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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特羅為之奮鬥的古巴,改革中的迷茫和探索

本文為尹伊文老師在古巴的遊歷與思考,已首發於《同舟共進》雜誌,經授權,我團轉載本文,並在地圖上予以增補完善。在此感謝尹伊文老師對我團的大力支持。

豪宅別墅今何在

我從機場乘車進入哈瓦那市郊的時候天色已晚,路燈暗淡,路邊的房子一棟棟影影綽綽地掠過車窗。那些房子都是別墅,使人有一種行駛在華盛頓高級住宅區的感覺。我心中不免詫異,這些都是什麼人的房子?誰住在這裡?古巴人的生活都達到住別墅的水平了嗎?這裡會不會只住著權貴階層?

第二天當我在陽光下再次看到這些別墅的時候,一切全變了。昏暗路燈下看到的豪宅別墅,變成了陽光下年久失修的大雜院。每棟別墅中都住著幾戶人家,牆皮剝落,門窗破爛,晾曬的衣服如萬國旗般飄揚,身穿皺巴巴衣衫的人倚在窗口,門廊中的木椅上坐著白髮蒼蒼的老人,有的老人還向我熱情招手。

哈瓦那有很多革命前留下來的別墅豪宅,現在裡面住了很多人家,成了大雜院。

後來我問了古巴朋友,才知道了豪宅變大雜院的歷史故事。這些豪華別墅都是古巴革命前修建的:

在1920年代,古巴經濟有過一段快速增長的輝煌歷史。那次經濟大發展主要歸功於兩個原因。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結束後的糖價暴漲,盛產蔗糖的古巴受益匪淺,當時美資大量湧來投入了古巴的糖業,帶動了經濟的大發展。二是在1919年至1933年期間,美國國內實行禁酒法案,經營酒吧、賭場等行業的美國黑幫勢力從美國轉移至古巴,哈瓦那成了賭博、豪飲、色情的天堂,應運而生的賭場、酒店、餐飲等行業又給古巴的經濟發展注入了巨大的動力。那次經濟大發展雖然快速,但極不公平,種下了社會不安定的因素。到了1930年代,由於西方經濟大蕭條,糖價大跌,古巴社會發生了持續不斷的動蕩不安,勞工運動、示威抗暴、軍事政變、游擊戰爭……直到1959年卡斯特羅領導的革命推翻了巴蒂斯塔軍事獨裁政府,古巴才結束了多年來的動蕩。

古巴革命勝利後,大批富人逃亡國外,他們在國內的豪宅別墅都被沒收。古巴的政策是:

如果房屋的主人逃亡國外,房屋就被沒收;如果主人留在國內,可以繼續保持所有權。政府把沒收來的房子分配給普通居民,一座別墅會分給幾戶人家居住。古巴的住房政策不是讓居住者租賃房屋,而是讓居住者擁有房屋。無論是沒收來的舊房,還是新建的房屋,居住者都只需付出很低廉的價錢就可以獲得所有權。居民雖然有所有權,但不許買賣房屋,只允許以房易房的互相交換。

這是住在大雜院別墅中的老人。由於古巴的國營修繕機構效率低,很多房子年久失修,破破爛爛。

古巴這種特殊的住房政策引發了一些問題,其中最嚴重的有兩個。一是房屋修繕問題:

居民擁有房屋就需要自己負責修繕,但在古巴的國有計劃經濟體制中,修繕房屋的公司是國有企業,數量不多,效率不高,居民要讓他們來修房子,往往要排隊等兩三年。居民若想自己修繕,則難以買到所需的建築材料。隨著房屋的老化,修繕問題變得越來越嚴重,昔日豪宅淪為破爛大雜院的現象到處可見。

另一個問題是人口增長引起的房屋過度擁擠:

古巴新建住宅的速度跟不上人們對房屋的需求,尤其是在人們樂於居住的地區,人口密度高,老房子多,很多老房子中的居民已經繁衍出第二代,甚至第三代。年輕的一代長大後找不到合適的住房,只好結了婚仍和父母擠住在一起,因此造成許多家庭糾紛和社會問題。也有不少人想方設法在原有的住房中擴大空間,譬如在屋頂上再加蓋一層,結果面積雖然增加了,但危險性等問題也增加了。

