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悲歌歌一曲，狂飆為我從天落

2016，上世紀最後一位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菲德爾·卡斯特羅走完了他人生波瀾壯闊的九十年旅程。十三歲的他，作為一位大種植園主的兒子、含著金鑰匙出生的「富二代」，他卻帶領奴隸和工人燒毀種植園、反抗自己的父親；十九歲的他，已經成為了反對親美獨裁政權的領袖人物，在一次被政府軍逼入絕境時，他奮力跳入大海，游過遍布鯊魚的海域，躲過海軍的搜索，回到古巴，而這一次死裡逃生，只是拉開了他一生槍林彈雨、躲過六百餘次暗殺的序幕；三十歲的他，帶領十二名倖存的反抗軍戰士（這其中包括他的弟弟和切格瓦拉），撤入深山密林，展開了反對巴蒂斯塔軍政權的游擊戰；三十三歲的他，以革命勝利者的身份受邀訪美，美國人為他安排了一場又一場好萊塢女星、選美小姐參加的舞會，然而發現他們無法收買這個用特殊材料製成的革命者，「既然不願意做我的附庸，那就消滅你吧」，從此他成了抗美的先鋒人物和精神領袖……八十二歲的他，從政治的核心舞台退出，留給後人的是一個醫療教育高度發達、平均壽命高於美國、人均GDP與中國持平、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聯合國開發計劃署高度肯定的古巴，是一個傲然昂首於西方世界步步為營封鎖下、一個從蘇聯解體到拉美左翼政權紛紛倒台後依然堅持自己道路、一個雖敗猶榮的社會主義古巴；九十歲的他，在古共七大閉幕式上發表了一段頗有最後告別意味的演講：「這或許將是我最後一次在這個會場發言……但是古巴的共產主義理想將作為一種明證在這個星球上存在，證明如果你們努力且有尊嚴地工作，就能夠生產出人類需要的物質和文化。」

卡斯特羅被人稱作「最後一個游擊戰士」，彼時游擊隊員在深山中作戰，條件十分艱苦，沒有剃鬚刀，大家都長了鬍子，披頭散髮。革命勝利後，卡斯特羅依然不刮鬍子，保留在游擊隊時代的革命傳統。作為一位本可以躺在家族財產上紙醉金迷過日子的公子哥，他卻一生清貧不貪圖物質享受，他的一生，只有革命、解放與理想。卡斯特羅生前曾說：「我會像勇士熙德那樣，人們把死去的他抬上戰馬，使他繼續贏得戰鬥。」他說這句話的時候，一定想到了當年那位親密的戰友、犧牲近半個世紀依然在激勵後人的切·格瓦拉。

1967年10月8日，切·格瓦拉生命中的最後一夜。切是一位根正苗紅的西方貴族，父親是巴拉那總督後代，母親是秘魯總督後代。他也跟同為上層階級出身的卡斯特羅選擇了同一條路，就是《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說的這條路：「人的一生應該是這樣度過的：當他回首往事的時候，他不會因為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會因為碌碌無為而羞愧。這樣，在臨死的時候，他就能夠說：『我的整個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經獻給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為人類的解放而鬥爭。」能擔得起這句話的人，切·格瓦拉算一個。

他騎著摩托車環遊整個南美洲，見到了人間的苦難，見到了大莊園和象牙塔外真實的世界，見識到了拉美百年來血與火的苦難與人民無法擺脫的泥沼。從此他立志走一條不同的路，一條歷盡艱難困苦但絕不回頭的路，一條地獄火焚身但求普度眾生的路。切·格瓦拉作為毛澤東狂熱的粉絲，不但把毛澤東的游擊戰思想當做鬥爭的最高指導，還在古巴時主張親中政策，與親蘇派針鋒相對。他時常掛在嘴邊的是毛澤東的一句詞：不到長城非好漢。他最後留給世界的遺言：「開槍吧，膽小鬼，你要殺死的，是一個男子漢。」對於切的批評，他確實幼稚、確實固執、確實失策，但他當之無愧一個「紅色好漢」的稱號。

在有些人眼裡，堂吉訶德是一個不切實際的瘋子；在有些人眼裡，堂吉訶德是值得尊敬的理想殉道者。對於切·格瓦拉來說，高尚的情操不能掩蓋他鬥爭策略的失誤，鬥爭策略的失誤也不妨礙他的精神光耀身後、激勵世人——自己的精神長存、意志不朽，對一位革命者來說可能是最大的榮耀。但是從另一個角度講，切生前進退失據、理想破滅；身後成為虛妄的文化偶像，被印在廉價T恤上、被異化成反社會或朋克的標籤、被搖頭晃腦的青年當做耍酷和自我標榜的工具——這，恐怕是一個革命者最大的悲哀吧。

