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曼帝國與什葉派的糾葛（完結篇）

到了19世紀，國際政治局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西方國家為了加強自身在中東的影響力，通過各種手段對已經虛弱不堪的奧斯曼帝國進行政治、經濟、文化滲透。而奧斯曼帝國為了生存和保持自己國土的完整與國家的凝聚力，進行了一系列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在改革的大潮之下，奧斯曼帝國的社會及文化也漸漸地發生變化，影響到了其中的每一個群體甚至每一個人。當然，本文的主角什葉派也不例外。

隨著奧斯曼帝國境內什葉派團體與外界的聯繫越來越廣泛，奧斯曼政府對什葉派的政策也發生了轉變。誠然，在普通大眾、地方貴族及遜尼派法學家的心目中，什葉派是一個「沒有道德的墮落的」群體，但是，在奧斯曼「坦齊馬特」改革「自由、平等」「公民權」等思想的深入以及哈米德二世時期「泛伊斯蘭主義」概念的影響下，奧斯曼政府開始更多地把形形色色的什葉派群體當作「真正的穆斯林」來看待，並通過教育、經濟建設、立法等措施對這些群體加以拉攏或予以限制。而各個什葉派團體也以他們邊緣群體的「優勢」，有意或無意地給奧斯曼帝國的現代化進程貢獻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一、 19世紀至20世紀初奧斯曼帝國應對伊拉克什葉派問題所做的努力

正如之前所提到過的，奧斯曼帝國對待與伊朗接壤地區的什葉派團體的政策向來是十分謹慎的。由於擔心他們會支持伊朗，因此政府不敢在歧視或迫害政策上走極端，對什葉派採取「不作為」的態度。當然，出於尊重什葉派信眾情感的需要，奧斯曼帝國專門派員管理在伊拉克的什葉派聖城，為朝覲的民眾提供保護。另外，政府專門限定了伊朗朝聖者前往伊拉克或麥加的路線，隔離伊朗人與當地什葉派群體的聯繫，以防伊朗方面的顛覆活動。

然而，這種相對的寧靜隨著愷加王朝的建立而終止了。阿加·穆罕默德在統一伊朗之後，廢除了納迪爾沙時促使什葉派與遜尼派和解的政策，進一步增強什葉派在伊朗的國教地位。伊朗的沙阿再次以「什葉派保護者」的形象出現在公眾的視野當中。因此，對奧斯曼帝國的什葉派而言，伊朗的吸引力變得更加強烈。再加上19世紀時伊拉克什葉派學術中心興起，伊朗與伊拉克的民間和學術交流日趨頻繁，因此有更多伊朗人逗留在奧斯曼帝國境內，並與奧斯曼人通婚，這造成了國籍問題以及他們子女宗派歸屬上的糾紛。

同時，伊拉克的什葉派為了自身的生存與發展，一方面對伊拉克地區的部落民和農民加強了傳教力度，使他們改宗什葉派，另一方面鑽奧斯曼體制的漏洞，對伊拉克地區的軍官、政府官員等也展開了宣傳攻勢，使得奧斯曼政府伊拉克當局的不少官員也傾向什葉派。這兩個問題使奧斯曼政府在伊拉克本就不穩固的統治面臨更加嚴重的威脅。為此，奧斯曼政府採取了相應的補救辦法。

1. 奧斯曼帝國對待國籍問題上的政策

對於第一個問題，奧斯曼政府在馬哈茂德二世時期就有了回應。他於1822年頒布聖旨（Ferman-i Ali），禁止奧斯曼女性與伊朗人結婚。由於當時奧斯曼尚未引入西方的法律，因此該法令是基於應對遜尼派與什葉派的分歧而發布的，宗教意味大於世俗意味。但是強制的禁止卻讓結果適得其反，因而收效甚微。進入坦齊馬特時代之後，奧斯曼政府引進了西方的「國籍」概念，這個問題似乎有了解決方案。1869年，政府通過《奧斯曼國籍法》，在婚姻問題上效法當時的歐洲國家，規定女性要跟隨丈夫的國籍。但是奧斯曼政府很快就發現了問題，因為這會導致伊拉克地區財產及人口流向伊朗，給奧斯曼帝國帶來財政及兵役上的損失。

