庫爾德人是如何走向「武裝叛亂」道路的？

敘利亞內戰深刻地影響了中東的地緣政治格局，達伊沙（「伊斯蘭國」組織阿語音譯）這樣類似國家機器的恐怖組織興起，存在已久的庫爾德民族問題也日益發酵。如今的庫爾德民族武裝已經成為了敘利亞內戰前線的主要政治軍事勢力之一，並大有藉機建立其民族國家之勢。正如研究民族主義的大師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言，「對於手足之情的想像讓民族成為可能。與其說過去兩百年間的無數人是為之殺戮，不如說是為了這樣一個想像而犧牲。」有關庫爾德民族問題的相關歷史研究已經頗為豐富，在此不再贅述。

本文亦無意探討庫爾德民族問題涉及的地區和國際大國的地緣政治糾葛以及庫爾德民族主義自身的道義合法性問題。既有的民族衝突研究顯示，比起國際政治解決方案，國內的政治和解往往更為重要。將庫爾德民族問題置於中東現有民族國家內部處理需要利益相關方的國家切實推行民族和解政策，而同時亦需要考慮到不同國家內部的國情。

由於目前庫爾德民族問題的實證研究相當有限，我們對於該民族參與國內叛亂的詳細機制尚有待了解。Tezcür今年在《美國政治學評論》上發表了一項該領域的重大研究。他通過對土耳其出生的庫爾德人進行了大規模調查，探討了這些庫爾德人是如何走向民族武裝叛亂道路的。Tezcür是中佛羅里達大學的教授，也是全美唯一的庫爾德政治問題特設講席教授。作為目前美國中東政治研究中聲名鵲起的一位青年學者，他憑藉一人之力填補了美國庫爾德政治研究這一幾乎空白的領域，而他在伊朗和土耳其國內政治研究上也頗有建樹。

Tezcür教授在庫爾德人聚居區

庫爾德叛亂資料庫和理論解釋

Tezcür在這項新研究里通過數據整理和田野訪談建立了兩個有關庫爾德工人黨（PKK）的數據集。庫爾德工人黨是土耳其最大的庫爾德叛亂組織，常年從事暴力恐怖活動。「庫爾德叛亂民兵」（KIM）的數據集整理自PKK媒體的訃告，囊括了從1984年PKK開始游擊戰到2012年間8266名陣亡庫爾德戰士的詳細個人信息，包括了每個人的出生地、死亡地、年齡、受教育程度等。該數據的SATA版本可在他的個人網站下載（見參考文獻）。

另一個數據集是對於74個庫爾德戰士和具有相似特徵的14個普通庫爾德人的深度訪談。該研究還使用了另一個包含了和PKK有關衝突事件的數據集KIVE。KIVE顯示了土耳其從2000到2012年間所發生的衝突事件的詳細信息，包括事件的發生地和死傷人數等。基於這些數據，Tezcür設計了控制地區內和地區間異質性的隨機係數模型。地區是土耳其最小的行政單位，包括了農村和城市。

庫爾德人聚居區（藍色）

傳統的研究往往用族群認同和經濟機會這樣的結構性因素對民族衝突進行解釋，而忽視個體動機如何影響衝突的劇烈程度和持續時間。這讓結構因素如何影響個體行為的機制依然不明。經濟決定論認為，叛亂者必須首先明確加入確實可以獲取更多的經濟利益，如果無增益則不會加入。

Tezcür在訪談中卻發現，經濟利益的作用往往只在農村中存在。很多庫爾德年輕戰士有著優越的生活條件，但卻願意放棄這樣的生活去偏遠的山區從事武裝活動，這點在1999年之後的土耳其尤其明顯。族群認同論認為較高的同族群人口密度容易形成較強的社會動員網路，因此更容易出現叛亂者。

Tezcür認為社會心理意義的身份激進化過程需要進行微觀考察才能了解，並提出了基於期望理論的解釋。對於很多庫爾德人來說，他們並非只有加入叛亂才能表達自己的不滿，還可以參加合法的庫爾德政黨和政治組織來訴諸權利。他們不顧風險加入叛亂組織的可能解釋是，他們不認為這些非暴力途徑能夠帶來任何的現實改觀。