革命者，永遠是榮耀與悲哀並存的矛盾體。

1967，格瓦拉在玻利維亞密林犧牲之時，他最為崇拜的毛澤東正站在歷史的關口，作為一位為六位直系親人、十五位親屬為革命犧牲的領袖，切格瓦拉的犧牲在毛心中恐怕無法掀起太大的波瀾，也更無法想到自己身後竟也會成為這種「虛妄的偶像」。周恩來總理倒是這樣評價過切·格瓦拉：「（格瓦拉）對抗剛果的僱傭軍，打陣地戰。僱傭軍有美帝、比利時等幾個帝國主義國家的支持。本來剛果的游擊打了兩年多，很有成績。格瓦拉一去，就把人家的軍隊集中起來，脫離群眾，打陣地戰……（失敗後）格瓦拉又轉到玻利維亞山地，完全是搞盲動主義，不找群眾，甚至把群眾抓起來做俘虜，怕人家走漏消息。武器沒地方存，存在山洞裡。這樣怎麼能發動游擊戰爭? 雖然格瓦拉會西班牙文，到處可以用，但畢竟在本地沒有群眾基礎。他每天都有日記，寫得一清二楚，就是採取大燒、大殺，脫離群眾最後被俘……我們說『星星之火』是可以燎原的，但必須那個地方有了燎原之勢，才能燎原。他們認為不管有無條件，只要放一把火就可以燒起來，這完全是冒險主義和拚命主義。其結果是游擊隊員一個個犧牲了……」

是啊，「群眾」、「人民」。毛澤東一輩子戰天鬥地什麼都不信，只迷信一樣就是「人民」。「我們一定要堅持下去，一定要不斷地工作，我們也會感動上帝的。這個上帝不是別人，就是全中國的人民大眾。全國人民大眾一齊起來和我們一道挖這兩座山，有什麼挖不平呢？」人民不覺醒怎麼辦，靠先鋒隊去發動；先鋒隊出問題了怎麼辦，內部整風，堅定思想、統一行動；但是，當先鋒隊的問題固化到內部整風也解決不了了怎麼辦，就只能靠外部的力量、靠發動人民群眾了嗎？

大事業總要經歷大風大浪，大人物總要承受大喜大悲。毛澤東的晚年是痛苦的，因為他努力嘗試的解決方法失敗了，而已至暮年的他不會再有精力尋找新的方法論了。建國之初，毛曾說幾年內要從主席的位置上退下來，帶幾匹馬、背一箱書，把黃河、長江從源頭到入海口從頭至尾走一遍。然而事情一件接著一件，浪漫的文青終究沒能實現這個願望，這個國家他放不下。在晚年一次大病之後，毛澤東說：我剛才去見馬克思了，但是馬克思說你們國家的鋼產量還沒超過英國，你還不能死，於是我又回來了。1958年毛澤東提出了「鋼產量十五年趕上英國」的口號，而他在一年前也說過「我們要好好乾五十年，把工業建起來，要有美國那樣多的鋼鐵」，於是乎這兩句話變成了著名的「趕英超美」，一直以來被當做自不量力而被嘲笑的典範。然而沒有人會去留意，15年後的1973年，英國鋼產量2665萬噸，中國產量2522萬噸，「趕英」目標基本完成；等到了「超美」口號提出五十年後的2007年，中國鋼產量已經接近5億噸，是美國的5倍有餘。只是我們已經不會去在意這個數字了，就像我們不會再去在意農田水利建設、血吸蟲病、文盲問題、肺結核和鼠疫、大國的核威脅等等————你們的時代能夠忘卻我時代所最心心念的，這恐怕是能給革命者為數不多的慰藉吧。

但是他還不滿足，他有更遠大的期望、有更宏偉的願景、有更浪漫的計劃，然而老天不給他這個機會了。他對自己的護士長說：「我死了，可以開個慶祝會。你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最好穿顏色鮮艷的紅衣服或花衣服，要興高采烈、滿面春風地參加慶祝會，然後你就大大方方地上台去講話。你就講：同志們，今天我們這個大會是個勝利的大會。毛澤東死了。我們大家來慶祝辯證法的勝利：他死得好。如果不死人，從孔夫子到現在地球就裝不下了」停了一會兒，他又認真地說：「我在世時吃魚比較多，我死後把我火化，骨灰撒到長江里餵魚。你就對魚說：魚兒呀，毛澤東給你們賠不是來了。他生前吃了你們，現在你們吃他吧，吃肥了你們好去為人民服務。這就叫物質不滅定律。」