2010年我在古巴的時候,修繕房屋的問題是人們談論的一大熱點,官方權威的《格拉馬報》上也有辯論的文章。我聽到三種建議:第一種是允許民營經濟從事房屋修繕;第二種是推動社區參與的修繕活動;第三種是開放房屋買賣市場。

2011年古巴開放了房屋買賣市場,私人購買建築材料也比較容易了,不少人的房屋得到了修繕。不過,開放房屋市場也造成了房價的飛速上漲,許多古巴人有親屬在美國,大量美金流入古巴購買房屋,把房價推高到遠遠超過普通工薪階層的購買力水平。

古巴開展了社區參與的房屋修繕活動,社區委員會通過政府渠道搞到建築材料,組織鄰里互助來進行修繕。

有關修繕房屋的建議中,最有古巴特色的是社區參與的修繕活動。古巴的社區組織非常發達,是1961年反「豬灣登陸」後建立發展起來的:

1961年美國中央情報局支持一批古巴流亡分子發動了企圖推翻卡斯特羅政權的行動,在哈瓦那東面的豬灣武裝登陸。為了防範登陸分子,古巴全國各地都成立了社區的「保衛革命委員會」。豬灣登陸的危機過去之後,這些社區委員會的工作也逐漸轉型,從巡邏守望轉為組織各種社區福利活動,譬如搜集可再生再用的廢品、醫療保健、社區聯歡等等。在修繕房屋的活動中,社區鼓勵鄰里互助,委員會通過政府渠道搞到建築材料,由社區大眾參與,解決房屋修理的問題。

右邊是已修好的房子,左邊是還未修的房子。

我看到的最成功的修繕項目是哈瓦那老城區的舊城改造,其成功之處不僅是把破爛的房子修好了,而且是「修舊如舊」,那些老房子都被修復得重獲當年西班牙殖民地時代的風采。這個修復工程得到了政府的特別重視,因為古巴要大力發展旅遊業,而哈瓦那的老城區正是深受海外遊客青睞的地方,所以要把這裡修舊如舊,創造出遊客喜愛的懷舊風情。

哈瓦那老城區

為了達到修舊如舊的目的,古巴還創新地建立了一所特別的「修舊」學校,專門培養能操作古老舊工藝的技工。

古巴的專業人士認識到,要想獲得最好的「如舊」效果,不能僅在表面做文章,還要深入到工藝層面,真正使用舊的工匠工藝,如舊式的木工、石匠、泥瓦師傅等等,而這些舊的工藝已在現代化的過程中被淘汰了、失傳了,需要發掘出來重新訓練特殊的技工。古巴的這所「修舊」學校很成功,吸引了不少拉丁美洲國家,甚至歐洲國家的學生。

哈瓦那老城中心地段的一所剛剛修好的房子。

哈瓦那有許多美麗的老房子,其豪華富麗的程度比我在華盛頓看到的老豪宅有過之而無不及。哈瓦那的這些巨型豪宅的主人都早已逃亡海外,由於這些房子太過豪華巨大,不適於分配給普通家庭居住,因此多數被政府用來辦公,很多政府機構設在這類豪宅里。我去過其中一所叫「友誼之家」的巨廈,那裡有幾個與接待外賓相關的機構。這所巨廈不僅美輪美奐,而且還有一段極動人的愛情故事:

這房子的原主人是古巴數一數二的大地主,擁有大量的土地和財富。他中年鰥居之後,在哈瓦那的上流社會社交宴會中邂逅一位美人,兩人一見鍾情。但美人是有夫之婦。而且她的丈夫也是上流社會的名人。美人想下堂求去,丈夫堅決不允。大地主帶著美人私奔到歐洲,在巴黎住了一段時間之後,又去了羅馬,到梵蒂岡求見教宗,向教宗傾訴他們因相愛而遭受的痛苦,求教宗批准廢除美人和前夫的婚約,教宗受了感動,批准了他們的請求。