於是，1874年政府通過了《奧斯曼公民與伊朗人婚姻禁令補充法》（Law Protecting the Prohibition of Marriages between Iranians and Ottoman Citizens），規定在國籍法頒布之前的已經嫁給伊朗人的奧斯曼女性，她本人及其子女都依然是奧斯曼帝國公民，但同時不能獲得伊朗國籍。這當即遭到伊朗政府的抗議。為此，奧斯曼帝國作出一定讓步，於1875年給予伊朗領事裁判權，讓伊朗公使館管理奧斯曼帝國境內的伊朗人，但在婚姻問題上維持原判。1886年，奧斯曼政府發布《徵兵條例》（Recruitment Regulations, Ahz-? Asker Nizamname），第32條規定奧斯曼婦女與伊朗人所生的兒子要服奧斯曼帝國的兵役。伊朗政府再次提出嚴正交涉，但是遭奧斯曼政府無視。

在1914年時，奧斯曼政府曾有人提出要廢除1874年法令，而且為此召集了遜尼派和什葉派的學者共同討論這一問題，但由於一戰的爆發而不了了之。這一問題直到1926年土耳其大國民議會廢除1874年法令時才告解決，但是新法令規定一旦土耳其婦女嫁給伊朗人，那麼她將獲得伊朗國籍，卻同時自動喪失土耳其國籍。不過，此時該法的約束力僅限於土耳其境內，因為伊拉克已於1921年建立費薩爾王朝，不再屬於奧斯曼帝國。

2. 對於什葉派勢力擴張的相應政策

對於第二個問題，由於奧斯曼帝國對伊拉克地區加強控制的努力始終成效不大而無法得到解決，以致英國委任統治當局在1919年的人口普查里發現什葉派人口已經占伊拉克人口的53%。不過，奧斯曼政府為了抑制什葉派在伊拉克的擴張還是採取了一系列措施。

首先是關於什葉派阿舒拉節的問題。傳統上奧斯曼帝國並不禁止什葉派信眾公開過節，而阿里·里薩擔任巴格達總督期間（1831-1842）更顯得寬大。但是伊拉克的什葉派學者卻藉機宣傳什葉派思想，讓更多民眾嚮往什葉派。更有甚者，不少奧斯曼官員也改宗什葉派，據說奧斯曼帝國駐紮在伊拉克的第六集團軍里，90%的士兵都是什葉派。

米德哈特帕夏擔任總督期間曾打算完全禁止阿舒拉節，但不成功。由於什葉派在伊拉克城市的影響日益壯大，奧斯曼政府於1885年將商討解決辦法提上日程。1905年伊朗立憲革命的爆發激發了伊拉克什葉派的參政熱情，這讓奧斯曼政府更加恐懼。

1907年，一位伊拉克遜尼派學者在給政府的報告中提到伊拉克地區阿舒拉節的活動「政治意義遠大於宗教意義」。到了1911年，巴格達官員給伊斯坦布爾的內政部發去一封電報，陳述了阿舒拉節的規模之大及其影響力之巨。這最終促使奧斯曼政府痛下決心，下令禁止什葉派信徒公開參與阿舒拉節的慶典，規定信徒只能在家中過節。

針對什葉派學者廣泛宣傳什葉派思想的問題，奧斯曼政府同樣採取了應對措施。先是在1859年在伊拉克禁止印刷和出售進口自伊朗的古蘭經，認為這會被當作是「政治宣傳工具」。1885年，奧斯曼帝國內閣（Cabinet of Ministers, Meclis-i Vükela）商討抑制伊拉克什葉派勢力壯大的具體辦法。在此之前，奧斯曼帝國首席大法官海珊·胡斯努·艾芬迪（Hüseyn Hüsnü Efendi）曾經提出在伊拉克建立宗教警察來嚴密監視什葉派的活動。但是奧斯曼政府否決了該提議，並認為民眾改宗什葉派是因為貧窮以及政府的教育政策不力。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奧斯曼政府最終撥款給伊拉克各省份，以改善當地的灌溉設施，興辦公共工程；同時興辦宗教學校，向民眾教授伊斯蘭的「正信」。雖然在抑制什葉派傳播上收效甚微，但是卻在奧斯曼帝國瓦解前的最後幾十年里改善了伊拉克的基礎設施。

