢，基本上沒有相關的工作。換用英文關鍵詞，出來的結果主要是兩個：國內科學家關於青藏鐵路對有蹄類影響的研究，以及美國動物學家哈里斯在野牛溝的工作。

這浮光掠影的一瞥，令我無厘頭地想起杜克大學教授丹·艾瑞里（Dan Ariely）對大數據的刻薄：「大數據就像青少年性愛：每個人都在討論，但沒有人真正知道怎麼搞；每個人都認為其他人正在做，於是大家都說自己在做。」

當然，有些監測工作用上述關鍵詞檢索不出來，有些工作沒有出現在網路上。實際上，對青藏高原野生動物的監測，科學家和農牧民都做過寶貴的嘗試。這些嘗試有哪些經驗呢？

科學家靠得住嗎？

2013年6月的一個清晨，我在西寧見到了久聞大名的理查德·哈里斯（Richard Harris）。中等個子，一臉嚴肅，能說流利的中文——他甚至能寫中文。那是哈里斯在中國西部研究工作的尾聲。他當時在執行一個為期五年（2009年至2013年）的研究項目，在青海的都蘭縣和稱多縣研究青藏高原草地動態的驅動因子（Determinants of grassland dynamics in Tibetan highlands）。2015年8月，我到都蘭縣協助開展紅外相機調查時，在垃圾堆里找到了哈里斯的野外研究站的牌子。那一刻深為感慨：一個深入研究高原生態學的機會隨風而逝了。

圖3. 理查德 哈里斯（Richard Harris）。不懂古典音樂的種群生物學家不是好的國際主義戰士。圖片來自網路。

上世紀80年代末，哈里斯來到中國，在中國西部斷斷續續開展了二十多年的野生動物研究。低調的哈里斯對中國西部野生動物研究的貢獻，可以媲美夏勒博士。每一位有志於青藏高原野生動物研究和保護的夥伴，都值得讀一讀夏勒的《青藏高原上的生靈》和哈里斯的《消逝中的荒野：中國西部野生動物保護》。

哈里斯在中國的第一項工作是調查青海省野牛溝的大型獸類。從格爾木往南，在納赤台和西大灘之間，你會發現一個富麗堂皇的道觀，這是野牛溝的溝口。野牛溝是昆崙山北麓的一條寬闊河谷山地，溝底海拔約3800米到4200米，從溝口到西端的湖泊「瑤池」約110公里。1990-1992年，博士生哈里斯和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的合作夥伴在這片1051平方公里的高原山地中開展了三次調查。

調查分別於1990年8-9月、1991年7-10月和1992年8月進行，採用的是樣線法。事先根據地形劃分好調查單元，在每個調查單元中隨機選定樣線起點，客觀而均勻地布設樣線，使其貫穿整個研究區域；然後使用GPS找到樣線起點，隨機確定樣線的方向（避免太陽直射），每條樣線1-3公里；沿樣線開展調查時，記錄觀察到的每群蹄類動物的數量，以及方位角和距離；最後通過傅立葉級數計算密度。

哈里斯採用的是如今研究徹底、應用廣泛的距離取樣法。在上世紀90年代，哈里斯在中國的動物學期刊上連續發文，批評對樣線法的濫用和誤用，討論如何才能滿足應用距離取樣法調查草原有蹄類的前提假設。不過直到今日，據我所知，鮮有利用該方法監測青藏高原有蹄類的案例。

1997年和2002年，哈里斯開展了兩次重複調查，應用相同的方法。重複調查發現：野氂牛的數量從1200頭增長到接近1700頭；白唇鹿以前比較少，現在數量增加了；岩羊、藏原羚和藏野驢的數量保持穩定，或者輕微下降；藏羚羊在90年代初還數量較多，經過90年代的劇烈下降後，到2002年一隻都沒有發現；西藏盤羊也減少了，90年代初還有250隻左右，到2002年只發現了94隻。

哈里斯還考察了野牛溝的社會經濟狀況。歷史上野牛溝是蒙古族和藏族放牧區的過渡地帶。在90年代初，夏季由蒙古族使用，冬季輪到藏族——交替利用的方式對保存野生動物影響巨大。當時還有淘金者在野牛溝捕殺野生動物，外來人開展商業盜獵。到2002年，哈里斯發現，淘金者和外來人的盜獵得到控制，然而放牧的範圍擴大了，有可能因此導致了盤羊的減少。