他們重新回到哈瓦那之後,大地主於1919年開始大興土木修建這所美輪美奐的巨廈,1926年建成後獻給了他的美人妻子。四年後美人因病去世,大地主悲痛欲絕,他又為妻子修建了一個浪漫的墳墓,他自己逝世後也葬在那裡。他的妻子橫躺在墳墓中,而他則豎立在妻子的旁邊,他說他要守護他的美人,不讓旁人入侵。

深藏一段愛情故事的「友誼之家」

在這座美輪美奐的大廈中聽了這個愛情故事,我一方面為拉丁情人的浪漫而感動,但另一方面也為古巴社會的貧富懸殊而不安。這些豪宅巨廈不正是古巴革命前社會極不平等的生動例子嗎?難怪古巴會發生革命,當年流亡中的卡斯特羅只帶領了81個人乘格拉馬號登陸古巴打游擊,由於廣大民眾對舊政府的強烈不滿,紛紛支持革命,兩年零一個月後革命就取得了全國的勝利。

這是革命前的總統府,革命後的領導人沒有住在裡面,以示他們的平等理想。革命時這裡曾經發生過血腥事件,三十多個示威青年在此被槍殺,牆上至今仍留有當年的彈洞。

蘇聯解體對古巴經濟的打擊極為嚴酷:

以前古巴生產的蔗糖幾乎全部出口給蘇聯和東歐,並從蘇聯和東歐進口全部的石油和80%的機械及零件。蘇東變色之後,古巴的外貿一下子跌落80% 以上,從1989年至1993年,古巴的GDP下降了40%左右,由於缺乏石油等能源,工廠只能維持產能的15% 開工率。農產品無法從鄉下運到城裡,公共汽車也都停止了行駛,馬車上了街,生活倒退回農業社會時代。古巴從中國進口了大量自行車,以解決汽油缺乏的交通問題。美國在此時又對古巴展開了雪上加霜的經濟制裁,1992年美國通過法案,不僅禁止美國公司和古巴作生意,而且規定,任何船隻如果在古巴港口停靠過,其後六個月之內就不能在美國的港口停泊。這就使得其它對古巴本無敵意的船隻也不敢去古巴運貨,生怕六個月內不能停泊美國港口影響自己的生意。古巴的進出口的運輸成本因此上升了40%,經濟受到更為沉重的打擊,食品等生活必需品極為短缺,要實行嚴格的配給制。

面對如此嚴酷的經濟形勢,古巴雖然沒有搞「資本主義全面復辟」,但也自1993年起,進行了一些「准資本主義」的小改革:

譬如,允許小規模的民營經濟體進入飯館等服務行業,對外國遊客開放旅遊,還准許美金等外幣在古巴市場上流通。這些改革給古巴經濟帶了活力,GDP止跌回升。但是,這些改革也給古巴社會帶來了問題,政府不得不進行一些收收放放的調整。譬如2004年進行了外幣政策的調整,外幣不再流通,政府創造了一種和美元掛鉤的、可兌換的比索——「庫」(CUC)。外國人要把外幣換成「庫」才能使用。1個「庫」等於1美元,普通比索要25個左右才能兌1 美元。外國遊客使用「庫」,和旅遊業相關的古巴人的收入中「庫」的比重很大,他們的收入大大高於只賺普通比索的人。

聽古巴人講述革命前的古巴社會,很多人都會提到當時社會的貧富不公和政府的獨裁腐敗。這顯然是「資本主義」留給許多古巴人的記憶,古巴朋友告訴我,正是因為這種對資本主義的記憶,使得古巴在蘇聯東歐變色之後,雖然經濟遭受了比東歐國家更為嚴酷的打擊,但也沒有步蘇東的後塵去搞「資本主義全面復辟」,因為很多人怕回到革命前的資本主義社會中。

前總統府牆上的彈洞,1957年革命青年學生在此示威,遭到搶擊,有三十多人死亡。

前總府裡面的牆上也有當年的彈洞,當時示威青年進入了大廈。

我問過一個古巴人對改革和生活現狀的看法,他說他很羨慕美國人擁有的豐富消費品,他希望古巴的改革也能給古巴帶來這些東西。但他也說他不喜歡美國的一些制度,尤其是醫療制度。他說:「我知道我們生活中有好東西,醫療制度是我們最好的東西,我不想放棄這些好東西。但我知道美國也擁有很多好東西,我想兩樣好東西都擁有,希望改革能把這兩樣好東西都給古巴。」