這一個願望終究還是無法實現，因為毛澤東已經不是毛澤東了，他代表了太多的意義，更多其他人賦予他的意義。吾身雖在，吾道不彰，這是主席的悲哀。毛澤東一生親筆寫過上百幅對聯，有是他自己親自創作的，有是借古人的作品用作輓聯、賀聯、贈聯的。據統計，所有毛澤東對聯中反覆用及、數量最多的是這一副：

出師未捷身先死；

長使英雄淚滿襟

1949年10月1日，如有可能，毛澤東或許願意永遠把時間定格在這一天：「讓那些內外的反動派在我們面前發抖罷，讓他們去說我們這也不行那也不行罷，中國人民的不屈不撓的努力必將穩步地達到自己的目的」「中國人民已經戰勝了自己的敵人，改變了中國的面貌，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

1949，遠在莫斯科的斯大林默默地注視著這個新生的紅色政權，他們的領袖要在新政權剛剛成立兩個月之後就來蘇聯拜碼頭。很多時候民族主義在斯大林的心裡占的位置更重些，就在半年前，他還電至中共中央要求不要進行渡江作戰，並考慮國民黨方面提出的劃江而治的議和。所以斯大林能隱隱感覺到，來者絕非等閑所圖。果然，東方的小弟看似恭敬的認了大哥，緊接著就提出了種種讓大哥為難的條件。

堪稱外交宗師的斯大林，曾經在英法綏靖禍水東引的意圖下與納粹德國秘密媾和、通過覆雨翻雲手為蘇聯爭取了上百公里的戰略緩衝；曾經硬鎚頭加軟刀子與日本簽訂了《蘇日中立條約》，解決了東方戰線的後顧之憂，也間接迫使日本只能南下，最終拉美國下水；曾經在雅爾塔會議上以一敵二，面對羅斯福、丘吉爾兩個同樣的人中豪傑，硬生生地敲定了中分世界的權力體系……結果在毛澤東這裡，斯大林見識到了來自東方神秘的討價還價的力量，這次角力恐怕是斯大林出讓利益最多的一次，也是斯大林一生中唯一一次對社會主義國家領導人的妥協：雅爾塔體系中蘇聯在東北的特權被完全收回；民國政府跟蘇聯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被廢除，毛澤東非常強硬的在新條約中加入「互助」二字——《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體現新中國與蘇聯平等的地位；蘇聯提供大量無息貸款和工業建設支持……當然，面對絕世高手斯大林，老毛也是比較內傷的，比如外蒙獨立成了既成事實，蘇聯專家進入了中國東南沿海的雷達站，簽訂了東北、新疆只能接受蘇聯援助的新條約，蘇聯提供海軍援助解放台灣的願望落空了……

生命已經快要走到盡頭的斯大林應該意識到了：這個小弟不是小弟，也不會是「副幫主」，「中國人民站起來了」這句話不是白說的。斯大林或許在想，共產主義的接力棒應該教下去了，真的是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吧，我可能真的老了。當年我像他一樣接手一個新生的國家時，也是一個如履薄冰的學生。當時一份考卷擺在我面前，題目是「紅色政權如何生存下去」，給我的條件是這樣的：（1）我是一位喬治亞鞋匠的兒子，受歧視的少數民族，學歷中學畢業，而中央內部幾乎全部是留過洋的高級知識分子，非常熟悉西方那一套，甚至還跟恩格斯談笑風生過；（2）上一任領袖在去世前，曾以性格原因建議免除我的總書記職務，紅軍幾乎完全掌握在我最大的對手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手中；（3）新成立的蘇聯幾乎沒有任何工業基礎，因為戰爭，工業產值只有7年前的14%，而農業更糟，三年前剛剛發生了引發廣泛農民起義的大饑荒；（4）曾經的帝國分崩離析，原有的國土出現了蘇聯、芬蘭、波蘭、愛沙尼亞、立陶宛和拉脫維亞六個國家，一些如羅馬尼亞的蕞爾小國都欺負到了我們頭上，侵佔大量領土；（5）蘇聯剛剛在與波蘭的戰爭中慘敗而歸，簽訂了恥辱的條約，而我被領導層認定要為這次失敗負責；（6）周圍鄰國全部與蘇聯為敵、全世界發達國家全部與蘇聯敵對。

