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潘金蓮》：只有馬錫武能救李雪蓮-轉載

本文轉載自微博網友

《我不是潘金蓮》（以下簡稱《潘》劇）已經上映好長時間了，網上的評論也出了不少，所以劇情我就不在這裡複述了，只說說我的看法。

「這屆人民不行？」

馮小剛，應該還有編劇劉震雲，在這部電影中流露出來的對底層百姓的鄙視，以及若隱若現的對「難纏的女人」（借縣法院院長王公道之口說李雪蓮是小白菜、潘金蓮、竇娥三位一體）的厭惡，是我觀影過程中最不舒服的感覺。

在《潘》劇中，包括女主角李雪蓮在內的底層百姓，沒有一個能夠讓人看到希望，也沒有一個給人留下美好印象。李雪蓮的特點是「作」，不作不死的「作」。她的困境從一開始就是她自己造成的，是她自己要鑽政策的空子搞假離婚，結果弄假成真，願賭卻不服輸，於是拿出往死里「作」的勁頭，踏上了漫漫上訪路。按照馮、劉的設計，李雪蓮的要求從法律的角度來看是完全不合理的，所以她後來的遭遇就無法獲得觀眾同情，不理解她為什麼放著好好的「牛骨湯店」不去經營，偏偏要瞎折騰？有意無意之間，反而對那些被她折騰得坐卧不安的「無辜」官員產生了同情。

一直暗戀李雪蓮的廚師趙大頭，總是李雪蓮最困難的時候向她提供幫助，正是他在北京收留了李雪蓮，才使得李雪蓮能夠得見一位常委級首長「天顏」，導致了從市長、縣長到法院院長一系列官員被免職，李雪蓮也因此在光明縣獲得了特殊地位。趙大頭受她連累被公安部門調查，不能繼續在北京工作了。這樣一個人物，本來可以被塑造成一位重感情、能擔當、厚重可靠的男人形象，成為底層社會道德的一個代表，不想趙大頭最後卻被表現成不僅利用李雪蓮對他的好感佔人便宜，而且還要將結婚作為籌碼解決兒子的工作轉正問題，完全是一副市儈嘴臉了。

至於影片中出現的其他幾位男性，李雪蓮的弟弟，當他得知姐姐要殺自己的前夫（要殺人，這意味著姐姐的精神或心理出現了嚴重問題，正處於嚴重危險中），居然無動於衷，根本不想如何救救姐姐，幫助姐姐渡過難關；胡屠戶，一直垂涎李雪蓮的美色，為了能夠和李雪蓮「做那事兒」，不惜去殺人，並在先「做那事兒」後殺人還是先殺人後「做那事兒」以及「弄你一次」殺幾個才合算的問題上斤斤計較；最後范偉扮演的果農，發現李雪蓮要自殺，卻是只要別在我的果園裡上吊就行，他甚至十分「熱心」的為李雪蓮指點競爭對手的果園，說那裡才是自殺的好地方……

這就是馮小剛鏡頭中的底層百姓，全都具有一種「愚蠢的狡猾」——他們並不懦弱，更談不上老實巴交，個個詭計多端，沒有道德感。但在精英的眼裡，他們的狡猾反而更加證明了他們的愚蠢。簡言之，他們全都被漫畫化了，這和趙本山在春晚舞台上對農民的表現如出一轍。

也許有人會說，魯迅筆下的阿Q不也是很可笑嗎？華老栓不也是很愚蠢嗎？表面看起來的似乎是這樣的，但魯迅對阿Q、華老栓等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懷有深深的同情，同時也寄予深深的希望，而馮小剛、劉震雲以及當代的主流文藝精英們，則是帶著一種智力和道德上的優越感，用戲謔、嘲弄的方式來表現李雪蓮、趙大頭、胡屠戶之類的底層百姓的。

實事求是的說，馮、劉對底層百姓的漫畫化，是近三十多年文藝舞台的一種常態。就其基本動因而言，是對新中國前三十年文藝舞台上那些具有充分主體性以及創造歷史主動性的工農兵形象的一種反動；就其政治和意識形態功能而言，底層百姓形象的「弱智化」、「非道德化」，反襯並且有力論證了精英掌握國家與社會主導權的正當性、合理性。