古巴人可以隨便收看美國的CNN電視節目。

古巴人的世界信息不閉塞,他們可以自由地看CNN,所以這位古巴人對美國和古巴的評價相當客觀。古巴的醫療制度非常出色,受到聯合國和世界銀行的讚揚,堪稱發展中國家的楷模。古巴的預期壽命和嬰兒死亡率等宏觀健康指數都達到了美國的水平,但古巴的人均醫療費用只是美國的5%左右,是低成本高效益的好模式。關於古巴的醫療體制我在拙作《在世界邊緣的沉思》和其他一些文章中介紹過,就不在此重複敘述。

我去古巴是隨一個美國的考察團,給我們作導遊翻譯的是一位四十歲左右的古巴英文教授,從他那裡,我對古巴改革在人的精神層面引起的變化,有了更多的了解:

這位導遊以前不僅是教授,而且還是作家,他的一個短篇小說得過獎。他說他放棄教授的職位來做導遊,就是為了能夠多賺些「庫」,只有多賺了「庫」,才能買到他所嚮往的消費品。

我問他是不是想買冰箱電視。他說他不需要買冰箱電視,因為冰箱電視是每個家庭都有的,冰箱與健康相關,電視與教育相關,所以這兩樣東西政府都以低廉的價格分配給每個家庭。我又問他想買什麼東西?他看到我有一個音頻錄音機,就說他想買這樣的錄音機,後來他還問我能不能送他一個錄音機,這可以幫助他寫作,他乘坐公共汽車的時候常會有寫作靈感,不能寫筆記,但可以錄音,這些靈感若不馬上記錄下來,以後很快就會消失。我理解他的感受,回美國後託人給他帶去過一個錄音機。

談到嚮往的其它消費,他多次很羨慕地講到外國遊客雲集的高級酒店、高級餐廳、高級酒吧……他說非常希望能去這些地方消費享受。他還說過很希望能夠擁有汽車,不過,在古巴有錢也不能買到汽車,因為基於環境污染、能源消耗、交通堵塞的考慮,政府不允許私人購買汽車,擁有汽車的古巴人多數是通過「獲獎」得到的。導遊的一位朋友在研究所工作,該研究所最近研發出一種新產品,對國家貢獻很大,研發產品最有功勞的十個人得到了國家的獎勵,根據功勞的大小,有人得到一套房子,有人得到一部汽車,有人得到一輛摩托車。

導遊對古巴的汽車政策頗有微詞,我倒認為這是個不錯的政策,正是這個政策,使我們在古巴能夠享受清潔的空氣、通暢的交通。導遊聽了我的話之後,略含譏諷地說道:「說這種少擁有汽車多享受環境的話的人,都是自己已經擁有汽車的。」

我無言以對,但在心中暗想,正是擁有汽車的人,他們才從擁有汽車之後要面對的交通環境問題中,體驗到擁有汽車的壞處。在美國,人人擁有汽車之後,不僅發生了污染和堵車的問題,而且公共交通服務被大大削弱了,此時即使有人想放棄汽車,也騎虎難下。這些擁有汽車的人曾在消費大潮的裹挾之下走錯了一步,所以現在很想告誡那些還沒有跳上虎背的人,千萬別走上那條邪路呵!

古巴商店裡的貨物貧乏,這是哈瓦那一個普通商店。

這是哈瓦那市中心的一個「大」商店,從櫥窗的陳列品就可以看出商店貨物貧乏的程度。

改革給古巴人的生活帶來了變化,同時也使古巴人經受了複雜的心理矛盾。導遊寫過一篇小說,反映「革命」和「改革」的矛盾衝突,那小說里大概有他自己的影子:

小說的兩個主要人物是翁婿二人,都是作家。岳父參加過游擊戰,是革命的一代,對改革中出現的問題有諸多不滿;女婿是年輕的一代,不喜歡那些僵化的革命教條,更嚮往物質的豐富。兩人對古巴將向何處去都很茫然。在一次小說徵文競賽中,翁婿二人各寫了一篇小說去投稿,由於兩人共用同一個電腦,下載文件時搞錯了,岳父把女婿的稿子當成自己的發了出去,女婿則把岳父的稿子當成自己的發了出去。

