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信共濟會控制趙薇、朴槿惠深陷邪教，為什麼中國人尤其喜歡陰謀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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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劉銳

馬克思主義歷史決定論的意識形態熏陶，公民權利和公民自由保障不力，加上官方和媒體的失信，練就了天生愛信陰謀論的中國人。

19世紀末，大清國還沒完，帝國千瘡百孔，西方人蜂擁而至，有的帶著槍炮，武力扣關，但也有的捧著聖經，奔赴這片尚未被上帝垂顧的異教徒之地。不過迎接這些傳教士的，不是膜拜，而是戈矛。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初，全國各地教案頻仍，超過400起。

大清國要完，得怪陰謀論

教案的起因，往往是陰謀論，指責傳教士們為非作歹，行徑變態，「童子割腎，婦女切乳，剜眼取胎，嬰孩同煮」，諸如此類的記載很多。歷史證明，這些都是謠言，來華的傳教士不說絕對純良，但至少比地痞惡霸良心得多，但在當時，匪夷所思的描述不僅引起共鳴，甚至成為激化衝突的利刃。

其中最嚴重的教案，是義和團運動。1900年，山東等地農民打著義和團的旗號處死了很多西方傳教士和中國基督徒。義和團運動起初受到清廷肯定，但隨後引起西方反彈，導致八國聯軍侵華，已經半截身子入土的大清國又給自己挖了一個坑。

極端點說，大清國是陰謀論害死的，也不是全無道理。

• 陰謀論引發了義和團運動，給了鬼門關前的大清國臨門一腳 /Wikipedia

時光流轉，大清國早已完了，陰謀論卻依然「陰」魂不散。機場讀物里，有兩種書最受歡迎，一種是讓你幻想一朝暴富的成功學，一種是讓你覺得暴富後能玩轉世界的陰謀論。《貨幣戰爭》、《誰在真正統治世界》、《美元大崩潰》、《統治世界：神秘共濟會揭秘》，光是看書名就徒生一種掌握國家機密的快感，彷彿聆聽到北京計程車司機師傅般的教誨。而在網路上，趙薇受到共濟會控制、朴槿惠被邪教洗腦、轉基因是帝國主義的生物戰等危言聳聽的陰謀論時刻賺取看客的流量和點擊。

人人都愛陰謀論

雖然這些陰謀論已經發揮不了讓大清要完的威力了，但讓人不免深思，為什麼它們如此受歡迎，在中國更是登堂入室，甚至成為主流。

對於陰謀論，學者們的定義五花八門，但都八九不離十。綜合來說，大概就是認為某一事件或某種現象是由幕後高人控制，為了實現不可告人的目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作者、哲學家卡爾·波普爾刻畫的陰謀論者典型思路是，「戰爭、失業、貧困、短缺等壞事，都是一些有權有勢的人或團體故意實施的。」他認為，陰謀論其實是有神論的演化，跟荷馬史詩所體現的社會理論很相似。荷馬史詩中，人類的行為都不過是諸神的體現而已。陰謀論是將諸神替換成有權勢的一小撮人，他們是重大事件或災難的肇始者，是罪惡的根源。

陰謀論不是中國特色，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陰謀論。即使是民眾素質遠高於中國的美國，陰謀論也不乏擁躉。2004年8月，民調機構Zogby International調查發現，49%的紐約市民相信美國政府事先知道911恐襲，故意沒有採取行動。1960年代，美國歷史學家理查德·霍夫斯塔德在《美國政治的妄想風格》中論述，美國有很多妄想型陰謀論者，他們認為「歷史是陰謀，由擁有近乎無窮力量的邪惡勢力驅動」。

對於為什麼人們愛信陰謀論，有學者歸因於「基本歸因謬誤」，心理學家發現，人類在理解他人行為時，普遍高估個人因素，而又嚴重低估外在因素。陰謀論將個人作用發揮至極大，認為一小撮人能夠呼風喚雨、扭轉乾坤，忽視了社會的複雜本質，往往不受人為控制。波普爾亦有此論，「社會生活的顯著特徵之一是，沒有什麼是完全按計划進行的。事情總是出人意料。社會生活中產生的結果與我們所希望的效果很難一致，事情的發展通常不是我們想要的。」

在拉丁美洲，陰謀論也是盛行已久。Victoria Emma Pagan在《拉丁文學中的陰謀論》中也認為，陰謀論是「可以理解的，但本質上是錯誤的」，因為只提供了簡化的解釋，而不是最好的解釋，真正的動因往往是複雜多樣的。

• 《貨幣戰爭》這種陰謀論著作在以小清新著稱的豆瓣網，超過60%的讀者給了四星及以上評價

而陰謀論在中國非常流行幾乎是共識。很難想像在其他國家，《貨幣戰爭》之類的陰謀論著作能成為經久不衰的暢銷書，在豆瓣上，這本書目前有近五萬人讀過，評分7.3，不論是閱讀數還是評分都非常可觀，甚至被大學老師指定為推薦讀物，被官方拿去研究。且不論在經濟、文化上中國是不是大國，至少在陰謀論方面，中國絕對遙遙領先。

於是，一個問題呼之欲出，為什麼中國人如此熱愛陰謀論？

馬克思的歷史決定論也是陰謀論

中國擁有適合陰謀論滋長的豐沃土壤——與陰謀論同出一源的歷史決定論。卡普爾認為，歷史決定論 ( historicism )就是陰謀論的一個變種。歷史決定論假設歷史是有運行法則的，可以推測出終點。這種思路與陰謀論如出一轍，陰謀論認為歷史事件由少數人在幕後安排的，事先就已決定。歷史決定論在中國有廣泛的市場，在卡普爾看來，馬克思主義歷史觀就是一種歷史決定論，這為陰謀論的傳播種下了意識形態的種子。