期望理論認為，人們在做一項行為決策前的期望有一個基於現實的心理參照標準，當標準遠遠低於自身期望的時候人們更傾向於冒險。人們往往對損失有著更強的心理厭惡，因此當人認為自己正在承受損失而沒有其他選擇時會變成冒險者。叛亂組織將庫爾德人的現狀表述為一種被其他民族統治的下等人狀態，並且通過宣揚民族自決拉高了某些庫爾德人的參照標準。僅從心理上認為參與叛亂可以減少損失還不足以說明為什麼只有部分庫爾德人加入了叛亂。那些參加叛亂的人必然認為自身的行為能夠對政治進程產生影響。這類人往往是具有較高政治自信和能力的政治活動分子，並且認定非暴力的政治行為已經無法對現狀有任何改觀。

幾種動機假說的驗證

為了驗證這些既有理論的解釋力，Tezcür基於土耳其庫爾德工人黨的案例提出了幾個相關理論的假說並進行了定量檢驗。首先，經濟決定論假設社會經濟地位低下和受教育程度低的庫爾德人更容易參與叛亂。隨機係數模型的結果顯示在農村地區的庫爾德人口更容易由於經濟原因加入叛亂，因為PKK提供了類似越共和秘魯光輝道路的晉陞渠道。

識字率對於PKK的招募率有著顯著的影響。在識字率平均降低11個百分點的地區，每千人里就可能會增加將近3個武裝分子；而在識字率平均升高13個百分點的地區，每千人里也不會有一個武裝分子。識字率因素還在衝突劇烈程度不同的地區的表現不同。在衝突劇烈的地區，識字率每提升12個百分點，平均十萬人里可能少12個武裝分子；而在衝突低的地區這隻會減少5名武裝分子。

1999年之後的土耳其國民教育和城市化得以迅速發展，因此參與叛亂的農村庫爾德人口減少了。參加叛亂的高教育程度城市人口多了起來，結果顯示所有時期的PKK大學畢業生成員中有75%是在99年後加入的。這說明了單純的經濟決定論對於1999年後的PKK參與動機沒有解釋力。

其次，既有理論假設國家反叛亂的暴力活動和叛亂組織本身的活動會促成族群的走向激進的身份認同和叛亂活動。結果證明，衝突劇烈的地區確實有著比衝突低地區更高PKK招募率。這一定程度上印證了既有研究里國家強制暴力帶來反效果的結論。當某族群處於國家高度監視和強制措施下時，該族群會通過加入叛亂組織來擺脫這種族群連坐式懲罰。

在庫爾德人口減少更快的地區和之前PKK成員更多的地方也會有更多叛亂成員，原因在於國家強制人口遷移帶來的不滿和前PKK成員家屬的參加。個人往往可能因為家庭成員的影響以及忠於某種家族義務而選擇高風險的叛亂組織。當家庭成員將叛亂視為某種道德義務的時候，他們就會克服恐懼而發展出對國家行為的復仇心理，這在有死去的前PKK成員的家庭中特別明顯。

此外，社會學理論認為社會網路能夠塑造族群團結的身份和互助的觀念，因此更可能有效動員他們加入叛亂組織。研究用庫爾德人口在不同地區的比重被作為代理變數說明不同地區的族群網路密度，結果顯示庫爾德人口的多寡和PKK招募數沒有關係。此外，作者假設和伊拉克、敘利亞和伊朗三國邊境接壤的地區里的庫爾德人更可能加入叛亂，因為他們更容易產生跨國境的庫爾德人族群意識。結果卻顯示，在這三個國家接壤地區的庫爾德人並不比土耳其其他地區的庫爾德人更可能參加叛亂。這更說明了PKK叛亂更多是土耳其的內政問題，解決庫爾德民族問題需要土耳其的國內和解。