二、阿拉維派的「覺醒」

到了19世紀，隨著西方人對奧斯曼帝國的了解日益增多，對奧斯曼帝國境內的教派分歧也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在西方人特別是許多傳教士的眼裡，奧斯曼帝國是一個愚昧落後的「邪惡帝國」，他們一方面對邊緣化的什葉派群體以及奧斯曼治下其他米勒特（宗教自治團體）表示同情，認為自己有義務讓他們認識到現代社會的進步與文明，要讓他們「擺脫愚昧，認識上帝」，另一方面，他們又不可避免地用帶有殖民主義的思想觀點去看待這些團體。他們希望藉助這些團體的覺醒，動搖奧斯曼帝國的統治，讓其治下的各個宗派或民族實現自治或獨立建國。在這些傳教士或傳教士群體當中，影響力最大的當屬美部會（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ABCFM）。他們一方面希望世界各國的民眾能信仰上帝，另一方面則宣揚美國的民主價值觀，企圖讓人們領悟到美國制度與理念的先進。

在奧斯曼帝國境內，安納托利亞的紅頭和敘利亞北部地區的阿拉維派長期處於與世隔絕的狀態之中，由於他們受到正統遜尼派的壓制，他們不得不以宗族為單位緊密團結在一起。而奧斯曼政府為了不惹麻煩，也基本上在他們不反抗政府的情況下對他們不聞不問，對他們是否忠誠於政府也並不關心。在埃及佔領敘利亞期間，阿拉維派為反擊埃及的改革而和奧斯曼政府合作，在埃及人被打敗後，奧斯曼帝國卻並沒有去改善他們的生活。

薩法維紅頭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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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雖如此，不少阿拉維派信徒還是通過自身的努力得到奧斯曼政府的賞識並被委以重任。比如穆罕默德·艾敏·瓦希德·艾芬迪（Mehmed Emin Vahid Effendi）就於1806年被蘇丹塞利姆三世任命為奧斯曼帝國駐巴黎大使；卡拉·穆罕默德（Kara Mehmed）曾任奧斯曼帝國海軍大將軍，即便在鎮壓希臘起義失敗後還是得到蘇丹馬哈茂德二世的寬恕，並被改任安卡拉總督。但是，這並不代表他們與世隔絕的狀態得到根本的改變，普通的大眾還是把他們當作「沒有道德的人」來看待。

美部會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接觸到阿拉維派以及被他們稱為「阿列維派」的紅頭的。考慮到伊斯蘭法嚴禁穆斯林改宗，美部會只好先對這些邊緣的宗教團體下手。他們在邊遠的山區興辦學校，教給這些團體現代的「文明」觀念，並動員他們改宗基督教，希望最終加速「穆罕默德血腥新月的衰落與崩潰」（haste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bloody crescent of Mohamed, 1828）。雖然他們的傳教活動並不是很成功，但是確實調動起了他們對外部世界的關注，而且他們也漸漸了解到了西方的先進思想，以宗族和部落為紐帶的封閉式團結開始走向瓦解。而美部會另一巨大的貢獻在於他們記錄下很多有關這些宗教群體的一手資料，為後來的研究者提供了豐富的史料，也為當時奧斯曼帝國制定相應的政策提供了參考，因此在坦齊馬特時代，傳教士的工作是受奧斯曼政府歡迎的。

但是，蘇丹哈米德二世的掌權卻改變了這一種情況。俄土戰爭的失敗、國內局勢的日益動蕩讓他對坦齊馬特失去了信心，於是打出「泛伊斯蘭主義」牌，企圖通過團結國內的穆斯林來維繫奧斯曼帝國的統一。在這種情況下，哈米德二世盡最大的努力排斥西方傳教士的影響，拉攏那些曾經被邊緣化的各個什葉派團體，並藉機加強對他們的控制。

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奧斯曼政府的官員行動起來，在哈乃斐法學家的配合下，開始對阿拉維派和阿列維派予以關注，為他們興辦教育，同時允許他們改宗遜尼派，以達到「糾正他們的愚昧和異端思想」的目的。米德哈特帕夏甚至還提出過為他們的居住地修路的建議。而不少阿拉維派的長老們也意識到了時代的變化，他們主動向奧斯曼政府靠攏，宣稱他們是「忠順的穆斯林」，而有些長老們也動員族人們改宗遜尼派。