評獎揭曉後先公布獲獎者的名字, 岳父得了獎,他很高興,感到古巴的革命精神仍在,沒有被改革沖刷掉。但第二天公布了作品,才發現原來是女婿的作品得了獎。這時女婿感到特別高興,他看到古巴社會正在發生變化,正在擺脫革命教條。

古巴政府以極低的價格供給居民一些生活必需品,譬如雞蛋,商店還把這些東西送到出門不便的人家中。這個出門不便的人住在樓上,送貨員正把雞蛋放入一個籃子,讓樓上的人把籃子吊上去。

樓上的人正在把籃子吊上去。

關於「革命精神」,我還聽導遊講過更為真實的故事,尤其是在談論古巴家庭醫生的時候:

家庭醫生是古巴醫療體制的精髓,他們住在社區,每個醫生負責120至150個家庭的醫療保健。由於他們防守在第一線,解決了「小病變大病」的問題,使得古巴的醫療體制能夠取得低成本高效益的成果。這些家庭醫生的收入是普通比索,不是「庫」,是什麼因素使得他們願意堅守在貧窮的崗位上,而不辭職去做能多賺「庫」的工作呢?

導遊告訴我三個因素。第一個是物質因素,每個家庭醫生在社區中都可以分到一套房子,以便他們就近出診。第二個是歷史文化因素,長期以來醫生的社會角色就是「幫助人」,做醫生的人都認同這樣的角色。第三個是革命精神因素,自從古巴革命之後,醫生受到革命精神的熏陶,醫學院教育特彆強調醫生要為貧窮的缺醫少葯者服務,這種革命的職業道德觀對他們影響很深。另外,醫生中有不少共產黨員,他們更是會用革命精神來鼓勵自己堅守崗位。

古巴的共產黨員是什麼樣的人呢?我特別問過導遊這個問題:

他說:「共產黨員在社會中是閃光(shining)的人物。」我不理解這「閃光」是什麼意思,是炫耀自己的閃光呢?還是被社會認同的楷模式閃光?導遊解釋道:「閃光就是指那種有光榮理想的人,願意為理想作出犧牲的人。」於是我理解了,在古巴的語境中,閃光是指閃光的理想,是指遵循閃光理想行動的人,是楷模式的閃光。

那麼,有多少人願意做閃光的人物呢?導遊說:「要做閃光的人物,就要有奉獻的精神,要嚴格約束自己。我不想做這樣的人物,我想更實際一些,更多賺些『庫』,不想閃光,所以我不作共產黨員。」

持有導遊這樣想法的人不在少數,我在古巴看到過大量想多賺「庫」而不想閃光的人。記得剛到哈瓦那機場,我就碰到了這樣的人,那是一位空姐:

入關的時候要填表,一位空姐拿了一張西班牙文的表格給我,我不懂西班牙文,她就幫我填,飛快填完那張小表之後她對我說:「小費!小費!」我真是驚呆了。幫助入關者填表的服務在許多國家的機場都有,從沒見過要小費的,況且櫃檯里明明有英文的表格,如果給我英文表格我自己可以填,根本不需要別人代勞。

在古巴的整個旅程中,我一直都處在被索要小費和禮物的壓力下。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我是堅決反對這種小費的,尤其在古巴的貨幣雙軌制中,外國遊客隨手付出的一兩個「庫」的小費會對貨幣流通量產生不小影響,會推動通脹,1個「庫」等於25 比索,而古巴普通人的工資只有三四百比索,這些小費會使許多消費品的價格上漲。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小費會擴大貧富差距,使從事旅遊業的人員一下子先富起來,而對社會更有貢獻的人,譬如醫生,卻要陷入低收入的一端。

比貧富差距更嚴重的社會問題是腐敗的滋生。向我索要小費的人多數在國有單位工作,國營旅行社、國營酒店、國營飯館、國營航空公司……這些人利用工作之便索取小費,是與官員利用職權索取賄賂沒有本質的不同。

在和古巴法學家工會的律師座談的時候,我曾問過他們古巴改革開放後是否出現賭博、娼妓、貪污受賄等問題。他們說,賭博沒有出現,因為古巴人還不知道怎麼玩賭博;娼妓問題倒是出現了,多數是向外國遊客賣淫;貪污受賄的現象則極少,他們只受理過個別公務員偷竊單位的錢財物品的案件。

顯然,他們沒有把下層公務人員索取小費視為「受賄」。如果下層公務人員可以利用職業之便收取小費,中上層的公務人員不也可以利用職務之便收取更大的「小費」嗎?古巴中上層的公務人員是否都是閃光的人物、都能用革命精神來抵禦小費的誘惑呢?