最後我交出的答卷是這樣的：（1）兩年內奪取了黨內最高權力，並在一國內建成了社會主義；（2）執政17年後，在西線抵禦超過600萬軍隊的入侵，這些軍隊有著最先進的裝備和戰術，僅僅用了六周時間就滅掉了當時西歐第一大國——法國，而這次入侵要比入侵法國的來勢更加猛烈，我堅守自己的首都不曾撤退一步；（3）在以上事件發生之前，很好地處理了東線事件，避免了超過100萬日軍精銳入侵的危機；（4）在紅色政權與法西斯政權的最終決戰中獲勝，擊潰德國並佔領德國首都；（4）吞併了愛沙尼亞、立陶宛、拉脫維亞，收復波蘭、羅馬尼亞、芬蘭侵佔的領土，侵佔德國、日本部分領土；（5）在東歐全面建立起紅色政權，紅色力量與西方勢力中分天下，同時蘇聯的周邊不存在一個敵對國家；（6）我最為自豪的是，用了十五年時間，工業水平達到歐洲第一、世界第二，在如今即將離去之際，經濟水平已達到歐洲第一、世界第二，並且擁有核武器。

他來自高加索山區，從來跟「西方正統」的黨內領導人穿不到一條褲子里；他來自湖南農村，這次出訪蘇聯是他第一次出國，在黨內同樣受到留洋派的排擠。他不是領袖「欽定」的那個接班人，靠著鐵血手腕獲得了最高權力；他險些被共產國際「欽定」的領導人置於死地，還是憑藉著無與倫比的軍事才能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他面對德軍的鋼鐵洪流，面對距自己只有八公里的先鋒部隊，在紅場閱兵，巋然不動；他率領兩個警衛連，穿梭於敵軍十數萬大軍的圍剿中，閑庭信步。當年，他接手了羸弱的紅色政權，面對西方世界的重重包圍，衝出了一條屬於蘇聯的道路；如今，他要帶領中國人民站起來，不再是任人宰割的魚肉，傲立於世界舞台。

斯大林看著毛澤東，滿滿是自己當年的影子。

有一件斯大林絕對不會想到的事，即便他讓毛澤東吃盡了苦頭，但從1956年蘇共「二十大」開始，全世界都開始了批判斯大林的政治浪潮，此時為斯大林辯護最激烈的，竟然是當初最桀驁不馴、不服蘇聯的毛澤東。在全世界所有共產黨國家中，中國是最後一個在公共場合摘掉斯大林畫像的——直到改革開放後斯的畫像才從天安門廣場上撤下，也是最後一個停止公開為斯大林進行辯護的。

1922年，革命導師列寧不得不重新審視他和斯大林的關係了。從新經濟政策開始，斯大林就不斷反這一決策，不但在中央會議上公開與列寧爭辯到面紅耳赤，並公開指責列寧歪曲了黨的原則，甚至還表達過「一國建成社會主義」這種公開與列寧背道而馳的思想。列寧看斯大林，就像老師看成績好又調皮搗蛋的學生：他建議中央免除斯大林總書記的職位，又不去動用領袖的權威對斯大林進行公開批判；他在遺囑中提出了斯大林脾氣過於暴躁的缺點不宜擔任總書記，但是又不建議把斯大林踢出中央核心領導層……從列寧的遺囑、書信、會議記錄中不難看出他的態度：紅色政權不能沒有斯大林，而斯大林的性格有巨大的缺陷。或許蘇聯的命運從那時候起，就已經決定了吧。

列寧也在猶豫：紅色政權何去何從，晚年的他也並不很有底氣。他曾堅信無產階級革命可以在一國勝利，遂在黨內力排眾議發動起義，一戰成功；他又堅信俄國的勝利僅僅是一個開始，西歐革命的勝利很快就會到來，最終與俄國無產階級一起共同建設社會主義。基於此他確定了過渡時期的新經濟政策，然而西歐的革命遲遲沒有到來：德國共產黨遭遇滅頂之災、法國兵變被鎮壓、東歐諸國曾被點亮的蘇維埃政權一個又一個暗了下去，意在幫助波蘭革命的進攻慘敗而歸……列寧也不得不重新審視自己的判斷，在他自己身體每況愈下之際，或許他也會同樣感到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了吧。

歷史沒有給我們解釋，為什麼列寧和斯大林發生了如此尖銳的矛盾，列寧依然在生命的最後時光中對他的工作給予了必要的支持。在蘇共中央實權派中，支持斯的人不多，反對他的人不少。但斯大林偏偏就是一個搞不定的刺頭、強硬的少數派。或許這讓列寧想起了什麼吧。