「國民黨化」是現在完成時？

不過，儘管《潘》劇在表現底層百姓時，露出了精英的猴子屁股，但《潘》劇並非一無可取，尤其是當馮小剛把鏡頭對準官員時，還是把他們的精神狀態和心理刻畫的活靈活現，也讓我們對今天的官民關係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馮小剛、劉震雲是有點藐視觀眾的，生怕他們不理解《潘》劇的深意，刻意借馬市長之口來點題：一樁小小的離婚案之所以鬧了十幾年，搞出這麼大的麻煩，關鍵是官員不敢擔當，把自己的位置看的太重。馮小剛後來接受《人民日報》採訪時也是這麼說的。

這樣的解釋不能說不正確，但過於膚淺了。在我看來，如果我們要從官民關係，或者幹群關係方面去找原因的話，最主要的是雙方信任蕩然無存。

在《潘》劇中，馬市長、鄭縣長、王院長、賈庭長們和李雪蓮、趙大頭、胡屠戶們生活在兩個平行的世界裡，各有各的語言，各有各的邏輯，雞同鴨講，無法溝通。比如當李雪蓮說「今年我不去北京上訪」時，馬、鄭、王、賈一律理解成「今年我一定會去北京上訪」，於是如臨大敵，終於把李雪蓮逼到了寧肯深夜跳窗逃走也要去上訪的地步。

中國現行的體制，自下而上層層對上負責，這種狀況內在的要求是官員/幹部必須和底層百姓有深厚的精神和情感聯繫，或者用官方的語言說要「堅持群眾路線」，「建立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繫」，如果沒有這一切，官員和底層民眾之間的關係變成一種沒有情感聯繫的單純管理與被管理關係，雙方不是密切合作而是相互博弈，則如潘維教授所言，共產黨就「國民黨化」了。

在《潘》劇中，李雪蓮和趙大頭在一個雪夜為了從監視他們的警察眼皮底下逃走，設計將警察灌醉。這樣的橋段，我們在新中國前三十年的電影，如《洪湖赤衛隊》、《智取威虎山》、《鐵道游擊隊》等影片中見多了，那都是老百姓和地下黨對付國民黨和日寇、土匪、漢奸的做法，今天同樣的橋段出現在《潘》劇中，「人民警察」的形象和國民黨的「黑狗子」毫無二致，觀眾哈哈大笑，絲毫不覺得有違和感，這種狀況，難道還不能讓人警醒嗎？

想想《今天我休息》中的警民關係，不禁有恍如隔世之感。

猶記得改革開放之初有一篇轟動一時的短篇小說《陳奐生上城記》，儘管這篇小說可以視為把農民形象漫畫化的始作俑者，但小說還是透露了一個在今天李雪蓮們看來匪夷所思的細節：農民陳奐生和縣委吳書記居然是朋友——這是毛澤東時代的遺風——他們的友誼是吳書記在陳奐生的生產隊里蹲點兩個月時結下的，後來陳奐生甚至憑著和吳書記的交情為社隊企業搞到了當時緊缺的聚乙烯原料。

今天，吳書記、馬市長、鄭縣長、史縣長們是不可能有陳奐生、李雪蓮這樣的朋友了，他們的朋友要麼是董事長要麼是首席執行官；陳奐生、李雪蓮們也不敢奢望和書記、市長、縣長做朋友，能夠舉著一個「冤」字攔住他們疾駛而過的座駕已經等於燒了高香了。

國民黨的結局，我們都知道了。避免「國民黨化」，就是要避免國民黨的結局，要思之慎之，勿謂言之不預。

讓馬錫武來審判？

本質上，《我不是潘金蓮》講的是一個和司法有關的故事，就李雪蓮的訴求而言，也應該在司法的範疇內解決。誰能解決李雪蓮們的問題？這一點在網上已經引起了爭論，有人從西方的程序正義理論出發，認為李雪蓮的問題不能解決，也不必解決；還有人說應該考慮依託「法治的本土資源」解決李雪蓮的問題。後一種種說法更有道理一些，但吞吞吐吐，有點不太自信。