根據KIM繪製的庫爾德戰士的地理分布。圖中黃點為庫爾德戰士的出生地，紅點為死亡地點。藍色區域為高海拔地區，而綠色地區為低海拔地區。

最後，Tezcür將自己提出的期望理論進行了驗證，他使用了庫爾德民族主義者的得票率作為政治活動分子人數的代理變數。問題在於，那些歷史上民族主義支持率更高的地區可能有更高的招募率，從而導致更多國家鎮壓和衝突。這就無法判定是衝突劇烈程度影響招募率還是招募率在影響衝突程度，也就是所謂的內生性問題。Tezcür使用了結構線性方程來解決這個問題，將衝突數量、衝突數和得票率三個變數的關係進行了因果路徑檢驗。他使用了1984年之前的招募率來預測1984年之後的衝突。發現發生在前的招募率並沒有對之後的衝突程度有影響，因此可以肯定是衝突的劇烈程度決定了招募率。

庫爾德民族主義者的得票率和招募率高度相關，並且在地區內和不同地區之間都是如此。隨機係數模型結果顯示選票平均每少16個百分點，每千人里可能會少0.6個武裝人員；選票平均每多28個百分點，千人里就會增加將近3個武裝人員。民族主義選票的效應和識字率一樣在衝突較高的地方更顯著，而且有衝突歷史的地區也相較無衝突歷史的地區更加容易讓民族主義支持者加入叛亂。這說明那些投票給民族主義者的政治活動分子更可能由於暴力衝突的影響加入PKK。

個體動機的機制

對於土耳其地區內和地區間庫爾德民族叛亂的定量分析只是初步告訴我們了庫爾德人的叛亂動機包括了經濟、社會和意識形態的原因，而這些因素背後的機制需要更為深入的證據支撐。事實上，很多PKK成員可能很早地離開了自己的出生地，用出生地的情況來分析這些成員的動機也許並不適合。更為重要的是，通過隨機效應模型得出的地區層面上的相關性並不代表了個體層面上的相關性，更無法從中推導出因果聯繫。Tezcür使用了自己深度訪談的數據解決了這些問題。

就國家暴力的機制來說，絕大多數參與訪談的庫爾德人都有過個人或者家庭被侵害的經歷。有的人因為目睹親人被逮捕或者殺害而參與叛亂，也有的人是無法忍受安全部門的壓迫和威脅而參加了叛軍。有很多遇害者的屍體讓家人都無法辨認乃至下葬，土耳其安全部隊還會把庫爾德人的殘缺屍體放到學校里恐嚇學生。很顯然在很多情況下，被訪者都出現了復仇心理。據一位庫爾德人母親回憶，安全部隊不讓家人埋葬他大兒子被多日廢棄在荒野里的屍體，而他的小兒子為復仇而參加了叛軍。與黎巴嫩內戰以及哥倫比亞內戰類似的情況是，對於國家暴力的復仇讓大多數多家庭中出現了數個叛亂者。由於農村更容易受到強制人口遷移和法外處決的影響，國家暴力的影響在農村裡有著更為顯著的影響。

1999年PKK首領Ocalan被捕後庫爾德叛亂活動進入了低潮期，但成員的招募率卻上升了。對於很多庫爾德人來說，Ocalan被捕是個讓他們震驚乃至心理崩潰的消息。在1999年自焚的24個庫爾德活動分子里，有15個是直接因為他的被捕，可見這一事件對庫爾德政治活動分子的影響。根據期望理論，這個事件讓庫爾德民族主義者認為民族利益蒙受了嚴重損失，他們因此寧願冒險去繼續他的事業。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看到雖然歐盟的政治壓力讓土耳其開啟了政治自由化，庫爾德人的非暴力政治活動也逐漸增多，但PKK的招募率仍以低速在穩定增長。

對於期望理論最好的支持來自1999之後的招募情況：幾乎所有在1999之後加入的城市PKK成員都是政治積極分子。這些政治及積分子大都相信PKK的民族主義宣傳，有人認為庫爾德人正在遭受系統的「政治、文化和社會意義上的滅絕」，還有的認為「庫爾德斯坦是一個被佔領的國家」以及「庫爾德年輕人並不關心經濟福利而是他們受到威脅的民族身份」等。這些受訪的年輕人往往受過良好的教育，並且在城裡長大。他們家裡沒有人加入叛軍，而且可能連國家暴力都沒有體驗過。他們完全可以選擇歸化土耳其社會，但這些庫爾德年輕人卻寧願到山區里進行武裝鬥爭。