列寧想起了，當他在普列漢諾夫的馬克思主義小組裡，與普發生全方面尖銳的理念衝突時，他是少數派；當一戰如火如荼地進行，在左翼陣線中爭論「無產階級是否要保衛祖國」是，他是少數派；當他力主把實現無產階級專政寫入黨的綱領，他是少數派；當他提出一國無產階級革命論時，他是少數派；當他提出《四月提綱》，要求立即發動起義推翻資產階級政府時，他依然是少數派。後來結果又怎樣呢，還不是憑藉自己一次又一次遠見卓識的證明、堅定的意志和毫不退讓的鐵腕手段、不懈的團結盟友和爭取同志，少數派最終還是變成了布爾什維克（多數派）。

列寧不喜歡斯大林，就像斯大林不喜歡毛澤東，他們不想承認但無法否認的事實是：他們其實是一類人。

在生命的最後，列寧最念念不忘的就是西歐革命局勢，他在第三國際中投入的精力甚至超過了國內的工作，他對於沒有西歐發達國家支持的紅色政權是否能生存下去持悲觀態度。當西歐形勢萬馬齊喑、看不到一絲希望之時，他一定在懷念曾經親密的戰友卡爾·李卜克內西和羅莎·盧森堡。

1918年12月31日，1918年的最後一天，德國共產黨成立的第一天，德意志的革命到了最危險的關頭。1918年12月，全德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在柏林召開，由於無產階級缺乏獨立的革命政黨的領導以及右派社會民主黨人的背叛，政權重新落入資產階級和容克地主——德國社會民主黨右翼領導集團手裡。曾經的革命黨、後來的修正主義政黨、現在的反動集團——社會民主黨一躍升成為領導德國的政黨。新政府沒有觸動舊的國家機構和軍隊，留任大批原來帝國的官員和將軍，沒有任何改變這個吃人社會的意圖，並竭力設法把兵變和群眾運動平息下去。

一戰中，曾經的左翼工人黨紛紛背叛了自己的階級，轉而支持帝國主義政府發動戰爭，並以「愛國主義」這一招牌慫恿工人蔘軍參戰，無產階級成為了炮灰，他們也化身為統治階級的幫凶。當然還有少數清醒的人，在一戰爆發前夕，卡爾·李卜克內西指出「主要敵人在國內」，他說：「我們的敵人不是法國、俄國的人民，而是德國容克、德國資本家和經管他們事務的委員會——德國政府。」羅莎盧森堡則更是大聲疾呼：「無產階級沒有祖國！」然而他們的所作所為不到遭到了統治階級的殘酷鎮壓，就連工人們都不能理解他們的思想，他們就像在一所搖搖欲墜的大廈里拚命提醒大家危險的人，然而正在進行狂熱聚會的人們對於這種「瘋話」置若罔聞。

戰爭彷彿一列失控的列車，帶領著整個人類向懸崖邊衝去。一戰的殘酷程度遠超人們想像，當無產階級發現他們在前線賣命，後方資本家賺得盆滿缽滿；當他們發現「前方吃緊，後方緊吃」；當他們意識到戰爭荒謬性的時候——無產階級覺醒了。從法國前線到俄國後方，一場改變人類命運的大兵變拉開了序幕。德國的無產階級士兵覺醒了，他們意識到了統治階級的虛偽，意識到了這次戰爭的荒謬，他們把槍口指向了皇帝和容克貴族。1918年11月3日，德國基爾港的8萬水兵起義，建立了全國第一個工兵代表蘇維埃，吹響了德國十一月革命的號角。隨後一個又一個部隊嘩變，一個又一個蘇維埃成立，到11月8日止，以漢堡、不來梅、萊比錫、慕尼黑為代表的幾乎所有德國大城市都成立了工農兵蘇維埃。11月9日，德國首都柏林的工人和士兵爆發武裝起義，佔領了政府機關、郵電局和火車站，迫使德皇威廉二世逃往荷蘭，卡爾·李卜克內西宣布成立社會主義共和國。正所謂兵敗如山倒、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克，11月11日德國宣布無條件投降。

此時此刻，德國已經站在了歷史的十字路口，離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只差一步之遙。面對社民黨的背叛，卡爾·李卜克內西和羅莎·盧森堡站了出來。12月29日，斯巴達克同盟召開代表大會，決定立即脫離獨立社會民主黨，成立自己的組織——德國共產黨。30日，德共成立大會在柏林舉行，盧森堡作了關於黨綱問題的報告，大會決定以她起草的《斯巴達克同盟要求什麼》一文作為黨的綱領。共產黨人開始積極籌備起義事宜。