其實，共產黨有自己獨創的司法傳統——馬錫武審判方式，這個傳統如果能夠發揚光大而不是像今天這樣被西方舶來的理論所淹沒的話，完全可以有效解決李雪蓮們的問題。

現在許多人已經不知道馬錫武是何許人了，這裡略微介紹幾句。

馬錫武是老革命，早年參與創建陝甘寧邊區，四十年代出任陝甘寧邊區高等法院院長。任職期間，他運用毛澤東主席的群眾路線思想指導審判工作，創立了著名的馬錫武審判方式。其主要內容是簡化訴訟手續，實行巡迴審判、就地審判。在審判中依靠群眾、調查研究，解決並糾正疑難與錯案，使群眾在審判活動中得到教育。

馬錫五審判方式具有這樣幾個特點:（1）深入農村、調查研究，實事求是地了解案情；（2）依靠群眾、教育群眾，尊重群眾意見；（3）方便群眾訴訟，手續簡便，不拘形式；（4）堅持原則，依法辦事，廉潔公正。馬錫武審判方式包括三個有機聯繫的步驟：查明案件事實；聽取群眾意見；形成解決方案，說服當事人接受。

馬錫武曾經審判過一起著名的案件。

有一次在馬錫五到華池縣檢查工作的時候，突然遇見一個女青年攔路告狀。這個女青年叫封芝琴（小名捧兒）。自幼由父母包辦與張金才之子張柏訂婚，到1942年捧兒長大成人，經人介紹曾與張柏見過面，雙方都願意結為姻緣。但她的父親封彥貴為了從女兒身上多撈「彩禮」便與張家退了親，準備將捧兒賣給慶陽的財主朱壽昌。

張家知道後，糾集了親友二十多人，深夜從封家將捧兒搶回與張柏成婚。封彥貴告到司法處，司法人員未經周密調查，以「搶親罪」判處張柏與捧兒婚姻無效，張金才被判刑六個月，草草結案。張家不服，捧兒也不服，便攔路告了狀。馬錫五掌握了基本案情後，又了解了捧兒的態度，捧兒表示「死也要與張柏結婚」。

馬錫五又廣泛聽取了群眾意見後，召開群眾性公開審判大會，作出如下判決：一、張柏與捧兒的婚姻，根據婚姻自主的原則，准予有效。二、張金才深夜聚眾搶親有礙社會治安，判處短期徒刑，對其他附和者給予嚴厲批評。三、封彥貴以女兒為財物，反覆出售，違犯婚姻法令，判處勞役，以示警誡。

這樣的判決，合情合理，非常恰當，群眾聽後十分稱讚，熱烈擁護，勝訴者捧兒和張柏更是皆大歡喜。雙方當事人也無不表示服判，後來邊區文藝工作者以此事為素材，編寫了鼓詞《劉巧兒團圓》和劇本《劉巧兒告狀》，以後又改編成評劇《劉巧兒》。

我們不難想見，如果李雪蓮的離婚案一開始遇到是馬錫武，可能根本就不會被判離婚，因為馬錫武的庭前調查會查明這是假離婚，李雪蓮和丈夫秦玉河都會受到批評教育。如果像影片開始那樣，李雪蓮發現自己被騙後到法院討說法，馬錫武也會在認真調查的基礎上，做出一個合情合理合法的判決，讓當事人心服口服，絕不會像王公道那樣滿足於形式上的合法。

馬錫武審判方式的本質是堅持司法的人民性。現代法律是形式上公正的法律，但法律資源、法律知識的不平衡，使得底層的民眾不容易感受到法律的溫暖和正義，更不易得到司法的制度性保障。馬錫武在審判中堅持走群眾路線，相信群眾、依靠群眾，使司法審判能夠有效維護正義和人民的利益，進而彌補了現代法律的不足。

中國今天的法律精英，沉迷於僵化的西式法律思維，這使他們能夠做出類似「彭宇案」這樣反價值的荒謬判決，也導致了越來越多李雪蓮式的人物出現，消耗了大量司法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