藉助野牛溝的案例，哈里斯提出野生動物監測的一種可能：趨勢監測。就野生動物管理來說，不需要獲得準確的種群數量，只需要長期的數量變化趨勢（增多、穩定還是減少），就足以指導相關管理工作。因為大型獸類的種群數量估算需要使用合適的數學模型，但是野外狀況往往違背數學模型的前提假設，不可能隨機選擇樣本。在這種情況下，追求種群數量，計算結果不但不可靠，而且很可能沒有意義。在野牛溝，哈里斯用相同的方法持續調查了四次，並明確說明監測結果包含有不確定性。儘管存在不確定性，仍可以發現有蹄類的種群變化趨勢，這些結果可以幫助野生動物管理部門根據變化做出相應管理計劃。

科學家對同一個區域的重複調查，是青藏高原野生動物監測的有用途徑。在我有限的了解里，喬治·夏勒做過多次重複調查：1993年和2003年對西藏羌塘動物絨瑪-雙湖一帶做了重複調查，發現藏羚羊、藏野驢等有蹄類動物十年間恢復良好，但也出現了人獸衝突、圍欄等新的保護管理問題；1983年和2014年調查青海省天峻縣西北祁連山地的雪豹；1998年和2015年調查川西甘孜的野生動物；2006年重複1896年威爾比橫穿羌塘的路線；2009-2013年重複80年代在三江源的雪豹調查。科學家往往留下完整的記錄，對所用的方法和獲得的結果有清晰的描述，這是比較現狀、發現變化的良好基礎。更不用說，科學家的重複往往自帶乾糧，還能培養當地工作者。

如今，距離哈里斯最後一次調查野牛溝過去了14年，距離夏勒博士最後一次調查絨瑪-雙湖過去了13年。我琢磨著重訪這些區域，諸君或有意乎？

農牧民靠得住嗎？

2016年4月份，我參加了兩次野生動物監測培訓。4月初到玉樹參加三江源生態保護協會組織的「社區自然資源共管和生態監測能力培訓」。協會秘書長哈希·扎西多傑是青海省民間環保運動的先行者，號召力巨大。這次培訓是「亞洲水源牧場計劃」項目的一部分，本來只培訓項目涉及的四個村的12位牧民。結果口耳相傳，呼啦啦來了幾十人。我的任務是和牧民一起討論野生動物監測。4月中，參加青海省林業廳的UNDP-GEF三江源生物多樣性保護項目組織的培訓。GEF項目選擇了三個片區12個村開展社區共管項目，其中共管工作之一是野生動物監測。我的任務是和牧民一起討論、確定監測方案，於是在三江源跑了兩星期，在每個村子停留一到兩天。

看起來，野生動物監測成了社區保護項目的必備品。民間機構也好，政府項目也好，都在說社區監測。自從2011年國務院批准了三江源綜合生態試驗區，保護以農牧民為主體成了主流話語。那麼，農牧民為主的生態監測靠譜嗎？

4月份參與的這兩個項目，其操作模式都可以追溯到措池（見5月2日推送的文章：《措池之路：青藏高原社區保護的縮影》）。回到2005年10月，在措池的社區保護項目啟動之初，我有幸參加了措池村野生動物的調查。後來北京大學的王大軍老師牽頭為措池村設計了生態監測的框架。其中，措池村被廣為稱道的工作是對野氂牛的監測和保護工作。

2006年，5戶牧民擔心放牧影響野氂牛的生存，與三江源保護協會討論後，決定全部搬離這片草場。令人意外的是，在接下來的幾年裡，牧民通過監測發現野氂牛也放棄了那片草場。這可能有兩個原因：一個是盜獵，牧民搬出來後外來盜獵增多；另一個是牲畜搬走後，草場受到的取食壓力不夠，枯草擋住了陽光，嫩草長不出來，野氂牛不愛吃。因此，3戶牧民又決定搬回去與野氂牛共同生活。

十年間，措池的經驗通過兩個渠道被複制到三江源的其他社區。一方面，通過三江源協會、其它民間保護組織以及三江源保護區管理局的努力，更多的社區開展了類似的生態監測工作。特別是山水自然保護中心在玉樹的雪豹紅外相機監測項目。另一方面，措池的經驗被總結和升華，進入三江源綜合生態試驗區的政府話語，甚至成為政府項目的一部分。比如，青海省從2012年開始試點推行的草原管護員生態公益崗位政策。

總結措池經驗的研究人員更多著眼在社區賦權對社區老百姓的激勵。野生動物監測更多是作為社區動員的手段。保護人士往往聲稱：老百姓有能力做監測。然而，這麼多年來，措池以及其它社區所開展的監測，發現了哪些野生動物種群的變化？除了野氂牛的案例，我還沒有發現其它有效的監測。山水自然保護中心和一些社區共同開展的紅外相機監測，更像是本底調查。當然，假以時日，有希望做出有效監測。總體上，三江源的社區監測還在講故事的階段，拿不出數據。

那麼，農牧民為主的生態監測，怎麼樣做才有效？

首先，明確目標和需求。為什麼要做監測？是評估保護政策的有效性，還是探測指示物種的變化？監測是誰的需求？是老百姓的需求，還是保護區的需要？監測是野生動物保護管理的一個環節，孤立的監測毫無意義。

