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政府不應用計程車思路管理網約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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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網約車的崛起，整個計程車行業的本質實際上已經發生了變化，用於傳統計程車管理的框架很顯然已經不再適用於當下的狀況。以政府為代表的管理者們不應該把目光局限於數量控制、價格控制等傳統方向，而應該根據新的行業特點來管治市場，維護公眾利益。

作者：政見觀察員譚宏澤

10 月 8 日，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在同一天出台了網約車細則（意見稿）。第二天，天津、杭州、重慶也宣布了各自的方案。這些方案在社會上引發了巨大的爭議。

近些年來，以 Uber、Lyft、Haild、滴滴等為代表的網約車在全球迅速興起，他們在影響城市交通體系的同時，也帶來了不少值得討論的話題。在諸多議論中，如何看待和管理這一新興行業，以及政府在其中的角色，從來都是繞不過去的焦點議題。

然而，這一問題的答案不是可以憑空想出的，對其的解答必須建立在對一系列基礎性問題的分析上，比如：對傳統計程車市場的治理理念與基本框架是什麼？網約車為這個市場帶來了哪些變化？這些變化會對傳統的治理框架產生什麼影響？只有回答了這些問題，我們才有討論建議和制定政策的基礎。來自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的三位研究者（Simon Harding; Milind Kandlikar; Sumeet Gulati）以 Uber 為例，分析了北美計程車的市場和管治，為回答這些問題做出了貢獻。

在自由主義最盛行的時代，對計程車的管治也一直存在

從上世紀三十年代開始，計程車行業在北美一直是受到政府管治的。管治的框架可被總結為 QQE 模式，即：質量（Quality）控制,包括對車和人的各方面條件做出的限定；數量（Quantity）控制，主要是對一個區域內允許存在的計程車數量進行限定；經濟（Economic）控制，主要是對計程車計價、收費等方面進行嚴格規定。這一框架後來被其他很多國家所採用，是全世界範圍內規範的計程車市場基本的管治框架。那麼，為什麼要進行這樣的管治呢？這主要是因為計程車行業的本質決定了其有三個維度上的內在問題。

第一，「憑信商品」問題。憑信商品是指那些只有在被消費後其質量才能被確定和評價的商品或服務。計程車服務正具有這樣的特質。對於乘客而言，無法預判旅程的質量、舒適度、安全性以及費用。對於司機來說，提高服務質量或者降低價格的動力不足，因為這不會帶來額外的收益，卻會提高成本。在這樣的情況下，任由其發展就會導致劣幣驅逐良幣的結果。

第二，「開放型市場」問題，即這一市場很容易進入。計程車行業的入場成本很低，美國的經驗表明，當不對一個區域內的計程車數量進行嚴格限定時，會有大量的新從業者迅速湧入這一市場，因為他們只需要一輛二手車即可入場。而計程車市場本就是局限在一個特定區域內的市場，供應的迅速增多面對的卻是基本不變的需求。因此，每個司機每天能接到乘客的次數會迅速下降。為了維持收支，司機們就不得不大幅度提升每次運載的價格。最終會出現計程車數量和價格均提升的弔詭現象。

第三，「薄弱市場」問題。這是指市場中賣方和買方都數量較低，使得雙方的匹配效率不高，交易量不大。在一個城市的不同區域中，一輛計程車找到乘客，或者一個乘客找到計程車的機會是不同的。在這樣情況下，計程車會日益聚集於機會高的區域而拋棄機會低的區域，最終導致某些區域大量空車閑置，而某些區域沒有車願意前往。

以上三個本質性問題，使得計程車行業必須處在嚴格管控體系下。這也是為什麼即便是在自由主義最盛行的時代，對計程車的管治也一直存在。這種管治的根本邏輯是：一方面，政府抽離了計程車市場的部分市場屬性，以政府定價、數量控制、資格審核、牌照發放等方式代替市場的功能；另一方面，作為回報，政府也保證某幾家公司在一個區域內的壟斷地位，保護他們不受外來者的競爭。然而，網約車的出現對這種邏輯的三根支柱帶來了挑戰。

網約車帶來的變化：舊問題三去其二

網約車的出現，消解了薄弱市場問題和憑信商品問題。對於薄弱市場問題，網約車讓大量私家車的入場成本降至極低，從而迅速提高供應量。城市中極高的智能手機使用比例以及幾乎免費的 APP 安裝，激發了巨大的網約車使用需求。乘客和司機對網約車市場的積極預估也進一步增加了他們加入這個市場的意願。最關鍵的是，傳統薄弱市場的厚化往往面臨一個無法應對迅猛增長的交易量的問題，從而出現交易擁堵和停滯，但現代信息科技讓它也得到了解決。並且，彈性的價格機制使得供應量和需求量都可以彈性變化，避免了資源的浪費。

對於憑信商品問題，司機和乘客的信用評分制度可以適當解決。此外，網約車軟體與諸如谷歌地圖等其他技術的結合，使得乘客對行程的距離、價格以及道路狀況等也可以有較為準確的預估，從而進一步解決了消費者信息不足的問題。

因此，網約車的發展實際上解決了計程車行業的兩個內在問題，從而弱化了對這一市場採用傳統 QQE 管理框架的必要性。不過，開放型市場問題，或者說，市場進入資格的問題，還沒有得到完全解決。這也是目前該領域內爭議的核心。

舊問題和新問題

市場進入資格問題是三個舊問題中沒有得到解決的一個。它也是目前北美地區關於網約車的熱議問題，尤其是在數起 Uber 司機犯罪案發生之後。關於這一問題，政府聲稱傳統的計程車司機審核機制更安全，但 Uber 也聲稱自己的審核同樣安全而且更具開放型，還能弱化就業歧視。不管怎樣，目前還沒有一個可信的研究結果。儘管 Uber 司機的犯罪被熱議，傳統計程車司機的犯罪案也依然存在，只不過前者被視為「Uber 司機」，而後者往往被視作個體。因此，研究者認為，目前最重要的是，我們應該客觀比較一下 Uber 司機的整體犯罪率和傳統計程車司機的整體犯罪率究竟孰高孰低，然後才能進一步探討。不過，由於無法獲得數據，這一問題還有待後來者研究。

如何管理網約車企業是新問題，也或許是更為重要的問題。我們上面所說的網約車帶來的各種優勢，還僅僅是理論上的。而就實際來說，有一個侵蝕這些優勢的現象：不同網約車企業之間的慘烈競爭。總體而言，同一區域內不同企業的激烈競爭很可能導致對於信任度、供需彈性以及可持續性等方面的弱化。而更為嚴重的是，經過一段時間競爭後，各個企業很快會看清這樣競爭的不利性，從而會出現兩種結果：一是一家企業擊敗各方，壟斷市場，從而解決競爭性的副面影響。二是若干家企業達成「協議」，制定共同標準，不再競爭。然而，無論是哪種結果，企業都可能不會把消費者和司機的利益考慮進其中。怎樣管治行業，解決諸如此類的問題，這是政府需要關注的。

總而言之，隨著網約車的崛起，整個計程車行業的本質實際上已經發生了變化，其需要被管理的問題也相應出現了改變。用於解決傳統問題的 QQE 框架很顯然已經不再適用於當下的狀況。以政府為代表的管理者們不應該把目光局限於數量控制、價格控制等傳統方向，而應該根據新的行業特點來管治市場，維護公眾的利益。

參考文獻
Harding, S., Kandlikar, M., & Gulati, S. (2016). Taxi apps, regulation, and the market for taxi journeys.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A: Policy and Practice, 88, 15–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