以官方姿態散播陰謀論也是中國特色，尤其是在1949年以後1978年改革開放之前，處在封閉狀態的中國人，是典型的「妄想型陰謀論者」。這個詞的創造者霍夫斯塔德坦言，「我稱之為妄想型，僅僅是因為沒有其他詞能恰當地體現我所想的這些過度的誇張、懷疑和陰謀幻想了。」文革期間，「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走資派篡權」、稍有不慎即被視為資本主義走狗就要被砸爛狗頭，這種「過度的誇張、懷疑和陰謀幻想」是陰謀論的極端形式，但在幾十年前的中國是常態。

• 一直致力於反轉基因的崔永元 /CFP

歷史決定論僅僅只是為陰謀論盛行提供了意識形態環境而已。哈佛大學的學者Cass R. Sunstein和Adrian Vermeule認為，陰謀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殘缺的認識論」 ( crippled epistemology ) 導致的，通俗來講就是，陰謀論者根據匱乏的相關信息推導出的錯誤結論。

兩位學者認為，陰謀論盛行與所處社會的公民權利和公民自由關係很大。自由度大的社會裡，觀點是自由傳播的，信息很少受限，儘管也不乏陰謀論，但越來越多的信息披露後，很多陰謀論都不攻自破，相信的人也越來越少。美國著名的陰謀論，如肯尼迪為中央情報局探員刺殺、人類登上月球是美國政府造假、馬丁·路德·金被聯邦調查局刺殺等，如今已成為笑談，信者寥寥。

但在中國，形勢恰好相反，陰謀論從肇始到發酵，往往是愈演愈烈，最後甚至發展成主流觀點。在處處受限的中國，陰謀論者更容易使用「偏軌的證據 ( errant data )」，所謂偏軌，就是不健全，信息生產組織無力提供全面而真實的信息，人們只能依靠偏頗乃至錯誤的信息，進而演繹成陰謀論。

「吃瓜群眾」更像是「傻瓜群眾」

對於大多數事件，人類是缺少親身體驗和直接信息的，必須依靠他人、大眾傳播機構乃至政府。而缺乏公民權利和自由的社會裡，人們天然對權力機構報以警惕。比如在中國，新聞業廣受詬病，記者常常被戲稱為「妓者」。在這種情況下，人們轉而相信沒什麼根據但足夠有噱頭的小道消息也就不足為奇了。而本該是權威信源的政府，其公信力也相當低，坊間甚至有戲言，凡是官方闢謠的，一般都是真的。這與學者Juha R?ikk?的研究相符，相信陰謀論的人也傾向於否定所有知識生產機構。

轉基因陰謀論的傳播是很好的例子。轉基因陰謀論有多重版本，輕者認為是孟山都等外企為了佔領中國市場而派遣的特洛伊木馬；重者認為是美帝國主義的「種族滅絕」措施——甚至包括一些具有軍方或政府背景的媒體。儘管已經有無數科學實驗證明，獲得批准的轉基因農作物無弊無害，但陰謀論者從來不相信，連受過高等教育的精英諸如崔永元也極力反對轉基因。民眾不相信本該提供權威信息的政府（即使是農業部認證了的轉基因作物也遭到抵制，因為政府的公信力在某種程度上接近破產），也不相信「妓」者的新聞。

政府過於強勢，普通民眾被迫處在政治話語的邊緣，據學者Volker Heins研究，這種「政治疏離」 ( political alienation ) 促長了陰謀論。如果民眾感到被社會疏遠，那麼通常就將自己視為權勢階層的掌中玩物，例如在中國當下的話語場里，很多人自嘲是「屁民」，而不是公民。

被污名化的，不止是新聞業。眼下的中國，幾乎所有職業都有被污名化的趨勢。這種反智傾向是民粹的表現。民粹是陰謀論滋生的土壤，陰謀論深受民粹主義者的喜愛。霍夫斯塔德發現，美國的草根普遍相信「存在一種非常簡單的大型鬥爭，其核心是某種陰謀力量。」美國如是，中國不遑多讓，擅長階級鬥爭的中國人，對於」大型鬥爭「的存在習以為常，「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的受害者心態也或多或少地殘存在意識里，與陰謀論的話語體系不謀而合。

• 受到閨蜜干政影響的朴槿惠雖然壓力重重，但是事態遠沒有中國陰謀論者描繪的那麼玄乎 /CFP

由於國內的禁忌，當外國發生類似陰謀論時，中國人尤其買賬，譬如近來流傳甚廣的韓國總統朴槿惠「信仰邪教」，任由閨蜜崔順實幹政。儘管朴槿惠確有不當之處，也在韓國國內引發大量抗議。但傳到了中國大陸，就成了朴槿惠「被邪教控制」，把在韓國的三流消息放大成主流報道，朴槿惠被崔順實「用法力迷惑」，甚至建立了神秘的宗教團體專門干涉國政，儼然是韓國拉斯普京。

馬克思歷史決定論的意識形態熏陶，公民權利和公民自由保障不力，加上官方和媒體的失信，練就了天生愛信陰謀論的中國人。在這種背景下，那些看熱鬧的「吃瓜群眾」，其實更像是「傻瓜群眾」。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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