而已經徹底背棄理想的社民黨主席弗里德里希·艾伯特聘用自由軍團鎮壓起義。1月15日，因叛徒告密，兩位領袖在避居住地被捕，他們受到反革命軍隊的殘酷折磨。就在當晚，他們被喪心病狂的敵人關進綁滿鐵絲木箱中，沉入水底。

與所有共產主義運動領袖相似，羅莎·盧森堡也出身於一個非常富裕的家庭中。在大學時接觸了馬克思主義的她迅速成長為一個共產主義戰士。作為左翼戰線中並不多的女性，她也同時具有了兩重身份：德國工人運動領袖，婦女解放領袖。列寧在緬懷她的時候曾評價道：「她永遠是一隻鷹」。在大學中，羅莎找到了一生的革命伴侶：利奧·約基希斯。作為共產主義堅定的信仰者，羅莎和利奧用實際行動貫徹了他們的理念——不結婚，不需要資產階級虛偽的婚姻證明來為愛情束縛上枷鎖。然而為了更好的在德國開展革命運動，羅莎需要德國的國籍，為此她跟一位德國工人假結婚，不過這一行利奧給予了完全的理解，並沒有影響他們二人之間的感情。只能說，革命者們的大情懷超乎了普通人的想像。

嗟險阻，嘆飄零。關山萬里作雄行。

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龍泉壁上鳴。

羅莎把她生命中的大部分時光都投入到了革命工作中，她跟約基希斯散多聚少，大多時間裡只能憑藉書信，去寄託一往情深的思念：

我最親愛的愛人：

　　上次給你寫了—封完全關於我倆私事的信，萬望寬恕，行嗎？我感到筋疲力盡，神經綳得緊到了極點。每天都是起早貪黑，馬不停蹄，現在才有空來寫這封信。順便說一句，你在信中說你愛我，並且問這對我夠還不夠？除此之外，我還有什麼別的要求呢？我百分之—百是你的，而且每時每刻，無不在思念著你。思念中，我對你微微含笑。什麼時候我才能擁抱你呢？不過我希望不要來得太匆忙。我要用我的工作成績，來贏得這個機會……

我在忙什麼？星期三，我把這期《工人之聲》剪貼好了。請立即函告要印多少冊，以便我在星期一收到你的迴音。為什麼要我寄500冊給你，而不是直接寄到慕尼黑呢？對我來說，寄到哪裡都是—樣。你會發現，在呼籲書和這一期中，我對我們的政治立場，採取了斷然的措施，簡明扼要地提出支持憲法。如果鬥爭轉移到群眾方面(而且比我們計劃得要早)，那麼就需要明確界定各種概念……為此，我決定明確地、毫不含糊地這樣寫：我們的解決方案，就是憲法。這個決定，在我寫呼籲書的幾個小時單，就必須作出，因此沒有機會徵詢你的意見。但是，我敢肯定，你是同意我的提法的。這一點我絕對敢肯定……

　　你的 盧

李卜克內西和羅莎·盧森堡遇害之後，利奧·約基希斯繼承了愛人的遺志，和歐根·列威萊等人承擔起了德國共產黨的領導職責。在柏林的無產階級先後發動了三次起義，但都以失敗告終，柏林蘇維埃徹底淪陷，約基希斯等逃出柏林的德共領導人在慕尼黑領導工人發動起義，建立了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兩個月後德國政府在英法的支持下集結軍隊近十萬軍隊攻入慕尼黑，自此，德國十一月革命結束，德國的左翼力量寫下了最為壯美、也是最後的篇章。德國的無產階級運動遭到了致命的打擊，革命領袖和先鋒隊幾乎被屠殺殆盡，也正是左翼力量的真空，在未來二十年內讓極右翼的法西斯主義趁虛而入，利用了底層人民的民族主義情緒和在戰後經濟危機中的痛苦，從此德國乃至整個歐洲走上了一條不歸路。慕尼黑城破之日，利奧·約基希斯壯烈犧牲。

1889年7月14日，在恩格斯的關懷指導下，第二國際成立。在一戰中相互持刀相見卡爾·李卜克內西、羅莎·盧森堡、伯恩施坦、考茨基、列寧，曾經都是第二國際中重要的領導人。這時的他們，還團結在馬克思主義的大旗下，恩格斯都把他們像親孩子一樣疼愛。恩格斯晚年住在英國倫敦瑞琴特公園路122號的一幢單元式三層樓里。這裡已經成了各國革命者之家，全世界社會主義者的聖地。恩格斯在家中熱情地接待英國工人運動領導人、愛爾蘭貧困工人、法國逃荒農民以及流亡大學生，讓他們在這裡休養、避難。