即便如此，不少地方貴族與宗教學者想方設法阻撓阿拉維派信徒的改宗。然而當時的奧斯曼政府考慮到加強中央集權的需要，大體上還是會接受阿拉維派的改宗。比如在1898年，安塔基亞有數千阿拉維派信徒請求改宗遜尼派，結果當地的宗教學者和貴族卻說他們實際上是想「隱瞞自己的信仰」。不過，最終奧斯曼政府出兵，保護當地的阿拉維派，粉碎了謠言，並接受了他們的改宗。

三、拜克塔什教團、阿列維派與奧斯曼帝國的現代化

拜克塔什教團與阿列維派是同一個教派的兩個方面，前者主要服務於奧斯曼帝國的上層社會，為統治者安撫安納托利亞的阿列維派，同時推動巴爾幹地區伊斯蘭教的傳播，而且還是奧斯曼帝國精銳部隊加尼沙里軍團的精神支柱；而後者則主要生活在安納托利亞東部、南部的山區之中，由於受正統遜尼派的壓制而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直到19世紀美部會傳教士的到來才改變了這一種情況。

拜克塔什教團毫無疑問在奧斯曼帝國的統治階層當中影響力巨大，不少官員都是它的追隨者。然而，它的過度強大卻影響到了加尼沙里軍團的戰鬥力，使該軍團日益淪落為政治鬥爭的工具。

1826年，蘇丹馬哈茂德二世廢除了加尼沙里軍團不久，就對拜克塔什教團予以嚴厲打擊。奧斯曼政府對拜克塔什教團的指控也無非就是對什葉派的指控，說他們的思想不符合正統遜尼派的價值觀。不得已，該教團只好隱藏自己的身份，並迅速撤離首都，深入到巴爾幹、安納托利亞的山區之中。雖然到了19世紀中葉他們重新得到了統治精英的賞識，回到公眾的視線里，但是他們的指導思想已經發生了改變。在拜克塔什教團受到打壓的近四分之一個世紀里，他們更加傾向於了解下層民眾，反映他們的呼聲，同時也通過各種渠道了解到了西方國家「自由、民主、平等」的思想。為了拉攏更多的下層民眾，拜克塔什教團再次強調自己繼承著伊斯蘭化之前的古老的突厥文化傳統，並配上自己的什葉派的反抗情結，從而在教團中逐漸形成了一種反正統、反權威的思潮。

而這與坦齊馬特時代的改革風潮相吻合，因此獲得了不少帝國中改革派官員的青睞。而正是由於他們得到不少高官的支持，他們才逐漸擺脫了被壓制的命運。1871年，由於奧斯曼帝國皇太后的支持，拜克塔什教團可以在公眾場合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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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斯曼帝國坦齊馬特改革失敗之後，自由派的官員遭到哈米德二世的流放、驅逐或是處決，改革分子暫時失勢。此時，為了給改革尋找新的理論基礎，改革派官員與知識分子也決定去探尋突厥傳統文化和伊斯蘭文化，藉機博得下層群眾的支持，而這與拜克塔什教團所走的路線不謀而合。雙方自然而然地走向了聯合。

在奧斯曼統一與進步委員會成立之後，在青年土耳其黨人進行宣傳的過程中，他們也與教團進行著緊密的合作，利用教團的社會關係網路進行的廣泛的宣傳。雖然不能以此來確定這是青年土耳其黨人在發動推翻哈米德二世起義時選擇在馬其頓、科索沃一帶開始的原因之一，但是這裡要進行說明的是，歷史上阿爾巴尼亞人皈依伊斯蘭教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拜克塔什教團，因此在巴爾幹的中部地區，該教團無疑存在著不弱的影響力。

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奧斯曼政府為了對抗進入安納托利亞東部的俄羅斯軍隊以及反抗的亞美尼亞人時，曾經聯絡當地的阿列維派並企圖與他們合作，但是卻遭到了拒絕。不但如此，在美部會等傳教士團體的鼓勵下，不少阿列維派信徒（主要是庫爾德阿列維派）還參與了諸如搗毀奧斯曼帝國政府機關、襲擊奧斯曼軍隊等活動，他們這麼做是為了支援與他們關係更為緊密的亞美尼亞人。