這說明不管是經濟和安全意義上的私利論，還是政治暴力或者社會網路理論都不足以解釋這些個體案例的動機。Tezcür認為這些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人有著突出的政治能力和意識，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們更可能將庫爾德人的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考慮。PKK這樣的庫爾德叛亂武裝則對這些年輕人灌輸了一種全新的心理參考標準，讓他們認為合法非暴力的活動只能讓庫爾德民族利益繼續蒙受損失。聽信這些宣傳的年輕人因此走上了武裝叛亂的道路。

Tezcür用了一個行為主義的期望理論來解釋這種少數現象，並且用實證的方式給出了論據。他用採訪過的74名武裝人員作為實驗組，同時選取了具有相同特點和經歷的14名普通庫爾德人作為控制組。問題在於為什麼具有相同特點和經歷的那14名庫爾德普通人沒有去參加叛亂組織？通過邏輯回歸發現，教育經驗和政治積極性的交互相顯著，也就是說教育程度高的政治積極分子更可能成為叛亂分子。通過進一步將受教育程度劃分為「小學」、「中學」和「大學」三個區間後發現，大學教育程度的政治積極分子加入叛亂組織的可能性顯著高於其他兩種教育人群，即使在一般情況下教育程度的提升確實有助於減少叛亂分子。研究還發現有家室的庫爾德人更不可能參與叛亂。

圖中顯示了庫爾德政治積極分子的情況，可以看到教育程度超過中學後參與叛亂的可能性顯著增加。

意識形態動員理論和不足

雖然關於民族衝突的研究已經汗牛充棟，這項研究在既有理論的基礎上給我們展示了叛亂機制的多樣性。加入叛亂的普通人除了迫於國家暴力，還可能是受到了經濟誘惑或者是政治意識形態的鼓動，就像那些年輕的庫爾德政治積極分子。這些因素的並存讓我們思考應該如何建立一個關於叛亂的大理論框架。我國著名學者唐世平在他的研究《族群衝突的爆發：一個廣義理論》里提出，族群衝突的機制需要整合既有的經濟意義上的物質主義因素和社會心理上的非物質主義因素，而意識形態鼓動在社會心理層面起到了關鍵推動作用。

與此類似，庫爾德人的例子說明意識形態動員往往需要以民族身份的危機意識為條件。很多時候國家暴力會強化民族身份認同的危機意識，而意識形態動員則將這種危機意識轉化為了暴力的行為。這種情況較為符合不少國家族群衝突的現實，對印尼、尼日和尼泊爾等國案例都存在解釋力。

Tezcür的這項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處。除了他聲稱的數據本身問題，他並沒有用期望理論本身的數學模型來驗證該理論，而只是說明了庫爾德人的行為可能符合期望理論描述的狀況。這方面的工作需要對庫爾德人的參照標準等行為心理指標進行量化，具有一定的操作難度。另一方面，他的實驗設計顯然並沒有達到科學標準。研究將兩組人員混合進行總體分析而不是對比根本稱不上實驗驗證。

為了驗證期望理論，合理的實驗設計顯然需要將這些人隨機分配到接觸過意識形態鼓動和未接觸意識形態鼓動兩個實驗組裡。客觀條件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這種操作的可能性，並且研究者在做這類實驗時還會遇到道德約束問題。儘管如此，這項研究有機結合了定性和定量的方法，並在理論上進行了創新探索。它還提供了豐富的數據尤其是第一手的訪談資料，有助於我們更好地了解庫爾德人的政治處境。

參考資料

Güne? Murat Tezcür (2016)，Ordinary People, Extraordinary Risks: Participation in an Ethnic Rebell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ume 110, Issue 2, pp. 247-264.

Kurdish Insurgency

Shi Ping Tang (2015), The Onset of Ethnic War: A General Theory, Sociological Theory, Vol. 33(3) 256–279.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1983），《想像的共同體》。

今日主筆 高駿

註：本文首發於頭條號中東研究通訊，中東研究通訊系今日頭條簽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