在「庫」的大潮衝擊下,我最擔憂的是古巴的基礎醫療,是堅守在社區第一線的家庭醫生。因為我知道古巴醫療體制的重大世界意義,我真不想看到這個被譽為發展中國家楷模的體制腐蝕剝落。在美國我聽到過古巴醫生逃到美國的新聞,他們在美國行醫,年薪可以有二十萬「庫」以上。即使古巴醫生不去美國,他們在古巴轉行去做旅遊相關的工作,也能賺到不少「庫」,我就看到過不少的教授和工程師轉行去做導遊開計程車。

由於美國的封鎖制裁,古巴缺乏藥品,有些醫院自己種中草藥。

這是古巴的一個家庭醫生診所,每個家庭醫生負責120-150個家庭的醫療保健。家庭醫生是古巴醫療體制的最大亮點,也是最受國際衛生組織好評的。

這是哈瓦那的一個社區醫院。古巴醫院的建築往往簡陋破舊,但裡面有數量充足的醫生。

古巴醫院雖然簡陋,但醫生的素質好,聯合國世衛組織對古巴的醫療體制有很高的評價。

「五一」節哈瓦那在革命廣場舉行盛大遊行,參加的群眾很多,不是綵排組織的那種,而是自願隨意的參與。外國人可以到廣場中的何塞·馬蒂紀念碑台階上觀看遊行,我們一大早就來到觀禮的台階上,外國人很多,大多數是左派,來自許多國家,有的舉著格瓦拉頭像的紅旗,有的舉著自己國家的旗幟。

最給我革命震撼的是遊行將要結束時的場面,當最後一個方陣隊伍舉著巨大的古巴國旗通過廣場的時候,全場唱起了國際歌,無數不同的語言,無數激情的歌喉……我看到導遊在用西班牙文唱,越過他的肩膀,我看到站在更高一層台階上的勞爾·卡斯特羅,他也在唱,在他旁邊站著身穿游擊隊軍服的白髮蒼蒼的老革命者,他們都在唱……

我記不得國際歌的中文歌詞,但依稀的隻言片語隨著熟悉的旋律湧入了我的心中: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要為真理而鬥爭……我們要做世界的主人……要創造人類的幸福……讓思想衝破牢籠……團結起來到明天……

哈瓦那的五一節遊行,這些是參加慶祝活動的外國人。

勞爾·卡斯特羅在觀看五一遊行。

五一節遊行的隊伍。

「五一」過後,我們要回美國了,臨走那天早上,一位曾和我們座談過的經濟學家來和我們道別,他特別鄭重地對我說:「現在,古巴的局面是靠老一代革命者的革命精神支撐著,古巴領導人最大的缺點是沒有從組織上解決繼續革命的問題。他們一旦離去,古巴不知道會向何處去。中國在這點上比古巴做得好,中國解決了組織延續的問題。」

飛機升上天空,加勒比海中的那個綠色的小島漸漸遠去,但縈繞著小島的一連串問題卻久久地留在我心中,尤其是經濟學家的話。

解決了組織延續的問題是否就能自動地延續革命精神呢?如果沒有革命精神只有組織延續,社會將會如何運作呢?組織是硬體,精神是軟體。如果沒有硬體,軟體固然無法展開;但如果沒有軟體,硬體又將如何運作?當社會面臨轉型的時候,需要解決硬體的問題,也需要解決軟體的問題。如果人們希望轉型後的社會能夠比以前更加美好,構建新的精神軟體就是當務之急。一個社會有了可延續的硬體,又有了可和諧運作的軟體,才能夠實現可持續的和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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