一戰結束，奧斯曼帝國戰敗，而且面臨著徹底滅亡的危險。為了對抗希臘入侵者，趕走帝國主義勢力，維護奧斯曼的獨立，凱末爾在安卡拉組建了自己的政府。當時的他為了作戰急需戰鬥力，而他所處的安納托利亞腹地則是阿列維派信徒占相當大的比重，凱末爾決定拉攏他們。於是，他和之前的青年土耳其黨人一樣，選擇與拜克塔什教團合作，並把其長老怯列比·艾哈邁德·凱末爾丁·艾芬迪（Celebi Ahmed Cemaleddin Effendi）帶在身邊。在1919年時，凱末爾還特地去參拜了拜克塔什教團的總壇。他也由此贏得了阿列維派信徒的支持，使他們積极參加凱末爾的軍隊。

凱末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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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土耳其共和國建立後，凱末爾也看到了拜克塔什教團的巨大影響力，他擔心蘇非教團的存在將不利於自己的世俗共和國的發展，因此到了1925年，凱末爾果斷拋棄了拜克塔什教團，並進而廢除各種蘇非教團。至於阿列維派，凱末爾出於建設世俗共和國的需要，對他們的真實身份予以掩蓋，在文化上並沒有給予足夠的關注，以致在普通土耳其人的心目中，「紅頭」一詞還是「不道德」的代名詞，直到今天在土耳其社會還是一個貶義詞。

四、結語

現任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在擔任伊斯坦布爾市長期間（1994-1998）曾說過一句話：「如果說阿列維派是指對阿里的愛的話，那麼，我本人也是一個阿列維。」600多年過去了，奧斯曼（土耳其）與什葉派及什葉派的思想、文化依舊剪不斷、理還亂。奧爾罕蘇丹在資助哈乃斐教法學家時，也給拜克塔什教團撒下大筆金銀；塞利姆一世因為什葉派問題與巴耶濟德二世鬧翻，可是當他把什葉派稱作十惡不赦的「異教徒」時，他自己卻用波斯語作詩，讚美什葉派的十二伊瑪目。

奧斯曼帝國成功地把自己塑造成了一個遜尼派帝國，讓哈乃斐伊斯蘭法臻於完善，讓伊斯蘭法系走向體系化，可是什葉派的思想卻也從另一個方向深入到奧斯曼人的骨子裡，以致於當遜尼派伊斯蘭法完善到束縛奧斯曼帝國手腳的時候，奧斯曼人甚至不得不藉助自己的什葉派源流以推動自己的現代化。20世紀60年代，當土耳其遜尼派伊斯蘭保守主義回潮的時候，是阿列維派站出來，堅定支持共和人民黨，提出「新凱末爾主義」。遜尼派就像是奧斯曼的身體，而什葉派就像是她的靈魂。當身體受傷疼痛的時候，靈魂還在堅挺著，撫平身體的創傷，繼續蹣跚前行。雖然本體和靈魂時常鬧彆扭，但是好歹走過了600多年，或許也還存在著些許感情吧。

先知穆罕默德曾經說過：「復活日，最可惡的人是雙面人——搬弄是非者，他以一種面孔來見這些人，以另一種面孔來見那些人。現世有兩張臉的人，復活日，長有兩條火舌。」無獨有偶，伊斯蘭大哲學家安薩里也曾說過一句話：「凡聲稱三件事但沒有擺脫它，便是自欺者。其一，聲稱自己記念真主的甘甜，但喜歡現世。其二聲稱自己享受虔誠功修的甜美，但喜歡人們尊重自己。其三，聲稱自己喜歡創造者真主，但放不下自己。」可是突然想起曾經說過喜愛真主摯友阿里的埃爾多安，現在正在遠方的奧斯曼國，和沙特展開合作，暗中支持伊斯蘭國，對著什葉派的敘利亞不斷地施加著壓力；而同時在國內自吹自擂，欺騙民眾的感情，說著自己就是奧斯曼帝國的蘇丹。身為一個自稱為阿列維什葉派的埃爾多安，是否還記得阿列維派最基本的教義——「穆罕默德即是阿里，阿里即是穆罕默德。真主，穆罕默德，阿里，看起來是三個，但實際上是一個」呢？

今日主筆 / 孤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