其次，科學研究要跟上。有效的監測必須建立在了解野生動物的生態學和測試種群監測方法的基礎上。應該監測哪些物種？哪些種群參數是有效的監測指標？什麼季節適合開展監測？監測需要在多大空間尺度上執行？目前對青藏高原野生動物的研究還有許多需要填補的空白，需要相應的科學研究。

第三，監測方法要適用。理想情況下，動物種群監測的目標是「在給定的調查努力下，獲得偏差低的精確估計」。偏差主要有兩個來源：一是調查取樣單元的選擇不恰當，二是違背數據分析的前提假設。關鍵問題是探測概率。比較不同時期或不同地點的動物種群，需要校正探測概率。探測概率的影響因素有很多，諸如地形、天氣、動物的特徵以及監測人員的能力。考慮到這些要求，科研人員開展調查尚有難度，老百姓怎麼做？尤其需要開發適合農牧民使用的有效監測方法，並跟科研人員的方法相比較。

最後，需要科學家和農牧民合作。許多成功的社區監測案例都提到科學家和農牧民合作的必要性。在科學研究基礎不足、監測方法測試不夠的情況下，科學家和農牧民的合作更為必要。一項監測包括數據收集、調查設計、結果分析和管理決策等工作，農牧民參與的程度各不相同。目前在青藏高原，以農牧民為主的生態監測基本上有兩種類型。第一種是將老百姓當作「探頭」。老百姓常年生活在一個地方，熟悉野生動物的狀況。研究人員需要綜合利用生態學和社會學的方法，將老百姓所「探測」到的信息提取出來。比如參與式作圖。二種是將老百姓當作「勞力」。科研人員設計好調查方案，由當地農牧民去收集數據。這在地廣人稀的高海拔區域，這尤為重要。比如紅外相機監測。

圖7. 青海UNDP-GEF項目社區監測培訓。拍攝：劉大牛。

主管部門能做啥？

回到谷歌和百度的搜索結果。國內科學家對青藏鐵路沿線的有蹄類做了到位的監測，記錄了不同有蹄類對鐵路的反應。自從2005年青海湖爆發禽流感之後，青海西藏兩省區逐漸建立疫源疫病的監控系統。更不用說，兩省區對鼠疫的監控長達幾十年。另外，西藏自治區在2006年開始落實野生動物肇事補償辦法後，也投入大量人力、財力建立了人獸衝突的記錄和調查取證系統。

政府意志決定了許多事務的完成程度，但在什麼情況下政府會精神抖擻呢？看起來至少有兩種情況：或者關於國家聲譽，青藏鐵路的生態影響備受國際關注，特別是鐵路橫貫藏羚羊的遷徙路線，於是鐵路設計了許多野生動物通道，也啟動了相應的監測研究；或者關於民生，禽流感、鼠疫、人獸衝突，關係到成千上萬農牧民的財產和生命安全。

至於野生動物種群變化趨勢的監測，沒什麼必要啊。比如說，你通過三五年的監測，發現野氂牛種群下降了10%，或者雪豹從40個增加到50個。那又怎麼樣？中國並沒有相應的政府機構來管理野生動物種群。除非到了滅絕的邊緣，國家會制定專項計劃來拯救，比如普氏原羚、朱?、東北虎。正如黃仁宇對明帝國的評論，沒能實現「數目字」上的管理。

什麼時候中國有了野生動物管理，野生動物監測才有真正的需求。而野生動物管理體系的構建，需要頂層設計，也需要一點一滴的監測和管理嘗試。

參考文獻

1. Schaller G B, Lu Z, Wang H, et al.Wildlife and nomads in the eastern Chang Tang Reserve, Tibet[J]. Memorie dellaSocietaItaliana di Scienze Naturali e del Museo Civico di Storia Naturale diMilano, 2005, 23: 59-67.

2. GeorgeB. Schaller, 康藹黎, 哈西扎西多傑, 蔡平. 西藏羌塘北部和青海可可西里地區冬季野生動物調查[J].獸類學報，2007, 27(4): 309-316.

3. Harris R B, Ali A, Loggers C. Trendmonitoring of large mammals: two case studies[J]. Acta theriologica sinica,2004, 25(4): 319-325.

4. Singh N J, Milner-Gulland E J.Monitoring ungulates in Central Asia: current constraints and futurepotential[J]. Oryx, 2011, 45(1): 38.

撰稿

劉大牛，北京大學動物學博士，2004年起在青藏高原從事野生動物研究和保護。郵箱：yanlin@pku.org.cn。

*文章原載於微信公眾號PlateauWild，2016-05-16，作者劉大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