1888年，年近古稀的他還不顧舟車勞頓前往美國，會見了美國工人運動領袖，高度稱讚了美國工人在去年一年中卓越的運動成果，指出未來歐美無產階級應當有更多的聯合運動，並承諾要為芝加哥工人為爭取八小時工作制的偉大鬥爭設立紀念日，這就有了第二國際成立會議上，把芝加哥工人大罷工的五月一日定位國際勞動節。芝加哥工人大罷工中有數十位工人犧牲，四位工人被政府推上了絞刑架，正是這些不怕死的人、正是這些平凡而偉大人們的生命、正是這一波又一波風起雲湧的鬥爭，才為無產階級換來了一點又一點的權力：法定最低工資、選舉權、八小時工作制、「財產隔離政策」、取消童工、加班費、社會保險……第二次工業革命後，資本家們意識到如果再不讓工人享受一點發展成果，自己註定會被憤怒的革命烈火所淹沒，所以無產階級的狀況有了比較明顯的改善。這也讓第二國際中出現了「修正主義」：認為放棄革命、與資本家溫和的討價還價可以達到鬥爭目的——這種思想像瘟疫一樣蔓延，為禍深遠。然而他們看不到，要是沒有這些捨得拼出性命的人，統治階級怎麼會吐出嘴裡的肉。

過了74歲生日後，恩格斯的身體每況愈下，他頸部右側出現了一個腫塊，醫生診斷為食道癌晚期。恩格斯沒有子嗣，他立下遺囑，把自己和馬克思的全部藏書贈給德國社民黨，一部分財產留給馬克思的女兒、外孫女和自己的秘書，剩下所有都交給了德國社民黨作活動經費，他不會想到，這個社民黨最終在十一月革命中對同志舉起了屠刀。

「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恩格斯想，這恐怕是他能給革命做的最後一點貢獻了。馬克思逝世後，恩格斯獨自肩負起指導國際工人運動、整理和出版馬克思遺著、捍衛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理論、培養各國年輕的社會主義活動家和理論家的重任。尤其是整理《資本論》第二、三卷手稿的巨大工作，恩格斯憑藉著巨大的毅力和超負荷的工作在幾年內完成了書籍的出版，但幾乎拖垮了他的身體。更何況此時的恩格斯，已經送別了兩位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1883年3月14日，馬克思在安樂椅上安靜地睡著了——但已經永遠地睡著了。馬克思一生最大的幸運，不是有一個智慧絕倫的頭腦，而是他遇到了恩格斯。看馬克思給恩格斯的通信，幾乎沒有什麼豪情壯語的革命口號、深邃玄奧的思想碰撞，信中最頻繁出現的是這類話：「親愛的恩格斯，感謝這個月寄來的五英鎊，真是幫了我的大忙。」「老朋友，小燕妮得了肺炎，我已經把大衣當掉了…」「親愛的恩格斯，上個月股票賺了一筆錢，你不用擔心」「我向你保證，我寧願把手指切掉也不願給你寫這封信（要錢）……」作為早已超越友誼的革命同志，作為在能在同一時代交融碰撞的偉大思想，作為能夠一起奮鬥一生志同道合的戰友，伯牙能夠遇到子期，此生足矣。

1878年，恩格斯的伴侶莉希·白恩士也走到了生命最後的關口。作為共產主義戰士，寫下了《家庭、私有制、國家的起源》的恩格斯更不屑於「結婚」，這種「私有制下通姦和賣淫的憑證」。而他的伴侶莉希是一個純樸的愛爾蘭紡織女工，和他的姐姐瑪麗一樣，半生都用來照顧、愛慕這個偉大的靈魂，並沒有對自己的生活提出任何多餘的要求。隨著莉希病情越來越重，她請求丈夫履行一個正式結婚的手續，給他一個女性一生中最美好的瞬間。恩格斯沒有猶豫，答應了臨終妻子最後的要求，1878年9月11日晚上，恩格斯和她舉行了結婚儀式。幾個小時以後，莉希就在愛人的懷抱里去世了。

除了親人離去，馬克思、恩格斯經歷最多的，就是一個個前仆後繼的革命同志，一個個鮮活的生命，一個個義無反顧的戰士，為了理想、為了美好的未來、為了人類的解放，譜寫出了生命中最華麗的篇章。

