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科書「騙」了你？——元朝的四等人制度

最近微信公眾號「大象公會」發表了一篇文章《元朝真有四等人制度嗎》，在同學當中引起了一定的反響。作為一篇考證型文章，它考察了元朝對戶籍管理的具體規定，回溯了「四等人制度」這種表述的源頭，對比了不同歷史教科書的文字，最終認定教科書的內容是不準確的，同時也肯定了教科書近年在此問題上進行的修改，可以說是一篇相當成功的文章。

作為歷史專業學生，我們也認為這種考證史實、去偽存真的做法是有必要的，這有助於提高教科書的專業水平，培養學生的歷史學素養。然而在各種轉發當中，我們也看到了有同學對此表示驚訝，或者高呼「原來我們都被歷史教科書騙了」，甚至以此作為推廣此文章的噱頭，這就偏離了歷史學的本義。但細究這篇文章的用詞與論證過程，其實不無將讀者朝此方向引導的傾向。筆者並非元史專業，未能一一核對《元朝真有四等人制度嗎》所引用的史料，在此姑且認為它的引用是有根據、梳理是有條理的，而僅指出其行文、注釋與論證存在的問題。

這篇文章首先引用了「北師大版初中歷史教科書」對「元朝四等人制度」的敘述，論證這種觀點在教科書中的篇幅之長、影響之大。如果說作者沒有指出這本教科書的出版與使用時間以及使用的範圍，這只是一個小的瑕疵（作為科普類文章不必要求太嚴），但在解釋時有「卻在顯要位置突出『四等人制』這種令人不快的民族歧視內容」一句，則不甚妥當。「令人不快」這種主觀的價值判斷，或許並無錯誤，但給人一種「教科書故意突出令人不快的民族歧視」乃至「教科書用令人不快的內容刻意煽動」的印象。學者可以指出某個不正確的歷史知識點篇幅過大第出現在教科書中，同時我們也不否認「四等人制」和「火燒圓明園」「南京大屠殺」這些事件都不同程度地「令人不快」，但教科書編寫意圖尚未證實，文章的表述則有誅心之論的成分。

文章對元代的戶籍制度、選官「根腳」慣例、「怯薛」制度與法律規章都進行了詳細的考證，論證了元代並不存在「四等人制度」；隨後對元末明初「殉節」官員與有民族傾向性的筆記小說的對比考察，也進一步證實了這個結論；作者再舉出魏源《元史新編》的表述並探究其實際意圖，又列舉近代日本學者在民族主義的影響下對「四等人制度」的發明以及中國學者不嚴謹的引用。三個層次角度全面、邏輯基本完整，在筆者未核對史料的前提下，可以認為這是相當出色的論證過程。從歷史學角度而言，只有「元末明初的民族意識」這段較為輕率，忽視了明朝建立時以「恢復中華」為號召的事實，顯得論證不夠完善。

然而文章最後一部分寫道，自近代民族主義思潮影響下，「四等人制」進入《國史大綱》等歷史教科書，尤其「1949年之後，歷史教科書中雖然大幅增加了有關階級鬥爭的內容，元代相關章節中卻始終突出『四等人制』和民族矛盾的基本思路一直沒變」，自此它的論證便不再依據大量的史料了，既沒有摘錄兩種以上民國歷史教科書的內容，也沒有摘錄兩種以上新中國歷史教科書的內容，這樣的論證便不夠有力。

文章作者強調當代歷史教科書用過大的篇幅，將一個不正確的史實——元朝「四等人制度」進行了不正常的強化，這是事實。然而作者只挖掘到了「突出民族矛盾」這一個編寫動機，實際上這是不全面的，而極力強調這種動機，更是不嚴謹的行為。

首先，對於中學歷史教科書而言，元朝由於時間短、文獻少、研究不完善與民族語言文字的障礙，始終沒有作為「中國古代史」部分的重點。與元朝政治相關的較為重要的知識點，只有「中書省」「行省制度」與「四等人制」三點[1]，這與其他朝代相比是十分不協調的。對於應試而言，沒有具體知識點則無法出題與備考，「四等人制」作為一個明確而難度適中的知識點，又能平衡不同朝代間知識點數量的差異，這是應試教育所需要的，這一定程度上也阻礙了相關考證的進行。

當然，對於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教育而言，不存在當今的「應試教育」趨向，那我們是否可以認為「四等人制」寫入教科書是在強調民族矛盾呢？考察新中國初期對待民族問題的政策，我們無法肯定這個論證。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是中國歷史的兩個交織的主要矛盾，不論是在革命時期的民族關係處理上還是在新中國的民族政策上，包括相關的歷史教育上，都不存在「強調民族矛盾」的階段。「主席曾說過，民族問題，歸根結底是階級問題。我黨處理民族問題的主要方式，就是民族矛盾階級化，化民族衝突為階級鬥爭」[2]，即不以民族劃分敵我，而是區分民族內的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團結各民族的被統治階級進行階級鬥爭。這種政策和做法正確與否，此處不予討論，但這可以證明在新中國初期不斷進行階級鬥爭的時代，民族矛盾是未被強化的，即使教科書強調「四等人制度」有政治意圖，也並不是為了造成蒙古人與漢人以及其他民族的對立。而削弱階級鬥爭的表述、以民族主義（當然是中華民族的民族主義）為號召，反而是近一二十年甚至近幾年的傾向。

假如歷史教科書想要強調民族矛盾，突出「四等人制」這個不正確的知識點並不是唯一的做法，講述兩宋抗金抗元的故事，或重點分析明末士大夫的民族意識，不僅不存在知識點的錯誤，而對於學生更有趣味性與號召力。但事實上，兩宋深入人心的抗金抗元故事在近十年的歷史教科書中從未出現，而明末三大家思想最重要的知識點也是「反對君主專制的早期啟蒙思想」，民族意識方面只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而已，連「亡國」與「亡天下」的差異也只是客觀陳述而沒有肯定判斷。

至文章結尾，「或許是出於民族團結的考慮」、「今天的年輕人確實應該感謝這個時代」，其中「或許」「感謝」這種用詞是違反歷史學的，也是不符合事實的，這正是讓這篇歷史科普文有了煽動傾向的最主要的因素。如果說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歷史教科書在民族危機的大背景下還有強調民族主義的任務，那麼從1949年至今歷史教科書長期保留「四等人制」這個錯誤的知識點，更多是歷史學的慣性與研究意識不足所致，至少我們並不能證明它的存在有強化民族對立的意圖，也不能它的取消是不是政策變化的結果。而可以說明的是，以這個知識點來強調民族矛盾，既不存在現實政治的必要性，也沒有歷史教學上的可行性。

當然這篇文章雖然有一些煽動傾向，但也沒有像某些學者一樣高呼「其實是教科書騙了你」。如果當今人們藉助《元朝真有四等人制度嗎》這篇文章來「控訴」自己被中國的歷史教科書所「欺騙」，那麼只能證明他們內心的脆弱，或者表現他們的政治立場，但後者與這篇文章、與「四等人制度」究竟是否存在，是並沒有關係的。

[1] 人民教育出版社高中歷史《必修1》

[2] 寧夏自治區委書記、寧夏軍區政委李學智1984年1月《大膽向中央建言幾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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