1871年5月29日，在巴黎郊區一所廢棄樓房裡的歐仁·鮑狄埃，躲過了反動政府對全程革命者的大屠殺。這一夜，他悲憤交集、心潮起伏，難以入睡。他想起了，他出生在巴黎的一個工人家庭，自小貧困的他13歲就開始做工，受盡了超負荷的勞動與虐打，是馬克思的思想讓他看到了光芒，讓他找到了未來的方向，而不是像一具行屍走肉爛在巴黎貧民窟中；他想起了，普法戰爭中政府軟弱無能，巴黎無產階級發動起義，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嘗試建立起無產階級的政權——巴黎公社；他想起了，他們沒收資本家的財產、接管工廠組織生產，組建國民自衛軍並建立工人自己的治安、司法和立法機構，給廣大婦女以選舉權，禁止了所有工人的夜班，這一切的一切，都是人類有史以來從未經歷的；他想起了，梯也爾政府匆匆向普魯士投降，簽訂屈辱條款，只為快速鎮壓本國的無產階級，普魯士釋放了法軍戰俘以幫助梯也爾政府，十數萬大軍圍困了巴黎，公社戰士展開了英勇的巷戰，但街區還是被一個接一個地攻破；他想起了，最頑強的抵抗發生在東部的貧民區，公社成員們在每一個房屋、每一條街道不退一步，這最後的一周被稱為「流血周」，在「流血周」的最後一天，他右手被打殘廢，依然和公社戰士一起在街壘浴血戰鬥，最後被一位同志救出城區；他想起了，公社最後的147名戰士退到了拉雪茲神父公墓，他們高唱著《馬賽曲》、高呼「公社萬歲」，像敵人發起了最後的衝鋒……

這一夜鮑狄埃註定無法入睡，他懷著滿腔熱血和悲痛，不顧殘廢的右手、用顫抖著左手寫下了響徹寰宇的詩句，後來被工人作曲家皮埃爾·狄蓋特譜曲，就是傳唱百年的《國際歌》，成為了全世界共產主義者的靈魂最強音：

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

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

……

這是最後的鬥爭

團結起來到明天

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

1848年2月，經過幾個月的醞釀，一本小冊子如嬰兒一般呱呱墜地，標誌著馬克思主義的誕生，意味著無產階級鬥爭從此有了科學的指導，人類歷史從起進入了一個新的篇章——一個不再屬於上層貴族或少數人的歷史，而是一個嶄新的、屬於最廣大人民的歷史篇章：

共產黨人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公開宣布：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

讓統治階級在共產主義革命面前發抖吧。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在讀大學的時候，我給一位94的老紅軍整理過回憶錄，他跟著賀龍走過紅二方面軍的長征，在太行山上打過游擊，參加過解放大西南的戰爭和抗美援朝，他本人就是一部中國二十世紀的活歷史。因為這是組織上的任務，最後所有回憶錄內容是上交封存的，很遺憾我自己手裡沒能留下這部活歷史，但是老紅軍有一句話讓我記憶猶新：

「打了二十多年的仗，我身邊的人換了一茬又一茬啊，最早我那些戰友還有嗎，沒有啊，我知道的是一個都沒有啦，子彈打到人身上跟紙一樣，能活下來是命大，就我撐到這一天過上好日子了啊……你說打仗怕不怕死，能不怕么。怕，我給你講啊，為什麼還要上？我們的命賤，娘生了十個孩子，能有三個長大就不錯；災荒一來，人跟那風吹稻子一樣一片一片往下倒……我們的命賤，我們不希望你們，不希望你們這一代命也賤，我們打仗是給你們打啊……」

最樸素的語言，最高尚的情懷，卻代表了千千萬萬仁人志士共同的願望：「如果我們選擇了最能為人類福利而勞動的職業，我們就不會為它的重負所壓倒，因為這是為全人類所作的犧牲。那時我們感到的將不是一點點自私而可憐的歡樂，我們的幸福將屬於千萬人。」誰能想到，這樣的語句出自一個17歲少年的中學畢業論文。

更想不到的是，這位少年成為了歷史上開天闢地式的人物，有無數的有識之士畢生追隨於他、追隨於那個崇高的理想，縱使獻出了青春、生命，也在所不惜。他17歲時的那句話，成為了自己一生的寫照，更為此後近三百年的革命者們寫下了共同的墓志銘，這句話穿過渺茫的歷史、越過飛逝的時間、刺透黑暗的塵埃，至今仍迴響在寰宇之間：

「我們的事業並不顯赫一時的，但將永遠存在；面對我們的骨灰，高尚的人將灑下熱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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